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坦率地講，王紫稼只所以能讓“諸貴人猶惑之”，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的才藝，而是在普遍性壓抑（清初京師富貴階層自然是滿人居多，加之既有滿漢不通婚的禁令，又有禁娼的政策）的大時代背景下，那些達官貴人對美色的欲望和沖動被畸形放大了。那時男色的最大好處，便是可以公開品談，集體叫好。于是，以藝術的名義，戲劇欣賞堂而皇之演變成為一場男性看客飛揚荷爾蒙的集體狂歡。正如清陳森在其《品花寶鑒》中借田春航之口坦言:“我是重色而輕藝，于戲文全不講究，角色高低，也不懂得，惟取其有姿色者，視為至寶?！?/p>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娛樂明星。
就中國歷史而言，優(yōu)伶和娼妓應算是最主要的娛樂明星群體。他們也許都曾千姿百態(tài)地燦爛過，可多是如曇花、如流星，瞬間的光華過后，便化為云煙，消匿在無邊的時間長河中。中國傳統(tǒng)的史觀，是以“大是大非”為標準進行選擇性的歷史記憶的。于是，我們今天要查訪他們的故事，卻尷尬地發(fā)現(xiàn)，無論是在官方史冊上，或是民間記憶中，留下些痕跡的，多是極端臉譜化的他們:要不便是如何蠱惑君王、禍國殃民的，要不便是怎樣吸引才子、成就佳話傳奇的。
其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都是極具矛盾性的悲劇人物，一方面是外貌才情的出眾，另一方面卻是個體身份的低賤，于是他們的人生必然充滿著痛苦的掙扎和無常的宿命。那些伶人的角色倒錯和身份演變，最值得尋味。尤其是亂世之際，當享樂主義被刻意放大，他們的麻醉功效也會被恣意使用，并因此畸形造就了倡優(yōu)文化的極度繁榮。正如孟森（號心史）先生所云:“易代之際，倡優(yōu)之風，往往極盛。其自命風雅者，又借滄桑之感，黍麥之悲，為之點染其間，以自文其蕩靡之習。數(shù)人倡之，同時幾遍和之，遂成為薄俗焉。”
王紫稼便是這樣一個典型時代的典型人物。
伶人的“名士緣”
《清稗類鈔》里對王紫稼的介紹非常簡單:“王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明末之吳伶也。風流儇巧，明慧善歌?！睂τ谒母嘟榻B，便是存留在他那個時代的名家詩作中。王紫稼好像很有“名士”緣，如錢謙益（號牧齋）、龔鼎孳（字芝麓）、吳偉業(yè)（號梅村）等同時代的大才子、大名士，“詩酒流連，皆眷王紫稼”。那么，王紫稼有什么樣的秘密武器，會讓這些重量級的人物“歌詠之辭爛如”，紛紛贈詩示好呢？我們不妨從他們的詩作中尋求答案。
有“才子騷壇盟主”之稱的吳梅村，在《王郎曲》里贊道:“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皙長。孝穆園亭常置酒，風流前輩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結(jié)束新翻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xiàn)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婀娜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zhuǎn)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脆管出簾櫳。王郎水調(diào)歌緩緩，新鶯嘹嚦花枝暖。慣拋斜袖卸長肩，眼看欲化愁應懶。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數(shù)移來發(fā)曼聲。最是轉(zhuǎn)喉偷入破，人腸斷臉波橫。”由此觀之，王紫稼是男扮女裝的男旦，而且頗有幾分“妖艷絕世”的模樣。當年，也正是這位擅演紅娘的王紫稼，色藝雙全，名冠一時，并因此“舉國趨之若狂”的。但我們必須注意這樣一個細節(jié)，那就是詩中描述的王紫稼才剛剛15歲，稱得上是童星了。而這些名士才子對王紫稼的癡迷，可不僅僅是緣于藝術的欣賞，更多層面上是緣于當時流行的“押優(yōu)蓄童”之風。
那個時代的名士才子，除卻有到青樓里尋求紅粉知己的愛好外，對于男色，也頗有偏好，時稱“男風”（或曰南風）。這一點，并非以簡單的同性戀就能概括，更多的是一種打著風雅的幌子、追求別樣刺激的變態(tài)性游戲罷了。當年袁枚60歲時，攜二八嬌男欣然逛大街，人稱“子真如水銀瀉地，所謂無孔不入”。換個角度講，被狎昵的歌童雛伶并非是天生的同性戀，他們只不過是這些名士才子滿足其個人變態(tài)嗜好的泄欲工具和把玩器物罷了。那么，能不能因此就斷定這三位大師級的人物對王紫稼的喜愛，也是這種追求男風的產(chǎn)物呢？
