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河中，《詩經(jīng)》充滿了理性的光輝，它清晰的歷史意識鼓勵了文學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而楚辭極具感性色彩，與之并駕齊驅(qū)，以其深邃的情感力量和豐富神秘的原始意象，為歷代文人們提供了心靈棲息之所和永遠的精神家園。
然而，現(xiàn)代人提到楚辭，更多的是把它當成一本《好名字大全》來使用。而對于“楚辭”的文化價值，卻沒有多少人愿意去深究。事實上，“楚辭”是我們民族精神和靈魂的重要組成部分，意義非凡。縱觀歷代經(jīng)典的詩詞作品，我們總能找到楚辭的影子，感受到楚辭的力量。許多在理性世界中迷失了方向的文人在楚辭深沉的情感力量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獲得了心靈慰藉。
然而，隨著楚國的滅亡和屈原的去世，隨著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和“焚書坑儒”政策的實施，“楚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在主流文壇銷聲匿跡了。那么，土生土長的“楚辭”又是如何被漢人接受，最后風行于全中國，并成為與《詩經(jīng)》并駕齊驅(qū)的文學經(jīng)典從而傳頌千古的了？下面，筆者就從幾個方面對其進行闡述：
那么，何謂“楚辭”？它是楚國詩人屈原以南方民歌為基礎(chǔ)，采用楚國方言創(chuàng)作了一種新的詩歌體裁——楚辭。其中，屈原的抒情長詩《離騷》，具有極強的浪漫主義風格，是楚辭的代表作，因此楚辭又稱為“騷體”。
隨著屈原去世，楚國滅亡，“楚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都只是在民間流傳，在主流文壇難覓其蹤影。直到漢文帝時，西漢大儒賈誼被貶謫到長沙任太傅時，才第一次提及屈原和楚辭。他在《吊屈原賦》中寫到“側(cè)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楚辭”直到漢文帝時，仍然只是在民間口耳相傳，還沒有正統(tǒng)的歷史文化典籍對其進行記載說明。后來，隨著西漢政權(quán)的逐漸穩(wěn)定，西漢統(tǒng)治集團又雅好楚聲，于是“楚辭”的編訂研究工作也就應用而生了。
在‘楚辭’的編輯整理過程中，漢武帝時的淮南王劉安是最早發(fā)起人。據(jù)《漢書 淮南王傳》記載:“初，安入朝，獻作<內(nèi)篇>，新出，上愛秘亡，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當時劉安都壽春，而壽春是楚國的故都，因此有條件收集整理楚辭作品，并根據(jù)屈原的事跡為之作傳。
我們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流行的文學樣式和審美觀價值觀。土生土長的“楚辭”要想在漢朝流行并發(fā)揚下去，就必須要適合漢代的審美觀和價值觀。那么，劉安在收集整理楚辭以及屈原的作品時，又是如何對其整理和改編的呢？
首先，他以當時已成系統(tǒng)的“儒家詩教”為標準，有意突出屈原辭賦的社會思想內(nèi)容，刻意回避楚辭作品中極具個人情感色彩的部分。在這個基礎(chǔ)上，劉安認為它符合當時的主流文化一一儒家文化，從而讓楚辭作品有了立足前提。
其次，劉安接受楚辭作品是以兩重標準為前提的，一個是美刺，一個是知人論事。何謂“美刺”呢？這是在《詩大序》中所確立的儒家最根本的詩歌理論，即把詩歌作為政治宣傳和倫理教化的工具，使其為社會政治服務(wù)。
在這一意義上，劉安肯定了屈原稱道儒家圣人和道德治亂的內(nèi)容，卻刻意回避了‘楚辭’中極具個性色彩的部分。這種根據(jù)儒家“溫柔敦厚”標準對楚辭進行的改編和整理，其實是對楚辭作品從內(nèi)容到美學風格的全面顛覆。
那么何為“知人論事”呢？就是把作品和作者的政治倫理表現(xiàn)結(jié)合起來考察，以此來確定作者作品的社會價值。劉安此舉是希望借助屈原的人格力量來確定和印證《離騷》的價值。事實上，他的這一目的也確實達到了。
盡管劉安在對楚辭作品進行收集和整理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對其進行扭曲，但是他的貢獻仍然是巨大的。因為在當時楚辭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能不能被儒家主流文化所接納和容留的問題。能，它就存在，不能，它就消亡。
西漢初年，由于幾代皇帝奉行黃老之學以及與采用與民休息的政策，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起來，政局也逐漸穩(wěn)定。于是，如何更好地維護西漢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如何更好地維護社會穩(wěn)定，便成了西漢統(tǒng)治集團最緊要的問題。
古人云:“治民者治心為上”，在經(jīng)歷了吳楚七國之亂后，西漢統(tǒng)治者迫切地感到需要建立一套系統(tǒng)的思想文化政治理論系統(tǒng)，從而在思想上控制百姓，以達到維護其自身統(tǒng)治的目的。漢武帝時，經(jīng)過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一套以大一統(tǒng)和集權(quán)主義為中心的政治思想系統(tǒng)終于構(gòu)建成功。
