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嗎？
毫無疑問，《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但在紅學研究史中，它幾乎沒有獲得過“小說”的地位。在更多時候，《紅樓夢》充當著歷史或文獻資料的角色，甚至已故考證派紅學家俞平伯也說：“總想把它當作一種史料來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過癮……其實出于根本的誤會?！?/span>
如今紅學研究已歷百余年，這種“誤會”似乎并未減少，雖然時有“澄清”之論，如余英時等人強調“回歸文本”“將紅樓夢當作小說來研究”，但堅持“誤會”者仍大有人在。從外頭看，紅學大廈仍然崢嶸軒峻，蓊蔚洇潤之氣不絕。
但只要稍作深入，即可知以索隱和考證為代表的紅學早已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曾經盛行一時的“階級斗爭論”仍然在中小學課本中占據主流，但其荒謬已不足再論，一哂可也。所謂“紅學”恰如《紅樓夢》中古董商人冷子興評價賈府：“外面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21世紀以來，有關《紅樓夢》的新材料越來越少，索隱和考證賴以更新、發(fā)展的根本幾乎斷絕，其進步處于半停滯狀態(tài)，奇談怪論迭出。
之所以呼喚新的典范，一方面的原因是“窮則思變”，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索隱派和考證派先天就帶有癌變的基因，稍有不慎便足以讓研究者墮入深淵。俞平伯在《從“開宗明義”來看紅樓夢的二元論》中寫道：“人人皆知紅學出于《紅樓夢》，然紅學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
紅學愈昌，紅樓愈隱。恰可作為本文主旨。
本文看點：
一、從王國維到蔡元培，紅樓夢研究駛入歧途
二、《紅樓夢新證》材料價值大于學術價值
三、俞平伯是考證派的建構者，也是掘墓人
四：新典范：從“向外索考”到“向內索考”
從王國維到蔡元培，紅學研究駛向歧途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代變遷催生了《紅樓夢》的研究。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到，“小說”二字起源于莊子，《莊子》有云：“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币馑际钦f，以淺薄的修辭求美名，難以進入通達的大道。
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自誕生以來備受鄙薄，其地位遠不能和詩文媲美。真正的變革始于近代，中國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歐風美雨浸潤下，國內學人始發(fā)現小說才是世界文學的主流。
梁啟超作為橫跨政界、學界之巨擘，開時代先聲，發(fā)起“小說界革命”。1902年，梁啟超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強調“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小說從“于大達亦遠矣”開始登上大雅之堂，被視為改造國民、開啟民智的利器。這一時期，研究者多從倫理角度解讀古典小說，重點闡釋其揭露黑暗、批判現實，功利色彩濃厚。
王國維恰如一顆流星，剎那照亮長夜。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王國維寫道：“觀近數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無異。”《紅樓夢評論》橫空出世，王氏深受叔本華哲學影響，從美學角度強調《紅樓夢》的價值，稱《紅樓夢》深入民族的精神底蘊，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
以欲望受阻和自我解脫為主線來闡釋《紅樓夢》，不免有附會之嫌。但《紅樓夢評論》仍不失為劃時代之作。第一，從研究方法上看，王氏將西方哲學與中國文學相結合，論述系統周密，與此前評點式、片段式（金圣嘆、脂硯齋等）的論述判若霄壤，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第二，在功利性極強的研究環(huán)境中，《紅樓夢評論》能夠關注作品本身的思想意蘊和美學價值，這在當時極為罕見。
然而流星生命短暫，一瞬即逝。王國維的紅樓夢研究未能得到足夠重視，他的學術興趣也由文學研究轉入史學。在清末，國內局勢詭譎多變，政治風云此起彼伏，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未得其時。
此后，《紅樓夢》研究完全駛進了另一條路。
在20世紀的紅樓夢研究歷程中，蔡元培是第一個主角。為寫作《紅樓夢索隱》一書，蔡元培前前后后花費20余年，在1921年的一次演講中，蔡元培也說“對于我個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頭記索隱》。”
