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分別尊稱為“詩仙”和“詩圣”，二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各有所長，風格迥異，李白長于七絕，夸張大膽，想象奇特，清新自然，天然渾成，體現(xiàn)了追求自由的浪漫主義精神。杜甫尤善七律，取典型人和事，呈現(xiàn)廣闊的社會生活，寓主觀于客觀，用個性化的語言塑造形象，浸透著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宋代嚴羽評論李白和杜甫詩歌的風格時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薄稖胬嗽娫挕贰Ｈ粍t如此不同的兩個詩人在歷史長河上卻有著一次舉世矚目的相遇，并成為了忘年之交，兩人結下深厚情誼，擁衾共眠，在兩人以后的詩歌也可看出這次短暫的相遇對各自的重大影響，兩人的詩風也互有借鑒。
本文將從李杜相遇前之李杜差異、李杜相遇時之情誼、李杜相遇后之詩風轉變三個層面對其二人的思想碰撞及詩風轉變進行層層剖析。
李白與杜甫是唐代詩壇的兩座高峰，是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杰出代表，他們在藝術成就上各有千秋，難分高下。
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兩者都經歷了玄宗、肅宗兩朝，這是唐王朝由盛極走向衰敗的動蕩年代，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是唐朝經過百年的勵精圖治、社會經濟發(fā)展鼎盛的時期，之后由于安祿山的叛亂，唐朝急劇走向衰敗。李白與杜甫的青少年，都生活在社會經濟比較繁榮穩(wěn)定的時期，中老年則由于社會動蕩，頗受戰(zhàn)亂流離之苦。
李白與杜甫的詩歌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愛國，對祖國大好河山、勞動人民的謳歌。李白與杜甫的愛國熱情，主要表現(xiàn)他們的政治理想上，建功立業(yè)、平定叛亂、振興國家是他們的政治追求，雖然這些理想都破滅了，但他們不息的追求、吶喊，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動。
但李白與杜甫終究是兩個性格迥異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反映的思想內容也有很大的差別，表現(xiàn)出不同的、鮮明的特點。
李白、杜甫在相遇前都是少有壯志的人，李白年輕時即好談“王霸之術”，杜甫“七齡思即壯”，但兩人的具體政治目標與實現(xiàn)途徑卻有很大的區(qū)別。李白在政治上崇拜的對象是戰(zhàn)國的魯仲連、東晉的謝安，前者一箭下聊城，后者一戰(zhàn)定東晉，但真正使李白傾心是魯仲連功成不受賞的那份清高，以及謝安隱居東山、相機而動的那份灑脫，這些與李白自來自去、不受羈絆的為人為事的“口味”很吻合。所以李白的政治理想就是要象魯仲連、謝安那樣，相機而動，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一鳴驚人，然后不受爵祿，飄然而去，歸隱山林，灑脫之極?！皷|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是他心境的寫照。在實現(xiàn)其政治理想的途徑上，李白既不屑于通過科舉，也不能象邊塞詩人高適、岑參那樣投身邊塞，一步一步做起，他期望的是象呂尚、諸葛亮一樣，受人賞識，委以重任，象謝安、魯仲連那樣，一出東山，談笑建功。當然，他這一廂情愿的想法是不能實現(xiàn)的，姜太公式途徑不再有現(xiàn)實的基礎了。
杜甫與李白不一樣，他的政治偶像是諸葛亮，諸葛亮的忠義、勤勉、獻身精神正是杜甫骨子里的儒家道德規(guī)范。杜甫欽佩諸葛亮兢兢業(yè)業(yè)、契而不舍的精神，而他實際上也是這樣實踐著。他的政治目標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就是通過輔佐君王治理好國家，因此他為官則“恐君有遺失”，在野則思“涓埃答圣朝”。在途徑上，杜甫走的路也比李白實際得多，他做過參軍、左拾遺，后又貶為參軍，在成都時做過節(jié)度參謀等，不管在何職位上，杜甫都盡心盡力，去實踐他為國為民的理想，不以官小、事小而不為。