這套系統(tǒng)是以儒家公羊?qū)W術(shù)為理論根據(jù)的，具有嚴密的規(guī)范性和排他性。在這一理論支撐下，一切文獻資料都要以儒家經(jīng)典來作為衡量標準。因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很多諸子百家的經(jīng)典著作做都被銷毀殆盡。那么，土生土長的楚辭自然也難逃厄運。
然而，屈原偉大的人格力量和極其強烈的政治熱情又讓人敬佩不已。而這些又是能與儒家文化相契合的。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楚辭作品實際上是在漢代主流文化的邊緣上徘徊的，并沒有真正地被西漢代主流文化所接受和容納。
因為，劉安對楚辭作品的收集和整理是有選擇性的。他主要是利用并突出了屈原的忠誠和諷諫，使楚辭作品在漢代的文化系統(tǒng)中有了立身之地。然而，劉安的接納和解釋非常的牽強附會，到了東漢時期，楚辭作品在漢代主流文化的內(nèi)部更是飽受爭議。
例如，東漢著名歷史學家班固就站在純?nèi)宓牧錾?，對劉安對楚辭作品的解釋和接納發(fā)出了強烈地質(zhì)問。他認為劉安對屈原的贊頌言過其實，因為真的儒者應該像溫潤如玉的君子一樣，謙虛，謹慎，克制，隱忍，可事實上屈原卻不是如此。
班固在其《離騷序》中屈原做出了自己的評價: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數(shù)責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p>
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班固認為屈原太過于個性化，他的情感太不受節(jié)制，他的憤怒太不加以隱藏，他的抒情方式已經(jīng)偏離了儒家的“溫柔敦厚”原則，而且喜歡說一些怪力亂神之事，虛無縹緲。這些都是與儒家詩教格格不入的。
然而，即使楚辭作品與儒家詩教原則如此格格不入，漢代的那些儒家學者們還是不忍心將它拋棄。原因是什么呢？但就是因為楚辭的文學藝術(shù)魅力太強烈了。無論在什么時代，人類欣賞美的天性都決定了人們不可能對美的東西熟視無睹。
在班固的《離騷序》中，他就曾高度地贊揚楚辭作品的文學藝術(shù)魅力。他說:“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意思就是說，楚辭文采燦爛，恢弘廣博，美麗高雅，是漢代辭賦的宗源，后人無不驚嘆它的魅力。而且，屈原等人的人格力量也是不能夠被忽視的。
對此，儒家學者們非?？鄲溃趺礃硬拍軌蜃?span style="font-weight: 700;">楚辭作品即能被正統(tǒng)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和容納，又能夠保留楚辭作品中那些華美的文采，就成為一個擺在他們眼前棘手的問題。如此，必須要有人對楚辭作品做出更成功地解釋。這個人就是東漢著名文學家王逸。
王逸，東漢著名文學家，今湖北襄陽宜城人。宜城，曾是楚國的都城。在該市鄭集鎮(zhèn)入口處修建有一座牌樓，上書三個大字——“楚皇城”。周成王時，楚人建國，后多次遷徙，從丹淅流域遷入湖北荊山山脈。在楚國走向鼎盛的時期，他們把都城建在了現(xiàn)在的宜城市這片土地上。
正是因為與屈原同土同國的原因，王逸對屈原仰慕不已。濃烈的鄉(xiāng)土意識使他對屈原有很強的認同感，他認為屈原的真正價值還在于他高尚的情操，悲慘的人生遭際以及燦爛文采上。而這些是以往那些研究楚辭的儒家學者們所說沒有談?wù)摰降摹?/p>
也就是說，王逸是自賈誼，劉安之后，唯一一個從儒家詩教之外真正感受到楚辭文學藝術(shù)價值的人。可是，這些還不足以使楚辭被接納，被推崇。王逸必須從正統(tǒng)文化的內(nèi)部為楚辭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根據(jù)。而這就是他的《楚辭章句》文學史上的巨大價值和貢獻。
那么他的《楚辭章句》是如何對楚辭進行收集改造的呢？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大力地渲染屈原的忠君愛國意識。眾所周知，“忠君愛國”在儒家正統(tǒng)文化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這一點上，王逸指出，雖然屈原的行為和思想有時候過于偏激，帶有極強的個人特色，但都是以“保國安君”為主旨的。
他在《楚辭章句 離騷序》中指出：古代很多賢臣，例如伍子胥，比干等，他們都懷有強烈的忠君愛國思想。盡管他們的行為和舉止有時不免偏激，然而這恰恰體現(xiàn)了儒家士大夫自覺的人格精神。這種人格精神與忠君意識是可以融合的，它能夠包容文人的憤激之情。
簡言之，如果詩人所表達的內(nèi)容是以“忠君愛國"為前提和基礎(chǔ)的，那么即使他表達情感的方式不中庸，不溫柔敦厚，甚至于很偏激，帶有極強個性化，那么它也是符合儒家文化的。這種論點就會正統(tǒng)文化順利地接受楚辭做好了準備。