蔡氏寫索隱一書，緣于他對小說題材的熱愛以及對小說的獨特認知。他在1898年的一篇日記中寫道：“余喜觀小說，以其多關人心風俗，足補正史之隙……”這一段話乃中正之論，現實色彩濃厚的小說確實能在某種程度上“補正史之隙”。但蔡元培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終以治經史的方法研究《紅樓夢》，這與他之前的索隱愛好者并無二致。
蔡元培的特殊之處在于將索隱式的研究上升到理論層面。他提出索隱“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笔芮叭藛l(fā)，他也將《紅樓夢》視為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說”，認為“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從方法來看，蔡氏的“三法推求”無非是比附和猜謎，從胡適到余英時，再到今日紅學界，大多對索隱的方法有清晰認知，其所能解決的問題，遠比其不能解決的問題要少。比如他推敲徐健庵是探春的原型，原因在于“健庵名乾學，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進士第三名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狈Q之為“捕風捉影”，大體不謬。
從主題上看，“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流行有其特殊歷史背景，脫離其歷史背景，該說的生存空間則驟然減少。如果《紅樓夢》的主題真的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那么我們可以判斷，曹雪芹寫了一部相當失敗的作品，以至于連滿清貴胄和大多漢族同胞都不能領會其意。
蔡元培作為儒林盟主，天下學人敬仰，但其研究方法之老舊，在新文化運動中格外突出，這種反差使他成為眾矢之的。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下，“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胡適向他開炮，1921年《紅樓夢考證》發(fā)表，新紅學于是誕生。
從《紅樓夢索隱》到《紅樓夢考證》，這背后不僅是紅學研究的轉向，更是社會思潮的轉向，《紅樓夢考證》代表了一種新的思路。又或者說，《紅樓夢考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的理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連胡適自己也說：“《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span>
《紅樓夢新證》材料價值大于學術價值
1917年，北京大學開設小說課程，這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上的標志性時刻。兩年后的白話文運動中，白話小說成為文學的核心，學界重新評估《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價值。
事實上，早期的紅學諸公對《紅樓夢》的評價并不甚高。胡適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向來感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游記》?！痹鴮戇^《紅樓夢新敘》的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也認為，中國文學遠不能與歐洲比肩，而《紅樓夢》“過貪冗長……實在可厭?！庇崞讲凇都t樓夢辨》中也有類似評價：“平心而論，《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紅樓夢索隱》所引發(fā)的軒然大波，與白話小說的潮流相結合，讓《紅樓夢》研究意外成為學術界矚目的焦點。
有趣的是，陳獨秀在1932年入獄之后，對《紅樓夢》的認知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不再認為《紅樓夢》“過貪冗長”“實在可厭”，反而認為該書是“曠世珍品”，乃“天下第一奇書”。政治上的失敗，顯然讓他有更多時間去反思中國傳統文學的獨特價值。
回到胡適，作為杜威教授的高足，實用主義哲學對他有巨大影響。歸國后的胡適依舊秉持實用主義哲學，并貫穿其學術生命。實用主義哲學對胡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其懷疑精神，概括言之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二是實證思路。
這也是胡適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原因所在。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醉心考證、親近乾嘉考據，甚至用考據的功夫來治《紅樓夢》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苗懷明在《風起紅樓》中也提到：“對于文學研究來說，藝術層面的分析有很多主觀性和不確定因素，最能檢驗真?zhèn)问欠堑哪^于作品的傳記式研究?！?/span>
