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是戰(zhàn)國時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全面吸收儒、墨、道、法等各學派治國思想并加以改造，形成了以其人性論和歷史觀為基礎、“處勢抱法行術”為核心內(nèi)容的君主治國方略。
一、“勢”，是君主的資本，也是君主奮斗的目的
“勢”是韓非締造的君主中央集權理論的核心。勢治是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學說，韓非吸收了慎到的思想，認為勢有兩種：其一，在《功名中》言：“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有勢之與無勢也?！边@里的勢是指自然的、本來就存在的客觀形勢。自然之勢很難改變，有明主處勢治國就不會混亂，而暴君處勢則使國家無法治理。其二，勢是指人為的權勢，是指君主如何運用和保持自己的權勢和地位，威勢是征服天下利器，是君主行法講術的重要保障。
韓非認為“賢”、“勢”并治是很難兼得的，他把“勢位之足恃”與“賢勢之不足慕”完全對立起來。但即使不“賢”，君主可以用“法”，“法”、“勢”并治，則免去了“千世亂而一世治”的憂患，因為“中才”是常有的，而且可以培養(yǎng)。韓非傾向于中等之才的“中君”最適合做君主。他不關心圣人與天子的關系，反而寧愿一直處于常規(guī)狀態(tài)下，不奢求堯、舜那樣的仁慈愛民，也不用擔心出現(xiàn)桀、紂般的昏庸暴政。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韓非的筆下，國君是國家唯一的主人，臣民是不折不扣的奴仆，這與儒家提倡的“君君臣臣”的思想，雖理論出發(fā)點不同，但是內(nèi)容和歸宿如出一轍，都是無條件地推崇君主專制集權。韓非以此為出發(fā)點，提出臣民要“捍衛(wèi)”君主的威勢。《功名》中說道：“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戴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
君主在位，治理國家臣民的最終目的是鞏固權勢，而對君權的最大隱患就是大臣。君主必須防備重臣擅權，尤其要始終掌握賞罰大權，避免賞罰大權落入重臣之手。國君如何保持自己的威勢？《解老》篇曰：“勢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勢者重，人君之源也；君人者勢重于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表n非清醒地意識到“勢”的重要性，進而把維護國君威勢推向極致，國君不可僅僅自滿于取得權勢，還必須運用一切手段掌握一切權力，以保持這種威勢。為了防止失勢，就要掌握賞罰大權，防備任何力量對君權的威脅。韓非將臣子分為兩類，那些不惜違犯法規(guī)覬覦王權的人叫“重臣”或者“重人”，那些奉公守法的臣子則被稱為“貴臣”。他說人主有五壅，即大臣幽禁君主、大臣掌握國家財權、大臣擅自發(fā)號施令、大臣行仁義收買人心、大臣結黨營私培育黨羽。有這些行為的大臣都是“重臣”，君主應該啟用“貴臣”，主要是法術之士，以防備“重臣”對君主的權勢構成威脅。
二、“術”，是君主運用法的方式，也體現(xiàn)君主的威嚴
“術”是韓非君主治國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俄n非子》中談及“術”甚多，可謂時刻都在提醒治國者不忘南面之術。那么什么是“術”？《定法》言：“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也，此人主之所執(zhí)也。”《難三》又言：“術者，藏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表n非關于“術”的思想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君主根據(jù)個人才能授予官職，根據(jù)官職名義來責求實效的“課能之術”；其二，君主憑借對眾多事情的了解，暗中駕馭群臣的權術。第二點也道出了“術”的精髓和詭譎之處，就是“術”的形式是絕對不可以公開的，它隱藏于君主胸中，唯此君主才能夠得心應手地施展駕馭群臣的詭計?！靶g”的對象只能是臣子，君臣各有其道，君道無為，君之道在治臣不治民。君主統(tǒng)治人民，只需控制住治民的綱，即管理百姓的官吏即可，不必勞神拘泥于小事。
術治首要手法是“課能之術”，或稱“刑名之術”。他認為，有了恰當?shù)拿x，并把它擺在首位，事情才可平正，名不正則會偏離正道。所以，在君主治吏上，韓非提出，要據(jù)臣子諾言和職權授予事情，通過參驗名實是否相符，以考核群臣，賞罰功過之人。韓非對這套“刑名之術”或者“參驗法”的研究達到了極端的境地，甚至認為即使“言其小而功大者亦當罰”。他講了韓昭侯的故事，毫不掩飾地贊賞韓昭侯兼罪典衣和典冠的做法，并在《二柄》中語重心長地說：“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冠之害甚于寒。”為了貫徹刑名之術，韓非告誡君主務必賞罰分明，疏賤的人有功必須獎賞，君主寵愛的人有過也當受處罰。同時，賞罰還必須達到預設的效果。所以，必須厚賞和重罰，才可以使群臣畏懼君主的威嚴而不敢覬覦君主的權勢。
君主還要掌握“自我神化”之術。他認為人主和群臣或相爭，或妥協(xié)，都力求利益最大化。君主之利在于使臣下不生奸佞之心，保持其威勢；人臣最大的利在于得到君主的國家。二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在不斷斗爭。君主在挖空心思監(jiān)察和禁止奸臣，群臣也在費盡心機地窺伺國君的想法和行動，以便投其所好，譎主便私。所以，君主防奸要做好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是運用權術掌握奸佞之臣的行為，二是反窺伺，即自我神化，以防止奸佞之臣對自己想法和行為的打探。
