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從嘉靖初年震動朝野的一件大案說起，此案史稱“李福達之獄”，因被牽扯進“大禮議”之爭，加上案犯李福達的狡巧多端，使得案情復雜迷離。整個案子從始發(fā)到結案，歷時三年，經(jīng)歷了兩次地方審勘，六次中央會審，判決一再翻轉，真可謂波詭云譎。
案件核心人物李福達，本籍山西崞縣（今山西原平市北）。這人是個極其狡猾的造反專業(yè)戶，他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參與了家鄉(xiāng)的一次造反，很快被朝廷剿滅，造反的頭子梟首，另有七十二人充軍，李福達也在充軍之列，發(fā)配陜西山丹衛(wèi)。但這貨乖滑地緊，沒多久就逃了出來?；钗?，在陜西鄜州、洛川一帶借行醫(yī)之機，傳布彌勒教，忽悠了大批人馬，于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造了一次反。結果又很快被剿滅，頭腦人物絕大多數(shù)伏誅，而李福達又逃了出來，又改了個名，叫張寅，這次連戶籍也篡改了，改成五臺縣張氏族人，跑到太原居住。在太原混了幾年，居然混成了一方富豪，房產(chǎn)田地遍布多個州府，還捐了個太原左衛(wèi)指揮使的職銜。雖非實授，卻不可不謂神通廣大，從一介反賊、逃犯，搖身變了幾變，赫然變成了有頭有臉的正三品大員。
本來他掩藏妥當，官府壓根不知底細，壞就壞在他做的生意上。李福達做的生意很多，其中一項是放貸。借貸的客戶亂七八糟，什么人都有，有老實巴交的農(nóng)民、本本分分的小商販，也有刁滑難纏的無賴。徐溝縣有個無賴名叫薛良，這人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早年因凌辱人妻，逼的那女子懸梁自殺，被事主告上衙門，判了杖一百、徒刑三年。服刑未滿，薛良就逃了回來，繼續(xù)吃喝嫖賭，手頭上沒錢使了，到處去偷、去借，前前后后借了李福達十五兩銀子。像薛良這樣的無賴，借錢不還，才是“天經(jīng)地義”，還錢？我可去你的吧。然而李福達何許人物，兩度策動造反大事，都能脫身洗白并且創(chuàng)業(yè)成功的奇人，借出去的錢，他有一萬種法子收回來。薛良不過地方上一個小流氓，如何能跟李福達這種幫派老大級別的梟杰對抗？三番兩次，被李福達派人收拾地死去活來，兩人的梁子越結越深。
小流氓正面硬剛，是絕對剛不過大佬的，但是鼠有鼠路，蛇行蛇道，流氓自有陰招，打不過你，我搞臭你、起訴你。你做這種生意，總不可能身家完全清白吧，于是薛良不辭辛苦地仔細調(diào)查了李福達的背景，結果揪出了令他喜出望外的線索，原來張寅（李福達當時的化名）這廝竟是漏網(wǎng)的反賊首領！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得知薛良得到這些線索后，有沒有先去敲詐李福達，或許是不曾，或許是敲詐而未成，總之這些證據(jù)在嘉靖三年（1524）擺到了山西巡撫和按察司的案上。訴狀一遞，官府高度重視，隨即展開一系列調(diào)查。而調(diào)查的結果，是薛良舉報的罪狀皆不成立：五臺縣方面發(fā)來公文，證實張寅（李福達當時的化名）確系該縣軍匠戶，徐溝縣則證實薛良與張寅有仇，陜西方面回復說當年造反的在押囚犯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死光了，沒人可以指認張寅是不是策動造反的李五。山西巡撫和按察使綜合上述情況，于嘉靖五年（1526年）作出初審判決，認定薛良為誣告。薛良沒能扳倒李福達，自己反被以誣告罪流放到長城以北墾荒去了。
