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梅貽琦擬綱，潘光旦執(zhí)筆的文章中，梅貽琦首先提出了“
通才教育”這一核心觀念。這種“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簡單搬移，而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博采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系。梅貽琦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yǎng)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yè)培養(yǎng)“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gòu)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于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
其次，梅貽琦針對當時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
教育方針指出，大學應該著眼于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yǎng)，至少應該有知、情、志三個方面。在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還用了足夠的篇幅論述教師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梅貽琦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yǎng)、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jié)”樹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話至今多為人們所征引：“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guān)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guān)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此則于
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贝思礊橹摹皬挠握摗?。
最后，在《大學一解》中，梅貽琦著重論述了學術(shù)自由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
教育家們的共識，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寫到：“對于學校時局則以為應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shù)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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