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所有的書可以說都是經(jīng)由圖書編輯之手誕生的，在它們與讀者見面之前，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編輯們一道又一道的細細審閱，編輯對于大到書稿的整體結(jié)構(gòu)，小到每一個詞語的使用,了解可能不比寫出這些書的作者們遜色。 手工外鏈
在選定書稿之前，編輯們還是很有余地的，他們可以選擇為哪些作者和圖書充當“仆人”的角色。而一旦編輯、作者、圖書之間的這層關(guān)系確定了，編輯剩下的絕大部分工作恐怕就是俯首于堆滿書稿的案頭，將一本與自己“簽訂契約”的書“完成”出來。
編輯不要覺得自己很重要
20世紀美國文學史上的“天才編輯”麥克斯·珀金斯曾這樣總結(jié)編輯的工作：“編輯并不給一本書增添東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覺得自己很重要，因為編輯充其量是在釋放能量。他什么也沒有創(chuàng)造?！?
“仆人”沒錯，編輯也確實是在“釋放能量”。他們幫助作者將書帶到讀者面前，為書中的文字尋找它們在這個世界上正確且合適的位置。但至于“什么也沒有創(chuàng)造”，這話對于編輯來說就有些謙遜，甚至不公平了，尤其是對親口說出這話的麥克斯·珀金斯——這位引發(fā)20世紀美國文學革命的編輯來說，實在太不公平了。
美國傳記作家A.司各特·伯格的傳記作品《天才的編輯》是對珀金斯過分謙遜的有力反擊。司各特這部傳記洋洋灑灑寫了五百多頁，它包含了珀金斯三十六年的編輯生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爾夫等多位文學大家的創(chuàng)作歷程，記錄了珀金斯如何與這些作者聯(lián)起手來推翻傳統(tǒng)的文學品味，打造了“爵士時代”及其后全新的文學風格。
當然，誰也沒有預料到，經(jīng)由珀金斯出版菲茨杰拉德的處女作《人間天堂》——這本捕捉一戰(zhàn)后“迷惘一代”生活與精神狀態(tài)的小說會“像整個時代一面飄揚的旗幟”，在口碑和銷量上獲得如此大的成功。雖說該書出版之前已經(jīng)讓一些老派編輯感到恐懼，面世之后也迎來了許多批評的聲音，但無論如何，踏向新時代文學大門的第一步已經(jīng)邁出去了，主角正是珀金斯這樣一位編輯新秀，和時年24歲年輕的菲茨杰拉德。
《人間天堂》之后，珀金斯又出版了菲茨杰拉德諷刺上流社會生活的《美與孽》和日后成為他代表作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然而，菲茨杰拉德只是珀金斯為美國文學史挖掘出來的第一位巨星。1926年，在菲茨杰拉德的引薦下，海明威在紐約與珀金斯見面，《春潮》和《太陽照常升起》的出版事宜被敲定。
珀金斯特別感激菲茨杰拉德幫助他敲定這個海明威，在寫給菲茨杰拉德的信中，他這樣形容自己的這位新作家：“這家伙非常有趣，喜歡談斗牛和拳擊?！?