李白與杜甫都不是出身于貧苦的勞動人民家庭，在一生奔波流離中，卻不同程度地走向人民，反映、謳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苦樂。這一方面杜甫比李白更加投入，更深刻。首先從作品的數(shù)量上看，杜甫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從《兵車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句》至“三吏”、“三別”，隨著杜甫對人民生活的了解的深入，這類作品也隨之增多。其次從深刻程度看，杜甫對勞動人民生活的了解很深入、描繪人民生活真切感人，對人民苦難的根源，他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剝削本質：“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剝削的殘酷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對造成這種反差的統(tǒng)治階級，杜甫也毫不留情地扯下其偽面具“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這些詩句出自一個“奉儒”的知識分子筆下，是極富進步意義的。李白無論在作品的數(shù)量上還是內容的深刻程度上，都與杜甫相去甚遠，他只有《都護歌》、《秋浦歌》(14、17)等幾首詩，而且多用白描手法，沒有觸及本質。在作品差別的后面，是兩者對勞動人民的態(tài)度的差別。杜甫經過一段離亂的生活，已完全融入到勞動人民當中，發(fā)自內心熱愛樸實無華的勞動人民，“指揮過無禮，不覺村野丑”；由熱愛而產生同情，由同情勞動人民疾苦而產生了對統(tǒng)治階級的痛恨。李白也經歷了與杜甫相似的離亂生活，但沒有真正融進勞動人民，他僅是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同情人民的痛苦，感受遠沒杜甫真切，如他寫的《秋浦歌》(14)，感情很平淡。
杜甫是一個時刻想著國家和人民的詩人。杜甫一生顛沛流離，嘗盡人間苦難，有時“一歲四行役”。流浪生活一方面使他能廣泛地接觸最下層的勞動人民，真切體會人民的苦難；另一方面使他能反過來審視自己出身的階級。杜甫自己是“奉儒守官”的家庭出身，享有不納租、不服兵役的特權，即使是他，兒子也免不了“無食致夭折”，普通老百姓可想而知。所以他從人民的苦難反觀自身，又從自身想到普天下的老百姓，由已及人，發(fā)出了“平人固騷屑”的慨嘆。更為可貴的是杜甫一想到人民的苦難，就忘掉了自己的苦難，如他看到自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更多的無處棲身的“寒士”，幻想能有“廣廈千萬間”，能夠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卻寧愿“受凍死亦足”，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天下為公的精神，表現(xiàn)了杜甫對人民的深厚感情，作為出身于統(tǒng)治階級的他，他的思想已跳了封建等級觀念，突破了儒家思想的局限，真正成為一個胸襟開闊的人民的詩人。
李白相對于杜甫更加追求個性的自由與解放，這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是有積極的意義的，他的骨氣、傲氣，是中華民族優(yōu)良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自強不息的力量源泉。李白出身并不高貴，這使他一展宏圖的愿望不能如愿，他的性格與封建道德規(guī)范也格格不入，他不愿受各種束縛，這使得他與封建社會制度的沖突不可避免，他的一生都在與之抗爭。在這種沖突中，李白是屬于弱勢的一方。在現(xiàn)實社會中，他的政治理想一個個地破滅，于是他便走進了大自然，在自然中尋求身心的解放尋求思想的寄托，為此寫下了大量的游仙詩。這些游仙詩、山水詩，一方面展現(xiàn)了李白不屈的個性，另一方面體現(xiàn)了他個人主義的一面。他沒有象杜甫那樣由統(tǒng)治階級走向人民，而是走進了一個更加與世隔絕的自我，他迷戀的水，更多地發(fā)泄自我的感受，他缺乏杜甫的責任感?！半u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李白逐漸脫離現(xiàn)實社會，孤獨地遨翔在自己的天空；“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華發(fā)長折腰，將貽陶公誚”，李白越來越注重自身的感受，雖然建功立業(yè)，救國救民的念頭時常閃現(xiàn)在他心頭，但他再也不愿委屈自己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把手段看得過于重要，以致目的——他的政治理想反而顯得不重要了。其實李白的入世目的，最終還是為了自己，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宏才，證明自己不是“蓬蒿人”，他的政治理想是“瀟灑走一回”，用功業(yè)為自己作一個“證明”，然后退隱山林，再回歸到自我的世界中，缺乏真正的責任感。
