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南開學報：哲社版》(津)1995年05期第35-44,80頁
楊翼驤/喬治忠
在中國古代，成部帙的史學理論專著雖然較少，但各種典籍文獻中則飽含著豐富的史學理論方面的論述，在總體上的發(fā)展是十分全面的。古代史家和學者對于史學宗旨、史學地位、史學方法、史家標準、治史態(tài)度、修史制度、史籍優(yōu)劣、史學流變等問題，都有明確的論斷、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探討，構(gòu)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
一、史學宗旨論
史家撰述歷史要達到怎樣的目標？人們研究歷史應具備什么目的？這個史學宗旨問題是史學理論中最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中國古代史學萌發(fā)于官方對史事的記錄，《周禮》稱“史掌官書以贊治”，這里的“官書”雖非專指史籍，但必然包括歷史文獻、歷史記載在內(nèi)。正如柳詒徵所說的：“由贊治而有官書，由官書而有國史?！雹購摹百澲巍钡男枰a(chǎn)生的史學，一開始就具有很強的輔助政務的宗旨，這是中國古代史學與生俱來的重要特點。而春秋時楚莊王的大夫申叔時論教育太子事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②，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確的以史鑒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書有著“聳善抑惡”的作用。
以史為鑒戒，就是要根據(jù)史書對善人善事的褒揚，對惡人惡事的貶斥而加強道德修養(yǎng)和行為的規(guī)范；或者是從歷史記載中汲取興亡成敗的經(jīng)驗教訓，以制定和修正政治舉措。唐太宗所謂“將欲覽前代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鑒”③，即為此意。讀史、習史汲取鑒戒的觀念，成為古代公認的思想準則，在史學和政治上均有深遠的影響。
孔子修訂的《春秋》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體意識得到充分的發(fā)揚?！蹲髠鳌访鞔_地指出：“《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④隨著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為經(jīng)典，懲惡勸善的宗旨成為史學理論中不可置疑的原則。唐代劉知幾指出：“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⑤這里，史家和史學已不僅僅向政界和社會提供鑒戒素材，而是具備了高屋建瓴地指導政治的主動地位。
以史教化的觀念是以史鑒戒和以史懲勸的延伸，教化的內(nèi)容大體不出鑒戒和懲勸的范圍。但教化宗旨的實施則有著新的特點，一般是由史家與統(tǒng)治者聯(lián)手，自覺地將教化用意熔鑄于史著之中，最終達到輔治的目的。教化的對象也突破了申叔時那樣專指太子等一類人物的狹窄范圍，而拓展為整個社會。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編修《續(xù)春秋傳》的提議，即將“正人倫而美教化”作為宗旨⑥，明憲宗認為史書“勸于為善，懲于為惡，正道由是而明，風俗以之而厚，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茲乎！”⑦表明史學的懲勸內(nèi)容可向整個社會施以教化。
以史鑒戒、以史懲勸和以史教化是內(nèi)容交錯、互相聯(lián)結(jié)的思想環(huán)節(jié)，并將史學與政治、社會系于一起，使史學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機制和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這是中國古代無論治世、亂世，史學皆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隨著史學的發(fā)展，鑒戒、懲勸、教化等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必備屬性，這樣，就不再是史官執(zhí)掌“官書”以贊治，而是史書本身就應具有輔助政治的永久作用，于是產(chǎn)生了“資治”的范疇來概括史學的宗旨。宋神宗將司馬光所修之書命名為“資治通鑒”，贊稱“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guī)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雹嗨抉R光亦自稱其書“專取關(guān)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希望君主從中“監(jiān)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⑨。這些皆是對史學“資治”蘊義的解析，囊括了全部的鑒戒、懲勸和教化的內(nèi)容，也包含了唐代杜佑撰著《通典》而“將施有政，用又邦家”⑩的宗旨，即要求史學應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針、策略、經(jīng)驗教訓和行為規(guī)范。