單憑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文學趣味，挖掘名不見經(jīng)傳的新作者，還可以屢屢取得成效，珀金斯似乎就足以承擔“天才編輯”這一頭銜了，但珀金斯做編輯的標準遠不止于此。為了照顧菲茨杰拉德入不敷出的奢華生活，他成為了作家的“私人銀行”，時常從出版社和自己的口袋里為菲茨杰拉德預支現(xiàn)金；《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后口碑和銷量都遠不如預期，珀金斯還要扮演心理咨詢師的角色，在信里一邊寬慰菲茨杰拉德一邊督促他不要放棄，盡快開展下一個寫作計劃。所謂“作者的仆人”這一描述，實在是再精準不過了。
慧眼識珠、面面俱到之外，珀金斯還有著扎實且過人的專業(yè)技能。正如他的好友范·懷克·布魯克斯在自傳中評價珀金斯：“他具有風格獨特的小說家的天賦，但是他沒有發(fā)展自己的這一特長，而是將天賦貢獻給了別人，去發(fā)展他們的寫作事業(yè)。”對于自己作者的書稿，珀金斯總能通過適當?shù)姆绞教岢鼍珳实慕ㄗh。如果珀金斯沒有建議海明威對《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污言穢語和不堪的人物描述”進行適當?shù)膭h減，這本承受了巨大壓力的書可能無法出版，甚至在出版后也要面臨被禁的風險?！叭绻驗樵S多低級的、只關(guān)心下半身問題的弱智叫嚷而使得這么一本有新意的書遭受冷落，那可真是劃不來?！辩杲鹚惯@樣勸阻海明威。
珀金斯與托馬斯·沃爾夫的合作更能體現(xiàn)這位編輯在文學上的造詣。兩人因沃爾夫的處女作《天使，望故鄉(xiāng)》結(jié)緣，之后因《時間與河流》分道揚鑣?！稌r間與河流》的出版是1935年備受矚目的文學事件，沃爾夫在創(chuàng)造這個龐然大物的過程中展現(xiàn)了自己作為作家那種近乎宣泄式的力量和勇氣，他的寫作狀態(tài)進入到一種讓自身成為詞語的境界，以至于無法停下來。珀金斯在寫給《哈佛圖書館簡訊》的文章中表示，沃爾夫這本書寫了一輩子。
最終，《時間與河流》的手稿裝了整整三個木箱子。這是珀金斯編輯生涯中最耗心力的書。他和沃爾夫經(jīng)過了兩年時間將這本書修改到九百多頁。司各特在書中評價：“《時間與河流》產(chǎn)生于兩種藝術(shù)力量相互依存的合作——沃爾夫的激情和珀金斯的判斷。兩人雖然經(jīng)常爭論，但是他們一起完成了各自生涯中最偉大的作品?！?
對于沃爾夫來說，沒有這位出色的編輯，《時間與河流》就如同一個沒有骨骼的巨獸，永遠也站不起來?？社杲鹚乖诰庉嫛稌r間與河流》中“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成為了評論家攻擊沃爾夫的把柄。他們認為沒有珀金斯的幫助，沃爾夫?qū)懗鰜淼闹皇遣怀墒斓?，有待處理的素材。這種看法最終也成為了引發(fā)沃爾夫與珀金斯關(guān)系破裂的導火索之一，甚至可能是最為嚴重的那個。
那么，珀金斯作為“天才編輯”的精神遺產(chǎn)都有哪些？對作者和作品不落俗套的獨到看法，并愿意為之堅持；可以全方位的解決作者的后顧之憂，只要能拿到好的作品；出色的文學素養(yǎng)，為一部作品的成型保駕護航。如果以珀金斯的“他（編輯）什么也沒有創(chuàng)造”來衡量的話，最后一點似乎有些越界，也確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對珀金斯來說，沃爾夫的離開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萋蹇嗽銮申J進珀金斯的辦公室，看到這位編輯對著沃爾夫的告別信，“幾乎要落淚。”
為壞孩子準備好書
珀金斯并非20世紀美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天才編輯”。在他聲名鵲起的三四十年代，一位日后將改寫美國兒童文學走向的編輯正在悄悄成長——這位編輯就是日后被稱為兒童文學界“珀金斯”的厄蘇拉·諾德斯特姆。
如果以珀金斯的精神遺產(chǎn)來審視厄蘇拉的編輯生涯，會發(fā)現(xiàn)兩人的工作作風和他們?yōu)槲膶W史帶來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都很接近。
厄蘇拉之前的美國童書界習慣于為兒童營造一個美好卻虛幻的世界，他們拒絕讓世界真實的一面出現(xiàn)在下一代的書本上。在擔任哈珀出版社童書部負責人期間，厄蘇拉一改這種兒童文學上的虛假腔調(diào)，致力于為孩子出版前衛(wèi)的、富有挑戰(zhàn)性的書。用她自己的的話來說，她要做的是”為壞孩子準備的好書”。
經(jīng)她手廣為人知的作者和圖書有瑪格麗特·懷茲·布朗和她的《逃家小兔》、E.B.懷特和《夏洛的網(wǎng)》、莫里斯·桑達克和《野獸國》……可以說，正是因為厄蘇拉，這些大名鼎鼎的作者和書籍才成為了童書的經(jīng)典。
顯然，厄蘇拉也十分敬業(yè)地完成了“作者的仆人”這一角色。在《親愛的天才》——這本由兒童文學史學者倫納德·S.馬庫斯選編的厄蘇拉書信集中，作者這樣總結(jié)厄蘇拉“身兼數(shù)職”的工作狀態(tài)：“作為這些作家的教練和粉絲，告解神父和治療師，代理母親和忠誠的朋友，她與他們共同經(jīng)歷了離婚、財務危機和人生的各種蕭條期。”
頗為巧合的是，珀金斯和沃爾夫之間令人唏噓的變故也在厄蘇拉和梅因得特·德瓊之間重演。在認識德瓊的時候，厄蘇拉還是編輯助理，德瓊在一座教堂當看門人，兩人可以說是從困苦時期一起熬出來的好搭檔，那幾百封無所不談、處處流露著關(guān)懷與鼓勵的信件正是對這段友情的見證。后來二人在稿件編輯過程中因分歧產(chǎn)生的沖突越來越多，在憑借《從薄荷街開始的旅程》拿到國家圖書獎之后，德瓊就再也沒有向厄蘇拉投過稿。
在1969年寫給喬治·伍茲的信中，厄蘇拉假裝若無其事地寫道：“如果他想要扮演托馬斯·沃爾夫，而讓我當馬克斯韋爾·珀金斯，好吧，我接受就是了?！?