《紅樓夢考證》主要探討兩大問題，一是作者及其家世，二是作品版本問題。他在《紅樓夢考證》書中寫道：“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樟_許多不相干的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jié)?！憋@然劍指蔡元培、王夢阮等人。正是在胡適的努力下，我們幾乎可以確認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及其家庭狀況。在版本問題上，胡適考證高鶚身世，認為后四十回乃高鶚所補。
一百年以降，雖然常有驚人之論，稱《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后四十回也并非高氏所補，但胡適的觀點依然是紅學界的主流。在研究方法上，胡適“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后抽出一些比較近情理的結論……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這也就是他后來所概括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考證”思路之所以能成立，有一個核心大前提，即《紅樓夢》是一部“自傳”，而非是一部小說。及至胡適在紅學研究上的繼承者、自傳說之集大成者周汝昌，《紅樓夢》的自傳性質被發(fā)揮到極致，它不被允許有任何藝術上的創(chuàng)造和加工，只能是真實的“曹家家史”。
在《紅樓夢考證》發(fā)表之后，簇擁者眾，但也不乏批評聲音，有很多觀點在今天看來也彌足珍貴。1925年《學衡》發(fā)表黃乃秋的《評胡適〈紅樓夢考證〉》，文中寫道胡氏此說“適蹈（索隱派）王夢阮、蔡孑民附會之覆輒”，“大背乎小說之原理”。他舉例說：“如謂寶玉即雪芹，寶玉之終極在解脫（按：指出家），試問雪芹解脫之事實又何在？”
換句話說，考證派指責索隱派附會、猜笨迷，卻沒想到自身也在無意識中陷入附會、猜笨迷的境地。前者附會于王朝史，后者附會于曹氏家史，考證派對索隱派的批評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對《紅樓夢》性質的扭曲。
周汝昌被稱為考證派紅學的最后完成者，其《紅樓夢新證》完全將《紅樓夢》看作曹氏家史，否定《紅樓夢》的理想性和虛構性。他在書中也寫道：“曹雪芹小說之為寫實自傳，卻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了。”在這一大前提的引導下，周汝昌發(fā)揮其卓絕的考證天賦，對作者的生平家世、書中眾人的現實身份、脂硯齋何許人也等重要問題做出解答。全書所引書目近700種，幾乎包羅所有紅學有關文獻。他自己也說：“本書對于這類材料，搜羅得自然不敢說'無遺’，但是相當豐富則尚堪自信?！?/span>
在筆者看來，《紅樓夢新證》的材料價值要大于其學術價值，周汝昌對紅學研究的貢獻也正在于其全面、系統地梳理了紅學相關文獻。
眾所周知，考證派的實證研究極為重視文獻的開掘。但恰如余英時所論，紅學研究高度仰賴于“外援”，即《紅樓夢》以外的材料。在多種歷史因素作用下，20世紀曾有一段可遇而不可求的材料爆發(fā)期，但在常態(tài)中，新材料的誕生具有高度偶然性，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技術的崩潰”也就不可避免了。
考證的崩潰不僅有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內部原因”?？梢哉f紅樓考證先天帶有癌變的基因，隱含著走入歧途的傾向。其原因在于《紅樓夢》根本經不起考證，這是由它的性質決定的。
小說和歷史有絕大區(qū)別，歷史小說和歷史也有絕大區(qū)別，最核心的差別在于虛構性和理想性。依據《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來考證真實的歷史，結果可想而知。
從維新運動到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新潮涌動，胡適作為開一代風氣的宗師，意圖用新的方法重新梳理故國歷史文獻。巧合的是，《紅樓夢》有長達百余年的索隱傳統，蔡元培、王夢阮等人又給“用治經史的方式治《紅樓夢》”添了一把火，兩者結合，讓一代學人忽視了《紅樓夢》的小說屬性，最終導致長達百年的歧出。
這百余年的主流紅學研究，幾乎是“方法綁架事實”帶來的后遺癥，我們仍在歧路的延長線上，糾偏已經是當務之急。當然，這并非否認過去百年間紅學考證的價值，無論是曹學、版本學、脂學還是探佚學，都對我們深入理解《紅樓夢》有重大意義，但是過猶不及，尤其是“曹學”“脂學”，其之所以成立的根基已經朽壞。
俞平伯是考證派的建構者，也是掘墓人
在百年新紅學歷史中，也有主流紅學家嘗試過“糾偏”，并獲得了重要成就，這個人就是俞平伯。甚至可以說，在已故的紅學家中，俞平伯最堪敬佩，余英時甚至譽之為最有希望建立紅學新典范的紅學家。
