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22 21:59:24 來自:
夫子 (有體國經(jīng)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
經(jīng)學歷史的評論
4 近日學習愈發(fā)的意識到引導的重要性，讀一本書有導論，治一門學亦有其引導學者入境之書目，切不可憑一己拙見埋頭書中。而要旨則在尋得一本真正將金針度人之書，而非僅“繡出鴛鴦從君看”，讓你徒發(fā)嘆羨之情，到頭來一頭霧水。而學界險惡，誰又肯將積年所得之靈犀之處輕易點與你，因此學者大都喜歡拈花微笑故弄玄虛，你要不明白，還落得個慧根不夠，如此恍恍惚惚，無疑浪費光陰。
另一所得則在于，歷史學之教學，必定不是歷史事件的串聯(lián)，而是心中已經(jīng)有一個價值判斷，史學之所以被列為乙部之學，定有其道理。漸漸感覺唯有立足吾國自春秋以降之西漢漢儒精神，依照這個脈絡貫通于事件中間，才能將歷史大義講出，才不致使得史學淪為史料，此大抵也是今文學者治春秋法，微言大義，自然心中有一理路，任何歷史事件即是圍繞此理路運轉(zhuǎn)得以闡釋，因此，治經(jīng)應為學者第一要務。史學有兩頭，另一頭則是史料運用，或曰文獻訓詁學，這亦固然重要，然而不應混淆于前者，尤其是將來授人以學，切不可執(zhí)著史料細節(jié)之賣弄，作“繡出鴛鴦”之事。
《三國志》里董昭上疏提到末流之弊端：“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yè)。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笨梢?，末流之際所顯現(xiàn)的征兆是同樣的。
如今，國人正是如此，當政者已不去提倡經(jīng)典的閱讀。背誦指定文本，即能獲得分數(shù)、獲得學歷、獲得體制內(nèi)的承認。這無疑是一種迫害，而迫害者終僅將所遭受的境遇歸咎于其自身的過失。最終其或者進行“趨勢游利”融入體制之內(nèi)，喪失思考能力。或者只能采取極端行為對社會進行報復，報復的對象可以是種種符號，抑或是同樣無意識麻木的民眾。
而在極權(quán)體制之內(nèi)，行為受到抑制。因此，其途徑僅剩下了“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yè)”，抑或寄托于種種不可知事物之上希求解脫，如無目的的所謂“挑戰(zhàn)極限”的游行、對偶像與神靈體驗式的崇拜、佛道之淫祠化。而最終則促發(fā)群體性瘋狂，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jié)構(gòu)性要素即是：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tài)，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驅(qū)之不散。因此，文革和“保釣砸車”其內(nèi)涵是一致的，就是喪失思考力的后果。
湯因比講“國家是裝在部落主義舊瓶中的新酒”。而“愛國”恰恰給這群人提供了一個不讀書當暴民的遮蔽物。
青年的任務在傳承國家的文化，不是隨著世間的喧囂起伏而隨波逐流。當年抗戰(zhàn)，北京高校以人力負笈運書至昆明，成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要的就是保存一國之學統(tǒng)。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币粋€朝代之興衰，這是可以預見的，不足為奇，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典章，制度，禮儀的衰亡，如果沒有繼承，這則是民族之痛，這便是亡天下。越是喧囂，越是看能不能靜下心來苦守書齋，讀書是最難的，當暴民去空口吶喊是最易的?，F(xiàn)在的大學生本無書可讀，有的只是技術(shù)的學問，知識的學問，而沒有心性的學問，精神的學問，因此本已如喪失靈魂的行尸走肉一般，如今，不振蕩其心靈，相反卻以種種空洞的口號教導使其淪為民族主義的犧牲品，這無疑是政府之過失。
而顯然，如今這一切不可逆轉(zhuǎn)。文革顯然還會再來。
喪失思考力才是國家衰亡的根本。
最近在讀《經(jīng)學歷史》，隨書所得即是經(jīng)學之變遷，這是一部講經(jīng)學的書，然而若是存有著中國史的理路，則會發(fā)現(xiàn)學問的盛衰其實與國運是同體的。該書成書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經(jīng)學至此退出政治舞臺，這使得《經(jīng)學歷史》對于經(jīng)學史的敘述成了經(jīng)學壽終正寢的挽歌。在經(jīng)學由中心走向邊緣化的過程中，對經(jīng)學史的研究逐漸走向?qū)W術(shù)化的道路。然而經(jīng)學終歸不是學術(shù)，而是治世之道，對經(jīng)典的拋棄，終歸會使我們自身淪為軀殼。
書中尤以周予同所加注為最好。此書先生已于一年前相告，然機緣未到，只覺冗繁一直未翻，近日似乎時機成熟，數(shù)日便一氣翻完，頗有收獲。先前已讀過梁任公之《古書真?zhèn)渭捌淠甏芬粫?，只覺滿篇皆疑，無經(jīng)不疑。如今讀皮氏之書，則貫通而知其淵藪。若有后學者，可先讀皮氏，再讀梁氏，必能多有斬獲。故現(xiàn)將皮氏書札記如下：
善化皮錫瑞雖作此書度人，然其本人力主今學，唯一所失則在于全書多詆古學，且以為孔教救國、六經(jīng)致用、讖緯足征，學術(shù)內(nèi)部尚可言，然若推及一切事物則未免荒謬。如上古天子之事有三，一曰感生、二曰受命、三曰封禪，今文學者以孔子為素王，故杜撰孔子感、受、封三事以誣世，實在可笑。
經(jīng)學分三大派：西漢金文學、東漢古文學、宋學。其實對于經(jīng)學分類頗多，然吾以師伏先生所分為允當。
西漢金文學盛行時段為西漢一代，至古文家出，多加排擠，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至兵燹遂盡，直至清代中末時期曾復興，所謂常州學派、公羊?qū)W派即是西漢后裔。
東漢古文學起初因?qū)W者覬覦今文十四家官方地位而造偽古文書而起，因有文本，因此亦有相對應解經(jīng)法及思想之構(gòu)建，而后儼然成為一派別。東漢興，鄭玄、王肅雖混淆家法，亦偏袒之。六朝南北學、隋唐義疏派起，亦延續(xù)東漢古文派。后慶歷宋學行，遂消寂。至顧炎武提“舍經(jīng)學無理學”復興古文學，清代三百年遂為古文時代，惠棟之吳派與戴震之皖派分立天下。
宋學其實在唐經(jīng)師啖助、陸淳已開端緒，北宋慶歷后，經(jīng)學之懷疑派崛起使得古文衰。宋學中也可分三：陸九淵之演繹；朱子之歸納；葉適、陳傅良之批判。元明以來因朝廷提倡，朱學遂為正統(tǒng)，而陸派王陽明亦以非主流形態(tài)發(fā)展陸九淵哲學，然明代末期，姚江學派流于虛妄，故消亡，清古文復興。
簡單而言：
今文以孔子為政治家，主微言大義，六經(jīng)為致治之說，流弊為狂妄。
古文以孔子為史學家，主名物訓詁，六經(jīng)為史料之作，流弊為繁瑣。
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主心性理氣，六經(jīng)為載道工具，流弊為空妄。
經(jīng)學開辟時代
按今文經(jīng)學的理路，經(jīng)學起源自然是孔子，孔子之前，未有“經(jīng)”之稱呼?！傲?jīng)”文本雖有，然未經(jīng)孔子手訂，如《易》者，有卦而無辭，則僅為卜筮之用?！洞呵铩氛?，僅如晉乘、楚梼杌，為記事之書?！对姟繁救祝稌繁救Ф偎氖?，未經(jīng)刪定，則未必每篇皆有義可為法戒?！抖Y》者，則多散亂瑣碎。至孔子出，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六經(jīng)始被賦予靈魂。今文者以為“后之為人君者，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循者則治，違者則亂”。自漢武帝聽董仲舒言則“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jīng)，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上”。
然而，漢以后古文學盛，其尊孔子，僅奉以虛名，其崇經(jīng)學，僅視以故事，而不實行其學以治世。以為孔子所作之《易》僅十翼，且陳摶又雜以道家圖書，易義始大亂。將《詩》、《書》僅作為《昭明文選》一般看待，至于朱熹三傳弟子王柏更恣意質(zhì)疑、刪改，《詩》《書》遂大亂。以《春秋》為周公所做，則孔子之于《春秋》僅如《漢書》之于《史記》，僅抄錄增損而已，至宋王荊公更以之為“斷爛朝報”，《春秋》遂廢。對六經(jīng)文本橫加質(zhì)疑，孔教不尊者，非自文革，其由來久矣。
以詩書禮樂授士之事，孔子之前諸國已略有。禮記王制中已有言“樂正崇四術(shù)，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倍兑住冯m用于卜筮，其精微義理非初學者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盡窺。因此孔子之前，諸國之教未必六者皆有。故自孔子刪定筆削后，六經(jīng)方傳習滋廣。因此，若孔子之前已有卦辭、爻辭，則早已應傳授天下也。而《詩經(jīng)》關(guān)雎為首，乃是因“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guān)雎，德不雙侶?！标P(guān)雎以樂而不淫，愛而不失儀也諷刺時政康王晏起，此更見刪詩書之時代當于孔子之時。
孔子出，以六經(jīng)教人始廣行于世，故有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經(jīng)”者，即是孔子刪定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jīng)。后世西漢哀平間，有相對六經(jīng)之“六緯”傳世，是不知“經(jīng)”之義也。
既有六經(jīng)，何故孝經(jīng)亦稱為經(jīng)？此因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故《漢志》言“夫孝，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jīng)?！编嵶⑿⒔?jīng)序言“孝為百行之首，經(jīng)者，不易之稱?！卑幢局?，蓋以詩、書、易、禮為孔子所修，春秋、孝經(jīng)乃為孔子所作也。而鄭玄《六藝論》則更言“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jīng)》以總會之?！弊阋娦⒔?jīng)之地位。
先前讀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其敘先秦諸子淵源則以其皆為應對周文疲敝而發(fā)，而孔子之所以刪定六經(jīng)，亦可知即是因周室衰微，禮樂廢而詩書缺，故自肩負起重建禮樂之任務。而夏、商去孔子已久，禮不足征，故依于周文。刪定之后，孔子復以詩、書、禮、樂教弟子三千，以六經(jīng)教弟子七十二。
六經(jīng)之中，《春秋》之大義為孔子政治思想所發(fā)，“據(jù)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然而，正如程子所說：“后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jīng)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贝呵锎罅x豈是一簡單褒貶也！至于《左傳》者，純以史學訓詁之角度解經(jīng)，經(jīng)義大失。
春秋大義，為三科九旨，三科者，異內(nèi)外、存三統(tǒng)、張三世。異內(nèi)外者，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其義在“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存三統(tǒng)者，即新王受天命后對先王之禮儀進行損益，然而隨天命轉(zhuǎn)移，新王也會變?yōu)橄韧?。而新起之王必以前三王之禮為基礎(chǔ)進行損益，如果不存三統(tǒng)，則后起之王無三王之禮可參考，先王之道，傳承亦難。張三世即據(jù)亂世、生平世、太平世為人類社會的三個狀態(tài)，漸進而至太平。
經(jīng)學流傳時代