與“資治”觀念同步發(fā)展的還有史學“明道”的觀念?！懊鞯馈钡母拍钇鹩诮?jīng)學，被引入史學之初，仍有因事務實的特征，如唐柳冕認為史學應“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11)，宋曾鞏稱“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12)，其重點皆落實于當時的政治上。然而，在宋代理學家的發(fā)揮下，“明道”觀念便升華為對理念的追求，而欲達到一個思想體系的完美實現(xiàn)。邵雍著《皇極經(jīng)世書》，其子邵伯溫闡釋此書立意時說：“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shù)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13)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更多次引用董仲舒之語，強調(diào)“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14)他所編纂的《資治通鑒綱目》即本《春秋》大法而作，意欲達到“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tǒng)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既舉而鑒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边@里雖也講到鑒戒，但卻從屬于倡明“天道”和“人道”，在“明其道不計其功”(15)的原則下，史學宗旨最終是要“會歸一理之純粹”，“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16)，這與“資治”相比，顯現(xiàn)出史學宗旨向精神境界發(fā)展的特征，但實質(zhì)上仍體現(xiàn)著積極用世的思想，是經(jīng)世致用的另一側(cè)面。
“經(jīng)世”的概念雖產(chǎn)生甚早，但作為學術(shù)宗旨來闡揚，是與“明道”觀念有所聯(lián)系的。魏了翁稱朱熹《資治通鑒綱目》等書使“帝王經(jīng)世之規(guī)，圣賢親民之學，粲然中興”(17)，說明史學“明道”是經(jīng)世宗旨的體現(xiàn)之一。顧炎武說：“引古籌今，亦吾儒經(jīng)世之用”(18)，但顧氏的所謂經(jīng)世是“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9)，其所著述，不是輔助當時政務，而是有待于后有王者起而用之。因此，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fā)展史上，史學的經(jīng)世宗旨包括兩大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是直接用于現(xiàn)實政務的“資治”觀念，第二是“明道”的觀念，后一項內(nèi)容給不為時用的學者提供仍可從事經(jīng)世之學的廣闊天地。這樣，中國古代史學宗旨論就發(fā)展成為從鑒戒、懲勸、教化至資治、明道，再總括為經(jīng)世的三級范疇體系，這三個層次互相聯(lián)結(jié)，形成相當嚴密的思想網(wǎng)絡，這是古代史學理論的最核心部分。
在史學經(jīng)世宗旨的思想體系之外，中國古代還產(chǎn)生過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觀念，表現(xiàn)了史家實現(xiàn)個人人生價值的目標，閃爍出自我個性意識的光芒。但后代史家往往將“成一家之言”附從于經(jīng)世宗旨，或作為撰史的潛在目的，沒有發(fā)展為自成體系的史學宗旨論。因此，史學經(jīng)世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史學宗旨的理論中占據(jù)了主導地位。
二、史學地位論
史學在社會生活中，在整個學術(shù)中占有什么地位，這也是古代史學理論中的重要問題。劉知幾稱：“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20)唐太宗也曾贊嘆：“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兇，備百王之令典。”(21)這里對史學“國家之要道”、“百王之令典”地位的論述，是從史學宗旨和史學功用導出的，史學的功用是史學宗旨的實現(xiàn)形態(tài)，又作為史學地位的成因，以這種思想強調(diào)史學的重要性，在古代層出不窮。
史學在學術(shù)上處于何等地位？主要表現(xiàn)于對經(jīng)史關(guān)系的論述上，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一個具有特色的內(nèi)容。唐代殷侑稱《史記》、《漢書》等歷代正史“旨義詳明，懲惡勸善，亞于六經(jīng)，堪為代教”(22)。宋胡宏認為“史之有經(jīng)，猶身之肢體有脈絡也……經(jīng)之有史，猶身之脈絡有肢體也?！?23)這些議論皆指出了經(jīng)史之間密切的關(guān)系，即經(jīng)學指導史學，史學輔翼經(jīng)學。宋代理學大興，程、朱均有重經(jīng)輕史之論，但至于元代，經(jīng)史關(guān)系的探討出現(xiàn)了新的進展。元初理學家劉因說：“古無經(jīng)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24)馮良佐說：“人有恒言曰經(jīng)史，史所以載興亡，而經(jīng)亦史也?！?25)都從學術(shù)根源上打消了經(jīng)史之別。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指出：“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jīng)。事即道，道即事?！洞呵铩芬嘟?jīng)，五經(jīng)亦史?！?26)清章學誠承襲前人的論述，提出：“六經(jīng)皆史也，……六經(jīng)皆先王之政典也”(27)，并且進一步認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jīng)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28)這是要以史學為中心，給史學以最重要的學術(shù)地位。清初的馬、李清和與章學誠同時的袁枚，皆持有類似“六經(jīng)皆史”的見解，史學的重要地位日益為眾多的學者所認識，是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理論的發(fā)展趨勢。
