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國后，為了維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j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于內(nèi)庭設“中書門下”（政事堂），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權，為限制宰相權力，增設副宰相“參知政事”。

軍事上，廢除統(tǒng)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增設殿前司、侍衛(wèi)馬軍司、侍衛(wèi)步軍司，由“三帥”分別統(tǒng)領禁軍，為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又在中央設樞密院，掌控調(diào)兵權。

財政上，設置三司（鹽鐵、 度支、戶部），三司使由皇帝親信擔任，掌控財政大權。

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

同時，由于大興科舉、采用恩蔭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冗員”問題突出。

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守內(nèi)虛外策略，奉行“養(yǎng)兵”之策，廢除府兵制，改為招募。至仁宗時，總人數(shù)已達140萬，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養(yǎng)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削弱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對外作戰(zhàn)時處于不利地位，從而形成“冗兵”。

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據(jù)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

同時，在對西夏和遼的戰(zhàn)爭中，宋代統(tǒng)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銀和布匹，以金錢財富買得一時平安，再加上統(tǒng)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

三者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2] 

北宋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歷年間，在經(jīng)濟增長的同時，逐步也在發(fā)生社會危機。

宋代建國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并土地。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nóng)民失去土地的數(shù)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宋代人民的負擔很沉重。全國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納稅戶除按規(guī)定的數(shù)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

公元993年，王小波在四川發(fā)動起義。

12月，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沉重打擊了宋朝政府的統(tǒng)治。

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義爆發(fā)了。

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

北宋建國以后，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黨項族連年發(fā)生戰(zhàn)爭，由于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在這個情況下，雖然耗費了巨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

寶元元年（1038年），黨項族人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定都興慶（今銀川），與宋朝的外交關系正式破裂。次年，為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進犯北宋邊境，于三川口大敗宋兵（三川口之戰(zhàn)），集兵于延州城下，準備攻城。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刀ǘ辏?041年），李元昊進兵渭州（今甘肅平?jīng)觯?a target="_blank">韓琦派環(huán)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于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余（好水川之戰(zhàn)）。慶歷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分兵兩路，再次大舉攻宋。進抵定川寨，宋夏會戰(zhàn)，宋軍大敗，大將葛懷敏與部將等16人戰(zhàn)死，喪師9400余人（定川寨之戰(zhàn)）。李元昊獲勝后，揮師南下，進逼潘原，關中震動。

澶淵之盟后，一直相安無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關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聲言南下” 。最終，宋仁宗遣富弼為使，“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才得以解決。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震動了宋廷，多年沉悶的政治空氣開始變得活躍起來。

歐陽修上書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書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壞日甚”。

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統(tǒng)治者，總算開始行動了。

仁宗慶歷年間，農(nóng)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fā)，正如歐陽修所說“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經(jīng)逆轉惡化的時期中產(chǎn)生的。其時，冗官、冗兵、冗費嚴重，貧弱局面已經(jīng)形成，統(tǒng)治危機日趨惡化。

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現(xiàn)象更加嚴重 ^[3]  ，農(nóng)民大量逃亡，階級矛盾尖銳，農(nóng)民起義不斷爆發(fā)，“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強如一伙”。 ^[4]  同時，在京畿開封府所屬各縣，也有盜寇出沒 ^[5]  。

當時，已有一些官員感到危機的嚴重，富弼就曾說：“自此以往，只憂轉熾，若不早為提備，事未可知！” ^[6] 

宋仁宗在召對中，對范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執(zhí)政大臣馬上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

慶歷三年（1043年），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慶歷三年（1043年），李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又擢拔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銳意進取。

八月，仁宗罷免副宰相王舉正，再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九月，宋仁宗召見范仲淹、富弼，給筆札，責令條奏政事。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諫官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納，并漸次頒布實施，頒發(fā)全國。

①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

仁宗時，官員升遷采用“磨勘”制度，只講資歷年限，不間政績，導致官吏因循茍且，無所作為 ^[8]  。

范仲淹對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政績卓著的官員，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并規(guī)定京朝官及郡縣官吏，有人保舉在三年任期屆滿即與磨勘升遷，否則便要等到滿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9] 

②抑僥幸（限制官僚濫進）。

宋初以來，恩蔭制度造成官僚濫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有任學士以上官職的，在二十年內(nèi)通過恩蔭，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 ^[10]  。

范仲淹對此提出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③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

改革科舉考試內(nèi)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jīng)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jīng)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jīng)書的意義和道理。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

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④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

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認為，官員的升遷要嚴格依照政績，建議加強對官吏的考察，獎勵能員，罷免不才，并主張由各級長官保薦下屬。 ^[11] 

重新規(guī)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shù)量的職田，調(diào)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jié)”，防止貪贓枉法。

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

范仲淹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fā)給職田的，按等級發(fā)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yǎng)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jié)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①厚農(nóng)桑（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范仲淹建議朝廷降頒布詔令，加強農(nóng)桑立法，命令全國各路轉運使及其所管轄的鄉(xiāng)縣真正重農(nóng)桑，獎農(nóng)桑，使農(nóng)業(yè)的好壞作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內(nèi)容。

②減徭役。

宋代的賦稅與力役基本上沿襲了唐末及五代的制度，宋初雖作了一些調(diào)整，但賦稅殘酷、力役煩苛，賦稅、徭役迫使貧苦農(nóng)民紛紛破產(chǎn)，也激起農(nóng)民起義、反抗。

對此，范仲淹主張合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其地人民的傜役；節(jié)用、節(jié)儉，裁減統(tǒng)治者的奢侈耗費，做到均賦稅、寬徭役，減輕人民負擔。