孔子之后，儒學分立，韓非子有儒分為八之議。陶潛則更詳，有“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靜精微之儒?！?br>
而其實至于孔子弟子之學問，則惟有子夏之《詩》學與曾子十八篇可知。其《詩》有“子夏——高行子——薛蒼子——帛妙子——大毛公——小毛公”之傳承體系。而曾子十八篇現(xiàn)有十篇存于大戴禮記中。其余有顏氏之學，子思子之學，公孫尼子之學皆不可見。
孔學之遙傳發(fā)揚，則在孟子、荀卿，孟子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服膺春秋之學，以學顯于當世，而其傳承不清。荀卿則傳經(jīng)之功甚巨，其傳大《毛詩》之學、申公之《魯詩》、《韓詩》、左丘明-曾申-吳起-子期-鐸椒-虞卿一系之《左傳》、谷梁春秋、二戴之禮于后世。
《王制》為小戴《禮記》之第五篇，為今學大宗?！吨芄佟窞椤吨芏Y》舊稱，為古學大宗。今古之爭，尤其激烈。（鄭玄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為殷制，周官為周制，調(diào)停其說。）然而其實，六經(jīng)為孔子于尼山所定，孔子之后，七十二門徒分流，究其根本，實際皆為魯東家三四傳也。圣人滅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墨子引書傳，每異孔門，呂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九流競勝，諸子爭鳴，雖有古籍遺留，并非尼山手訂。秦政晚謬，乃至焚燒，漢高宏規(guī)，未遑庠序。
漢興，去圣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秦文學博士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
至漢惠帝時，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
至漢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秦文學博士伏生受《尚書》。田何、申公傳《易》、《詩》之學。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至漢武帝，然后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齊力編一經(jīng)。此時已距漢興七八十年，足見困窘之境。
孔子所定謂之經(jīng)；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展轉(zhuǎn)相授謂之說。
《易》之《系辭》附經(jīng)最早，《史記》稱為傳，以《系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jīng)，不使與正經(jīng)相混也；
《禮》之《喪服》附經(jīng)亦早，《史記》稱為傳，以《系辭》乃子夏作，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
《論語》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為傳。
《孝經(jīng)》雖名為經(jīng)，而漢人引之亦稱傳，以不在六藝之中也。
漢人以《樂經(jīng)》亡，但立《詩》、《書》、《易》、《禮》、《春秋》五經(jīng)博士，后增《論語》為六，又增《孝經(jīng)》為七。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為九。宋又增《論語》、《孝經(jīng)》、《孟子》、《爾雅》為十三經(jīng)。皆不知經(jīng)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為經(jīng)也。
經(jīng)學昌明時代（歆創(chuàng)立古文諸經(jīng)，倡立十四博士、汨亂今文師法，學行于王莽，已然是衰敗，之后“經(jīng)學衰敗時代”再言鄭玄混合古今，王肅混淆鄭學，則更為末流。）
漢武即位，趙綰、王臧受魯詩于申公。自是之后，魯燕齊三家今文詩，于魯則申公，于齊則轅固，于燕則韓嬰。然漢初又有毛萇自云有子夏傳《詩》，其作訓詁傳，而有毛詩古學。（魯齊燕為今文，毛詩為古文）
言《尚書》，自濟南九十歲伏生所壁藏，亡數(shù)十篇，僅二十九篇，譯為今文，當時教授諸生?？装矅越裎淖x之，故起家，后孔安國又得逸書古文十六篇，逐漸又傳此十六篇為孔安國釋孔子經(jīng)文所作之，即孔安國傳。（伏生傳為“今文”，孔安國為古文）
言《禮》，自魯高堂生。傳言禮只有《儀禮》，而無《周禮》。（儀禮為今文，周禮為古文）
言《易》，自菑川田何。史記言其傳承為“孔子——魯商瞿——楚人軒臂子弘——江東矯子庸疵——燕人周子家豎——淳人光子乘羽——齊人田子莊何”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而另外，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田何為今文，費直為古文）
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另有左傳為古文。（公羊、谷梁為今文，左傳為古文）
關(guān)于博士，困學紀聞有轉(zhuǎn)載言：
文帝始置一詩經(jīng)博士，申公、韓嬰以《詩》為博士，五經(jīng)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
景帝以轅固生為《詩》經(jīng)博士，而余經(jīng)未立。（案《史記儒林傳》，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漢景時為博士，則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jié)h文時《詩》一經(jīng)矣。）
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jīng)博士?！度辶謧鳌焚澰唬骸涞哿⑽褰?jīng)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⑽褰?jīng)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保ㄈ欢宋褰?jīng)博士之大事，《史記》不載；只有寫：“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公孫弘為學官，乃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h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xiāng)里者，詣太常，得受業(yè)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漢世明經(jīng)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經(jīng)取士之權(quán)輿。）
其后五經(jīng)博士分為十四：《易》立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博士；《書》立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詩》立魯申公、齊轅固、韓韓嬰三博士；《禮》立戴德、戴勝二博士；《春秋》立嚴彭祖、顏安樂二博士；共為十四。（《后漢儒林傳》云：“《詩》，齊、魯、韓、毛?！眲t不止十四，而數(shù)共十五矣。）
而其實，皮氏認為其實除魯、齊、韓《詩》本不同師，必應分立外；其余四經(jīng)的十一博士其實不必分，因為共一位老師而已。若施讎、孟喜、梁丘賀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師后倉，嚴彭祖、顏安樂同師眭孟，其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顓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因此，經(jīng)解分立，實為不應，因分立者同宗一師，而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又豈會分派？因此，漢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獨守遺經(jīng)，不參異說，法至善也。即使傳承，怎會別處各支？故所謂分支十四，必是背離師說也。故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也。
然而，實際分立是如何產(chǎn)生？此是因從漢初至宣帝、元帝、平帝逐漸網(wǎng)羅軼失之書，廣兼而并之所生。而尤其是劉歆倡立十四家中古文諸家，則是別有用心。皮氏對此廣置十四博士認為，“義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強詞飾說，宜博士不肯置對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嘗執(zhí)爭；獨于歆所議立，力爭不聽。蓋以諸家同屬今文，雖有小異，尚不若古文乖異之甚。然防微杜漸，當時已少深慮?！奔匆蛟鲋?，使學風敗壞，異說歧出，乃至王莽之時，復假以成禍患也，遂至光武之時，十四博士之分立皆罷免之。
古文之產(chǎn)生，《漢書藝文志》曰：“魯共王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皆古字也?！睋?jù)此，則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禮》、《尚書》，并有《禮記》、《論語》、《孝經(jīng)》?！渡袝盼慕?jīng)》四十六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jīng)》古孔氏一篇，皆明見《藝文志》。其余幾書，大抵為偽，故漢之后斷續(xù)亡佚。
而對于古文左傳者，《史記》稱《左氏春秋》，不稱《春秋左氏傳》，蓋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別為一書，不依傍圣經(jīng)?！稘h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jīng)，轉(zhuǎn)相發(fā)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足見，所謂古文之左傳，實在為劉歆之矯作強飾而已。
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chuàng)說解。后漢衛(wèi)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于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許慎《五經(jīng)異義》有《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jīng)》說、《今孝經(jīng)》說，皆分別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說解亦異矣。
治經(jīng)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后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jīng)學所以分也。
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jīng)學大昌，家數(shù)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jīng)得一經(jīng)之益也。當時之書，惜多散失。傳于今者，惟伏生《尚書大傳》，多存古禮，與《王制》相出入，解《書》義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發(fā)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學；《韓詩》僅存《外傳》，推演詩人之旨，足以證明古義。學者先讀三書，深思其旨，乃知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jīng)致用，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之學，如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學出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弊先為劉歆所譏，則后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