三、史學方法論
中國古代連綿不斷的修史活動，使歷史編纂學得到長足的發(fā)展，歷代學者對史書編纂方法的論述十分豐富，凡史料的征集與鑒擇，編撰之先的發(fā)凡起例，編撰中的敘事、用文等等，均有精到的闡發(fā)或不同見解的討論。此外，還在閱讀史書的方法和研究歷史的方法上有所探討，形成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中以編纂方法論為主，以治史方法為補充的史學方法論。
孟子在闡述《春秋》等史籍的內(nèi)容和孔子的修訂工作時，順便提出了史書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具有“事”、“文”、“義”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29)為后世撰寫史書提供了方法上的一個總則，要求修史必以史實為基礎(chǔ)，善于以精煉、生動的文筆而表達深刻的歷史見解，三者缺一不可。對于史料的選擇，孟子還提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30)的原則，對后來的史料考訂方法有指導作用。司馬遷修史欲“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其中包括實地的調(diào)查采訪。班彪通過評議《史記》提出“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主張“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文質(zhì)相稱”(31)的撰史筆法，這些是中國史學史上對史學方法的最初探討。
西晉至南北朝期間，形成了對史書編纂方法的熱烈討論，涉及了斷代史記事的斷限、史書的立例、史書記述的繁簡等問題。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全面總結(jié)了前人的史學成果，對史學方法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論述，特別是對紀傳體史書編撰的方法予以深入細致地分析，提出許多具體地批評和建議。如關(guān)于史料的搜集與鑒擇，認為：“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蓖瑫r指出要對史料予以細致地鑒別，反對“務多為美，聚博為功”的傾向。關(guān)于史書的體例，劉知幾主張規(guī)范嚴整，批評了許多史書在本紀、世家、列傳上“區(qū)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學者罕詳其義?！标P(guān)于史書篇帙的煩省問題，劉知幾認為“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钡形臄⑹?，仍以簡要為尚。要做到“文約而事豐”，就要掌握“用晦”的技巧，“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32)此外，在史書題目、注釋、人物稱謂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史學方法上的論述。劉知幾《史通》的內(nèi)容雖然不是僅論史法，但關(guān)于史學方法的論述占據(jù)全書的較大篇幅，而且具體細致，對此后史學方法的繼續(xù)探討有很大促進作用。
明代野史叢出，臆說風行，故后之有志于撰述《明史》者，更加注意史料的征集和鑒擇問題。潘耒在總結(jié)潘檉章的撰史方法時說：“博訪有明一代之書，以實錄為綱領(lǐng)，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guān)史事者，一切抄撮薈萃，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實，……參之以記載，揆之以情理，鉤稽以窮其隱，畫一以求其當，去取出入，皆有明徵，不徇單詞，不逞臆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33)錢謙益、朱彝尊、萬斯同、戴名世以及清代《明史》館的許多纂修官，均有類似的論議，顯示了史料學方法的基本成熟。
史書形式、史事取舍、記事斷限、史文繁簡等一系列史學方法的問題，被理論化地總括為“義例”的概念，這成為中國古代史書編纂方法論的基本范疇?！傲x”是指史書所要表達的歷史觀點、政治見解及著述宗旨?！袄眲t蘊含了十分豐富的內(nèi)容，既包括史著的體裁，如編年體、紀傳體等，也可以指紀傳體的各個組成部分，各類史書的附加內(nèi)容如考異、自注等，還囊括史書記事的時間范圍、地理范圍，載事、載文的取舍標準，以詞表義的書法問題等等，因此，“例”是史家撰史中的全部手段、方式和規(guī)則。劉知幾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34)朱彝尊在《明史》館內(nèi)，疾呼“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fā)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無紕繆?！?35)這種對史書義例的重視，實際就是對編纂方法的重視。
