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動
一位留有長髯的長者，穿著灰藍色的長袍，走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校舍的土徑上，兩側(cè)都是一排排鐵皮為頂、有窗無玻璃的平房，時間約在1942年。這就是“二戰(zhàn)”時期聞名世界的中國最高學府——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那位長者正走向路邊的一間教室；我和我的一位同窗遠遠跟在我們的老師——哲學家馮友蘭教授的后面，也朝著那間教室走去，在那里“人生哲學”將展開它層層的境界。
正在這時，從垂直的另一條小徑走來一位身材高高的，戴著一副墨鏡，將風衣褡在肩上，穿著西褲襯衫的學者。只聽那位學者問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回答說：“到了天地境界了?！庇谑莾晌唤淌诖笮Γ辽矶^，各自去上課了。那位戴墨鏡的教授是當時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金岳霖教授，先生因患目疾，常戴墨鏡。這兩位教授是世界哲學智慧天空中的兩顆燦星，在國內(nèi)外都深受哲學界同行的敬仰。
馮友蘭先生
我在1939年考入西南聯(lián)大，原想攻讀英國文學，在注冊時忽然深感自己對哲學幾無所知，恐怕攻讀文學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當時聯(lián)大哲學系天際是一片耀眼的星云，我心想，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天象，我何不先修哲學，再回過頭來攻文學，以便對文學能有深刻的領(lǐng)悟？于是就在極為激動的心情下注冊為哲學系的學生?；仡櫞松蚁氘敃r我作了對自己以后一生心靈成長十分正確的一次決定。但我并不是一個好學生，因為我總是想在哲學里找到詩歌，而又想在詩歌中涉及哲學，一心二用，又怎能成為一個好學生呢？記得除了“康德”一課，我的成績總是平平偏下。大約在二三年級時我修了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和人生哲學。我雖然對馮先生的講課印象極深，而且從自己的上述角度特別喜歡人生哲學的境界說，每次聆聽馮先生的講授都是一次精神的升騰，無窮的享受，然而從學術(shù)的角度來講，我仍然不是一個優(yōu)秀生，甚至有些意馬心猿。
當時西南聯(lián)大有一種極為特殊的學術(shù)風氣，每位教授，走在那狹小的昆明石板小徑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學術(shù)思考中，對于我來講，他們就像孔子或柏拉圖一樣，是智慧的化身，一言一行都向圍繞著他們的青年學子散發(fā)著他們自己的深邃的思想和領(lǐng)悟。智慧并不只鎖在課堂中，而是彌漫在整個新校舍的四周，包括大西門一帶的茶館里。每當空襲警報拉響時，老師和學生們就會默默地夾起書本，向新校舍后一片野地荒墳散去，但沒有什么能打斷他們對真理的沉思，即使在敵機從頭上飛過，眼見炸彈落下，他們也仍在思考，思考中國的明天。那時的課堂已變成墳堆間的空地，飛機過去后繼續(xù)看書、討論。在生活與學術(shù)間幾乎沒有什么空隙。
馮友蘭先生(右一)與燕京大學美籍教授博晨光(左一)等
由于自己的成績平平，我在課外沒有敢去和哲學大師討論什么，但沒有想到馮先生的“人生哲學”與“中國哲學史”課卻像一種什么放射性物質(zhì)，一旦進入我的心靈，卻無時不在放出射線，影響著我的思維與感性結(jié)構(gòu)。這兩門課加上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鄭昕先生的康德與馮至先生的歌德是我的知識建構(gòu)中的梁柱與基石。
馮先生關(guān)于人生境界的學說啟發(fā)了我對此生生存目的認識和追求。人來到地球上一行，就如同參加一場越野障礙賽，在途中能支持你越過一次次障礙的精神力量，不是來自獎金或榮譽，因為那并非生命的內(nèi)核，只是代表一時一地的成敗的符號、榮辱的暫時性，甚或相互轉(zhuǎn)換性，這已由人類歷史所證明。只有將自己與自然相混同、相參與，打破物我之間的隔閡，與自然對話，吸取它的博大與生機，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過“得失”這個最關(guān)鍵的障礙，以輕松的心態(tài)跑到終點。
馮友蘭先生與助手陳來