案今古文皆述圣經(jīng)，尊孔教，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橫決，則有不可訓者。如尊周公之古文派以《左氏》昭二年傳：“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逼鋵崳螋敗洞呵铩芳疵献优c《乘》、《梼杌》并稱者，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既無其義，不必深究；否則，則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奪尼山之筆削，上獻先君；飾冢宰之文章，下誣后圣。故唐時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專太牢之祭。然則，今古文各說其是，如何判別？故應以太史公書為信，其書成于漢武帝時經(jīng)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間及經(jīng)學，皆可信據(jù)。
經(jīng)學極盛時代（后漢經(jīng)學盛于前漢，而后漢之學亦衰于泛濫。）
經(jīng)學自漢元、成至后漢，為極盛時代。經(jīng)學極盛原有有二：
一、漢初之漢景帝時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xiāng)風。元帝尤好儒生，韋賢、匡衡、貢禹、薛廣德，并致輔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jīng)術(shù)進者。后漢光武帝時桓榮為太子少傅；楊震、子楊秉、孫楊賜世作三公。宰相須用讀書人。故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經(jīng)學所以極盛。
二、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罷免徭役。昭帝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jīng)者皆罷免徭役。數(shù)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shè)員千人，郡國置五經(jīng)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yè)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乙丙科，為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后世生員科舉之法，實本于此。經(jīng)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內(nèi)，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為古來未有之盛事。
經(jīng)學盛時，援之經(jīng)術(shù)以飾吏事。
武帝罷黜百家定孔教于一尊。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專重儒。蓋寬饒謂以法律為《詩》、《書》，不盡用經(jīng)術(shù)也。
元、成以后，刑名漸廢?；实墼t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jīng)義，以為據(jù)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為斷。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jīng)意，移易風化，號為以經(jīng)術(shù)飾吏事。漢治近古，實由于此。蓋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
后世取士偏重文辭，不明經(jīng)義；為官專守律例，不引儒書。既不用經(jīng)學，而徒存其名；且疑經(jīng)學為無用，而欲并去其實。觀兩漢之已事，可以發(fā)思古之幽情。
皮氏以孔子之教，皆為垂世實行，故曰：孔子道在《六經(jīng)》，本以垂教萬世；惟漢專崇經(jīng)術(shù)，猶能實行孔教。雖《春秋》太平之義，《禮運》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風化之美，無有如兩漢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經(jīng)之效，已有明征。
天人之學之讖緯之學
漢亦有天人之學，儒家復借此警醒君王。此天人之學，尤以西漢初年齊人傳經(jīng)為盛。如伏生尚書大傳，其第三卷為洪范五行之說，如齊詩之中亦有“五際之說”混合陰陽。如公羊春秋中亦多言災異。此皆為齊學。此外，《易》有象數(shù)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其旨略同。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春秋》以元統(tǒng)天、以天統(tǒng)君之義，亦《易》神道設(shè)教之旨。而后世不明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于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
王莽時讖云：“劉秀當為天子”，尤為顯證。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讖緯。五經(jīng)之義，皆以讖決。賈逵以讖緯之學解《左氏》，曹褒以此而定漢禮。于是五經(jīng)為外學，七緯為內(nèi)學，遂成一代風氣。故皮氏解釋為：天人本不相遠，至誠可以前知。
緯書起源甚早，如《秦本紀》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龍死”，皆為此。
圖讖本方士之書，與經(jīng)義不相涉。漢儒增益秘緯，乃以讖文牽合經(jīng)義。其合于經(jīng)義者近純，其涉于讖文者多駁。故純駁互見，未可一概詆之。其中多漢儒說經(jīng)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緯》，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書緯》，夏以十三月為正云云出《樂緯》；后世解經(jīng)，不能不引。
后漢一朝，經(jīng)學盛衰，《后漢書儒林傳》曰：：
光武中興，愛好經(jīng)術(shù)。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明堂、辟雍、靈臺三雍。
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zhí)經(jīng)問難于前。冠帶搢紳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后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yè)。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jīng)》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卑赣榔街H，重熙累洽，千載一時，后世莫逮。
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講。
順帝更修黌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古來太學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論之曰：“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笔菨h儒風之衰，由于經(jīng)術(shù)不重。經(jīng)術(shù)不重，而人才徒侈其眾多；實學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極盛。于是游談起太學，而黨禍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實自疏章句、尚浮華者啟之。
議禮、制度、考文，皆以經(jīng)義為本，漢朝兩次結(jié)集據(jù)皮氏推斷皆是以今文為主。
西漢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jīng)于石渠閣。（《石渠議奏》今亡，僅略見于杜佑《通典》。）
東漢章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為曠世一見之典。（《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國朝陳立為作《疏證》，治今學者當奉為瑰寶矣。（章帝時，已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義》采古文說絕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皆今學大師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jīng)，刊于石碑。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后儒晚學，咸取則焉。尤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見漢時經(jīng)文。惜六朝以后，漸散亡，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隸釋》。
后漢尊經(jīng)必尊實行而非空議
后漢取士，必經(jīng)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漢匡衡、張禹、孔光、馬宮皆以經(jīng)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于此，故舉遁世隱居之人，賓處士，褒崇節(jié)義，尊經(jīng)必尊其能實行經(jīng)義之人。后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熏蕕之別。顧炎武以范氏為知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比粍t，國家尊經(jīng)重學，非直肅清風化，抑可搘拄衰微。無識者以為經(jīng)學無益而欲去之，觀于后漢之時，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
后漢經(jīng)學盛于前漢者，有二事：
一則前漢多專一經(jīng)，罕能兼通。后漢則一人可專數(shù)經(jīng)。
經(jīng)學初興，藏書始出，且有或為《雅》、或為《頌》，不能盡一經(jīng)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兼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為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jīng)，更絕無僅有矣。
后漢則尹敏習歐陽《尚書》，兼善《毛詩》、《榖梁》、《左氏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nèi)外說》。何休精研六經(jīng)，許慎五經(jīng)無雙，蔡玄學通五經(jīng)。
一則前漢篤守遺經(jīng)，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后漢則撰述頗多。
