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書法在我國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參考價值。那么，王羲之的書法到底有什么特點呢?以下是由秋天網(wǎng) Qiutian.ZqNF.Com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王羲之的書法特色，希望能幫到你。
王羲之書法的藝術(shù)特點
王羲之書法主要特點是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美輪美奐，是極具有美的觀賞性的。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賦》中：“翩如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币痪鋪碣澝酪痪鋪硗豸酥臅ㄖ馈?br>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諸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quán)，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家對王羲之心悅誠服，因而他享有“書圣”美譽。
一、從筆畫上看，筆筆精到
縱觀王羲之筆下的每一副書法作品，那一幅不是筆筆精到，無懈可擊的。特別是在起收筆上，王羲之非常注重，幾乎每個點畫的起筆、收筆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讓人無懈可擊。這樣精到的用筆，不是刻意為之，而是王羲之筆法嫻熟之極的不經(jīng)意流露。它的起筆以露鋒和一拓直下為主，輕松自如，一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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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字形結(jié)構(gòu)上看，字字別意
王羲之在《書論》中曾論述到：“為一字，數(shù)體具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彼沁@么說也是這么做的，傳世名作《蘭亭集序》便是這一思想的完全表達。舉個例子來說，《蘭亭序》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二十個“之”字，即是鮮明的例子，他們的姿態(tài)各不相同，或平穩(wěn)舒展，或藏鋒收斂，或端正如楷，或流利飛動，達到了多樣與統(tǒng)一的藝術(shù)效果。通觀全篇，看似不經(jīng)意，但其巧妙均在情理之中。
三、從書法作品的通篇布局上看，渾然天成，緊密有致
觀察王羲之筆下的書法作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書法作品，全篇疏密有致，開合寬窄，出于自然，真正做到了筆意顧盼。視向偃仰，若斷還連，氣脈貫通，處理的恰到好處。在處理字距的時候，同時將字的中心線形成一種呼應，形成行內(nèi)字與字的呼應連貫，體現(xiàn)了連貫的氣勢。由于筆畫比較細，起收筆多露鋒，再加上行距的相對寬松，從而形成優(yōu)雅的格調(diào)，做到了情與書的交融。
王羲之書法的特點是什么
被尊為“書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書法精華，獨創(chuàng)一家，擅長楷書、行書和草書，他的字端秀清新，“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綜合歷代書評，王羲之的書體得之神功、千變?nèi)f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極的，就是楷書、行書和草書(今草)。
楷、行、草三體，自漢魏以來，在逐步演變。演變的方向，是刪繁就簡，趨于快速實用。演變的途徑是民間匠人、官方書佐以及達官顯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響，經(jīng)由高門大族杰出書家的錘煉升華，匯成主流。王羲之便是這些杰出書家的典型代表。
楷書
楷書體或稱正書體、真書體，是在隸書體嬗變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書體。在漢簡中，已見雛形。在隸書盛行的東漢，楷書只在民間流行。到了東漢末、三國、西晉，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煉，形成了不同于隸書的體勢，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為一種趨時的書體。王羲之的楷書“俱變古形”，對今體楷書的定型做出了積極貢獻。
東晉時期，王羲之異軍突起，其書寫的小楷書，已受時人珍視。代表作有《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太師箴》、《洛神賦》、《勸進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羅王書時，將《樂毅》、《黃庭》、《畫贊》、《蘭亭》等帖收入內(nèi)府。
王羲之的楷書，直接由衛(wèi)夫人和叔父王廙傳授，屬于三國時魏國鐘繇系統(tǒng)。他在楷書方面的“俱變古形”，應該是相對于鐘繇的楷書風貌而言的。鐘繇的楷書真跡，當時王羲之能見到的很多，確有記載的有《尚書宣示表》。那是他的從伯父王導從瑯邪帶到建鄴(今南京)后，又送給他的。后來，王羲之又將這本真跡借給了小他三十歲的王修。王修死時，其母將《宣示表》陪葬。所以，傳世的《宣示表》，實際上是王羲之的臨本。而這個臨寫的《宣示表》，與傳世的鐘繇的《薦季直表》，都是按官樣書式所寫的奏表，可以代表鐘繇的楷書風采。鐘繇的楷書還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特別是漢末、三國時期的隸書中那種著意翻挑、飛揚的筆勢，在他的楷書里十分明顯。但是，這種翻挑與飛揚的筆勢，在王羲之的楷書里不見了，代之以回鋒收筆、規(guī)整勻稱的楷勢。
作為初具規(guī)模的楷書，鐘繇楷書的筆畫形態(tài)，有的長而逾制，有的臨時從宜，一字之內(nèi)，筆畫之間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尚不明確，因此，規(guī)范不全，結(jié)合松散，豎短橫長，狀似扁隸，有橫張之勢。這類態(tài)勢，在王羲之楷書中已大為改觀。王書將縱向筆畫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筆內(nèi)擫，其他點畫對稱呼應，所以有縱展之勢。王羲之的用筆，一改鐘書的隸筆起止，在起筆處有挫衄的按筆動作，多以方筆入紙;而收筆處不著意折筆重按，而是輕提回帶;在運筆速度上是緩前急后;在筆畫形態(tài)上求其勻整遒勁，勢如列陣。經(jīng)過這樣的改造，楷書字體在王羲之手里，筆畫之間的配置關(guān)系基本確立，結(jié)體變橫張為縱展，規(guī)整勁健，雍容爾雅，儀態(tài)大方。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經(jīng)過這一鼎改，王羲之將楷書引入了端莊而生動的“今體”階段。而這個變化的最終完成，則是在法度森嚴的唐朝。