1920年，俞平伯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前往英國留學。旅途中他與傅斯年共同閱讀、討論《紅樓夢》，而后一發(fā)不可收，這正是俞氏成為紅學家的“緣起”，在此前，他對《紅樓夢》并不了解?；貒螅m、顧頡剛、俞平伯組成了非正式的《紅樓夢》討論小組，嚴格來說，三人都是新紅學的開山鼻祖。
1923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出版，該書共分三卷，上卷專論高鶚續(xù)書，中卷“專就八十回立論”，并敘述“對于八十回以后的揣測”，下卷“考證兩種高本以外的續(xù)書”。
與《紅樓夢考證》乃至此后的《紅樓夢新證》相比，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有著十分清晰的特點，比起外證、旁證，俞平伯更注重“內證”。胡適判斷后四十回為高鶚所續(xù)，主要依靠版本、文獻資料等“外援”作為資料，而俞平伯格外重視對文本的解讀，意圖通過內容研究，來證明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非一人所作。新紅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顧頡剛也說：“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一文，只是從外表說，而未詳細考它內部的實質，遠不是完滿的工作。必須有你這一篇，然后可無遺憾”。
在《紅樓夢辨》中，俞平伯強調了他批評的標準：“第一，（后四十回）所敘述的，有情理嗎？第二，所敘述的，能深切的感動我們嗎？如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這當然，批評的斷語也在否定這一方面了?！币浴坝星槔怼焙汀吧钋械母袆印睘闃藴?，正體現了他對文學本身價值的關注。
也正是對文學本身的關注，讓他很快走出了“方法綁架事實”的時代迷狂，最終踏上了與胡適、周汝昌等人不同的一條路，創(chuàng)造了一個內外兼修、考評兼顧的新范式。
事實上，新紅學大廈的根基十分淺薄，幾乎建立在一句話之上。這句話就是胡適所說的“《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俞平伯在發(fā)表《紅樓夢辨》不久，便開始了對自身治學思路的反思，在與朋友的通信中，他寫下了在新紅學史上堪稱石破天驚的一句話：
“我新近發(fā)現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span>
這意味著曾經“自傳說”的主將，開始懷疑整個新紅學之所以成立的根基。他說“（過去的研究）眼光不自覺地陷于拘泥……我們說人家猜笨迷，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
但可惜的是，俞平伯的反思并未能引起更大反響，直到今天，我們始能深刻認識到其反思精神在整個紅學史中的價值，他既是新紅學的建構者，也是新紅學的掘墓人，他的反思和學術勇氣代表著紅學研究從“史學”轉入“文學”的一種可能性。
1954年之后，俞平伯卷入政治漩渦，“階級斗爭派”紅學也登上歷史舞臺。事實上，俞平伯在建國后已經有意識地用馬克思主義去調整自身的學說，在1954年發(fā)表于《文匯報》的一篇文章中，俞平伯提到：“（《紅樓夢》）不只刻畫了封建家庭，并且對于當時的社會政治也是無情揭露的?！?/span>
但終究還是難免于難。李希凡和藍翎兩位還在讀書的年輕人率先發(fā)難，斥責俞平伯“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贝撕笳物L氣幾經變幻，在1966年到1986年這20年中，俞平伯甚至不再公開談論《紅樓夢》，“新典范”的苗頭中止于此。
階級斗爭派的紅學對于摧毀“自傳說”有重要意義，但其自身有著極為鮮明的時代印記，即便仍然占據著課堂和課本，但其生命力早已衰朽?！半A級斗爭論”紅學取消了《紅樓夢》文本的特殊性，用余英時的話來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文學評論中的一般應用”，對于其他名著也基本可以套用。
此外，“階級斗爭”的紅學功利色彩極為濃厚，彷佛又回到了半個世紀前的“小說界革命”時期，但是新的歷史環(huán)境已經不再允許王國維出現了。
改革開放之后，學術環(huán)境為之一寬，《紅樓夢》又成顯學，俞平伯在晚年鮮談《紅樓夢》，但仍對紅學發(fā)展保持關注。他在《甲戌本與脂硯齋》一文中寫道：《紅樓》今成顯學矣，然非脂學即曹學也，下筆愈多，去題愈遠，而本書之湮晦如故?！痹凇蛾P于治學問和做文章》中，他再次強調：“《紅樓夢》說到天邊，還不是一部小說？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從小說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說不到點子上的?！?/span>
可見在晚年全面反思紅學發(fā)展時，他是始終堅持文學本位的。其治紅思路也呈現出極為清晰的脈絡——從以考為主，到考評兼顧，再到向內求索，著重關注《紅樓夢》的文學性。
《紅樓夢》再次引發(fā)全民熱潮，是在1987年。那一年《紅樓夢》電視劇在央視播出，吸引了眾多普通民眾的關注。那一版《紅樓夢》也代表著新紅學尤其是探佚學發(fā)展的成果，它所采用的結局并非源自一百二十回本，而是源自一代紅學家的探佚。周汝昌曾評價1987版《紅樓夢》“朱樓搬演多刪落，首尾全龍第一功。”意思是即便情節(jié)有很多刪減，但是它擁有一個真實的結局。
