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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60年代以來，史學中發(fā)生了“人類學轉向”，形成了一個可以稱之為“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視角。與此同時，人類學也出現(xiàn)了歷史化的趨向。本文主要圍繞史學和人類學的結合，簡要回顧兩個學科互補發(fā)展的脈絡和研究特點，并認為歷史人類學這一研究視角有助于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
一、被史學“搶注”的歷史人類學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20世紀七十年代論述新史學時，曾經這樣描述史學的一種可能前景： 或許是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這三門最接近的社會科學合并成一個新學科。關于這一學科，保羅.韋納稱其為“社會學史學”，而我則更傾向于用“歷史人類學”這一名稱（勒高夫 1989:40）。 勒高夫使用“歷史人類學”的理由，與年鑒學派的新史學理論傾向有關，年鑒學派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關心整體的歷史，或者說總體史的研究，勒高夫作為年鑒學派的第三代領軍人物，認為“也許歷史人類學作為擴大了范圍的史學的代名詞，能更好地表達這一愿望”（勒高夫 1989:95）。 無論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個“搶注”了“歷史人類學”的學者，這個從名詞上看似乎應該屬于人類學分支的學科，至今在人類學中還沒有成熟的發(fā)展。諸多人類學辭典或者百科全書中，都難覓“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詞條，而更多出現(xiàn)的是“歷史與人類學（History and Anthropology）”。在一些人類學家眼中，人類學研究從來都關注歷史，古人類學自不待言，像考古人類學，本來就是文化史的研究。在中國，考古學甚至就是史學領域的分支學科。至于很多地方的民族志研究，則多多少少會涉及當?shù)氐臍v史。即使大的理論流派，也不乏對歷史的關注，像19世紀晚期的文化進化論（以泰勒S.E.B.Tylor和摩爾根L.H.Morgen為代表），從印地安人的研究中直接對大時間跨度的歷史作進化論的解釋；上個世紀20-30年代以博厄斯（Franz Boas）為首的美國歷史學派（American historical school）的文化相對主義（又稱歷史特殊論，historical particularism）則由比較去建構歷史的邏輯。至于30-50年代的民族史（ethnohistory）的研究，本來就是人類學的領域。60年代薩哈林斯（Marshall Sahalins）等人的新進化論，也反映出對歷史的關注。巴格比（P. Bagby）曾經在《文化和歷史：文明的比較研究緒論》（中譯本《文化：歷史的投影》1987）中，試圖建立人類學和史學的整體關聯(lián)。人類學家似乎以為自己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歷史。 不過，認為自己有歷史的人類學家忽略了他們的研究雖然涉及歷史內容，并沒有多少真正屬于歷史研究的“問題”。用若干大規(guī)律、大理論建構歷史法則并不等于真正建立了歷史的人類學，正如達爾文的進化論并不意味著能建立生物學一樣，相反，達爾文的進化論恰恰是生物學研究的一個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人類學的形成應該首先來自扎實的歷史研究，從中得出理論，而不是反過來，用人類學的理論概念去套歷史。然而，扎實的歷史研究正是人類學家的不足，因此形成了過往史學家缺乏人類學深度和人類學家缺少歷史深度的局面。 相對于人類學家對歷史深度的麻木，60年代以來的史學發(fā)生了一種“人類學轉向”，推動史學走向人類學式的歷史學。年鑒學派是人類學轉向的主要代表。伊格斯（Georg G. Iggers）在《歐洲史學新方向》（1984）中論述了年鑒學派的轉向及其與人類學文化研究的密切關系。年鑒學派的第二代領軍人物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曾經明確看到各人文科學的匯合趨勢，其中包括人類學（布羅代爾 1988）。布羅代爾關于資本主義的研究，就充滿了這種綜合的味道（參見布羅代爾 1997）。他的三種歷史（結構的歷史、局勢的歷史和事件的歷史）的觀點反映了三種不同的歷史時間和綜合的方法論特點（參見伯克 2001:191）。以《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書寫“人民的歷史”而著名的湯普森（E. P. Thompson）認為：人類學的沖擊主要體現(xiàn)在找出新問題，用新方法看待舊問題（湯普森 1988，2001）。西佛曼和格里福(M.Silverman and P.H.Gulliver)總結了1950年代以來歷史人類學的發(fā)展趨勢，主要表現(xiàn)為：首先，二戰(zhàn)後對社會文化變遷的日益關注，以及對社會過程和社會生活動態(tài)的關注；再者，在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論等脈絡中，重申微觀分析、地方性差異的重要性（西佛曼、格里福 1999:21-24）。對史學的人類學轉向，海伊也作了如下描述： “人類學轉向”是新敘事史的形式之一。……這種人類學取向更主要的影響是，促使歷史學更關注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事物。“人類學轉向”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辯的用語，它指的是歷史學家如何從傳統(tǒng)上關注特定政治權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動的政治史，轉而關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態(tài)度與信仰；亦即是“民眾史”（history from below）的一種形式，且受到法國“心態(tài)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1]的強烈影響（海伊 1999[1990]: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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