《藝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為最伙。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nèi)外傳》數(shù)萬言，今存《外傳》。后倉說《禮》數(shù)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今無傳者。
后漢則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萬言。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程曾著書百余篇，皆五經(jīng)通難，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訓注《孝經(jīng)》、《論語》，以《春秋》駁漢事六百余條，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廢疾》。許慎撰《五經(jīng)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jīng)》、《論語》、《詩》、《易》、《三禮》、《尚書》。
風氣益開，性靈漸啟；其過于前人之質(zhì)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質(zhì)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jīng)，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
經(jīng)學之盛，由于祿利，后代又遠盛于漢人。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開弟子員，設(shè)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寢盛，支葉繁滋。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br>
所以如此盛者，漢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書，音訓備具，可視簡而誦也。書皆竹簡，得之甚難，若不從師，無從寫錄；非若后世之書，購買極易，可兼兩而載也。負笈云集，職此之由。至一師能教千萬人，必由高足弟子傳授，有如鄭玄康成在馬融季長門下，三年不得見者；則著錄之人不必皆親受業(yè)之人矣。
孟堅云“大師眾至千余人”，學誠盛矣；“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則漢之經(jīng)學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后漢經(jīng)學之衰
孟堅于《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yǎng)，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jīng)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jīng)立也。
后世經(jīng)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br>
皮氏以為：凡學有用則盛，無用則衰。存大體，玩經(jīng)文，則有用；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無用，有用則為人崇尚，而學盛；無用則為人詬病，而學衰。漢初申公《詩》訓，疑者弗傳；丁將軍《易》說，僅舉大誼；正所謂存大體、玩經(jīng)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離，漸成無用之學，豈不惜哉！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說五字至二三萬言，皆指秦恭言之。
師法與家法
前漢重師法，后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禹、彭宣之學，孟有翟牧、白光之學，梁丘有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之學，是家法。
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不必分，況張、彭、翟、白以下乎！漢時不修家法之戒，蓋極嚴矣。然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顓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孫，孫又生孫，云礽曠遠，漸忘其祖。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后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乖，即自源遠末分始矣。
師法之下復分家法，今文之外別立古文，似乎廣學甄微，大有裨于經(jīng)義；實則矜奇炫博，大為經(jīng)義之蠹。
師說下復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謂“經(jīng)有數(shù)家，家有數(shù)說?！瓕W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br>
今文外別立古文，此范升所謂“各有所執(zhí)，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也?！?br>
凡學皆貴求新，惟經(jīng)學必專守舊。
經(jīng)作于大圣，傳自古賢。先儒口授其文，后學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如是，則經(jīng)旨不雜而圣教易明矣。若必各務創(chuàng)獲，茍異先儒；騁怪奇以釣名，恣穿鑿以標異，是乃決科之法，發(fā)策之文；侮慢圣言，乖違經(jīng)義。后人說經(jīng)，多中此弊；漢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為明、章極盛之時，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經(jīng)學中衰時代（鄭玄、王肅）
經(jīng)學盛于漢；漢亡而經(jīng)學衰?；浮㈧`之間，黨禍兩見，志士仁人，多填牢戶，文人學士，亦捍文網(wǎng)；固已士氣頹喪而儒風寂寥矣。
鄭君康成，以博聞強記之才，兼高節(jié)卓行之美，著書滿家，從學盈萬。當時莫不仰望，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鄭學雖盛，而漢學終衰。
末流弊病，前人略示：
《三國志》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yè)。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shù)，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則風俗之流弊?！?br>
魚豢《魏略》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lǐng)吏二萬余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嗟夫！學業(yè)沈隕，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區(qū)區(qū)貴乎數(shù)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濒~豢序見《三國志注》，令人閱之悚然。
夫以兩漢經(jīng)學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則，文明豈可恃乎！
漢時經(jīng)有數(shù)家，家有數(shù)說，學者莫知所從。鄭君兼通今古文，溝合為一，于是經(jīng)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鄭君從黨遍天下，即經(jīng)學論，可謂小統(tǒng)一時代。鄭學之盛在此，漢學之衰亦在此。
何謂鄭學盛而漢學衰
漢經(jīng)學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說，遠有師承；
劉歆創(chuàng)通古文，衛(wèi)宏、賈逵、馬融、許慎等推衍其說，已與今學分門角立矣。
然今學守今學門戶，古學守古學門戶。今學以古學為變亂師法，古學以今學為“黨同妒真?！毕喙ト舫?，不相混合。
鄭君先通今文，其傳曰：“造太學受業(yè)，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tǒng)歷》、《九章算術(shù)》。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后通古文。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guān)，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見當時兩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為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故經(jīng)學至鄭君一變。故張金吾說：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賊也。漢學亡，而所存者獨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此衰一）
鄭君雜糅今古，使顓門學盡亡；然顓門學既亡，又賴鄭注得略考見。今古之學若無鄭注，學者欲治漢學，更無從措手矣！此功過得失互見而不可概論者也。（此衰二）
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
肅善賈逵、馬融而不好鄭，殆以賈、馬專主古文，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非也！
案王肅之學，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不知漢學重在顓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還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
王肅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jīng)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以解當時之今古爭議。
《家語》、《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盡讬于孔子之言，以為定論?！都艺Z》一書，是其根據(jù)。其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適自發(fā)其作偽之覆。當時鄭學之徒皆知《家語》不出于圣人矣。
兩漢經(jīng)學極盛，而前漢末出一劉歆，后漢末生一王肅，為經(jīng)學之大蠹。
歆黨王莽篡漢，于漢為不忠，于父為不孝。
肅父朗，漢會稽太守，為孫策虜，復歸曹操，為魏三公。肅女適司馬昭，黨司馬氏篡魏，但早死不見篡事耳。
二人黨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經(jīng)！
肅偽作孔氏諸書，并鄭氏學亦為所亂。肅以晉武帝為其外孫，其學行于晉初。晉初郊廟之禮，皆王肅說，不用鄭義。其時孔晁、孫毓等申王駁鄭，孫炎、馬昭等又主鄭攻王，龂龂于鄭、王兩家之是非，而兩漢顓門無復過問。
