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叫做枚乘，他當時在吳王劉濞府中擔任郎中。作為當時地方上實力最為強大的諸侯，劉濞的野心很大，且對朝廷素來心懷怨恨，暗中圖謀叛亂。
漢景帝時期，任命了富有才能的政治家晁錯為御史大夫，主張削減各諸侯國的領地，加強中央的權力和威信，鞏固國家的統(tǒng)一。而劉濞在看到了一些諸侯王紛紛被削減了領地之后，知道自己也在所難免，于是聯(lián)絡楚、趙、膠西、膠東等國的諸侯王聯(lián)合策劃叛亂。此時，枚乘清醒地看到劉濞陰謀反叛的禍患，于是在其野心尚未徹底暴露的情況下，通過暗喻的方式寫下了《上書諫吳王》，對劉濞進行勸諫。
在諫書中，枚乘直言“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通過“危如累”和“安如泰山”兩種情形的巨大差異來提醒吳王。不過，劉濞并未理睬枚乘，反而加緊了陰謀活動。于是枚乘只得離開吳王，來到梁孝王劉武府中做了賓客。
公元前154年，劉濞與一眾諸侯王以“清君側、殺晁錯”為旗號，起兵反叛，史稱“吳楚七國之亂”。由于劉濞早有預謀，所以七國軍隊在叛亂之初進展順利，漢軍節(jié)節(jié)敗退。于是，為了換取叛軍退兵，漢景帝采納了袁盎等人的建議，將晁錯腰斬于東市。這時，枚乘又寫了《上書重諫吳王》，規(guī)勸劉濞見好就收、罷兵和談。只是此時叛軍陣營誤以為景帝軟弱，故而開始變本加厲。甚至劉濞還自稱東帝，與西漢政權分庭抗禮。
眼見局勢危急，景帝最終下定決心以武力鎮(zhèn)壓叛亂。漢軍在大將周亞夫和梁王劉武的率領下，打敗了吳楚等諸侯叛軍。七王之中，吳王劉濞逃至東越被殺，楚王劉戊潰敗后自殺，膠西王和趙王城破自殺，膠東王、淄川王、濟南王伏法被誅。另外，濟北王劉志雖被脅迫參與叛亂，但后來堅守不出，所以赦而未殺；齊王劉將閭雖為朝廷守城有功，但因曾擬奪帝位，亦數(shù)次與反王通謀，首鼠兩端，故而戰(zhàn)后被迫自殺。這場叛亂僅僅三個多月就徹底失敗了，枚乘也因寫了《上書諫吳王》，具有遠見卓知而名聲大振，并被景帝征召進京做官只不過，此時的枚乘垂垂老矣，還沒到京城就已經死于途中了。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枚乘在諫書中向吳王劉濞清晰的指明了反叛的禍患，那么劉濞為何依舊執(zhí)迷不悟呢？這其實需要從劉濞的人物關系和吳國的基本狀況說起。早年間，劉邦為了管理遠方的地盤，曾分封眾多追隨自己討伐項羽的異姓王。后來為了加強中央統(tǒng)治，他先后鏟除了八個異姓王中的七個，其中尤其以淮南王英布最為兇悍。彼時年方20的劉濞正在跟隨劉邦討伐英布的隊伍里。由于戰(zhàn)前英布曾把荊王劉賈殺了，而當時劉邦的兒子們尚且年幼，于是安撫劉賈地盤的差事就落到了劉濞的頭上。
自此以后，劉濞開始對自己的地盤進行非常細致的管理，并利用銅礦和海鹽資源豐富的條件，大肆收攏勞力鑄造錢幣、煮鹽販賣，促使整個吳國變得非常富足。加上劉濞在吏治方面治理有方，當?shù)匕傩斩际謸碜o他。錢糧、金屬兵刃、民心兵源，這些都為他日后反叛提供了其他諸侯王難以比擬的豐厚底蘊。文帝時期，劉濞的兒子、吳國太子劉賢入京陪漢朝太子（即后來的漢景帝）劉啟玩樂，相互間在棋桌上爭勝。劉啟對傲慢的劉賢十分不滿，惱怒之下竟然將棋盤擲向對方，劉賢當場死亡。此事讓劉濞知曉以后，因心生怨恨，再也不愿遵守諸侯禮節(jié)去侍奉天子了。
不過。文帝時期，劉濞一直隱忍不發(fā)，即便此時的吳國經濟幾乎占據(jù)了漢朝半壁江山。要知道，吳國豫章郡的銅山可是當時天下兩大銅礦之一，有“蜀之嚴道，吳之銅山”的稱呼。換言之，劉濞在文帝時期就已經掌握了漢朝差不多一半的鑄幣權，更不要說他還修筑了第二條邗溝。所謂“第二條邗溝”，是為了與春秋末期吳王夫差主持開鑿的第一條邗溝進行區(qū)分，它在清朝被改名為“通揚運河”，并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見，劉濞的經營才能和吳國對他的意義。在此背景之下以后，景帝上位竟然直接粗暴的削減各諸侯國領地，損害最大的便是實力最強的吳國了。所謂國恨家仇一起算，此時吳王劉濞與漢景帝劉啟之間的矛盾，于公于私都難以善結了。所以，僅憑枚乘的一紙諫書就想要劉濞回心轉意，簡直是癡心妄想。作為一方霸主、作為一位父親，即使兵敗被殺也好過妥協(xié)退讓，畢竟前者還可以勉強稱之為奮勇一搏，后者只不過是茍延殘喘罷了。
當然，經過此事之后，漢朝中央權力得到了極大的鞏固，地方諸侯與朝廷對抗的物質基礎蕩然無存。此后，圍繞皇權的爭奪逐漸成為西漢王朝中樞權力游戲的主旋律，在平叛中立下大功的景帝同母兄弟梁王劉武，同樣產生了對皇位的覬覦之心。先前曾諫言景帝誅殺晁錯以平眾怒的袁盎，就因反對立梁王劉武為儲君，遭到梁王忌恨，為刺客所殺。另一位平叛有功的大將周亞夫，亦因在戰(zhàn)爭中以梁王為誘餌，從而遭到忌恨，并被梁王后來狠狠的報復了一番，在牢獄中吐血而亡。由此可見，景帝時期的中樞權力斗爭已然趨于激烈，即便吳王劉濞聽從了枚乘的諫言，其所迎來的也未必是“穩(wěn)如泰山”的局面。
只不過，站在宏觀的視角上，漢朝中央集權獲得鞏固、中央財政急劇增長，這也為后來大漢帝國對匈奴的反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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