李白是唐代詩壇的一匹野馬，放縱不羈，他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充分表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想象雄奇、夸張，不受格律的束縛，具有很強的震撼力，如《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等。李白對個性自由追求的另一面是對扼殺個性自由的封建制度的抗爭與蔑視。他看不起醉心前程的人，不愿與之同流合污，認為是“白雪難同調”。對封建制度的設計者和理論家孔子，雖然被尊為圣人，他敢報以蔑視的大笑：“鳳歌笑孔丘”；對封建帝皇的典型堯舜，他也認為“堯舜之事不足驚”；對封建權力的象征的皇帝，他時常不給面子，“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對皇帝代言人的王侯、權臣、弄臣，李白更是不放在眼里，他敢當著皇帝的面，讓高力士脫靴，“一醉累月輕王侯”，這“一醉累月”并非真醉，無非借酒來表達自己的蔑視。至于“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更是表面上贊美皇帝，其實連皇帝也一起取笑了。笑與醉是李白表達自己蔑視的兩種重要方式，有“仰天大笑”、“鳳歌笑”、“買歌笑”、“累月之醉”、“酩酊”大醉等，這是李白特有的方式，在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下，即使這種比較含蓄的方式，沒有一定的勇氣也是不能做到的，尤其是天子呼來敢于“不上船”，這對一般人權其榮耀的事，李白能看得如此之輕、滿不在乎，也說明李白不是真正在乎功名富貴，這正是李白能夠而且敢于蔑視帝皇、權貴的根本原因。
杜甫對待封建制度的態(tài)度與李白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他積極維護封建秩序，維護封建統(tǒng)治，尤其是忠君更是其一生的追求。杜甫出生于為官家庭，滿腦子是儒家的道德理念，性格中庸，這些構成了他的行動的基礎，他一生想的是為君王出力，為其分憂，希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致君堯舜上”看成是實現(xiàn)“再使風俗淳”的基本手段、途徑，因此一生都在盼望君王的垂青，期盼“圣朝”的“堯舜君”能使他實現(xiàn)救國救民的理想。行動上他時刻關心君王的言行，在朝則時常進諫，“恐君有遺失”，在野則用詩歌記錄各種社會現(xiàn)象，希望皇上能夠看到，采納他的建議，真可謂用心良苦。他的忠君還表現(xiàn)在他的戀君情結上，他看問題、思考問題都是站在君王的角度，仿佛那不是他在思考而是皇帝在思考，他的思想時刻都掛在皇帝的寶座上，看到皇用回紇兵，就替其擔心回紇的野心，聽到官軍打勝仗，就希望皇上能乘勝追擊；看到關塞險要，就想到皇上用人得失，替皇上的寶座擔心。但皇帝其實并不要他擔心，不領他的情，失意的杜甫縱有“濟時敢愛死”的獻身精神，也只能“寂寞壯心驚”了，所以他就把目光轉向了普天下的老百姓，走向了更為廣闊的天地，走出了戀君情結的狹小的庭院，走進了愛國主義的境界，把忠君與愛國愛民結合起來，為民吶喊，為國分憂，批判封建剝削的殘酷性，成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
李白一生在出世與入世之間飄游不定，每當他的政治理想破滅，受到挫折時，他不是積極尋求解決方法，他的通常作法是尋求解脫，出世的思想就會在他心中占據(jù)主要地位。他尋求解脫的途徑通常是遁入山水之間和借酒澆愁。李白作品中山水詩占的分量很重，是李白出世的主要途徑，他描繪了祖國大量的奇山秀水，也寄寓了他的理想生活方式。不管是忘情山水還是借酒消愁，都不時流露出及時行樂、頹廢、虛無的情緒。如“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具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如此等等，美酒成了李白對抗社會的武器，光是游山玩水還不能使李白解脫，還要加上美酒，借酒不但可以澆愁，還可以裝醉罵人，這其實是李白脆弱的一面，更體現(xiàn)了李白自暴自棄的性格的一面。