重以永嘉之亂，《易》亡梁丘、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孟、京、費《易》亦無傳人，《公》、《榖》雖在若亡。晉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jīng)》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榖梁》博士各一人，時以為《榖梁》膚淺不足立。王敦之難，復不果行。晉所立博士，無一為漢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之師法遂絕。（永嘉之亂后，今學喪失殆盡）
世傳《十三經(jīng)》注，除《孝經(jīng)》為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
鄭君箋《毛詩》，注《周禮》、《儀禮》、《禮記》；何休注《公羊傳》；趙岐注《孟子》；凡六經(jīng)，皆漢人注。
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偽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jīng)，皆魏人注。
杜預《左傳集解》；范寧《榖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jīng)，皆晉人注。
皮氏以為此十三經(jīng)中，魏晉注本皆無價值：
其中孔安國《尚書傳》，宋吳棫與朱子及近人閻若璩、惠棟歷詆其失，以為王肅偽作；丁晏《尚書馀論》，考定其書實出王肅。
王弼、何晏祖尚玄虛，王弼《易注》，空談名理，與漢儒樸實說經(jīng)不似；何晏《論語集解》合包、周之《魯論》，孔、馬之《古論》，而雜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偽書。
杜預《左傳集解》多據(jù)前人說解，而沒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諒闇短喪，倡為邪說。
范寧《榖梁集解》，雖存《榖梁》舊說，而不專主一家。序于三傳皆加詆諆，宋人謂其最公。此與宋人門徑合耳；若漢時，三傳各守顓門，未有兼采三傳者也。
郭璞《爾雅注》亦沒前人說解之名，余蕭客謂為攘善無恥。
此皆魏、晉人所注經(jīng)，準以漢人著述體例，大有徑庭，不止商、周之判。蓋一壞于三國之分鼎，再壞于五胡之亂華，雖緒論略傳，而宗風已墜矣。
經(jīng)學分立時代
南北朝分立時代；有“南學”“北學”之分。此經(jīng)學之又一變也。（之前僅為今古學之解經(jīng)不同，一派主大義，一派主詁訓。而如今南北學則北學延續(xù)鄭玄等混合今古學后的大義詁訓參雜法，而南學則依之前的王弼支流衍伸的玄虛風氣。）
江左南學，《周易》則王弼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預元凱；《詩》主毛公，《禮》主鄭玄。其王輔嗣之玄虛，孔安國之偽撰，杜元凱之臆解，此數(shù)家與鄭學枘鑿，亦與漢儒背馳。
河洛北學，易、書、詩、禮皆主鄭玄之學，因鄭玄無注《左傳》，故惟有左傳則主服虔子慎。（然鄭玄與服虔相識，亦同意其所注左傳。）鄭君生當漢末，未雜玄虛之習、偽撰之書，箋注流傳，完全無缺；欲治“漢學”，舍鄭莫由。
南方玄學不行于北魏
李業(yè)興對梁武帝云：“少為書生，止習五典，……素不玄學，何敢仰酬！”此北重經(jīng)學不雜玄學之明證。
南學之可稱者，惟晉、宋間諸儒善說禮服。宋初雷次宗最著，與鄭君齊名，有雷、鄭之稱。當崇尚老、莊之時，而說禮謹嚴，引證詳實，有漢石渠、虎觀遺風，此則后世所不逮也。
北學南學——約簡與深蕪之別
所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笔欠袢绱?，其實在皮氏看來恰恰相反也！
說經(jīng)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jīng)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為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馀技。
依南朝經(jīng)疏之僅存于今之皇侃《論語義疏》，即可見一時風尚：該書中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fā)為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jīng)相去懸絕。
南學：
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xiāng)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jīng)術(shù)。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yǎng)眾；后生孤陋，擁經(jīng)而無所講習。
梁武創(chuàng)業(yè)，深愍其弊。天監(jiān)四年，乃詔開五館，置五經(jīng)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玚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shù)百生，公家管費用。其射策通明經(jīng)者，即除為吏。
陳武創(chuàng)業(yè)，時經(jīng)喪亂，稍置學官，成業(yè)蓋寡。
可見南朝以文學自矜，而不重經(jīng)術(shù)；宋、齊、陳三朝皆無足觀。惟梁武起自諸生，知崇經(jīng)術(shù)，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蓋崇儒之效。梁武晚年舍身同泰寺，尋遘亂亡，故南學仍未大昌。
案：正始以后，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jīng)學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為儒林立傳。梁天監(jiān)中，漸尚儒風，于是梁書有《儒林傳》?！蛾悤匪弥粤核z也。
北學：
魏道武初定中原，便以經(jīng)術(shù)為先。立太學，置五經(jīng)博士，生員千有余人。
明元帝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帝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后征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shù)。
獻文帝天安初，詔立鄉(xiāng)學。
孝文帝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劉芳、李彪諸人以經(jīng)術(shù)進。
宣武帝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時天下承平，學業(yè)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jīng)著錄，不可勝數(shù)。
北周文帝，雅重經(jīng)典。
北周明帝纂歷，敦尚學藝。內(nèi)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庠序）之職。征沈重于南荊，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向，文教遠覃。
北朝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禁佛道，毀淫祠，滅齊統(tǒng)一北方）能一變舊風，尊崇儒術(shù)?？计鋵嵭В辔幢貎?yōu)于蕭梁。而北學反勝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故能專宗鄭、服，不為偽孔、王、杜所惑。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
案：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為盛。
經(jīng)學歷南北戰(zhàn)亂及佛道侵蝕，仍能再現(xiàn)光輝。
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jīng)天之義。經(jīng)學萬古不廢，歷南北朝之大亂，異端雖熾，圣教不絕也。而南北諸儒抱殘守缺，其功亦未可沒焉。
夫漢學重在明經(jīng)，唐學重在疏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xù)之交，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于后世甚大。
關(guān)于義疏，今自皇、熊二家見采于《禮記疏》外，其余書皆亡佚。然淵源有自，唐人五經(jīng)之疏未必無本于諸家者。論先河后海之義，亦豈可忘篳路藍縷之功乎。
北學折入南學之演變——青齊之學
《周易》：鄭玄——魏末大儒徐遵明——盧景?！獧?quán)會、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而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鄭玄——屯留王聰——徐遵明——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quán)會。
《三禮》：徐遵明——熊安生，其后生能通《禮》經(jīng)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于《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
《毛詩》：多出于魏朝劉獻之，其后能言《詩》者多出劉焯、劉炫之門。
河北諸儒能通《春秋》：徐遵明——子慎——姚文安、秦道靜，后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
北學極明晰；而北學之折入于南者，亦間見焉。青、齊之間，多講王輔嗣《易》、杜元凱《左傳》；蓋青、齊居南北之中，故魏、晉經(jīng)師之書，先自南傳于北。北學以徐遵明為最優(yōu)，擇術(shù)最正；鄭注《周易》、《尚書》、《三禮》，服注《春秋》，皆遵明所傳；惟《毛詩》出劉獻之耳。其后則劉焯、劉炫為優(yōu)，而崇信偽書，擇術(shù)不若遵明之正。得費甝《義疏》，傳偽孔古文，實始于二劉。二劉皆北人，乃傳南人費甝之學，此北學折入于南之一證。蓋至隋，而經(jīng)學分立時代變?yōu)榻y(tǒng)一時代矣。
經(jīng)學統(tǒng)一時代
隋平陳而天下統(tǒng)一南并于北，而經(jīng)學則相反，北學反并于南。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四海九州島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及帝暮年，不悅?cè)逍g(shù)，遂廢天下之學。
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于時舊儒多已雕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所制諸經(jīng)議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風漸墜。
隋經(jīng)學統(tǒng)一，而北學并入于南之原因如下：
一、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
二、經(jīng)本樸學，非顓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zhì)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里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余，足以轉(zhuǎn)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
經(jīng)學統(tǒng)一之后，有南學，無北學。
當南北朝時，南學亦有北人，北學亦有南人。及隋并陳，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皆以南人見重于煬帝。
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shù)又以華勝樸。北人而染南習；變樸實說經(jīng)之體
