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頌》刻字書寫較隨便,不刻意求工而流露出恣肆奔放、天真自然的情趣,為后世書家所珍愛。
《石門頌》為隸書成熟時期縱逸奔放書風的代表作品, 一方面具有漢隸的典型風格,字形扁方,轉折、波磔較為明顯,反映出中國文字和書法發(fā)展史上由篆而隸的嬗變過程;另一方面,表現為符號化、抽象化、造型的浪漫性和裝飾意味及用筆上的抒情與夸張——節(jié)奏感、運動感的強化,體現了書刻者書法表現意識的進一步覺醒。
《石門頌》繼承了古隸的率意性與篆書的簡潔性用筆,以圓筆為主,并把方筆與圓筆巧妙地融合,富于變化.起筆逆鋒,含蓄蘊藉;中間運筆遒緩,肅穆敦厚;收筆回鋒,少有雁尾而具掠雁之勢。
筆畫圓勁流暢、古厚含蓄而富有韌性,毫無矜持做作。其結字極為放縱舒展,體勢瘦勁開張,意態(tài)飄逸自然。通篇看來,字隨石勢,參差錯落,縱橫開闔,灑脫自如,意趣橫生。從碑文的布局來看,《石門頌》與眾不同的是,在全碑22行中,每行字數或30字或31字不等,形成縱有行,橫則不一定成列的錯落格局。《石門頌》正是以她不拘一格,隨意發(fā)揮的藝術氣質為后人所稱頌。正是由于《石門頌》這種自由的書寫方式使得大量的通假字及多音字在碑文中被廣泛使用。《石門頌》稱為草隸,始于康有為,他認為,漢隸有“篆、楷、行三體,《郙閣》、《夏承》等為隸中之篆;《張遷》、《孔彪》等為隸中之楷;《楊孟文》(即《石門頌》)等為隸中之草?!笨梢姖h隸又經過近百年的發(fā)展,更趨成熟。同時,也可從此碑中看出這時的書法上承篆隸,下啟行草的時代過度特點。漢朝時,中原與四川的重要交通路線是褒斜道,褒斜道陡險崎嶇,時斷時通。褒斜道南口,就是石門洞,這是用人工開鑿的一個隧道洞,洞長16.3米,寬4.2米,高3.45米。據《石門頌》記載,石門開鑿于公元1世紀,之后時通時塞,歷次修復。漢永平四年(61年),明帝曾下詔修褒斜道,鑿通北褒谷中的石門。安帝時(107-125年),橋梁斷絕。順帝時,身為司隸校尉的楊渙,奏請重開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并將舊道進一步開拓擴大?;傅劢ê投辏?48年),漢中太守武陽人王升(王升是楊孟之同鄉(xiāng))于石門石壁上刻文,推序本原,頌揚楊渙開鑿石門之功。1970年修建石門水庫時,石門洞淹在水庫中。石門石刻被鑿遷至漢中,保存于漢中市博物館。楊渙,字孟文,東漢犍為郡武陽(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人,生卒年月不詳,以清秀博雅著稱,先后任過臺郎(尚書臺的尚書郎)、相(相當于縣令的候國的相)、尚書(協(xié)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官)、中郎(皇帝的近待官)、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并負責監(jiān)察京師附近各郡的監(jiān)察官)?!度A陽國志》贊他“孟文杰出,政績卓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沔水》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余??淌?,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這是有關《石門頌》的最早記載。酈道元精于古歷史地理之研究,為世所公認,但疏漏失察之處,也在所難免。以上記載中就有兩處失實:
一是頌文中因有“楊君厥字孟文”一語,酈氏便誤以為這位楊君名厥字孟文。后世不少學者沿襲酈說,不加深究,遂致以訛傳訛。如宋歐陽修《集古錄》即從酈說,趙明誠《金石錄》更將《石門頌》徑稱為《楊厥碑》了。經過宋代洪適《隸釋》一書的考證,才弄清此處的“厥”字,實際是語助詞,也可解釋為“其”或“他的”的意思,并不是這位楊先生的名字。洪氏引《華陽國志》所載,楊君實名渙,字孟文。
二是酈道元及其以后的許多人,以為古石門是楊孟文開鑿的,這也與史實不符。 開鑿石門之舉,早在漢高祖劉邦時代就開始了,只是沒有完成。據石門的另一著名摩崖《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明確記載,東漢明帝水平六年至九年(63~66),漢中太守鄐君最后完成了開通褒斜、石門的任務。后因安帝初年屢遭戰(zhàn)亂毀壞,石門阻塞不通。順帝初年,經楊孟文再三奏請,才重新修復。因此,楊孟文與石門之首次開通,沒有直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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