基于對人生無常、虛無的認識，李白經常流露出及時行樂的情緒，這使得他對政治追求沒有恒常的熱情，時冷時熱，得意時可以“仰天大笑出門去”，失意時則“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這不僅不能使他成就功業(yè)，還使他的詩歌頗受爭議。這些思想是李白作品中的消極成分，對后世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杜甫一生比李白更加艱辛，但他一生疾志不渝，追求自己的理想，積極尋求救國救民的途徑，雖然有“一歲四行役”的艱辛，兒子“無食致夭折”的悲痛，但他始終不改初衷，懷著救國救民的信念頑強地與命運抗爭，從不悲觀消極。當他政治上失意時，他沒有失望：“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決”；陷安史叛軍之中，他想的也是“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并沒有絕望；從安吏叛軍中脫身歸來，看到皇上，感到中興有望，不覺“喜心翻倒極”，始終認為“胡命其能久?皇綱來宜絕”，充滿樂觀的精神。杜甫不僅對國家命運充滿樂觀的情緒，而且對自己他也從不曾悲觀失望，雖然不被朝庭重用，但他不改為國為民的信念，他看到“東郊瘦馬”，想到的不是被棄的悲哀，而是“更試明年春草長”的進取雄心；攜家逃難途中登“鳳凰臺”，他想的是“再光中興業(yè)，一洗蒼生憂”，絲毫不為眼前的苦難而悲觀，《成都府》一詩中更是自我安慰“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樂觀地面對命運的安排。杜甫頑強樂觀的精神還表現(xiàn)在他能適應各種環(huán)境，如在成都草堂時他能放下讀書人的架子，“為農”養(yǎng)家；簡陋的草堂，他也住得自得其樂，如《江村》一詩所描繪的一樣，喝“蔗漿”也很滿足，自認為“瓷罌無謝玉為缸”，對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使杜甫始終保持正常的心態(tài)，坦然面對各種磨難。杜甫頑強樂觀的精神，表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使得他在創(chuàng)作中，不是簡單地反映社會現(xiàn)實，他的現(xiàn)實主義是有理想的現(xiàn)實主義，不是淺薄的現(xiàn)實主義。
聞一多先生曾將李白與杜甫的相見比作“兩曜（明星）相遇”，說：“我們該當品（吹）三通畫角，發(fā)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因為我們四千年的歷史里，除了孔子見老子，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紀念?！保ā抖鸥Α罚┛鬃优c老子的相見是于史無證的傳說，而李、杜相遇卻史有明書。
公元744年，杜甫與李白初次相逢于洛陽，他們在杜甫父親杜閑的家里相識,兩位詩壇泰斗一見如故，一同暢游了梁園（開封）、濟南等地，度過了一段彼此難忘的日子。兩人不僅有詩歌的往來，還結下深厚友誼，這一年，李白44歲，杜甫33歲，但年齡的差距并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這在后來的文學史上也被傳為佳話。
李白與杜甫相會是在李白因觸怒權貴放歸山林時。杜甫在《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一詩中描寫當時的情形是：“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兩人可謂情同手足。李白當時已經是詩名遠揚的大詩人了，而杜甫還默默無聞。性格孤傲的李白和杜甫應是很投緣的。他和杜甫相處的那段時間里，兩人時常喝酒論文，李白的詩歌造詣必定對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生一定的影響。曾有觀點認為，杜甫《登兗州城樓》詩中，“浮去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與李白詩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 ⑤、“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⑥”句式相似，視野比以前更開闊了。于是后人猜想，李杜相處的那段時間里，李白幫杜甫改詩⑦。雖然這一觀點有待確認，但是我覺得兩個同樣喜愛詩歌創(chuàng)作的人在一起談詩論文，肯定會互相切磋。李白當時又是詩壇泰斗，詩歌自成一體，作詩經驗也比杜甫豐富，所以他會指導杜甫修改詩歌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后來兩人各奔東西，但有詩互相寄贈。杜甫的詩中充滿了對李白的崇敬，而且對李詩風格評價甚恰。