章學誠認為，自班固《漢書》以降，紀傳史日益拘牽定例，死板凝滯，為救其弊，他提出“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粓A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36)并進一步闡明應以“圓神”的精神促進史學方法的進步與創(chuàng)新，而以“方智”的方式編輯記注史料之書?！皥A神”和“方智”作為一組概念，一是指靈活通變，另一是指有成法定例，章氏引為史學方法的概括，是對史學理論的新的發(fā)展。
讀史和研治史學，古人也有方法論上的闡述，其中值得注意的如程頤“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后卻看，看不合處又更精思”(37)。這里提倡的是將學習與研究結(jié)合起來的讀史方法。朱熹認為“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薄胺灿^書史，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見得義理?！?38)這是以理學的價值尺度來掌握讀史的要點，與其史學明道的宗旨相切合。清王夫之研治史學，更注重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分析和評論，在《讀通鑒論·敘論》中他提出了“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和“取僅今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的治史方法。乾嘉時期，考據(jù)學派注重史實的考訂，出現(xiàn)了摒斥歷史評論的傾向，如王鳴盛主張：“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shù)千百年建置沿革，如指掌?！x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俾年經(jīng)事緯，部居州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39)這是乾嘉學派中最典型的治史方法論，與宋代某些理學家專重義理的議論相反，各執(zhí)一端。古人治史方法多有不同，既制約于時代的學術(shù)風氣，又取決于個人的治學宗旨。
在中國古代，治史有成就者代不乏人，然專論歷史研究方法者則相當少見。不過，概論一般治學方法者尚為豐富，諸如“學而不思則罔”(40)，“博而不雜，約而不漏”(41)之類，自然也包括研習史學于其內(nèi)。至于古人關(guān)于辨?zhèn)?、?？?、輯佚、考釋等文獻學方法的議論，大多也適用于研治史學。這里限于篇幅，皆不一一條舉。
四、史家標準論
孔子贊揚晉史官董狐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42)“良史”的概念遂行于后世，成為衡量史家的一個尺度。但漢代之后，“良史”的具體標準已不限于“書法不隱”一項，如班彪稱司馬遷為“良史之才”，是因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文質(zhì)相稱?！?43)范曄稱班固為“良史之才”，是因其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44)在這些議論中，“良史”的標準是包括撰史才能和文筆在內(nèi)的。
唐代官方多次集眾修史，對史家標準的認識也逐漸成熟?！端鍟?jīng)籍志》認為史官當為“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 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碧聘咦诘摹逗啌袷饭僭t》提出：史官應當“操履貞白，業(yè)量該通，讜正有聞”(45)。這些議論中涉及了史家應有的品德、見識、才干、學問等素質(zhì)，劉知幾關(guān)于史家必備“三長”的論述，就是在總結(jié)前人見解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至于貨殖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46)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劉知幾所說的史才，是指征選史料，駕馭體裁，撰寫史文的才干；史學是指對歷史知識及相關(guān)學問的掌握程度；史識是指品質(zhì)的正直，判斷是非的眼光和善惡必書的果敢精神。史才、史學、史識三個范疇的結(jié)合，簡明而精辟地展示了史家的基本條件，標志著中國古代史家標準論的成熟。
劉知幾之后，仍有學者對史家標準問題繼續(xù)探討。明胡應麟認為：“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彼麑⒐呐c直筆稱為“二善”。(47)清人王棻對才、學、識補充以“器”字，認為：“才之大小，識之高下皆可以學充之，唯器不得而易變也?！?48)這里的“器”是指史家的器度和整體素質(zhì)，可以由力學達其才，博學定其識，然后培育成“器”，因此“器”是統(tǒng)括才、學、識而更高一層的統(tǒng)一體。王棻的這個見解是值得注意的。
另一種對“三長”的補充是強調(diào)史家的“心術(shù)”，元代揭傒斯認為修史用人標準是“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shù)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shù)為本也?！?49)清人章學誠則提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shù)也?！?50)所謂“辨心術(shù)以議史德”，乃是以封建主義思想體系和綱常倫理為準則的道德標準，但“史德”這個概念，在抽象意義上使史家標準論更為豐富，人們可以各自對“史德”標準作出自己的闡發(fā)，提出不同的主張，從而擴展對史學理論探討的廣度。