行書
行書與楷書一樣，兩漢時期，已在民間流行。從漢簡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書。這種早期的行書也是由隸書的實用書寫逐漸發(fā)育而成的一種新興的書體。它簡潔，開張，結(jié)體松動，隸味很濃。到了東漢，行書走入上流社會，得到不斷的整理和規(guī)范。張懷瓘《書斷》載：行書集大成者是東漢的劉德升，他被稱為“行書之祖”。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時(公元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chuàng)，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同上書)。行書體當然不是劉德升一人所“造”，但劉德升有無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鐘繇、胡昭二人學書于劉德升，然風范各異，時稱“胡肥鐘瘦”。胡昭，字孔明，潁川(今河南許昌，公元161——250年)人。志行高尚，不愿為官，躬耕樂道，以經(jīng)籍自娛，尤善隸行，與鐘繇、邯鄲淳等齊名。特別是函牘書，為時人楷模。但作品無一留世。鐘繇，字元常，潁川人。后漢獻帝時，為尚書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時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銘石書(隸書)、章程書(楷書)、行押書(行書)三體。因其官高位顯，書法風靡一時。他的行押書體至王羲之時，尚在流行。
晉武帝司馬炎建國之初，曾策訂文字，將鐘繇、胡昭二人的書法定為標準體。王羲之早年習字，自然不能逾越鐘、胡兩家范例。王羲之比較了胡、鐘二家的書法，遵照衛(wèi)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傳統(tǒng)，選擇了鐘繇書風。鐘繇行書的特點，約與西晉時《李柏文書》相仿佛，或者更為古樸。撇、捺發(fā)育不全，隸書味重，縱畫短促，橫畫粗長，稍逞左傾的橫張態(tài)勢。
王羲之早期行書《姨母帖》，尚殘留隸書那種橫平豎直的書寫習慣，用筆起伏、頓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帶。書寫速度較為平緩，近于勻速，風格古拙質(zhì)樸，不脫鐘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書作品，風格大變，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蘭亭序》、《喪亂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時晴帖》、《寒切帖》、《遠宦帖》、《上虞帖》等。這些作品，筆畫體態(tài)都有生動的欹側(cè)之勢，“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梁袁昂《古今書評》)。這種欹側(cè)之勢，在結(jié)構(gòu)上遒媚緊斂，勢巧形密，蘊藏著一種行而突止、蓄而待發(fā)的“勢”和“態(tài)”，即所謂“龍?zhí)扉T，虎臥鳳闕”。字與字之間有起承轉(zhuǎn)合的映帶，似斷若連，如“煙霏露結(jié)”。這類風格的行書，在王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書風格的主調(diào)。
王羲之的新體行書一出，鐘繇的行書就顯得既古又舊了。東晉人士崇尚華美，時風趨新厭舊，王羲之的行書成了達官貴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從而結(jié)束了鐘繇行書統(tǒng)領(lǐng)書壇的時代。
王羲之的新體行書中鋒、側(cè)鋒互用，每字即見，運筆速度較為迅疾，有振迅遒勁的風神。由于筆勢連貫，筆畫之間的呼應關(guān)系更加緊密，點畫的態(tài)勢也隨之發(fā)生相應的變化，例如捺腳，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長點狀的反捺。王羲之將草書筆法引入行書，從而使行書體勢具備了欹側(cè)遒媚的風格。他的《蘭亭帖》，筆法變化豐富，筆力勁健，速度勻暢，形態(tài)豐纖適度、自然含蓄，結(jié)體沖和安祥，不激不厲。《喪亂帖》則筆速較快，跳躍捭闔，行中帶草，單字相接，感情激蕩，筆畫勁落。此二帖是王羲之新體行書的代表作，成為行書的“法典”，為后人所遵循。
草書
秦末漢初，已萌草書。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西北地區(qū)出土了大量此時期的草書墨跡。草書一出現(xiàn)，就引起了漢代人的狂喜。學習草書，可以廢寢忘食，可以不分晝夜，可以畫地劌壁，直寫得臂穿皮破，直寫得指頭折斷，直寫得口吐鮮血，十天寫壞一支筆，一月用了數(shù)丸墨。草書成為最能體現(xiàn)書家藝術(shù)個性的書體，受到文人、書家的頂禮膜拜，心慕手追。漢魏草書，大多是較多地保留著隸書筆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書寫更為簡便的今草的雛型。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字字獨立，大小相等，筆勢不連貫，波挑多;后者字可與字相連，大小參差，隨意自由，使轉(zhuǎn)多。
漢末出現(xiàn)了一些草書大家，如崔瑗、杜度、羅暉、趙襲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張芝。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長草書，從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獨步無雙，故有“草圣”之稱。三國兩晉時期的書家，若習草書，多以張芝為楷模。
張芝的草書，因時代所限，尚未脫離隸書法度，實為章草。張懷瓘《書斷》說：“后世謂之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王羲之學習草書的藍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所贈。王羲之章草傳世作品甚少，較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章草，寫得非常精美，令人嘆服。