此行，兩人還另有詩作，李白作《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杜甫作《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杜訪范，遂成千古佳話。《戲贈杜甫》一詩，因為沒有編入李白的集子曾遭到前人誤解，被疑為偽作。郭沫若先生力作辨誤。③杜甫訪范詩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開頭，將南朝詩人陰鏗比擬李白。李白便譏杜甫以“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因此，杜甫放言李白飄泊無定、愧對葛洪、空度時光、“飛揚跋扈”。李白借杜甫瘦了，勸他不要起早睡晚地寫詩，不要太辛苦了。李白與杜甫相聚時間很短，但是相知極深?？此七^分的語言，正是兩人交情篤厚的見證。以“痛飲狂歌”、“飛揚跋扈”寫李白，以“作詩苦”寫杜甫，道出各自的特征，皆極真切。
杜甫在成都做節(jié)度使嚴武的幕客時，生活還算安定。閑暇時常想起與李白相處的日子，這時他們闊別已經十多年了。想起那一段令人難忘的好時光，杜甫總感慨不已，頗為懷念。
如今正是仲春時節(jié)，蓉城景色秀美，心曠神怡，李白若能來此同游，那該是何等美事。一代豪放的詩仙，在這兵荒馬亂的動蕩年代，將棲息于何處？想到這里，詩人不禁提筆做詩，寫了一首五律《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云。
何日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杜甫在詩中對李白是這樣贊許的：庾信的詩清新而不俊逸，鮑照的詩俊逸而不清新，而李白的詩兼而有之，其清新俊逸之風實在是無人可以匹敵的。杜甫還時常掛念著李白的衣食住行，擔心他被貶逐以后的安全：“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薄八畈ɡ碎?，無使蛟龍得?！边@些詩句對李白遭誣受害表示了極大的同情。
李白大杜甫11歲,他們常以詩相贈.他們的友誼純凈如水?！抖鸥υ娂房梢砸姷剑保皝硎祝纾骸顿浝畎住?、《春日憶李白》《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等。但李白寫給杜甫的,找遍了《李白集》也只見到三首即《戲贈杜甫》、《沙丘城下寄杜甫》、《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有人借此認為李白對杜甫的情誼是寡淡的，因為他寫給杜甫的詩僅存留3首。更有人認為《戲贈杜甫》不過是一種文人相輕的現(xiàn)象，他們之間的情誼不過是泛泛之交。對此，我表示不認可。評斷兩人的情誼不能僅憑借遺留的文獻來作孤證，這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眾所周知，文獻的保存可能因歷史原因而造成不完整。事實上，經過仔細研究兩人的詩集，可發(fā)現(xiàn)由于李白的晚年處于顛沛流離的生活，并未能很好地編制自己的詩集，也許在安史之亂時期，一部分詩歌因戰(zhàn)亂遺失也未曾得知。而相較之下，杜甫的晚年是抽出過大量的時間來整理自己的詩集的，保存性也會更好。雖然我們無法知曉遺失的那部分實際是否有兩人的贈詩，但從現(xiàn)存的詩“醉臥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可見兩人的關系很不一般，若不是關系要好，豈會共被而眠呢？事實上，情誼是相互的，兩人的相遇雖然短暫，但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許兩人通過交流，發(fā)現(xiàn)各自詩風差異巨大，但同時亦被對方的詩風特色所吸引，故一見如故，共同游山玩水，談論詩作。
就兩人相遇的年齡來說，李白大杜甫11歲，可謂忘年之交。而在他們相遇之前，李白早已聲名大作，而杜甫還只是名不見經傳的晚輩，但就是兩人如此大的身份差異，李白非但沒有對杜甫輕視，反而屈尊降貴，甚至向杜甫請教詩作。這一點也可以以他的詩為證，他曾寫下《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詩：“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庇捎诙鸥Σ辉谏磉呁危褒R歌”引不起李白的感情，“魯酒”也提不起酒興，思友之情就象永不停息的汶河水。從此詩可見李白的謙遜的人格魅力和對杜甫的真摯情誼，也正是其謙遜的作風，使他遇到人生知己----杜甫。
