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都市圈”里，南通可算特殊：大家掃一眼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都市圈的范圍，與歷史上“江南”默認的八府一州基本吻合，僅有的不同就是杭州、紹興不在其中，卻多了南通。
這些年來，可能再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南通更積極地想要融入上海了。有一個海門的朋友和我說，當?shù)囟嗄陙硪恢庇幸粋€廣為盛行的傳聞：啟東、海門要劃到上海去了。我說，其實昆山、太倉也有這樣的傳說。她笑，可見我們多么想投入上海的懷抱了。
蘇州歷來就是和上海一體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但一江之隔的南通為什么也這樣？甚至可以說，南通是“身在江北，心在江南”。
在歷史上，吳語區(qū)不斷受北方官話侵蝕而收縮，長江口北岸的這些沙洲是吳語唯一“北伐”成功的地區(qū)。從唐宋時代起，來自江南的移民以崇明的沙洲為根據(jù)地，不斷墾拓，到清代更進一步開辟了北岸淤漲的沙地。比如海門，有崇明人陳朝玉帶領鄉(xiāng)民墾拓，至于啟東，原本就是崇明外沙，直至1928年才析置。
時至今日，海門、啟東大部分和通州一部分區(qū)域仍通行崇明話（或稱“啟海話”“沙地話”），為數(shù)不下200萬人，加上同屬吳語的通東話、金沙話，形成了一條隱形的文化心理邊界。一位在南通建筑圈子混了二十多年、幾乎走遍各地的包工頭曾和我說，在南通，“北三縣”（海安、如皋、如東）有點看不上“南三縣”（啟東、海門、通州），覺得他們“壞”——實際上，崇明人也有“刁”的風評，那大抵是指一種精明、會算計、重私利的傾向，與江南吳語區(qū)那種商業(yè)社會的性格不無相通之處。
這倒未必是說吳語的人群有什么神秘的特質代代相傳，不如說是一種相似的歷史經(jīng)驗使然。在歷史上，這些江海之交的沙質土壤稻米產(chǎn)量未必高，但卻很適合種棉花，南通毗鄰崇明這一片沙地的織布技術，不論是什么樣的說法，有一點是一致的，即它是由江南經(jīng)崇明流傳過來的。正如《江南土布史》里所說的，“從南邊的揚州到北邊的淮安，包括下河與大部分的濱海地區(qū)，整個大運河區(qū)對于將紡織作為一種企業(yè)是聞所未聞的。就這方面來說，揚州以東的沿江各縣和江北其他地方不同”。
近代的太平天國戰(zhàn)爭又造成了幾個延續(xù)至今的深遠影響：蘇州等地的富戶帶著資產(chǎn)逃往更安全的上海租界，加速促成了十里洋場的興起；與此同時，揚州在鹽政、漕運遭戰(zhàn)爭徹底破壞而崩潰之后，喪失了對鹽城、南通這些濱海地區(qū)的影響力，南通自此越來越進入上海商圈。在那些年代里，雖然南通與上海隔著長江天塹，交通不便，但在文化上卻有一種天然的親緣性，因為在歷史上，上海同樣是一個依靠棉紡織興起的城市，早就養(yǎng)成了相似的社會文化心理。產(chǎn)自南通一帶的通州棉，因其纖維結實、質地均勻，在上海原棉市場向來擁有很高聲譽。
在19世紀末，通州、海門等地的土布商人，每年用沙船載運數(shù)萬布匹，從上海港出發(fā)，向北航行至東北營口等地販賣，再載運當?shù)氐拇蠖乖舷拢鳛榻铣青l(xiāng)的肥料和飼料。當時就已有許多南通人在上海賣苦力，后來刺激張謇把南通建成“中國近代第一城”的動力之一，就在于此。張謇曾回憶：“我自創(chuàng)辦大生紗廠之后，常到上海。我開始知道，上海拉洋車及推小車的人，90%是海門人或崇明人。我曾調(diào)查他們的生活，都很困苦，他們所以到上海謀生的原因即是無田可種迫而出此也?！辈粌H窮苦人如此，到抗戰(zhàn)初期南通淪陷時，土布業(yè)大戶也幾乎全部逃居上海。
很長時間里，南通人對這座隔江相望的大都市一直抱有復雜矛盾的心情：既在文化上親近、欣羨它的五光十色，但又不想被當作是鄉(xiāng)下的窮親戚。在1958年崇明劃歸上海之后，仿佛家里的孩子突然被有錢人家領養(yǎng)了，感受更難以言喻。如今，在崇明島北緣屬于海門、啟東的那一長條，一些房地產(chǎn)的廣告是“開窗眺望大上?！保路鹂吹匠缑骶褪强吹缴虾Ａ?。
這些年來，南通的年輕人們一旦考出去之后，最想去的目的地無疑就是上海了。根據(jù)《中國流動人口發(fā)展報告2018》，上海流動人口的主要來源地中，南通（11.49%）僅次于鹽城（13.73%）。
不過，無論如何，這些年來南通與上海之間的距離還是越拉越近——不僅是文化心理距離，還有地理空間距離，在橋隧、高鐵通車之后，以往要靠輪渡、大巴折騰半天的路途，已縮短為一兩個小時。“南通南通，向南不通”已成為往事，這座城市的名字似乎已經(jīng)指明了它的未來：向南辟通，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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