李福達提了一年多的心，隨著初審定讞放了下來?？蓻]過多久，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物的介入，將此案重新翻起，不僅初審結論被徹底推翻，而且牽扯進了李福達做夢都想象不到的層面。
這個介入者名叫郭勛，乃是明朝開國勛臣武定侯郭英的五世孫，除了承襲祖上的爵位，更因為在“大禮議”中率先支持首倡議禮的張璁，深得皇帝寵信，進封翊國公、加太師，熏赫無比。郭勛是李福達的朋友，交情還相當不錯，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福達長袖善舞，手眼通天，連此等累世簪纓的高級貴族都巴結的上。郭勛聽說了李福達攤上官司的事情，但他遠在京師，等他獲悉之時，案件調(diào)查已經(jīng)啟動，他若公然插手，就成了徇私，因此在初審階段，郭勛可能沒能為李福達提供什么實質(zhì)性幫助。初審落定后，山西巡按御史走馬換將，履新者叫馬錄。馬錄一上任，郭勛就寫了封信寄給他，托他代為關照李福達，意思就是“這是我的人，別再動他了”。沒想到這封本著“好意”的信卻起了反效果，馬錄不看信則已，一看信疑心大起，調(diào)出李福達案初審案卷仔細檢閱，發(fā)現(xiàn)不少紕漏，比如五臺縣查閱黃冊確有張寅一家，但沒有細究張寅一家是在何年入籍；比如陜西方面，囚犯雖然死光了，未必沒有其他人證可以指認。經(jīng)他推敲判斷，張寅就是當年的反賊，那么郭勛就是庇護奸黨。
明代的巡按御史，名為代天巡狩，品級雖僅七品，權力極大，足與省級行政長官分庭抗禮，大事奏裁，小事立決。郭勛這次投石問路，變成了授人以柄，請托沒托上，反被馬錄飛章一道，上疏彈劾了。
按照程序，馬錄的奏疏先經(jīng)都察院處理，然后皇上再行批復，而都察院的意見，是傾向支持馬錄的判斷。隨后圣旨發(fā)出來，批示李福達案件“著撫按官從公歸結”，山西巡撫、巡按奉旨立即行動，會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重新開啟了調(diào)查。
輿論這時徹底倒向馬錄一邊，山西撫按的重審，為馬錄的判斷夯實了證據(jù)基礎。他們這次刨根究底，挖出了弘治二年造反首腦的侄子，此人認得李福達；陜西也找來了十五名曾見過“行醫(yī)李五”的證人，官府讓張寅和十六名皂隸穿戴同樣衣帽站成一排，結果證人瞬間認出張寅，扯住他說：“這是李五?！彪m然后世學者仍從重審的案卷中檢出大量證據(jù)矛盾和漏洞，但在當時看來，證據(jù)已然確鑿。于是依律問擬李福達謀反，凌遲處死，其子坐斬，兒媳楊氏、郭氏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至于郭勛，都察院的意見是庇奸亂法，當予提審。
嘉靖皇帝對李福達的處死意見沒有異議，對郭勛卻只批了句“著郭勛來回話”，口頭上問了問，連申斥嚴譴都沒有就算了。態(tài)度如此，是因為郭勛乃是皇帝心腹。明世宗嘉靖皇帝本是先皇明武宗的堂弟，明武宗無嗣，駕崩之后，世宗得以繼位。當時一派朝臣提出，皇嗣不能斷、不可移，即不能從武宗這一支，移到世宗這一支，世宗應該改爹，改尊武宗的父親、也就是世宗的伯父為親爹；改世宗自己的親爹為“皇叔”。世宗不從，遂演為大規(guī)模爭論，改爹派極力強諫，激怒世宗，大批朝臣被捕下獄、罷黜，乃至受杖而死，這就是“大禮議”。爭議之中，郭勛是站在皇帝這一邊，支持皇帝保衛(wèi)親爹的，因此備蒙殊遇。而主張皇帝應該改爹的一派，銜悲茹恨，對郭勛恨而入骨，正欲借本案將其扳倒，為死于廷杖詔獄的同僚報仇?；实廴绱溯p縱郭勛，招致改爹派強烈不滿，彈劾奏章，一時飛如雪片，把郭勛從前的一些不端、不法行為也揭了出來，什么侵漁民產(chǎn)，占用軍匠，賣官鬻爵，務必要一舉將之擊垮。郭勛上疏辯護，說自己是因為大禮議維護皇上，犯了眾怒，遭到圍攻。嘉靖皇帝似乎覺得這話言之有理，所以對那一摞摞厚厚的彈章來了個不聞不問，置之不理。