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這首詩中，杜甫極力推重李白的人品才學，痛惜其在垂老之年流離困頓，抱冤莫伸，甚至以孔子、賈誼的感傷，來比喻李白的不幸：“幾年遭□鳥，獨泣向麒麟?！边@分明是在直指朝廷對李白處置不公。清代盧世稱這首詩為“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杜詩詳注》引）。
但是，由于趨炎附勢在人世間已經成風，文人相輕也成了文壇的通病，杜甫的言行，反而不能為某些人理解，他和李白相敬相重、生死不渝的情誼，反而使某些人感到奇怪，并懷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在李、杜詩中，饒有興味地尋找一些“例證”，以推出二人“相輕”的結論。托名李白的《戲贈杜甫》，正因為能滿足這種心理需要，反比寄托李白真情的《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更為某些人所樂道。至于杜甫贈送、懷念李白的眾多詩篇，對“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這樣的詩句，都置之不論，反而抓住“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這幾句詩，大做文章，認為這是在明顯地貶低李白，將他同六朝詩人相提并論；充滿思念之情的“何當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則被看作是諷刺李白作詩粗疏。其心胸的狹隘與想像的豐富，竟能如此奇妙地結合起來，可稱是病態(tài)人心的一大杰作。杜甫以上面這些人來比李白，“蓋以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杜詩詳注》引朱鶴齡語）。這就像敦誠挽曹雪芹，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劉伶、李賀同曹雪芹當然不能相提并論，但作為曹雪芹摯友的敦誠，他這樣寫，卻完全是出于對死者的一片敬意。盡管杜甫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盡管杜詩“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新唐書·杜甫傳》），然而在中國文學史中，沒有誰比杜甫更能不倦地向他人學習、更能由衷地贊揚他人了。不過無論是當代文豪，還是前朝作家，沒有哪個人像李白那樣，在杜甫心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承認王維“中允聲名久”（《奉贈王中允維》），稱贊高適“美名人不及”（《寄高三十五書記》），但惟獨對李白才有“千秋萬歲名”（《夢李白》）這樣的推許。
如果說，人的真情在清醒時常會被掩蓋，那么，在夢中則會充分表現(xiàn)出來。杜甫對李白的感情，最真切、最集中地表現(xiàn)在他的《夢李白》詩中。前人說這二首詩，聲淚俱下，交情懇摯，似真有神魂往來，千古深情，惟此為至；反過來說，若無一片真情，也絕對寫不出這樣的文字?！短扑卧姶肌吩u這兩首詩：“沉痛之音，發(fā)于至情。友誼如此，當與《出師》《陳情》二表并讀，非僅《招魂》《大招》之遺韻?！弊x了這樣的詩，如果依然無動于衷，以己之心，妄度前人，那也就無可奈何了。
天寶四載秋，李白與杜甫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趙，往來齊魯間，但以游梁宋為最久。這時期李白的生活是窘困的：“歸來無產業(yè)，生事如飄蓬”《贈從兄襄陽少府皓》，心情也是很悲憤：“摧殘檻中虎，羈紲鞲上鷹”《贈新平少年》。隨著天寶年間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現(xiàn)實的作品越來越多，反抗精神也越來越強烈，成為他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顯著特色。
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久即隱居于廬山屏風疊，密切關注著事件的發(fā)展。次年冬，永王李璘以抗敵平亂為號召，由江陵率師東下，過廬山時，堅請李白參加幕府，李白出于一片愛國熱情便接受了他的邀請。不料李璘暗懷和他的哥哥唐肅宗（李亨）爭奪帝位的野心，不久也因而獲罪，下潯陽獄。出獄后，又被判處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李白這時已五十八歲，在“世人皆欲殺”（杜甫《不見》）的殘酷迫害下，經常爽朗大笑的詩人有時也不得不發(fā)出無聲的垂泣：“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保ā督膭e宋之悌》）