《易》：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
《書》：梁、陳所講，有鄭、孔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
《春秋》：《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
是偽孔、王、杜之盛行，鄭、服之浸微，皆在隋時。故天下統(tǒng)一之后，經(jīng)學亦統(tǒng)一，而北學從此絕矣。
隋之二劉，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詩》、《書》皆本二劉；而孔穎達《書疏》序云：“焯乃組織經(jīng)文，穿鑿孔穴，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義既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睋?jù)孔氏說，是二劉以北人而染南習；變樸實說經(jīng)之體，蹈華腴害骨之譏；蓋為風氣所轉(zhuǎn)移，不得不俯從時尚也。
五經(jīng)正義之一統(tǒng)
唐太宗以儒學多門，詔孔穎達撰《五經(jīng)正義》。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jīng)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jīng)依此考試。自唐至宋，明經(jīng)取士，皆遵此本。
自漢帝稱制至今未有統(tǒng)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經(jīng)學之又一變也。
其所定五經(jīng)疏，《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論者責其朱紫無別，真贗莫分。
北學既并于南，人情各安所習；諸儒之棄彼取此，蓋亦因一時之好尚，定一代之規(guī)模。
孔穎達之失
議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
案著書之例，
注不駁經(jīng)，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
曲徇注文，未足為病。讖緯多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jīng)，亦非巨謬。惟彼此互異，學者莫知所從；既失刊定之規(guī)，殊乖統(tǒng)一之義。
即如讖緯之說，經(jīng)疏并引；而《詩》、《禮》從鄭，則以為是；《書》不從鄭，又以為非；究竟讖緯為是為非，矛盾不已甚歟！其原因在于穎達入唐，年已耄老；豈盡逐條親閱，不過總攬大綱。諸儒分治一經(jīng)；各取一書以為底本，名為創(chuàng)定，實屬因仍。
《五經(jīng)正義》者，就傳注而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異。
《易》主王弼，本屬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敖狭x疏十有余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正義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于虛浮，以王注本不摭實也。
《書》主偽孔，亦多空詮，孔《傳》，河北不行?！墩x》專取二劉，序又各言其失，由偽傳本無足征也。
《詩》、《禮》、《周禮》，皆主鄭氏，義本詳實；名物度數(shù)，疏解亦明；故于諸經(jīng)《正義》為最優(yōu)。
《左氏正義》，雖詳亦略，盡棄賈、服舊解，專宗杜氏一家。劉炫規(guī)杜，多中杜失；乃駁劉申杜，強為飾說。
孔穎達《五經(jīng)正義》之前另外兩本疏證
前乎唐人義疏，經(jīng)學家所寶貴者，陳后主元年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而《易》主王氏，《書》主偽孔，《左》主杜氏，為唐人義疏之先聲。陸本南人，未通北學，固無怪也。
唐初又有顏師古《定本》出，五經(jīng)疏嘗引之。師古為顏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其多以江南為是。師古《定本》從南，蓋本《家訓》之說。
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為圭臬。唐至宋初數(shù)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矣。故論經(jīng)學，為統(tǒng)一最久時代。
統(tǒng)一之中的衰相
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為九經(jīng)，取士。《禮記》、《左傳》為大經(jīng)，《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jīng)，《周易》、《尚書》、《儀禮》、《榖梁》為小經(jīng)。以經(jīng)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
然而世人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
而《周禮》經(jīng)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榖梁》，歷代宗習。四經(jīng)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
唐之盛時，諸經(jīng)已多束閣。蓋大經(jīng)，《左氏》文多于《禮記》，故多習《禮記》，不習《左氏》。中、小經(jīng)，《周禮》、《儀禮》、《公羊》、《榖梁》難于《易》、《書》、《詩》，故多習《易》、《書》、《詩》，不習《周禮》、《儀禮》、《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經(jīng)殆絕也。
唐帖經(jīng)課試之法，專考記誦，而不求其義，故明經(jīng)不為世重，而偏重進士。宋初因唐明經(jīng)之法，王安石改用墨義，是為空衍義理之始，元、明經(jīng)義時文之濫觴。
唐開成石經(jīng)
自漢熹平《石經(jīng)》散亡之后，惟唐開成《石經(jīng)》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雖校刊不盡善，豈無佳處足證今本之訛脫者。
開成去古未遠，猶為純備。然幾經(jīng)后人之手，一誤于干符之修改，再誤于后梁之補刊，三誤于北宋之添注，四誤于堯惠之謬作，遂失鄭唐之舊。
唐人可取之處，及唐人為左氏開解之說——經(jīng)史二分之說。
唐人經(jīng)說傳今世者，惟陸淳本啖助、趙匡之說，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頗能發(fā)前人所未發(fā)。
唐人經(jīng)學有未可抹殺者：
其以孔子修經(jīng)，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
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系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圣言、緣飾經(jīng)旨，蓋太史氏之流也。
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征。
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jīng)，當以《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
劉知幾《史通》，詆毀圣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經(jīng)，《左氏》是史。經(jīng)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jù)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為一。又無解于經(jīng)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jù)經(jīng)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jīng)矣。
經(jīng)學變古時代（宋漢學變古之說，倡新義，疑古疑圣，妄加刪減，膽大妄為。）
經(jīng)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
據(jù)王應麟說，是經(jīng)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歷始一大變也。
《七經(jīng)小傳》，劉敞作，《三經(jīng)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剿敞說。元佑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圣人乎！自慶歷后，諸儒發(fā)明經(jīng)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jīng)，況傳注乎！
此皆慶歷及慶歷稍后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安石矣。
宋人之《易》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傳而至田何，又三傳為施讎、孟喜、梁丘賀，此《易》之正傳也。
京房受《易》于焦延壽，讬之孟氏，不相與同，多言卦氣占驗，此《易》之別傳也。
鄭玄注言爻辰，虞翻注言納甲，不過各明一義，本旨不盡在此。
鄭與荀爽皆費氏《易》
虞翻言家傳孟氏，又言夢道士使吞三爻，則間本于道家。
王弼亦費氏《易》，而旨近老氏，則亦涉道家矣。
然諸儒雖近道家，或用術(shù)數(shù)，猶未嘗駕其說于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陳摶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圖，讬伏羲、文王之說而加之孔子之上。
宋人之《易》學：陳摶——穆修——李之才——邵雍
邵子精數(shù)學，亦《易》之別傳，非必得于《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數(shù)，其識甚卓?！兑讉鳌费岳?，比王弼之近老氏者，為最純正。
朱子以程子不言數(shù)，乃取《河》、《洛》九圖冠于所作《本義》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即說先天后天。不知圖是點畫，書是文字；故漢人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宋人所傳《河圖》、《洛書》，皆黑白點子，是止可稱圖，不可稱書。
宋人之《尚書》
《尚書》傳自伏生，今存《大傳》為正傳
而《洪范五行傳》專言祥異，則《書》之別傳也。
太史公當武帝立歐陽《尚書》之時，所引《尚書》，必歐陽說，與伏傳多吻合。
大小夏侯出，始小異。古文說出，乃大不同。
古文說已不可信矣。偽孔《傳》出，王肅雜采今古，與馬、鄭互有得失。諸儒去古未遠，雖間易其制度，未嘗變亂其事實也。
至宋儒乃以義理懸斷數(shù)千年以前之事實，孔《傳》雖偽，猶愈于蔡沈《傳》也。蔡《傳》不從師說，殆因其序以傳心為說；傳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偽乎！
宋人之《詩》
魯、齊、韓三家，《藝文志》以為魯最近之。
《齊詩》五際六情，獨傳異義，則《詩》之別傳也。
《韓詩》，唐時尚存，惜無傳人而亡。
《毛傳》孤行，鄭《箋》間采魯、韓。自漢以后，說《詩》皆宗毛、鄭。
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蘇轍《詩傳》始以毛《序》不可盡信，止存其首句，而刪去其余。南宋鄭樵《詩傳辨妄》始專攻毛、鄭，而極詆《小序》。呂祖謙見鄭樵之書，乃將《大小序》別為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亦不主毛、鄭，以《鄭》、《衛(wèi)》為淫詩，且為淫人自言。