五、治史態(tài)度論
與史學宗旨和史家標準問題的論述相關(guān)聯(lián)，中國古代對治史中所取基本態(tài)度的問題也極為重視，歷代皆不乏精到的論述。從積極的意義上歸納，古代史學理論中的治史態(tài)度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內(nèi)容：
第一，申明修史的責任感。西漢司馬談臨終時囑其子司馬遷說：“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而司馬遷也認為自己身為史官，如果“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51)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相繼，以修史為己任，不令史事廢滅的責任感、使命感，成為后代史家的榜樣，蔚成了踴躍修史的精神動力。蔡邕、常璩、袁宏、李彪、李延壽、吳兢、李心傳、錢謙益、汪有典等等，均有惟恐史事失載而以修史為己任的議論。
唐代韓愈在《答劉秀才論史書》(52)中說：“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頗有推卸修史職責的念頭，這受到柳宗元的尖銳反駁。柳宗元指出：史官“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茍直，雖死不可回也”，如果人人推卸責任，“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53)這就從更廣的視野上論述了史家奮筆修史，乃是責無旁貸的使命。金國被蒙古滅亡后，元好問以“國亡史興，己所當為”的信念，聲言“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欲自撰金史。(54)這是最先表述出的國可滅、史不可滅的觀念，使關(guān)于修史責任感的申明進一步增強了理論性。
第二，提倡直書實錄，批判曲筆。從孔子表彰董狐“書法不隱”始，直書實錄，不虛美、不隱惡的撰史態(tài)度即成為“良史”的基本標準。要做到撰史的直書實錄，除了必須具備為人正直的品質(zhì)，更需要不計個人安危，“仗氣直書，不避強御”。劉知幾對那些正直史家因直書史事而受刑、喪身者予以熱烈的贊頌，認為他們“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彼麌绤柵星P徇私行為，指出：“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倫所同疾也”，至于“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兇人，雖肆諸市朝，投
第三，主張實事求是地研究歷史?！稘h書》稱西漢時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顏師古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57)。這特別表現(xiàn)于古代史學考核史事時“抉擿幽隱，校計毫厘”的認真、審慎精神。顧炎武著《日知錄》，“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于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后止?！?58)乾嘉學派以錢大昕為代表，更明確標舉“實事求是”的旗幟，提出“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59)，他宣稱“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guī)過，匪為
中國古代治史態(tài)度方面的議論與史家標準論共同規(guī)范著史家的史學活動。對修史責任感的申明，呼喚千百個史家不計得失，踴躍投身于撰史；高唱直書實錄，鼓舞了史家不懼強權(quán)，奮筆修書的果敢精神；而標舉實事求是，則要求史家以認真、審慎、平允的作風研治史學，力求學術(shù)上的至當無誤。
六、修史制度論
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皆組織修史，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修史制度，內(nèi)容涉及組織方式、史料匯集、纂修方法、審核過程、獎懲條例等方面，而關(guān)于修史制度理論上的論述則比較集中于對“君舉必書”和人君不觀史問題的討論，以及對史館弊端的批評意見。
春秋時期，魯國的曹劌在進諫時稱：“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后嗣何觀？”(62)說明早已形成了官方記載歷史的制度?！稘h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睆睦碚撋详U述了“君舉必書”有著使之“慎言行”的意義。由君舉必書產(chǎn)生的另一問題是君主是否可以親閱當代的歷史記載，對此，古人的見解互有不同。北周柳虬上疏說：“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監(jiān)戒也?！鴿h魏以還，密為記注，徒聞后世，無益當時，”于是請求將歷史記載公開于眾。(63)至于唐代，朱子奢則力諫唐太宗不得親覽起居注，指出：“陛下出圣旨，發(fā)德音，以起居記錄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粢源朔▊魇咀訉O，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于曾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己，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64)這是對人君不觀史原則的有力論述。此后，圍繞這個問題，歷有論辯，主張人君可觀史者，大抵本于柳虬之言，如唐太宗、葉適等人皆有這種見解；反對人君觀史者，如歐陽修、王應麟等，多同于朱子奢之論。