皇帝試圖以冷處理的方式，讓對郭勛的彈劾慢慢陰干，倒郭的朝臣卻不愿這把火冷下來，他們認為皇帝分明是在有意偏袒。歷代臣工，想要逼迫皇帝就范，法子有很多，奏章轟炸是其中一法。嘉靖皇帝的冷漠，換來的是更多的、言辭更凌厲的奏章，對郭勛的議處，從提問，到罷斥，到逮捕，到“罪不容誅”，要殺之而后快了。郭勛身處風暴中心，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他找到了“大禮議”中，跟他站在同一陣營的張璁（時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即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和桂萼。這二人都是御前當紅寵臣，卻也因大禮議一事，平時頗遭群臣排擠，此時同仇敵愾，因向皇帝進言，說群臣攻訐郭勛，不特是為了報復，而且是清洗“大禮議”支持皇帝陣營的開端，如果皇上不加干預，那么諸臣內(nèi)外交結，排盡異黨后，就該重新要求皇帝拋棄親爹了。一番話說的皇帝心驚膽跳，正在這時，又有二十五名朝臣會銜上疏，說郭勛結交李福達，是為了“勛握重兵于內(nèi)，福達倡逆謀于外”，合作謀反篡位。這些上疏的朝臣，可能是看皇帝態(tài)度冷漠，想用一劑猛藥刺激刺激皇帝的神經(jīng)。但言辭未免太過危言聳聽，皇帝一看，朝臣果然有“內(nèi)外相結，合而謀我”的意思，果斷派錦衣衛(wèi)趕赴山西接手李福達案，將一干案犯證人提吊來京會審。
會審就是會同多個衙門共同審問，情節(jié)較輕的案子，一般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和錦衣衛(wèi)堂官參與；較重者，參審范圍擴大到九卿、五府、科道等。李福達一案屬于后者，前后會審達到六次之多，之所以如此遷延難以定案，是因為皇帝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使得主審官員進退維谷，不敢決議。
會審過程的拉鋸，主要是山西撫按重審時所找的證人，包括從長城北帶回來的原告薛良，與張寅一家及其姻親、族人的證詞之爭。前者堅稱張寅就是李福達，后者堅決否認。會審主持者，刑部尚書顏頤壽面對這個局面，有點莫衷一是和稀泥，前兩次會審之后，只是陳列了雙方供詞，沒有做任何結論?；实凼植粷M，下旨申斥，甚至想親自出來主持審問，經(jīng)大學士楊一清好勸歹勸才勸了回去。顏頤壽惶恐之極，第三場會審就不敢再含混，他做的決定，是支持馬錄的意見。但如前所言，馬錄主持的山西撫按重審，看上去證據(jù)確鑿，其實推敲起來，還是存在大量漏洞。這大概跟李福達多年以來行蹤飄忽、數(shù)度更名換姓，改易戶籍、年齡之類基本資料有關。各地的證人，都只是階段性的與李福達有過短暫交集，其所掌握的信息可能根本就是假的，所以各處證人的供詞總是鑿枘不合。嘉靖皇帝看了顏頤壽交上來的報告，隨手就指出幾處漏洞，隨即又降下一道圣旨，狠罵了顏頤壽一通。顏頤壽越發(fā)膽戰(zhàn)心驚，他深切地意識到自己站到了皇帝與清議戰(zhàn)場的中心，他不敢傾向任何一方，因為哪一方都開罪不起。于是第四場會審，機智的顏頤壽又開始和稀泥，他提了一個兩不得罪的折衷方案：一方面，仍然認定張寅就是李五和李福達；另一方面，承認無法證實張寅參與謀反，改凌遲為斬監(jiān)候，打舉報人薛良七十杖。