當然不能。首先王紫稼不是同性戀。錢牧齋在寫給他的贈詩里，便有“多情莫學野鴛鴦，玉勒金丸傍苑墻。十五胡姬燕趙女，何人不愿嫁王倡”的調(diào)侃。而在王紫稼最后被定罪處死時有一條“奸污良家婦女”的罪名，也可作為他并非是同性戀的旁證。當然，如果非要說他是雙性戀，不免就有些牽強。因為在他那個時代，也是有些美麗的同性相戀的故事，譬如狀元畢秋帆寵愛優(yōu)伶李桂官，再如詞人陳維崧獨鐘情人云郎等，都是很感人的愛情佳話。陳維崧在云郎結(jié)婚時所作的《賀新郎》，至今讀來依然令人感慨萬千。詞中情意綿綿，“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飏”，如今“休為我，再惆悵”。當時的社會風氣，在對待同性之戀方面，也頗為開放。佳作一出，頓時“競唱人口，聞之絕倒”。
其次，給王紫稼題詞贈詩的名士頗多，可幾乎遍尋不到示愛的詩句。論說風流，與王紫稼相交的幾位“名家”朋友，一個比一個風流。有“東林浪子”之稱的錢牧齋在60歲的年紀娶了“秦淮八艷”之一的柳如是；龔芝麓娶的也是位列“秦淮八艷”、艷名遠播的顧橫波；而吳梅村也曾與秦淮名姝卞玉京癡癡相愛過。除卻吳梅村無奈因戰(zhàn)事與卞玉京分手外，前兩者都與夫人感情極好。從理論上講，他們的性取向都很正常，但是否對王紫稼有過“狎昵”之愛，我們不得而知。從常理分析，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被時人稱作“江左三大家”，平日里關系都走得很近，便是狎昵，也不可能無恥到同狎一人的地步。當初，錢牧齋在王紫稼北上遠游時贈送離別之詩，曾被熊雪堂和韻諷刺道:“金臺玉峽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據(jù)說錢牧齋看到后，還“不懌者累日”，由此觀之，錢牧齋還是很在意別人對其和王子稼關系的看法。
總而言之，這三位大家對王紫稼的贈詩，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席面上的相互唱和罷了。三者對于“風流儇巧”的王紫稼的喜愛，應是常人理解的范疇之內(nèi)，正如幾個世紀以后著名劇作家羅癭公對程硯秋的喜歡和提攜一樣。羅癭公曾作《贈程郎五首》，其中便有“紫稼當年絕代人，梅村蒙叟足相親”句，可作為我們理解這種止于欣賞關系的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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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的“北漂夢”
王紫稼是一個有追求的人。
順治八年（1651年），他30歲，雖說剛過而立之年，可對一個靠臉蛋吃青春飯的伶人而言，已經(jīng)不算年輕了，好在是保養(yǎng)得法，倒是愈發(fā)顯得“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為日后打算計，趁著大好年華和驕人的歌唱實力，此時大概已經(jīng)貴升為“王老板”的大腕級娛樂明星——王紫稼，毅然決定北上，到京師尋求更廣闊的人生舞臺。當然，也包括尋找一個更牢靠的后臺。
恰好在這一年，王紫稼的同鄉(xiāng)、也是老主顧龔芝麓守制結(jié)束，奉旨回京，繼續(xù)做他的太常增少卿。為了在人生地不熟的京城有個好的著落和跳板，王紫稼決定追隨這位名氣大、才氣濃的龔老先生。龔芝麓對此也非常樂意，一來他這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飲酒醉歌，俳優(yōu)角逐”的風流快活；二來他愛交朋友，對朋友也很照顧，“多有義舉”。上京途中路經(jīng)常熟時，兩人還一起順道拜訪了老朋友錢牧齋。錢特地寫了首送行絕句，贈予王紫稼，以表折柳贈別之意。對于王紫稼“此行將倚龔太?！钡臅崦林~，錢牧齋寫詩調(diào)侃道:“閣道雕梁雙燕棲，小紅花發(fā)御溝西。太常莫倚清齋禁，一曲看他醉似泥?！?/p>
