2020.9月4日，“浮槎萬里——中國古代陶瓷海上貿易展”在國家博物館開幕。展覽由國博深度挖掘館藏資源自主策劃、主辦，在展出的294件（套）展品中，國博館藏文物占比超過95%。其中不僅有“南海I號”、“華光礁I號”、“遼寧綏中三道崗沉船”等沉船出水瓷器，還包括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傳世珍品，力求展示從唐五代至明清時期的中國古代陶瓷外銷的整體面貌和中國古代瓷器文化的對外影響。
展覽現(xiàn)場
槎（chá）者，木船也。唐代韋應物詩曰：“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曉日浸東山。”
作為溝通中西的通道，“陸上絲綢之路”廣為人知。但實際上，“海上絲綢之路”也曾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由于中國陶瓷器是當時海上貿易的重要商品，因此也被稱為“陶瓷之路”。早在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已初步形成。明清時期，隨著新航路的開辟，中國瓷器大量遠銷歐美地區(qū)，推動了早期貿易全球化的形成和發(fā)展。
“華光礁I號”發(fā)掘現(xiàn)場
展覽分為三個單元。通過展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沉船和貿易瓷器及其它相關文物，并結合國內外重要遺址、沉船的考古資料和相關研究成果，向觀眾展示一個完整的陶瓷海上貿易鏈條。
展覽現(xiàn)場
鯨波浩渺——唐五代時期的陶瓷海上貿易
自唐代起，海上絲綢之路日趨繁榮，航海貿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方式。廣州、揚州、明州（今浙江寧波）等諸多國際性大港相繼涌現(xiàn)。唐代中后期，陶瓷器開始作為大規(guī)模外銷的商品。長沙窯、越窯、邢窯、鞏義窯以及廣東地區(qū)生產的早期外銷陶瓷器，開啟了中國古代陶瓷外銷的輝煌歷程。
在這一單元唐三彩蓋罐、長沙窯青釉彩繪盤和青釉褐斑貼塑執(zhí)壺頗為引人注目。
其中，長沙窯創(chuàng)燒于初唐，中晚唐時期達到鼎盛，是唐代重要的青瓷窯址。其裝飾手法豐富多樣，以釉下彩繪和貼塑最具代表性，兼有印花、劃花、鏤雕等。紋飾題材常見人物紋、動物紋、植物紋，部分器物書寫詩文。
長沙窯青釉彩繪盤，唐代，口徑15.5，底徑5.3，高4.1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長沙窯瓷器是中晚唐時期陶瓷海外貿易最主要的產品之一，1998年發(fā)現(xiàn)于印尼爪哇勿里洞海域的“黑石號”沉船，共出水文物67000余件，其中長沙窯瓷器占56500余件，以青釉釉下彩繪產品最具代表性。部分長沙窯瓷器的紋飾帶有外來文化因素，如“椰棗紋”，說明當時可能已經出現(xiàn)外國商人訂燒的現(xiàn)象。
長沙窯青釉褐斑貼塑執(zhí)壺，唐代，口徑11.2，底徑15，高21.8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展覽中一件長沙窯青釉褐斑貼塑執(zhí)壺兩側各安一橋形系，系中間有條狀凸起。肩部與流相對一側置弓形柄。淺灰色胎，胎質較細。青釉泛黃，內壁口沿處施釉，外壁施釉不及底。流及兩系下方各飾一處模印貼花椰棗紋，貼花處施褐斑。
唐三彩蓋罐，唐代，口徑10.5，底徑11，高23.5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比起長沙窯，色彩明麗的唐三彩更被熟知。展出中的一件唐三彩蓋罐胎色白中泛紅，局部施化妝土。肩和腹部最圓鼓處繪有大小相間的白色倒三角形，三角內以藍、綠、赭彩點畫，三角形外和蓋面為綠地上繪藍條帶紋，赭色勾邊，并以白色斑點裝飾。幾何紋、點彩紋和垂帶狀花紋交錯其中，富有織物蠟染效果。器形飽滿，色彩明麗。
而海外唐三彩的發(fā)現(xiàn)以日本最具代表性。與中國唐三彩大多出土于墓葬的情況不同，日本出土的唐三彩多出土于寺院、祭祀和衙署遺跡，如大安寺、安倍寺、坂田寺、城山遺跡、向臺遺跡等，體現(xiàn)了在早期陶瓷海外貿易中，輸入地對于這些產品使用功能和文化內涵的認知可能與輸出地存在一定偏差。
鞏義窯白釉藍彩碗
帆檣如林——宋元時期的陶瓷海上貿易
宋元時期對外貿易的重心由陸地逐步轉向海洋，以中國為核心的南海貿易體系逐漸形成，中國古代海上貿易迎來了第一個高峰時期。南宋開始，經濟中心逐步南移，以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福建地區(qū)為核心的外銷瓷產區(qū)工藝逐漸成熟，產量急劇增加，主導了這一時期的陶瓷海上貿易，并涌現(xiàn)出一批專門生產外銷瓷的窯場，中國瓷器由此進入大規(guī)模外銷的階段。遼寧綏中三道崗沉船位于遼寧省綏中縣三道崗海域，是我國首次獨立開展的大型水下考古發(fā)掘項目，是我國水下考古學建立的標志，于1993年經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組織相關發(fā)掘工作。沉船出水文物600余件，主要為河北磁州窯生產的碗、盤、罐、碟、盆等。根據(jù)沉船遺物特征判斷，其時代為元代，是元代磁州窯在北方地區(qū)廣泛行銷的直接證據(jù)。