王羲之在草書方面的建樹，并不是舊體的章草，而是新興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損古法、裁成一體、變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書，是在揚棄張芝章草書的過程中生成的。與張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轉(zhuǎn)靈動，點畫放縱，筆勢流暢遒逸。
雖然王羲之筆勢的連屬飛移多體現(xiàn)在一字之內(nèi)，但其所呈現(xiàn)的，是神采上的貫通，而非形式上的連屬，即是唐太宗所謂的“狀若斷而還連“。這樣，章草書體字字獨立的形態(tài)與今草書體流暢縱逸的筆勢，這看似不協(xié)調(diào)的兩端，在王羲之的今草書中得到了融匯貫通，別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書，在用筆和結(jié)構(gòu)的變化上，都達到了極致。用筆以方折為主，斬釘截鐵，干凈簡捷，從容不迫?！耙划嬛g，變起伏于峰杪;一點之內(nèi)，殊衄挫于毫芒”(唐孫過庭《書譜》)。點畫的“形”與“勢”，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長或短，或方或圓，近乎絕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書的代表作品?！妒咛肥欠Q情疾書的尺牘。尺牘既是一種文體，又是一種形式，是魏晉以來文人書法的主要載體。北齊顏之推說：“真草書跡，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顏氏家訓·雜藝篇》)。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說：“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shù)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tài)橫生，披卷發(fā)函，燦然在目，使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tài)如無窮盡，使后世得之，以為奇觀，而想見其為人也”(《集古錄跋尾》)!《十七帖》正是這樣一種堪稱法帖的尺牘。通篇不假修飾，結(jié)構(gòu)在疾書的情狀下隨勢生發(fā)，隨機變化。技法與才情，理性與感性，自然地融為一體。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說是“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論書》說：“亡曾祖領(lǐng)軍洽和右軍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鐘、張”。(注：'洽’指王洽)。唐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zhì)，推方履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jié)孤峙”。王羲之脫盡魏晉以來用筆滯重的老套，一變魏晉的質(zhì)樸淳厚風格，創(chuàng)造了雄逸矯健、媚麗流美、中和典雅的書風，將中國書法推進到一個前無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樹的不只是一種風格，一種境界，而是一個書法藝術(shù)的體系。在這個博大的體系內(nèi)，有嚴肅，也有飄逸;有對立，也有和諧;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則，也有自由。于是，各種各樣的書家——古典的、現(xiàn)代的、唯美的、倫理的、現(xiàn)實的、浪漫的、陽剛的、陰柔的……都能把它當作偉大的典范，從中汲取他們各自需要的營養(yǎng)。
王羲之的這個體系，又像一把審美的無形尺子，衡量著中國歷代書法的優(yōu)劣。明代評論家項穆說：“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蠖?。自是而下，優(yōu)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壯之筋，而鮮安閑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竦窘。顏、柳得其莊毅之操，而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驚怪。陸、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頹拘。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儉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衄之法，趙孟頫得其溫雅之態(tài)。然蔡過乎撫重，趙專乎妍媚，魯直雖知執(zhí)筆，而伸腳掛手，體格掃地矣。蘇軾獨宗顏、復兼張。蘇似肥艷美婢，抬作夫人，舉止邪陋而大足，當令掩口。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癰疣，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數(shù)君之外，無暇詳論也”(《書法雅言·取舍》)。項穆的評判有失于絕對，但可以說明王羲之書法體系對后世的巨大影響。
王羲之書法的代表作品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書法，首推《蘭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時候的作品。
東晉有一個風俗，在每年陰歷得三月三日，人們必須去河邊玩一玩，以消除不祥，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蘭亭的河邊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詩。
作完了詩，大家把詩蒐集起來，合成一本《蘭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這時王羲之已醉了，他趁著酒意，拿起鼠須筆，在蠶繭紙上，揮起筆來。這篇序文，就是后來名震千古的《蘭亭集序》。此帖為草稿，28行，324字。記述了當時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當時興致高漲，寫得十分得意，據(jù)說后來再寫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稱之為“天下行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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