王紫稼前往京師“淘金”，最初是自信滿滿。除卻自身條件外，還與當時的大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當時正是清朝立國之初，朝氣蓬勃，誓要有幾分革新的新氣象。自順治三年開始，清廷便明令禁娼，所有官辦妓院一律取締，順治五年制定并頒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重申了《明律》中禁止以良為娼的條文，順治八年又停止了教坊司女樂入宮承應。另外，清初的法律還加大了對嫖娼者進行處罰的力度:對文武官吏有宿娼者打60大棍，挾妓飲酒也按此律辦，官員子孫襲蔭宿娼作同樣處理；監(jiān)生生員挾妓者“發(fā)為民，各治應得之罪”；書吏有犯者則“比照官吏挾妓飲酒律，杖六十、革役”。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士大夫階層的娛樂休閑文化也必然順勢導入了另一重別樣的天地。另一方面，隨著宮廷教坊歌舞的衰落和禁止，戲曲成為當時最主要也是最流行的娛樂方式，上至皇室貴族，下及草民百姓，都非常喜歡。占盡天時地利人和優(yōu)勢的昆曲，自然領風氣之先，一時間京師的職業(yè)昆班不斷增多，許多昆劇名角，紛紛自蘇州趕來或被請來獻藝。清尤震在其《玉紅草堂集·吳下口號》中云:“索得姑蘇錢，便買姑蘇女。多少北京人，亂學姑蘇語?！庇纱擞^之，當初咿咿呀呀的吳儂軟語，在北京是何等的流行。
如果說王紫稼在十三四歲的年紀沒變聲時，可能會把唱腔處理到“王郎水調(diào)歌緩緩，新鶯嘹嚦花枝暖”的境界，身段和眼神也能練就到“慣拋斜袖卸長臂，眼看欲化愁應懶”的地步，可到了30歲的年紀，便是身段和眼神依舊，那唱腔則必然要大打折扣。想想看，一個大男人，在舞臺上憋尖嗓子，努力運用上顎和舌頭共鳴，發(fā)出“最是轉(zhuǎn)喉偷入破，人腸斷臉波橫”的咿呀之聲，縱是清柔，縱是婉折，卻實在談不上舒服。當然，聽習慣了又另當別論。譬如當男旦成為傳統(tǒng)或國粹時，許多行家或老戲迷反而聽不慣坤角唱的純天然女聲，以為“雌音”反倒不如非自然的男音了，也許這就是藝術的魅力吧。
坦率地講，王紫稼只所以能讓“諸貴人猶惑之”，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的才藝，而是在普遍性壓抑（清初京師富貴階層自然是滿人居多，加之既有滿漢不通婚的禁令，又有禁娼的政策）的大時代背景下，那些達官貴人對美色的欲望和沖動被畸形放大了。那時男色的最大好處，便是可以公開品談，集體叫好。于是，以藝術的名義，戲劇欣賞堂而皇之演變成為一場男性看客飛揚荷爾蒙的集體狂歡。正如清陳森在其《品花寶鑒》中借田春航之口坦言:“我是重色而輕藝，于戲文全不講究，角色高低，也不懂得，惟取其有姿色者，視為至寶?！?/p>
于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像王紫稼這樣一位男扮女裝的“非常態(tài)”伶人，可以“梨園獨步”，能夠“舉國若狂”了。吳梅村在《王郎曲》中描述道:“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頃息。移床敧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他的妖態(tài)艷妝，必然令這些超級“粉絲”魂喪神奪，否則豈會有這樣狂熱的激情和瘋狂的場面呢？
昆曲在京師的普及和流行，除卻群眾的切實需求外，也與皇帝的喜好有關。順治帝本人就很喜歡戲曲。當時，為了確保宮內(nèi)劇目演出的質(zhì)量，他還特地挑選名優(yōu)進宮，譬如與王紫稼同時代的戲曲家尤侗，就因為劇本《讀離騷》寫得好，被順治帝譽為“真才子”，他的《讀離騷》還被欽定為“教坊內(nèi)播之管弦”的主旋律劇目。另外，在他的詩作中，還特別記錄有朝廷派人到江南選優(yōu)之事，詩曰:“天子瑤池奏玉笙，只教阿母喚雙成。閑來海上深仙籍，又問飛瓊小玉名?！钡搅丝滴跄觊g，宮內(nèi)已是“昆腔頗多”，許多名伶還入宮任教習，頗受恩寵。王紫稼的“北漂之旅”，自然多多少少也有渴望被朝廷恩澤的動機。
“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的昆腔縱是好聽，可內(nèi)容太過高雅，發(fā)音太過晦澀，并不太適合北方人的口味。到了乾隆時期，京城的百姓已經(jīng)是“厭聽吳騷，聞歌昆曲，輒哄然散去”。雖說王紫稼北漂三年時，昆曲還沒淪落到這種地步，可昆腔也并非當時唯一流行的腔調(diào)，秦聲、羅聲、弋聲等各種戲曲唱腔，猶如百花爭艷一般，在京城四處綻放。正所謂“曲界輩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三兩年”，瞬間的追星喧囂后，落寞的王紫稼發(fā)現(xiàn)，自己折騰來折騰去，也不過是京都公卿和文人雅士聚會時“博徒酒伴貪歡謔”的情趣點綴和藝術陪客罷了。他的“風流儇巧”，也許能博得一些士大夫的彩頭，可離朝廷的政治要求和皇帝的個人喜好，卻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一句話，他生不逢時，指望以自己的伎藝走上層路線，沒戲!