宇宙與自然是無限的、生生滅滅的，人的生命參與其中，此“得”可為彼“失”，此“失”又可為彼“得” ，破除了人與自然、宇宙或古人所謂的“天”之間的隔閡，“回復(fù)與萬物為一體之境界”（見《中國哲學史》，上冊，第165頁注）那種最足以給人以虛假的鼓勵或致命的沮喪的“得失”的大障礙，也許就能被較輕松地越過了。這種對“天地境界”的想法絕非玄遠的空談，它糅合了我們傳統(tǒng)的儒、道兩家對天、地、人關(guān)系的領(lǐng)悟和最大的智慧，在后工業(yè)時代西方發(fā)達國家對于人和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也逐漸進入人與自然相依存的認識，而不是人要征服自然，以謀求無窮的物欲的滿足，如果人之“得”成為自然之“失”，人類最終也要失去其賴以生存的地球，豈非是最大的“失”？當我們大踏步走向工業(yè)化的轉(zhuǎn)型時期，我們先哲關(guān)于人與自然的智慧的預(yù)言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的這些關(guān)于“天地境界”的想法，初始于西南聯(lián)大的教室，日后伴我走過不少自己的難關(guān)。1949年到1955年，美國的麥卡錫反共政策使我的留學生活充滿了物質(zhì)的困窘與精神的壓力。我是一個分文莫名的碩士研究生，1949年布朗大學的教務(wù)主任告訴我，我在校兩年期限將滿，必須作離校準備。因為1949年我一直在邊打工邊寫論文，到9月份論文仍未完成，眼看將功虧一簣，我只好去全時打工，準備在離校后白天打工、夜里寫論文。當時的美國社會對中國大陸留學生是很敵對的，我除了出賣自己的廉價勞動力之外，還不斷受老板的白眼和譏諷，常被當成一個潛在的敵人，但我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學習目標。
馮友蘭和嵇文甫
1952年夏我將自己的論文寄回布朗，獲得碩士學位，我的導(dǎo)師是一位專攻17、18世紀英國文學的學者威伯斯特教授，他常說我有一個奇怪的東方頭腦，也許他指的就是我的那種對天地境界的信念吧。西南聯(lián)大給我的教育，特別是馮先生的關(guān)于人生宇宙的哲學教育已經(jīng)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遇事、遇人、遇問題，它總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我的決定和反應(yīng)，并且決定了我的科研和寫作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這種古老的中華智慧使我似乎有一架天梯，可以爬上去自空中觀看這場混亂，因而既置身于其中，又能在其外，在精神世界中保留著與天地境界的無聲對話。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的博士生雖攻當代西方文論與詩學，他們的必讀書目中總有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這給他們貧乏的哲學基底以很大的充實。生活在地球村的今日，我們的青年學者必須帶著自己的中華文化走進當代世界文化的展廳，對自己母文化有所知，才可能在平等的文化基點上與世界文化進行交流，否則，就無資格在世界文化展廳占一席之地。尤其是攻讀西方文化和詩學的外語專業(yè)學者，絕不應(yīng)赤手空拳、胸無成竹、茫茫然地進入西方文化陣地。文化交流的是否能“給予”與“吸取”，全看參與者本身的文化素養(yǎng)。對自己母文化無知，自無法與他文化對話，其結(jié)果也難以在兩種或多種文化相遇中吸收他文化的精粹。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是每個與西方文化打交道的知識分子，包括高層次的自然科學家都應(yīng)該一讀，或多或少地領(lǐng)悟一下中華文化的精髓，否則每當向西方世界介紹說“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時都會內(nèi)心感到不安?！吨袊軐W史》的英文版本被列入每一期的美國的“學者書架”購書目錄中，但在國內(nèi)則很難購到該書的中文版?？梢娢覀儗ψ约旱奈幕瘋鹘y(tǒng)的價值意識還沒有跟上整個形勢的發(fā)展。
涂又光與老師馮友蘭先生