由此可見，李白的詩風并非是一成不變的，經歷了安史之亂，晚年的李白也頓感力不從心，雖然他依舊想請纓殺敵，但無奈因病折回。安史之亂時期，李白的詩風是和杜甫極為相似的，都是愛國主義精神。李白詩風的轉變，歷史社會因素是一大因素，而他與杜甫的深厚友誼也是影響他詩風的因素。他們因性格詩風不同而相互吸引，也相互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在唐朝的詩界，文人經?；ハ嘟涣鳎瑑扇嗽谙嘤銮袄畎滓苍S不會注意到杜甫的詩，但相遇并結為忘年之交后，李白對于杜甫是有一定關注的。所以，詩風的相互借鑒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十年代，林庚在《詩人李白》中較為細入地探討了李杜之間的交誼。他認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傾心的詩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詩歌兩方面。李白與杜甫相會游從的半年中，李白影響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們真無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們對于政治的警惕性，對于現(xiàn)實的敏感，乃是時代真實的鏡子。他們的默契也就是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的發(fā)揚。從詩歌藝術上說，也是李白影響杜甫為多：'杜甫在遇見李白之前，現(xiàn)存約十首的詩中幾乎都是五律，可見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為主的。'而杜甫在遇見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響，后來又'從七古中獲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創(chuàng)造了他自己所獨有的五古'。
作為晚輩的杜甫，對于李白，更有一種崇敬之情，在遇見李白之前，想必甚至將李白作為自己的偶像。因此，在與李白相交后，對其感情篤深，光是贈給李白的詩就有十一首，可見李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杜甫對李白的懷贈詩,根據(jù)其創(chuàng)作時間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初識洛陽、共游齊魯階段;二是杜甫困居長安階段;三是安史亂后杜甫居官和飄泊階段。而李白，作為唐詩中的享譽盛名的太陽，他的光芒自然吸引各界文人，詩風也會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杜甫。
杜甫在他后來漂泊西南時期定居成都草堂后，由于結束了長期顛沛流離的生活，有了一個暫時安定的住所，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杜甫的詩歌也由敘寫動蕩的社會生活轉向描繪寧靜美麗的自然界，創(chuàng)作了許多描寫雨細、風微、花香、枝弱的清新小詩，贊美自然萬物，憧憬美好生活，表現(xiàn)了詩人的生活情趣，有些作品也體現(xiàn)出了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因而杜甫在漂泊西南時期也創(chuàng)作了一些浪漫主義詩歌。如廣為人傳頌的《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jié)，當春乃發(fā)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這首詩作于上元二年（761）年春，49歲的詩人以欣喜的心情描寫了這場在成都草堂應時而降的春夜細雨。
再如同年所作的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六）：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可見，此時的詩人是閑適的，詩歌的格調也是輕快明麗的。甚至于詩人還寫出了許多富有生活情趣的詩歌，如《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俱飛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雙。