磁州窯白地褐彩龍鳳紋大罐，元代，口徑18.4，足徑11.6，高28.7厘米，遼寧綏中三道崗沉船出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展覽中的磁州窯白地褐彩龍鳳紋大罐，肩部繪一圈纏枝菊紋，罐身繪云龍紋，線條流暢蒼勁，龍瞠目昂首，須發(fā)張揚，腹部密布鱗片，身體蜷曲盤繞，云紋呈漩渦狀，朵朵疊壓。器物胎體灰黃粗厚，下腹部有一道凸起明顯的接胎痕，通體施化妝土，釉色白中微泛黃。
景德鎮(zhèn)窯青花蓮池鴛鴦紋圖菱花口盤，元代，口徑42.5，足徑24.5，高6.9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展覽中有一件口徑42.5厘米的“景德鎮(zhèn)窯青花蓮池鴛鴦紋圖菱花口盤”與眾不同，一般口徑超過35厘米的大盤在元以前幾乎不見，原因之一是其燒成難度過高。其二是器物功能不符合漢地人民的生活傳統(tǒng)。相似尺寸大盤見于伊朗阿德比爾神廟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宮，其產生可能與元代中東地區(qū)來華訂燒的行為有關。
龍泉窯青釉刻花纏枝牡丹鳳尾尊，元代，腹徑21.5，高52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鳳尾尊起源于宋末元初，元代中晚期至明代較為流行。元中晚期開始，鳳尾尊器型高大，腹部多模印纏枝蓮紋，具有較強的立體感，多用于插花和祭禮。同類器物見于國內港口遺址及韓國新安沉船。
展覽中的一件龍泉窯青釉刻花纏枝牡丹鳳尾尊肩一周刻纏枝牡丹紋，腹部刻一圈仰蓮紋。整體施翠青釉，釉層較厚，釉面光滑發(fā)色沉穩(wěn)。采用分段燒造的工藝，頸部、腹部可見明顯接胎痕跡。
瀛涯萬里——明清時期的陶瓷海上貿易
隨著全球航路的開辟以及早期全球化貿易體系的逐漸形成，中國瓷器的貿易網絡開始向歐美地區(qū)延伸。以景德鎮(zhèn)窯、德化窯等為代表的外銷瓷器，風靡世界，成為了對外文化傳播的重要物質載體，對世界范圍內的物質文化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西方社會和文化間深層次的交流與互鑒，也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展覽現(xiàn)場
雖然受明初“海禁”政策影響，龍泉窯瓷器外銷的數(shù)量和范圍與元代相比有一定減少，但其在海外發(fā)現(xiàn)的明前期中國陶瓷中仍占有較大比重。日本本島和琉球地區(qū)出土了大量14世紀末以后生產的龍泉青瓷，我國西沙海域以及菲律賓、泰國、日本等地的沉船遺址皆發(fā)現(xiàn)明代龍泉窯青瓷。同時，福建、廣東窯口的仿龍泉窯產品也進入了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這說明至少在明代前期，龍泉窯在陶瓷海外貿易中仍頗具規(guī)模。
龍泉窯青釉鏤空瓶，明代，口徑4.7，足徑9.2，高29.7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展出中的“龍泉窯青釉鏤空瓶”瓶口微侈，長頸，頸部上寬下窄如喇叭，圓腹，瓶口處飾蕉葉紋一周，腹部鏤雕纏枝牡丹紋一周，圈足。通體施青釉，釉層肥厚滋潤，宛若青玉，釉色青翠怡人，賞心悅目。
景德鎮(zhèn)窯青花冰梅紋罐，清康熙，口徑12.6，足徑17，高31.5厘米，“碗礁I號”沉船出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到了清代，冰梅紋是清康熙年間創(chuàng)燒和流行的陶瓷裝飾紋樣，多用于碗、瓶、罐等器物上。其以青花為地繪冰裂片紋，與白色梅花相映。
日本制五彩武士人物瓶，十七 - 十八世紀，口徑20，底徑14，高57.5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日本產五彩瓷器受中國五彩瓷器影響頗深。日本因是道人葛質在《翻刻<陶渝>序》中記載：“其他諸窯，都仿效漢樣，自青、白、黑、紫、五彩、青花，雖不能佳，莫不咸備?！蔽宀式浿袊鴤魅肴毡荆笱葑兂裳b飾性較強的技法，具有華貴艷麗、獨具一格的彩瓷風格。展出中的一件“日本制五彩武士人物瓶”主題紋飾是日本傳統(tǒng)的武士圖，武士或身著盔甲，或舉扇騎馬，或身佩日本刀，或手執(zhí)器械，形象生動。輔助紋飾具有日本傳統(tǒng)圖案特色。
日本制五彩武士人物瓶（細部）
前人曾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用一艘艘船、一件件器物，聯(lián)結起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紐帶。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此次展覽，在充分挖掘館藏資源的基礎上，全面呈現(xiàn)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景象，講述相向而行、相遇相知、共同發(fā)展的絲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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