在這個基礎(chǔ)上，王逸隨時發(fā)掘屈原的忠君意識。例如他將《離騷》中的所有的“神”都解釋為楚王，將屈原對神的崇拜解釋為對君主的忠誠，將香草美人解釋為屈原對自身品德修養(yǎng)的追求。如此一來，在王逸的筆下，屈原就具有了堪稱儒家典范的完美人格。這樣的屈原及其作品，當然就能夠被儒家正統(tǒng)文化所接受和容納。
其次，王逸是采用“微言大義”和“比興”的方式來對楚辭作品進行闡釋的。而“微言大義”是當時儒家闡釋經(jīng)典的一個主要方式，即對儒家經(jīng)典中的所有字句，進行最大限度的發(fā)掘和考證，抓住一點，隨意的比附，引申。
再次，采用比附，引申的方式抽出楚辭中的某些詞句，讓楚辭與儒家經(jīng)典之間建立緊密的聯(lián)系。在兩漢，儒生們習慣于尋章摘句地理解儒家經(jīng)典，所以這種比附和引申是能夠被接受的，也是有說服力和效果的。
最后，對楚辭中的宗教神話內(nèi)容進行改造?！白硬徽Z怪力亂神"一直都是如此儒家學者信奉的人生信條，所以，楚辭中大量存在的宗教神話內(nèi)容就成了楚辭遭儒家詬病的重要原因。對此，王逸的做法就是把里面的宗教神話內(nèi)容改造成一段歷史。
這種手法在儒家經(jīng)典著作中可以說比比皆是。例如孔子關(guān)于“黃帝四面”和“夔一足”的解釋就是很好的例證。到了司馬遷，他更是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地對神話宗教傳說進行改造，對于那些難以納入歷史系統(tǒng)的神話，他便以“其文不雅馴”為借口刪除。事實上，神話歷史化是文化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闡釋和改造，一部土生土長的充滿楚國原始情調(diào)的，充滿哀怨凄份的個人情致的楚辭，就終于“溫柔敦厚”了。網(wǎng)易憑借其自身對儒家文化的深厚理解，以及對楚辭的精細改造，終于讓楚辭在正統(tǒng)文化中有了立足之地。
由于漢代眾多儒者的共同努力，楚辭終于在儒家文化中占據(jù)了不可動搖的地位。然而，漢代儒家文化所接納的楚辭，已經(jīng)失去了它的真面目：它神秘而斑斕的色彩，深邃的旋律以及幽怨不平的倔強個性，已經(jīng)被儒家文化遮掩得無影無蹤了。
但是，這一切并沒有銷聲匿跡，只是暫時潛伏著。而這些潛伏的個性特色就在歷代詩人們的作品體現(xiàn)了出來。楚辭哀婉憤激的個性是儒家學者們在改造楚辭的過程中有意無意要淡化的。然而，這一點卻被歷代的詩人們利用了并發(fā)揚了。而這也從儒家學說之外補充了楚辭的文化意義
例如屈原的人生遭遇和悲劇，中國歷史上具有相當?shù)牡湫托?，特別容易引起士大夫階層的共鳴。因此，在后世很多詩人的筆下，屈原的哀鳴從未停止。像李白曾贊“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p>
而一代詩史杜甫，一生憂國憂民，坎坷不幸，垂暮之年還漂泊江湖，因此他對屈原更是心向往之。58歲時，杜甫在從岳陽向潭州行進的途中，寫下了一首《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p>
可以說，在屈原那里，杜甫找到了心靈家園，得到了暫時的解脫。
到了宋代，宋人歌詠屈原，贊詠楚辭的作品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例如，蘇軾曾有詩云:“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span style="font-weight: 700;">陸游在《哀郢二首》中說:“離騷未盡靈均恨，志士千秋淚滿裳?！?span style="font-weight: 700;">辛棄疾更是對屈原和楚辭青睞有加。
到了明清之際，詩人們吟詠屈原楚辭的詩詞更是數(shù)量繁多，而且很多士大夫還自覺地投身到楚辭的注釋中，借以抒發(fā)自己的人生感慨。例如著名的清代詩人屈大均在《吊雪庵和尚》中有詩云:“一葉離騷灑一杯，灘聲空助故城哀?！?/p>
總之，漢代以后，人們對楚辭的接受是在儒家文化之外，對屈原人格力量的認同以及對他悲慘身世的同情。他的悲慘身世以及報國無門的悲哀，是古代很多知識分子都能夠遇到的一個主要的問題。詩人們之所以能夠推崇楚辭，其實也是在對他們自身命運的一種哀嘆。
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所表達的憂憤非常深廣，足以容納很多失意文人的悲哀，因此也得到了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認同。而這也從儒家文化之外對楚辭的文化價值進行了很好的補充。正是基于以上種種原因，土生土長的楚辭在出國滅亡和屈原去世以后，并沒有就此消失。
經(jīng)過漢代儒家學者和后世文人的不斷努力，楚辭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了下來，并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經(jīng)典作品，與《詩經(jīng)》并駕齊驅(qū)，共同構(gòu)成了我們民族的精神和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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