朝廷設館修史，興盛于唐代，而唐史官劉知幾對史館制度指摘甚力，指出其弊端有五：一是史官眾多，互相觀望；二是史料欠缺，難以編纂；三是權(quán)貴干涉，不得直書；四是監(jiān)修牽掣，無從下筆；五是科條不立，職責不明。(65)宋代修史制度又有所發(fā)展，然而歐陽修、朱熹都對宋朝史館制度予以尖銳的批評，同時提出了改善修史制度的方案。
清章學誠對修史活動的全局予以考察，形成了“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的史學總體觀念，他設想以官方主辦的方志為基礎(chǔ)，下為譜牒志狀持平，上為朝廷修史提供資料。因而應在州縣設立“志科”以聚集資料，準備編修方志。這樣就形成了“制度由上而下，摭由下而上”的整體修史制度。(66)這是對修史制度理論的杰出貢獻，惜乎未能實行。
七、史籍優(yōu)劣論
中國古代對于具體史籍的評價，即一般所說的史學批評，除了應用封建時代的政治、倫理、道德等思想原則之外，便是以上文所述史學理論內(nèi)容作為批評的依據(jù)。因此，史學批評在史學理論上具有綜合性和應用性，而不是史學理論的一個專項內(nèi)容。然而與此不同的是，中國古代另有關(guān)于史籍優(yōu)劣問題的論述，不是針對某一具體史書，而是總評一類史籍，這種史籍優(yōu)劣論的產(chǎn)生，是由中國古代史學發(fā)達，史書形式多樣化的特點決定的。
劉知幾在《史通·六家》篇，對班固創(chuàng)始的紀傳體斷代史基本采取肯定的評價，而宋鄭樵則力主“會通”，貶斥班固，全盤否定斷代史。(67)章學誠總結(jié)了通史有“六便”、“三弊”，主旨也傾向于提倡通史。他們的論述，都富于說理性，為通史與斷代史相比較問題上的卓犖之論。關(guān)于雜史，劉知幾曾條別其類，指出“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樸，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68)這個議論是比較公允的。清趙翼則認為“稗乘脞說”與正史歧異者，皆不足征信，故在《廿二史札記》中獨重正史。關(guān)于國史、實錄與野史的對比評析，因明代野史的大量涌現(xiàn)而趨于熱烈。萬斯同比較重于實錄，自稱“得觀有明實錄，始知天下之大觀蓋在乎此”(69)。汪由敦亦認為“實錄雖有曲筆，必不至如野史之鑿空無稽也?！?70)王鳴盛則強調(diào)“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考核斟酌，不可偏執(zhí)”(71)。
編年體和紀傳體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兩種史籍形式，對這兩類史籍孰優(yōu)孰劣的議論也最為引人主目。晉干寶盛譽編年體而貶抑紀傳體(72)，范曄則批評《春秋》“文既總略，好失事形”，認為“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wǎng)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此焉為優(yōu)”(73)。劉知幾精辟地分析了編年與紀傳二體各自的優(yōu)、缺點，認為“考茲勝負，互有得失”，“欲廢其一，固亦難矣?！?74)但并沒有使爭議平息，蕭穎士提出：“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為訓?！?75)皇甫又撰《編年紀傳論》(76)指出：“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系之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延至宋朝，孫甫雖未完全否定紀傳體，但贊揚“編年體正而文簡”(77)。南宋王益之甚至指斥紀傳體史書“使人自為傳，臣自為功”乃是有違于《春秋》的“尊王”一統(tǒng)原則。(78)以上這些不同見解，反映了史家不同的史學價值取向，并不僅僅限于史學方法問題。但古代史學的實際發(fā)展，已對此作出了結(jié)論，清王鳴盛說：“紀傳編年，橫縱經(jīng)緯，不可偏廢”(79)，就是遠承劉知幾的見解而作出的平允論斷。
八、史學流變論
對于中國史學的發(fā)展演變，古代學者早已有所考察，在史著的序文、經(jīng)籍志的小序及其他論著中，都有著論述史學流變的內(nèi)容，其中除單純鋪陳歷代史籍編撰情況者外，有些則穿插著對史學發(fā)展的評析，有些寓論斷于敘次之中，成為古代史學理論的內(nèi)容之一。
《孟子·離婁下》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边@是最早試圖解釋史學產(chǎn)生和演變問題的論述?！妒酚洝なT侯年表序》試圖闡明《春秋》、《左傳》撰述的背景與動機，以及對其他史籍的影響，主張“綜其終始”，略具考察史學流變的意識。此后，作出這類探討者代不乏人。班彪評述了《史記》及其他史籍，《文心雕龍·史傳》篇、《隋書經(jīng)籍志》史部總序、后序及各類小序，劉知幾《史通》的《六家》、《二體》、《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等篇，都比較系統(tǒng)地論述了史學的發(fā)展演變，并且能與社會背景、學術(shù)風氣聯(lián)系起來分析史學演變的原因。鄭樵、晁公武、朱熹、葉適、李燾、胡應麟、焦等人，也有相關(guān)的議論。