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甖無謝玉為缸。
這首詩更是以詼諧嬉戲之詞，抒寫悠游愉悅之情，富有生活氣息。
由此可見，杜甫后期的詩風也是有很大的轉變，這里面有時代變遷的因素，有文人之間相互借鑒的因素，早年詩仙李白對其的指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
杜甫不僅在相遇后逐漸明白了李白的理想,而且在自己晚年更為深刻地悟出了李白追求自由的天性,這正是李白思想的核心,也是李白的悲劇之源。李白尋仙訪道是渴望擺脫自然壽數(shù)的局限而能生存于時空之外,淡泊名利則是渴望擺脫世俗之累而能獲得心靈的閑適與安寧,其核心是對自由的向往與追求,這是人類生存的理想狀態(tài),雖可望而不可即,卻并不排除某種程度的實現(xiàn)。李白的辭官歸隱、尋仙訪道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自由的靠攏。杜甫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理解李白,這種理解同樣來自杜甫自身的經歷及思想的變化。長安十年的困頓,四處干謁的屈辱,冒死投奔的忠誠與無端被貶的打擊使杜甫日漸心灰意冷,而安史亂后的時局使理想的實現(xiàn)越發(fā)渺茫,于是其政治熱情日漸降溫,歸隱之志不時浮上心頭,“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曲江對酒》)。其實在困居長安、求仕無成的日子里,這種隱逸之志便時有流露,“扁舟吾已僦,把釣待秋風”(《送裴二虬尉永嘉》 )。然而只有在這一連串的打擊之后,杜甫才開始真正考慮退出政治,這無疑是艱難的抉擇。在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后,被貶的憤懣、理想的落空及生活的壓力使杜甫終于下定了棄官的決心,“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題》)開始了飄泊生涯。杜甫在《詠懷 五百字》中早已自述心跡:“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比缇菆蛩?span>,未嘗不可歸隱山林。杜甫本對肅宗中興大唐滿懷希望,而肅宗不信忠諫,排擠打擊玄宗舊臣的冷酷與專橫很快讓杜甫灰心失望,其先前在杜甫心中的“堯舜”形象此時已是面目全非。杜甫棄官出走的人生抉擇固然是因為對昏昧的肅宗喪失了信心,而深層次上則是對自由人格的追求。陶潛的吟唱響在耳邊，而李白的影子更是在他心中晃動。因而，杜甫自華州棄官，奔赴秦州不久便連續(xù)寫下《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便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結語：
后世敬仰的“詩仙”李白與“詩圣”杜甫是我國唐代的兩位著名的詩人，他們?yōu)楹笕肆粝铝嗽S多不朽的詩歌。作為封建社會的文人墨客，他們都有著自己的抱負，想為國家、為皇帝盡心盡力。因此他們都有滿腔的愛國熱情。對國家有一份熾熱的感情，國家強盛時那種歡喜、自豪感在他們筆下流露；但國家處于憂患時，他們又憂心忡忡，反對唐統(tǒng)治者的窮兵黷武。正是這種共同的愛國情感和不同的詩風差異，使兩人相互吸引，才出現(xiàn)歷史上少見的兩大詩界最高峰的相遇。他們的相遇千古流傳，具體的情境已無法考據(jù)，但二人的情誼則永久地傳為佳話，供后人接踵研究。眾所周知，唐詩詩風因各種繽彩紛呈而絢爛，但也因互相交流，相互借鑒而推陳出新，李白與杜甫作為唐詩的兩大高峰，雖然相遇時間短暫，但真摯的情誼卻令人感懷，尤其是李白對杜甫后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有極大的影響的。思想的碰撞才能擦出火花，李杜的相遇其歷史意義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不是他們的相遇，我們難以看到如此高傲的李白竟然也有及其謙遜的一面，我們也難以看到沉郁的杜甫也有樂觀浪漫的一面。他們的相遇，是一段友誼的佳話，更是唐詩文學史上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兩大高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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