近來在教學之余，部分地重溫了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與《人生哲學》，深感先生是一位十分開放的學者，他對哲學的追索探尋，反映了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尋找真理方面的登山、歷險精神。馮先生早年留學美國時正逢英美實用哲學得勢之時，因此對先生的重理性與科學分析的傾向有一定的影響。但馮先生卻是一位吸收各家之長，能容納多元思維的哲學家，他對于儒道兩家同異的比較及對古今中外哲學學派的比較研究，顯示出先生探索之深，萃集智慧之廣，渴求真理之誠。重溫馮先生《人生哲學》，始意識到先生的思考在當時即已觸及當代哲學界所熱衷討論的多元思維及真理價值問題。
我自1986年后在教學與科研中都接觸到當代哲學、語言學、文學評論對一個中心論及二元對抗模式的思維方法的批判，其目的在于走出西方古典形而上學的專斷、僵化對人的思維現(xiàn)代化的阻擋。因反思自己在20世紀前半葉接受新教育時也深深種下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輕視，盲目地將古典文化傳統(tǒng)與新文化對立，似乎不掃除古典傳統(tǒng)的影響，無從立“新文化”，這自然是20世紀以來流行于我國的“新思潮”，為當時的年輕人所普遍接受的思想。今天回想起來這種將傳統(tǒng)與革新截然對立，將中華古典文化傳統(tǒng)與西方思想對立，也都是狹窄的二元對抗思維，如不走出，則不利于自一個廣闊的多元層次與世界文化進行交流，不利于復(fù)興和發(fā)展古老的充滿智慧的我們自己的母文化。馮先生在論古代百家時指出各派哲學“多有‘見’于宇宙之一方面，遂引伸之為一哲學系統(tǒng)，故有所‘見’，亦有所‘蔽’”（《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508頁）。
張學書等北大領(lǐng)導(dǎo)前往馮友蘭教授家中看望
認識到這點就不會以一派為中心，為正統(tǒng)，而歧視其余，唯有走出這種中心論，思維才能博采眾長，使各派以己之“見”補它派之“蔽”，又以它派之“見”補己之“蔽”，將對抗轉(zhuǎn)換成互補，進入多元的思維，也是當代思潮所追求的開放的心態(tài)。馮先生在比較儒道的異同時指出，道家之蔽在于將一切人之所為排除在自然之外，加以否定，所以其“無為”是一種“損”的哲學，儒家一方面吸收了道家關(guān)于“道”的理論，一方面不排斥人的所為，但應(yīng)不為功利而為，此所謂“無所為”，是“益”的哲學。馮先生的理論消除了將儒、道放在對立位置的“出世／入世”，對抗思維，在倫理學上使二者互補，使封閉的名利追求，官祿等級結(jié)構(gòu)受到“道”的洗滌，以出世的境界介入世事，達到修身養(yǎng)性而又積極介入的“益”的境界。人們的偏見與搖擺，與因此發(fā)生的種種內(nèi)耗矛盾，多起自二元對抗的狹窄僵化思維。馮先生在上半世紀即已倡導(dǎo)揚各家之“見”，克各家之“蔽”的治學精神，今日讀來，令我十分敬佩。
今天的青年，正生長在一個如沸鼎的時代，他們精力充沛，滿懷對事物探索的熱情，在此時如不給他們以接觸自己古老的文化的機會，他們所能得到的將只是電視機發(fā)送出的商業(yè)文化快餐，對西方世界物質(zhì)繁華的一些浮光掠影的窺視。中華文化的寶貴泥土已慢慢流失近一個世紀，一個失去對自己昨天的記憶與認識的古老民族，往往以模仿西方文明為建立新文化的模式，年青一代如果不知“玉”在何方，他們對一擁而入的商業(yè)文化（并非西方真正文化傳統(tǒng)）的泡沫將失去辨識真?zhèn)蔚哪芰?，甚至成為商業(yè)文化耀眼包裝的俘虜。所以在他們接觸一擁而入魚龍混雜的他文化的同時，一定要補好對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深刻認識的一課，這自然遠非為了開發(fā)旅游財源而已。既不能如“文化大革命”時砸爛孔家店，也不能僅只讀孔家飲食文化，而應(yīng)深深地追問中國哲學史古典文化中究竟有些什么是我們應(yīng)當帶進世界文化博覽廳，供世界人民參觀，使之贊嘆不已的。我想這是我們今天紀念馮友蘭先生之舉的最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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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生論》
作者：馮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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