在新紅學中，探佚學和版本研究相對值得肯定，前者意圖還原一個真實的文本，后者在研究《紅樓夢》的傳播過程，同時也致力于找到最接近真實、最符合情理的文本。但是進入九十年代后，新的材料不復出現，紅學的創(chuàng)造力嚴重衰退，不僅再也沒有激動人心的著作出現，反而奇談怪論迭出，如劉心武的“秦學”竟然名噪一時，表面看是紅學之“熱”，實則是紅學遇冷。
新典范：從“向外索考”到“向內索考”
可以說，我們從未像今天一樣呼喚紅學的新典范。在以趣味和泛娛樂化為宗的“揭秘紅學”大行其道后，學術規(guī)范被置之一旁，紅學的“癌變”進一步加深， “揭秘紅學”像是最后的狂歡。
另有一種“泛文化”式的研究，強調《紅樓夢》作為百科全書式的作品，無所不包。因而從醫(yī)藥、建筑、服裝等各種維度解讀《紅樓夢》，這實際上也取消了《紅樓夢》文本的特殊性，對于其他任何作品，幾乎都可適用。
可以說，在新紅學誕生的第一百年，紅學界面臨一個十分混亂、尷尬的局面，幾乎是一個“死而不僵”的狀態(tài)。近年來，不乏學人深刻反思紅學，意圖為紅學發(fā)展開出藥方，有學者認為曹學、脂學等不足以稱“學”，它們充其量是階段性的研究議題，過分深入反而導致淺薄，筆者深以為然。
俞平伯曾指出紅學發(fā)展的源流：“真事隱去。原為《石頭記》之開宗明義，惟所隱何事，事在何世，議者紛紛，遂成紅學?！?/span>
既曰有“隱”，當然可索、可考。不過究竟是向外考還是向內考？過去的路徑是向外考，認為所隱之事、所隱之世均有歷史上的實指，但外考的癌變基因讓其路徑“過深反淺”。筆者認為，沿著俞平伯開出的一條路，紅學必將走向“向內求索”。
這并非是什么創(chuàng)見。早在四十多年前，余英時作為“業(yè)余紅學家”，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提出了新典范的兩種特質，第一，將《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來看；第二，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隱藏在小說的內在結構之中。我認為此乃不易之論，是紅學發(fā)展唯一的方向。
在當時，余英時的觀點并未得到足夠重視，而是遭到各路紅學家口誅筆伐。在其后的三十年中，紅學“向外求索”的路子并未稍稍改變，新典范的標準被束之高閣了。
反倒是紅學界的“外人”，在新典范的探索上領先一步。我認為畢飛宇是一位尚未得到足夠重視的文學評論家，其小說家的身份暫且不談。很多人讀過他的《李商隱的太陽，李商隱的雨》，論述精到透辟，令人嘆為觀止。
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新典范紅學家，這是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最能凸顯他“治紅”路徑的文章也是一篇文學評論，在《“走”與“走”——小說內部的邏輯與反邏輯》中，畢飛宇寫道：“有時候，你從具體的描寫對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達的真實內容，你要從'飛白’也就是沒有寫到的地方去看。所謂'真事隱去、假語存焉’就是這個道理?！?/span>
他認為小說可以是“邏輯”的，也可以是“反邏輯”的，而曹雪芹通過反邏輯的方式，在《紅樓夢》中留下了極多“飛白”?！斑@些飛白構成了一種驚悚的、浩瀚的美?！?/span>
舉例來說，秦可卿患病后，王熙鳳前去探望，而且“好好地哭了一會兒”，但轉身出了房間，曹雪芹卻寫“鳳姐正在看院中景致，一步步行來贊賞。”要知道鳳姐和可卿并非“塑料姐妹”，鳳姐何以有如此行徑？這是反邏輯的。
在兒媳去世之后，何以賈珍“哭得淚人一般”？這是反邏輯的，尤氏作為婆婆，在祭奠的時候胃疼了一次，沒能參加，在葬禮的時候，又胃疼了一次。過分的巧合同樣是“反邏輯”的。
背后是一大通故事。
依照畢飛宇的標準，《紅樓夢》中的“反邏輯”比比皆是，依靠反邏輯，曹雪芹構建了另一個部《紅樓夢》。因此他強調“在閱讀《紅樓夢》的時候其實要做兩件事：第一，看看曹雪芹都寫了什么；第二，看看曹雪芹都沒寫什么。
很顯然，如畢飛宇等人正是以新典范的路子探索《紅樓夢》，他們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隱藏在小說的內部結構之中。
從更宏闊的維度來觀察，我們發(fā)現紅學的研究路徑同西方文論的發(fā)展有很多相似之處。一開始文論的關注點在作者，繼而關注點在文本本身，到20世紀60年代，德國學者提出了應該關注讀者的文學接受理論，又稱“接受美學”。
“接受美學”認為，一則文本本身是一種召喚結構，召喚著讀者去進行闡釋和填充，文本本身存在著許多“空白”和“未定之點”，它永遠處于未完成狀態(tài)，只有當它從作者手里傳遞到讀者手中，讀者閱讀并對其中的空白進行補充，它才最終完成。
而《紅樓夢》是真正意義上的“召喚結構”，在文本內部存在著無數的“未定之點”，就在這些“未定之點”中，隱藏著紅學發(fā)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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