至清代，章學誠對史學流變問題作出了獨到的理論性分析，他指出：“《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jīng)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80)章氏還認為史學應不斷變通、進步，以改革義例。他提出應在紀傳史中立“史官傳”，其寫法是“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即打破人物傳記的模式，著重于史書的整個編纂過程和后來傳習情況。這實際上是要求考述史學流變，已接近于提出研討史學史了。章氏在《和州志》和《永清縣志》的《前志列傳序例》中，將司馬遷之后的史著劃為三個階段：《史記》、《漢書》的撰寫為父子相傳之業(yè)，且能成一家之言，稱為“家學”；此后至南北朝時期，“史臣不領(lǐng)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稱作“名家之學”；隋唐以后，“名家復歇，而集眾修書之法行”，而考察不同階段史學狀況應注重這些不同內(nèi)容。章氏的見解，達到了古代學者在史學流變理論上可能達到的認識頂峰。
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具有上述八個方面的思想內(nèi)容，其間相互聯(lián)系，有機地構(gòu)成古代史學理論的思想體系。這些史學理論，除唐劉知幾、清章學誠等少數(shù)人作出總結(jié)性的貢獻外，在長期的發(fā)展中主要不是以長篇巨制的專著表現(xiàn)出來，而是由千百個學者共同創(chuàng)樹，互補互益形成的。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往往濃縮在簡要的概念、范疇或類若格言的語句之中，如“良史”、“信史”的概念，鑒戒、懲惡勸善、資治、經(jīng)世、六經(jīng)皆史、“三長”等范疇，“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國可滅，史不可滅”等語句，都具有豐富的理論蘊義，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重要特點。
注釋：
①《國史要義·史原第一》。
②《國語》卷一七《楚語上》。
③《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恩獎》。
④《左傳》成公十四年。
⑤《史通·直書》。
⑥《冊府元龜》卷五五六《國史部·采撰二》。
⑦商輅《續(xù)資治通鑒綱目》卷首御制序。
⑧⑨《資治通鑒》卷首，宋神宗御制序；卷末，《進資治通鑒表》。
⑩(11)《全唐文》卷四七七《進通典表》，卷五七《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12)《南齊書》卷首《南齊書目錄序》。
(13)載明徐必達編《邵子全書》卷一。
(14)《朱子語類》卷八三《春秋·經(jīng)》。
(15)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序例》。
(16)李方子：《資治通鑒綱目后序》。
(17)《鶴山大全集》卷五四《朱文公年譜序》。
(18)《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八。
(19)《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
(20)《史通·史官建置》。
(21)《唐大詔令集》卷八一《修晉書詔》。
(22)《全唐文》卷七五七《請試史學奏》。
(23)胡宏《皇王大紀·自序》。
(24)《劉靜修先生集》卷一《敘學》。
(25)馮良佐：《續(xù)后漢書后序》。
(26)王守仁《傳習錄》。
(27)《文史通義·易教上》。
(28)《章氏遺書》卷九《報孫淵如書》。
(29)(30)《孟子·離婁下》，《孟子·盡心下》。
(31)《后漢書》卷四○上《班彪傳》。
(32)見《史通》的《采撰》、《書事》、《敘事》篇。
(33)潘耒《國史考異序》。
(34)《史通·序例》。
(35)《曝書亭集》卷三二《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36)《文史通義·書教下》。
(37)《近思錄》卷三。
(38)《朱子語類》卷一一。
(39)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
(40)孔子《論語·為政》。
(41)章學誠《文史通義·博約下》。
(42)《左傳》宣公二年。
(43)《后漢書》卷四○上《班彪傳》。
(44)《后漢書》卷四○下《班固傳》。
(45)載《唐大詔令集》卷八一。
(46)《舊唐書》卷一○一《劉子玄傳》。
(47)《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史書占畢一》。
(48)《柔橋文鈔》卷六《枝言八篇·才學識器》。
(49)《元史》卷一八一《揭斯傳》。
(50)《文史通義·史德》。
(51)《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52)載《韓昌黎集》七《外集》。
(53)《柳河東集》卷三一《與韓愈論史官書》。
(54)郝經(jīng)《陵川集》卷三五《遺山先生墓銘》。
(55)見《史通》的《直書》、《曲筆》、《惑經(jīng)》篇。
(56)《有學集》卷一四《啟楨野乘序》。
(57)《漢書》卷五三《景十三王傳》。
(58)潘耒《日知錄序》，載《日知錄》卷首。
(59)《潛研堂文集》卷二五《盧氏群書拾遺序》。
(60)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自序》。
(61)阮元《十駕齋養(yǎng)新錄序》。
(62)《國語》卷四《魯語上》。
(63)《周書》卷三八《柳虬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