珀金斯曾為編輯定下另一條“規(guī)矩”，大意是一位編輯應該永遠站在作者和圖書背后，避免在公眾面前拋頭露面。顯然，厄蘇拉和珀金斯都曾因為自身出色的工作打破了這個規(guī)矩。馬庫斯這本包含三百多封信件的書信選雖說很難完整地展現(xiàn)厄蘇拉的職業(yè)生涯，但通過這些零碎的信息還是可以察覺到厄蘇拉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耐心細致的工作態(tài)度和幽默風趣的個人形象。
對于出版人來說沒有工作時間和業(yè)余時間的分野
最后要推薦的一本書來自九久讀書人旗下的“出版人書系”，二十世紀德國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西格弗里德·溫塞德的《作家和出版人》。里爾克、黑塞、布萊希特、瓦爾澤，溫塞德旗下的作家都是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的翹楚。在這本今年剛推出中文版的文論集中，溫塞德也講述了自己和上述四位作者之間的工作關(guān)系以及他們各自的文學經(jīng)歷。
這些文章都來自溫塞德在不同時期為不同場合所做的講座，既有翔實的出版史料，又處處彰顯著溫塞德對出版人、文學職責等話題的理解，在“文學出版人的職責”一章中這點尤為凸顯。開篇他引用歌德的話說：“所有的書商都是魔鬼，必須給他們單獨造一間地獄?！碑斎?，歌德的憤怒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盜版圖書泛濫，但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在出版史上，當出版人“必須把思想和買賣捆綁在一起，使得文學家得以維持生計，出版商得以維持出版”時，難免會疲于兼顧。翻開本書的后半部分就可以發(fā)現(xiàn)，即便是里爾克這樣聲名顯赫的詩人，在當時也難以依靠微薄的稿酬度日，而在生前不被認可的瓦爾澤，遭遇更是可以想見。
這是時代撇給出版人和作者永恒的難題，時至今日也不能完全解決。而不可避免地，這一問題會在出版人和作者之間引發(fā)沖突，這種沖突造成的后果有時候甚至比“沃爾夫和珀金斯式的決裂”更為嚴重。溫塞德在書中講述了卡夫卡和他的出版人庫爾特·沃爾夫之間的合作經(jīng)歷：“《觀察》的銷路很不景氣，第一年賣出258本，第二年102本，第三年69本。最后出版社簡直羞于把微薄的稿酬匯過去，便在1922年7月1日關(guān)閉了卡夫卡的稿酬賬戶。”
溫塞德對此事的看法是，假如庫爾特·沃爾夫能成功給卡夫卡帶來自信、安全感和施展才能的機會，其結(jié)果對于文學和卡夫卡個人的積極影響可能都是不可估量的。
或許，溫塞德會毫不猶豫地贊同自己的美國同行那個“作者的仆人”的觀點。在談到出版人的職責時他說：“對于出版人來說沒有工作時間和業(yè)余時間的分野，他必須隨時在私人事務上聽候（作者）差遣?！?
這或許是我們從20世紀這幾位前輩身上獲得的最核心也最令人“震驚”的啟示。在一個奉行個人主義、熱衷于建立不容侵犯的個人領(lǐng)地和彼此間適當距離感的今天，這種要求編輯將自己百分百交給書籍之前，先把自己交給作者的高標恐怕也已經(jīng)不可復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