宋人之《春秋公羊》、《榖梁》
《春秋公羊》、《榖梁》，漢后已成絕學?！蹲笫稀穫魇虏粋髁x，后人專習《左氏》，于《春秋》一經(jīng)，多不得其解。
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廢之，若以《春秋》為斷爛朝報，則非特安石有是言，專執(zhí)《左氏》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經(jīng)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是《春秋》如朝報矣；不信《公》、《榖》家日月褒貶之例，而概以為闕文，是《春秋》如朝報之斷爛者矣。
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顓門，皆沿唐人啖、趙、陸一派。以劉敞為最優(yōu)，胡安國為最顯。元、明用胡《傳》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詆之太過，而胡《傳》卒廢。
宋人之三《禮》
三《禮》本是實學，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注；皇、熊說異，而皆在鄭注范圍之中。
宋時三禮之學，講習亦盛。王安石以《周禮》取士。后有王昭禹、易袚、葉時，皆可觀?！秲x禮》有李如圭《集釋》、《釋宮》，張淳《識誤》，并實事求是之學?！抖Y記》，衛(wèi)湜《集說》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陳祥道之《禮書》一百五十卷，貫通經(jīng)傳。
以禮而論，三代之禮久亡，漢人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古時宮室制度，至漢當有存者。如周之靈臺，漢時猶在，非后人臆說所能奪也。若古禮之不宜于今者，人情必疑不安。
宋人盡反先儒，一切武斷；改古人之事實，以就我之義理；變?nèi)涠Y，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為必然者也。
宋人不信注疏，馴至疑經(jīng)；疑經(jīng)不己，遂至改經(jīng)、刪經(jīng)、移易經(jīng)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者也。
世譏鄭康成好改字；不知鄭《箋》改毛，多本魯、韓之說；尋其依據(jù)，猶可征驗，亦必確有憑依?！吨芏Y》故書，不同《儀禮》；今古文異，一從一改，即以《齊》、《古》考《魯論》之意?！秲x禮》之《喪服傳》，《禮記》之《玉藻》、《樂記》，雖明知為錯簡，但存其說于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說經(jīng)，如此其慎，豈有擅改經(jīng)字者乎！唐魏征作《類禮》，改易《禮記》次序，張說駁之，不行，猶得謹嚴之意。
乃至宋而風氣大變。朱子注《論語》，不刪重出之章；獨于《大學》，移其文，又補其傳；《孝經(jīng)》分經(jīng)傳，又刪經(jīng)文；未免宋人習氣。而移《大學》先有二程子，刪《孝經(jīng)》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則未可盡為朱子咎。若王柏作《書疑》，將《尚書》任意增刪；《詩疑》刪《鄭》、《衛(wèi)》，《風雅頌》亦任意改易；可謂無忌憚矣?！端膸焯嵋烦庵唬骸鞍睾稳怂?，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經(jīng)學至斯，可云一厄。私竄古籍，使無完膚。宋、元、明人說經(jīng)之書，若此者多，而實宋人為之俑始。
經(jīng)學積衰時代（自宋以后，經(jīng)義喪失，雖多亦廢）
唐、宋明經(jīng)取士，猶是漢人之遺；而唐不及漢，宋又不及唐者，何也？
漢以經(jīng)術(shù)造士，其進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賢良對策。若射策中科，止補文學掌故、博士弟子員，非高選也。
唐之帖經(jīng)，猶漢之射策；其學即淺，而視之又不重。所重視者，詩賦之辭，時務之策，皆非經(jīng)術(shù)。此其所以不及漢也。
宋仁宗始復明經(jīng)科，神宗變帖經(jīng)為墨義。貼經(jīng)之記誦屬實，非數(shù)年不為功；墨義之文字蹈空，即一時可猝辦。唐時帖括全寫注疏，議者病其不能通經(jīng)。又專用王氏《新學》，不遵古義。此其所以并不及唐也。
且宋以后，非獨科舉文字蹈空而已，說經(jīng)之書，亦多空衍義理，橫發(fā)議論，與漢、唐注疏全異。故論經(jīng)學，宋以后為積衰時代。
科舉取士之文而用經(jīng)義，則必務求新異，以歆動試官；用科舉經(jīng)義之法而成說經(jīng)之書，則必創(chuàng)為新奇，以煽惑后學。經(jīng)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以經(jīng)學文字取人，人必標新以別異于古。一代之風氣成于一時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
元、明之經(jīng)義，本于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墨義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為之，而安石自撰《周禮義》，使雱撰《詩》、《書義》，名為《三經(jīng)新義》，頒行天下。夫既名為《新義》，則明教人棄古說，以從其新說。
其書至南宋始廢。此即“設(shè)虛無之學，敗壞人才”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然南宋雖廢《新義》，而仍用其墨義之法。朱子謂經(jīng)義甚害事，分明是侮圣人之言。
元人因之，而制為四書五經(jīng)疑。明初用四書疑，后乃改四書五經(jīng)義。
明時所謂經(jīng)學，不過蒙存淺達之流；即自成一書者，亦如顧炎武云：明人之書，無非盜竊。弘治以后，經(jīng)解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而已。其見于《四庫存目》者，新奇謬戾，不可究詰?！段褰?jīng)》掃地，至此而極。
宋唐相比較
宋人說經(jīng)之書傳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為盛而以為衰者，唐人猶守古義而宋人多務新義也。唐人經(jīng)說傳世絕少，此亦有故。（世傳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后什八九。此非特唐人所著之書為然，亦非特唐人所著經(jīng)說為然也。）
又自宋末元、明，專用宋儒之書取士，注疏且束高閣，何論注疏之外！于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于兵燹者，盡亡于宋以后。所以唐人經(jīng)說傳世寥寥。宋則刊刻已行，流傳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傳宋人文集說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經(jīng)說。是未可以經(jīng)說之多寡判唐、宋之優(yōu)劣也。
五代極亂之時，忽開文明之象；如鋟木一事，實為藝林之珍?！段宕鷷?，后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jīng)》文字刻九經(jīng)印板。經(jīng)書之有木板，實始于此。逮兩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書所以多傳于今日也。
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于是鄭學行數(shù)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學行數(shù)百年。以經(jīng)學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統(tǒng)一時代。
鄭學統(tǒng)一，惟北學為然；所謂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若南學，則兼用偽孔、王、杜，而不盡宗鄭、服；是猶未得為統(tǒng)一也。
朱學統(tǒng)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時，程學盛于南，蘇學盛于北。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元兵下江、漢，得趙復，朱子之書始傳于北。姚樞、許衡、竇默、劉因輩翕然從之。于是元仁宗延佑，定科舉法，《易》用朱子《本義》，《書》用蔡沈《集傳》，《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惟《禮記》猶用鄭注，是則可謂小統(tǒng)一矣。
尤可異者，隋平陳而南并于北，經(jīng)學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而南并于北，經(jīng)學亦北反并于南。論兵力之強，北常勝南；論學力之盛，南乃勝北。
論宋、元、明三朝之經(jīng)學
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劉敞、王安石諸儒，其先皆嘗潛心注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亦然。宋儒學有根柢，故雖撥棄古義，猶能自成一家。
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而于注疏所得甚淺。
明人又株守元人之書，于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憑臆說，楊慎作偽欺人，是明又不及元也。（顧炎武云：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guī)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出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學。自明代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jīng)說亡?！保?br>
明永樂十二年，敕胡廣等修《五經(jīng)大全》，頒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經(jīng)正義》后，越八百余年而再見者也。乃所修之書，大為人姍笑。
然而其取已成之書，鈔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經(jīng)學之廢，實自此始：
《春秋大全》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
《詩經(jīng)大會》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
《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書，饾饤成編；
《書傳大全》亦剿襲陳櫟《尚書集傳纂疏》、陳師凱《書蔡傳旁通》
《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而以陳澔《集說》為主
案官修之書，多剿舊說，唐修《正義》，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舊籍，故該洽猶可觀。明所因者，元人遺書，故谫陋為尤甚。此《五經(jīng)正義》至今不得不鉆研，《五經(jīng)大全》入后遂盡遭唾棄也。（元以宋儒之書取士，《禮記》猶存鄭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學者全不睹古義，而代以陳澔之空疏固陋。）
經(jīng)學復盛時代
經(jīng)學自兩漢后，越千余年，至國朝而復盛。兩漢經(jīng)學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經(jīng)學、稽古右文故也。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