③修武備（整治軍備）。

范仲淹主張恢復府兵制，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qū)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wèi)士，用來輔助正規(guī)軍。這些衛(wèi)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nóng)，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zhàn)斗，寓兵于農(nóng)。

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jié)省給養(yǎng)之費（此項，因輔臣反對而作罷）。

①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fā)布朝廷號令）。

針對朝廷過去頒布的法令“煩而無信”的弊病 ^[12]  ，范仲淹提出，朝廷今后頒行條令事先必須詳議，“刪去繁冗”，審定成熟后再頒行天下，一旦頒行，必須遵守，不得隨意更改，否則要受到懲處。

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經(jīng)常變更了。 ^[13] 

②推恩信（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

宋代皇帝三年一郊祀，照例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積欠的賦稅，但多未徹底施行 ^[14]  。

范仲淹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除此之外，必須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

這樣，就不會發(fā)生阻隔皇恩的現(xiàn)象。 ^[15] 

慶歷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邀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東都轉運按察使。

這樣，十條中的第四條（擇長官）首先見之于行動 ^[16]  。

在選擇諸路轉運按察使時，范仲淹翻閱班簿，發(fā)現(xiàn)不稱職的一筆勾去，毫不留情。富弼不無擔憂地說：“一筆勾下去，就會有一家人痛哭啊?！狈吨傺蛣t回答說：“一家哭總好過一個地區(qū)的百姓哭?！?sup> [17]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詔，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實行后，明黜陟也就見之于行動。 ^[18]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對恩蔭制度，作出新規(guī)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詔，增加恩蔭的年齡限制和恩蔭范圍，但對高、中級官僚的子孫及期親、尊屬仍用舊制，沒有任何限制。 ^[19] 

慶歷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頒布貢舉新法，加強儒家經(jīng)典在科舉中的比重，并允許州縣立學，把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 ^[20] 

慶歷四年（1044年）四月，因在慶歷新政實施后，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人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22]  。而仁宗對朋黨之論也開始產(chǎn)生懷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歐陽修也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 ^[23]  。

五月，范仲淹與韓琦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并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 ^[24]  。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筆跡，誣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廢立詔草。

仁宗雖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時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陜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 ^[25]  。

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為河北宣撫使。

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

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第二天，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26]  。

二月初四，罷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27]  。

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至此，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 ^[28]  。

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

至此，慶歷新政徹底失敗。 ^[29] 

范仲淹整頓官僚機構的六項措施，只不過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項如“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搖役”，更談不上徹底的改革。

“十事”宣布后，“修武備”一項，便因眾多大臣反對而取消；其它各項，雖然從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十月開始推行，但也無法貫徹下去。

僅僅這樣一點微弱的改革，當時一般官員已認為“規(guī)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慶歷新政最后在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中，宣告失敗。

經(jīng)過嚴格考核，一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

正直的士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贊揚新政；民眾也為之歡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慶歷新政失敗后，社會矛盾并未緩和，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 ^[30]  ，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銳，宋廷財政空虛，就拼命進行搜刮。

慶歷年間，農(nóng)民和士兵的斗爭剛剛下去，各地農(nóng)民又開始新的斗爭。

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于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fā)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guī)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慶歷改革對王安石的改革，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歷新政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的。 ^[31] 

北宋兩次改革，在中央集權統(tǒng)治一體化中起了一定的調(diào)節(jié)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設置“祠堂”、“義莊”、“族產(chǎn)”、“族規(guī)”、“鄉(xiāng)約”，發(fā)揮了宗法血緣的統(tǒng)治功能。

范仲淹和王安石除了在政治體制和思想意識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在經(jīng)濟方面也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頓，如慶歷新政中的“均公田”、“厚農(nóng)?！?、“減搖役”。

以上這勢，都是書宋兩次改革對專制豐只中來集權一體化的調(diào)節(jié)和加強的措施。

從社會的改進，歷史的發(fā)展來說，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沒有成功；但從加強宋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一體化來衡量，如通過官僚機構的調(diào)整，財政經(jīng)濟的治理，“重農(nóng)?！薄ⅰ熬铩?、“減搖役”、“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市易法”等措施限制了兼并，擴大了財政稅源，這就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體化的統(tǒng)治，一定程度的延長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壽命。

慶歷新政主要只限于，在政治機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不敢太多地接觸到社會經(jīng)濟的根本問題。 ^[31] 

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說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于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

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shù)，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盡居祿位”。

據(jù)朱瑞熙先生在《復雜多變的宋朝官制》一文中的統(tǒng)計，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差遣，大部分由恩蔭出身者擔任。這種等同于官僚世襲的制度，使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于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這就是為什么王安石變法首先從經(jīng)濟、軍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繞過了澄清吏治這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的原因（當然，這里面亦有減少改革阻力的因素）。 ^[32]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而慶歷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nèi)容。

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

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

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shù)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tǒng)治的階級基礎。

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歷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除了少數(shù)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階層大都滿足于現(xiàn)狀，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一旦新政觸犯了自身利益，他們就堅決反對，群起而攻之。

隨著新政的推進，反對的聲浪不斷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對大合唱，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

“朋黨”之所以被當作打擊的利器，從而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因為“朋黨”會危及皇帝的權威，觸犯其核心利益。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并且延宕到南宋時期。

慶歷新政因為朋黨之爭而夭折，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新舊黨爭而失敗。

朋黨之說基于儒家思想君子與小人的觀念，這是簡單對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觀念，并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應人性或人格；在現(xiàn)實生活中，結黨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謀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

一旦被提升為國家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就會被一些政客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而且極具殺傷力。 ^[33]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guī)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nóng)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

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經(jīng)批評他“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議論多，而實際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發(fā)空論，言行不檢。

例如石介，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自許太高，低時太過，……好異以取高”。

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人為“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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