君主必須禁奸防奸。韓非系統(tǒng)總結了歷代奸臣與國君的斗爭經(jīng)驗和教訓，為君主全面介紹了奸佞之臣的活動規(guī)律和慣用手法，幫助君主識別忠奸，清楚奸佞之臣。所謂“六微”，是臣下和外敵危害君權的六種隱微手段。韓非運用了大量生動的歷史故事告誡君主，要提高警惕，加強防范，在國內(nèi)杜絕“六微”，在國外運用“六微”，達到鞏固君權的目的。所謂“八奸”，指的是奸佞之臣篡奪君權的八種陰謀手段，君主要時刻警惕臣下的不軌行為。
韓非進一步發(fā)揮了申不害的“藏于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的思想，并借鑒老子消極無為思想，發(fā)展成了君主積極駕馭群臣的詭譎之術。韓非所提倡的虛靜無為和道家的提法已相去甚遠，為了“獨視”、“獨聽”、“獨斷”，表面上看起來去好去惡、去智去能，實際上君主卻在暗中主動運用各種防奸課能之術，功勞歸于自身，罪過降于群臣。虛靜無為還要求“不欲見”。君主要絕對隱藏自己的想法，使臣下無法窺伺自己的好惡，那樣臣下才能處于戰(zhàn)戰(zhàn)兢兢、絕對服從的狀態(tài)。如果君主在臣下面前表現(xiàn)出自己的好惡和欲望，臣下就會刻意自我掩飾，主動迎合和欺騙君主。所以，君主必須隱藏自己的意圖，臣下自然各行其素，顯現(xiàn)出其本來面目，這樣君主才可知人善任，保持威勢不散。
三、“法”，是君主的工具，也規(guī)定君主地位的至高無上
韓非堅決主張以法治國，如果不走“法治”之路，則“亡國宜矣”！那么，什么是“法”？《難三》言：“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必須公布于眾，“法莫如顯”，相比從前法只為統(tǒng)治者悉知，有重大進步；立法權在君主手中，君主根據(jù)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以壓服民眾，臣若不忠以術治之，而民若不服則以法處之。
法治的提前是國家必須制定和形成一套相對完備的法律體系。《八說》有云：“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狈杀仨氃敿?、系統(tǒng)地規(guī)定日常治理中的方方面面，竭力避免法律的漏洞。法律體系還要保持相對的穩(wěn)定性。韓非主張法隨時代變化而自我完善，君主和官吏治理百姓，要根據(jù)已有的法律來定罪量刑。這些主張在法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價值。
“立法廢私，法不阿貴”是法治的精神實質(zhì)。韓非的立法思想具有很強的功利性。但是，他也非常重視法律的公正性。韓非在《有度》中指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彼麡O力反對有人利用公法謀私利?！对幨埂分芯驼f：“夫立法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笨梢?，韓非認識到法對治國的重大作用，君主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私弊。韓非進而提出“法不阿貴”的思想，強調(diào)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當然，這里的“立法廢私，法不阿貴”，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君主要掌握立法權，法律是君主意志的體現(xiàn)；另一方面，韓非直言君主絕對不能受法律的約束，君主甚至是可以不講道義的。但“法不阿貴”的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它超越了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傳統(tǒng)。
嚴刑重賞是法治最重要的內(nèi)容，它以重刑主義為核心，是法令得以通行無阻，為人民所敬畏的重要保障。法家一貫主張重刑主義，韓非在《飭令》中為重刑主義辯護道：“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逼溥壿嬀褪怯猛樀氖侄翁幜P那些輕罪的人，那么自然不會有人輕易去觸犯重罪。他把嚴刑重罰和國家治理聯(lián)系到一起，但只注重了法律的懲罰功能，而忽視了教育臣民等功能，最終也導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悖論。
“養(yǎng)成耕戰(zhàn)之士”，實現(xiàn)富國強兵，是法治的最終目的。在君主看來，國家需要三種人：耕、戰(zhàn)和法術之士。國君必須運用法律和政策規(guī)定人們的職業(yè)，或務農(nóng)，或從戎。法律的作用就是使人民成為君主耕戰(zhàn)的工具。由此人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歷代君主奉行“趨本逐末”、“一孔之策”了。
總之，君主必須綜合運用“法”、“術”、“勢”治國理政?！皠荨笔切蟹ㄓ眯g的前提，沒有“勢”的支撐，再賢明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天下；“術”是韓非思想的核心，以官吏為其對象，內(nèi)容變幻無窮；“法”是君主治國的手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國家自然治理得當。以上就是韓非的君主觀思想的內(nèi)容，除了專制獨裁、趨本逐末、不務德而務法等消極思想，其思想在治理國家上仍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作者單位：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