康熙御纂及欽定《周易折中》、《周易述義》、《書經(jīng)傳說匯纂》、《詩經(jīng)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
乾隆則有《詩義折中》、《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春秋直解》；乾隆四十七年，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經(jīng)部列首，分為十類。
夫漢帝稱制臨決，未及著為成書；唐宗御注《孝經(jīng)》，不聞遍通六藝。今鴻篇巨制，發(fā)周、孔之蘊，持漢、宋之平。承晚明經(jīng)學極衰之后，推崇實學，以矯空疏，宜乎漢學重興，唐、宋莫逮。
乾隆五十八年，詔刊十三經(jīng)于太學，依開成《石經(jīng)》，參以善本，多所訂正。嘉慶八年，復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尤為一代盛典，足以別黑白而定一尊。
經(jīng)學所以衰而復盛者：
近因：則明用時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于焚書。閻若璩謂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幡然一變。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為舉世不為之學。于是毛奇齡、閻若璩等接踵繼起，考訂?？?，愈推愈密。
遠因：則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元、明崇尚朱學，未盡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輕議漢儒。(朱子謂禮經(jīng)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于后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誠未有斷決。朱子晚年修《儀禮經(jīng)傳通解》，蓋因乎此；惜書未成而歿。)然元、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士子樂其簡易。而元本不重儒，科舉不常行；明亦不尊經(jīng)，科舉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實，非朱子之過也。朱子能遵古義，故從朱學者，如黃震、許謙、金履祥、王應麟諸儒，皆有根柢。王應麟輯《三家詩》與鄭《易注》，開國朝輯古佚書之派。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而加以擴充。
國初諸儒治經(jīng)（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后人論之，為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江藩作《漢學師承記》首列閻若璩，案閻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偽，而其《疏證》信蔡《傳》臆造之事實，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說《詩》，以王柏《詩疑》為然，謂《鄭》、《衛(wèi)》為可刪；乃誤沿宋學，顯背漢儒者。
胡渭《易圖明辨》，能辟《圖》、《書》之謬，而《洪范》并攻漢儒。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能駁宋以申毛，而經(jīng)說間談佛教。
萬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禮》，多信宋而疑漢。
其不染宋學者，惟毛奇齡；而毛務與朱子立異。雖由門戶之見未融，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此等處宜分別觀之，諒其求實學之苦心，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絕業(yè)。
雍、乾以后之學（亦未薄宋儒）
古書漸出，經(jīng)義大明。惠、戴諸儒，為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
惠周惕子士奇，孫棟，三世傳經(jīng)。棟所造尤邃。論者擬之漢儒，在何休邵公、服虔子慎之間。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六經(jīng)》宗孔、孟，百行法程、朱?！笔腔菔现畬W未嘗薄宋儒也。
戴震兼通歷算聲韻，其學本出江永，稱永學自漢經(jīng)師康成后，罕其儔匹。永嘗注《朱子近思錄》；所著《禮經(jīng)綱目》，亦本朱子《儀禮經(jīng)傳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與朱子說經(jīng)抵牾，亦只是爭辨一理字?！睹嵲娍颊穱L采朱子說。
段玉裁受學于震，議以震配享朱子祠。段以極精小學之人，而不以漢人小學薄朱子《小學》。是江、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也。
宋儒之經(jīng)說雖不合于古義，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江、戴、段為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殺。學求心得，勿爭門戶；若分門戶，必起詬爭。
國朝經(jīng)師，能紹承漢學者，有二事：
一曰傳家法，如惠氏祖孫父子，江、戴、段師弟，無論矣?；輻潯嗍捒汀⒔暋獙O沅——顧廣圻、江藩——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皆嘗執(zhí)經(jīng)于惠棟。錢大昕有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段玉裁有婿龔麗正，外孫自珍。金榜師江永。王念孫師戴震，傳子引之?？讖V森亦師戴震。具見《漢學師承記》。他如陽湖莊氏《公羊》之學，傳于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壽祺《今文尚書》、《三家詩》之學，傳子喬樅；皆淵源有自者。
一曰守顓門。家法顓門，后漢已絕，至國朝乃能尋墜緒而繼宗風。傳家法則有本原，守顓門則無淆雜。名家指不勝屈，今姑舉其犖犖大者。
國朝經(jīng)師有功于后學者有三事：
一曰輯佚書。兩漢今文家說亡于魏、晉；古文家，鄭之易，馬、鄭之《書》，賈、服之《春秋》，亡于唐、宋以后。宋王應麟輯《三家詩》、鄭氏《易注》，雖蓃采未備，古書之亡而復存者實為首庸。至國朝而此學極盛?；輻澖痰茏?，親授體例，分輯古書。余蕭客《古經(jīng)解鉤沈》，采唐以前遺說略備。王謨《漢魏遺書鈔》，章宗源《玉函山房叢書》，輯漢、魏、六朝經(jīng)說尤多。孫星衍輯馬、鄭《尚書注》，李貽德述《左傳賈》、《服注》，陳壽祺、喬樅父子考《今文尚書》、《三家詩》。其余間見諸家叢書，抱闕守殘，得窺崖略，有功后學者，此其一。
一曰精校勘。?？敝畬W，始于《顏氏家訓》、《匡謬正俗》等書。至宋，有三劉、宋祁之校史。宋、元說部，間存校訂，然未極精審，說經(jīng)亦非顓門。國朝多以此名家，戴震、盧文召、丁杰、顧廣圻尤精此學。阮元《十三經(jīng)校勘記》，為經(jīng)學之淵海。余亦間見諸家叢書，刊誤訂訛，具析疑滯，有功后學者，又其一。
一曰通小學。古人之語言文字與今之語言文字異；漢儒去古未遠，且多齊、魯間人。唐人已不甚講，宋以后更不辨。小學兼聲音故訓。宋吳棫、明陳第講求古音，猶多疏失。顧炎武《音學五書》，始返于古。江、戴、段、孔，益加闡明。是為音韻之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昌明許慎之書。同時有嚴可均、鈕樹玉、桂馥，后有王筠、苗夔諸人，益加闡明。是為音韻兼文字之學。經(jīng)師多通訓詁假借，亦即在音韻文字之中；而經(jīng)學訓詁以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為訓詁之學。有功于后學者，又其一。
國朝經(jīng)學凡三變。
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
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說經(jīng)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
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榖》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學者不特知漢、宋之別，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門徑大開，榛蕪盡辟。
易與難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簡明有用之學也。又曰：“后世便辭巧說，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贝朔彪s無用之學也。
今欲簡明有用，當如《漢志》所云“存大體，玩經(jīng)文”而已。
如《易》主張惠言《虞氏義》，參以焦循《易章句》、《通釋》諸書；
《書》主伏《傳》、《史記》，輔以兩漢今文家說；
《詩》主魯、齊、韓三家遺說，參以毛《傳》、鄭《箋》；
《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陳立之書；
治《左氏》者，主賈、服遺說，參以杜《解》；
《三禮》主鄭《注》，孔、賈《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細碎者姑置之。
《皇清經(jīng)解》、《續(xù)皇清經(jīng)解》二書，于國朝諸家，蓃輯大備；惟卷帙繁富，幾有累世莫殫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實亦無幾，可置不閱。
今之治經(jīng)者，欲求簡易，惟有人治一經(jīng)，經(jīng)主一家；其余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經(jīng)，更可從緩。漢注古奧，唐疏繁復，初學先看注疏，人必畏難，當以近人經(jīng)說先之。（如前所列諸書。急宜研究?；颡q以為陳義太高，無從入手，則《書》先看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詩》先看陳奐《毛氏傳疏》亦可。）但能略通大義，確守古說，即已不愧顓門之學。此古之治經(jīng)者所以重家法而貴顓門也。國朝諸儒有承家法而守顓門者，亦有無家法而非顓門者；今主一家，當取其有家法與顓門者主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具列家法顓門甚詳，其成書在乾、嘉之間，故后出者未著于錄。嘉、道后，治今文說者，《師承記》皆不載，《皇清經(jīng)解》亦未收其書，書具見于《續(xù)經(jīng)解》中，故《續(xù)經(jīng)解》更切要于前《經(jīng)解》也。
學者誠能于經(jīng)學源流正變研究一過，即知今之經(jīng)學，無論今文古文、專學通學，國朝經(jīng)師莫不著有成說，津逮后人。以視前人之茫無途徑者，實為事半功倍。蓋以了然于心目，則擇從甚易，不至費日力而增葛藤。
《四庫提要》經(jīng)部總敘曰：“自漢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tǒng)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jīng)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共弊也悍。學脈旁分，攀援日眾；驅(qū)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照勔軘啵甲C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