薛良此時是懵逼的，上回發(fā)配我去塞外喝風，這回又要打我？而皇帝更加不滿，說顏頤壽含糊不明，捏造誣陷，糊弄上聽，有欺君嫌疑，竟然要問一班審問官的罪了。接著下令，調(diào)山西初審時的官員進京質(zhì)證，暗示已經(jīng)非常明確：要以初審結果為準。因此初審官門到位后的第五場會審，顏頤壽再也不敢明哲保身，全面推翻山西重審結論，重新認可了初審結論，即張寅是無辜的，本案全部罪責，都歸咎于薛良的誣告。從重審階段一直指征張寅為李福達/李五的證人們，此刻也“不約而同”紛紛翻供，都表示自己認錯人了，張寅并不是李福達。有些證人甚至供稱，自己之所以指認張寅，是因為遭到了山西重審官員的威脅，所以做了偽證，這樣一來，重審中確鑿的證據(jù)，全部宣告崩盤。巡按馬錄也承認自己失職，表示重審判斷有誤?；实鄢么藱C會，一股腦撤換了三法司的一把手，改由禮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張璁署掌都察院，接下來第六場會審的審問對象，也從李福達變成了前五場的審問官們——顏頤壽及其同僚，還有因為十五兩銀子不還倒足了血霉的薛良。
第六場會審，論定了山西重審官馬錄等人的“故入人死罪”，也就是司法者故意陷害嫌疑人，欲害其性命的罪名。這條罪名很重，足以構成死罪，而主犯的罪名越重，從犯們——那些上疏彈劾郭勛的，“大禮議”中反對皇帝的“余孽”們，論罪才能越重。
第六場會審，也是本案最終判決如下：
一，薛良犯“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絞罪”，秋后處決，這個倒霉蛋因為十五兩銀子，飽經(jīng)折騰，最后把命搭進去了。
二，負責重審的山西巡按御史馬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玨等，犯“官司故入人死罪”，因張寅幸免未死，酌情減免，準有期徒刑四年（做苦力運炭）。
三，負責會審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犯“奉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事、重者以故入人死罪論”，有期徒刑四年（做苦力運炭）。
四，上疏彈劾郭勛的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犯“比依風憲官挾私彈事不實、罪亦如誣告人死罪”，有期徒刑四年（做苦力運炭）。
五，指認張寅的關鍵證人，杖一百，三年徒刑。
皇帝批復，認為對山西重審官員量刑太輕，意圖處死，經(jīng)桂萼和大學士楊一清等規(guī)勸，勉強同意發(fā)配邊疆終生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了”，天下大赦也不能赦免，如敢逃走，格殺勿論。最終冤死者十二人，謫戍十二人，罷官十一人，革職十七人。
從區(qū)區(qū)十五兩銀子之爭，到尚書戴枷，御史謫死，司法系統(tǒng)大洗牌，薛良和李福達，兩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攪渾了大明王朝政治風云。而李福達的彌勒教背景、詭幻莫測的身份，以及屢次陷入絕地又屢次逃出生天，連一省臬臺、巡撫、巡按、中央刑部尚書都殺他不死，反被拖下馬的本事，成了民間最熱門的談資，由此演生出無數(shù)傳說，將李福達塑造成了唐朝羅公遠那樣子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超級法師。《獪園》收此類傳說一十三篇，后續(xù)摘錄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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