順治十一年春末，他終于下定了南歸的決心。也許他終于懂得，紫禁宮苑、侯門深深的北京，并非是他的歸宿之地，反倒是小橋流水、花紅柳綠的吳中，才是他理想的家園。吳梅村作詩勸慰他道:“君不見康昆侖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yōu)閑多，王郎王郎可奈何！”康昆侖、黃幡綽都是唐時宮廷的優(yōu)伶，吳梅村以古喻今，是在歸勸王紫稼放棄以“奇優(yōu)名倡”的身份博出位的想法。龔芝麓在送別詩中，一方面同病相憐，黯嘆“長恨飄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的郁悶遭際和“后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隋失路人”的尷尬身份，另一方面又替王紫稼高興，因為“初衣快比五銖輕，越水吳山并有情。不舸便尋香粉去，不須垂淚阻君行”，字里行間，也多是勸解之意。當初，錢牧齋的贈別詩里，也有“休將天寶凄涼曲，唱與長安筵上人”的歸勸之句。
苦于史料不足，我們無法判知王紫稼能否真正懂得這幾位“大家”朋友在詩中“雜有寄托”的隱晦思想?！肚迨犯濉分袑﹀X、龔、吳三人的描述，有三個共同點，那就是性格的軟弱、氣節(jié)的缺失和身份的尷尬。俱是晚明進士出身的三大才子，能力和才情沒得說，可在國破之時，都因為貪生怕死而降清，雖說能夠繼續(xù)在新朝做官，可讀書人最看重的面子卻早已在嘲笑和譏諷中蕩然無存，內(nèi)心的痛苦和掙扎可想而知。也許是王紫稼太過簡單，所以還在一味追求“賣笑”的效益最大化，而當時在京為官的龔芝麓和吳梅村卻早已不堪面對新主子，正處于不愿賣笑卻又不能不笑的尷尬境地了。
我們無法判斷王紫稼當初離京時是怎樣的心情，也不知他在踏上回程時，是否回望過一眼那座不屬于他的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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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的“宿命結(jié)”
王紫稼南歸時，已經(jīng)33歲。
身為一名戲子，到了這樣的年紀，不免會考慮“轉(zhuǎn)型”事宜，為后半輩子做些打算。其實早在北上之前，他就已經(jīng)開始借自己在當?shù)亍皧蕵啡Α崩锏挠绊?，積極構筑關系網(wǎng)絡，特別是靠經(jīng)常出入“諸豪胥奸吏”的宴席、Party所積累的“人脈資源”，做些“以夤緣關說，刺人機事”的政治掮客勾當，時間一長，干脆“棄（舊）業(yè)不為”，也就是說，唱戲的不好好唱戲，反倒是靠名聲和機巧談說公事、包攬詞訟，“為諸豪胥耳目腹心”，儼然一名“遨游當世，儼然名公”的社會活動家。他做得很成功，當時“縉紳貴人皆倒屣迎”，便是日常出行也格外擺譜，無官無職的他竟“出入必肩輿”，猶如當代的成功人士開勞斯萊斯一般，想來真是排場和威風。
北漂三年的經(jīng)歷，雖說沒撈到什么實際的好處，可對聰明如此、圓滑如此的王紫稼而言，倒算得上是他可以恣意張揚的絕好資歷和通融資本。婁東無名氏在《研堂見聞雜記》里說道:“一旦走京師，通葷下諸君。后旋里，揚揚如舊?！蓖踝霞诘膹垞P，還遠不止這些?！堆刑靡娐勲s記》還列出他“所污良家婦女，所受饋遺，不可勝計”的惡行，已經(jīng)到了“坐間談及子階，無不咋舌”的地步。他做人如此的不低調(diào)，難免有樹大招風之嫌。像他這樣一株“玉樹”，臨的若是微醺的春風也就罷了，一旦狂風驟雨掃來，他是無法承受得來的。
順治十一年，也就是他南歸的這一年，江南巡按李森先以“淫縱不法”的罪名，將其抓捕，“杖數(shù)十，肉潰爛，乃押赴閶門，立枷，頃刻死（也有說三日而死）”。那么，王紫稼究竟是被打死的，痛死的，還是羞死的？今天我們已不得而知。按道理講，王紫稼縱是有不法行為，可也罪不致死。從表面上看，李森先將其“杖數(shù)十”，“立枷于閶門”，也都是按《大清律》條款辦的，并無出界。這樣的刑罰，在當時也是非常普通，一般來講，也不至于要了人的性命。像王紫稼這般事關風化的“罪行”，打打屁股，游游街，應該更多是帶有懲誡和羞辱的意味。那么，王紫稼的死，真是因為他太過嬌嫩不經(jīng)打的緣故么？難道他的死只是一個意外么？如果仔細考證這個案件的前因后果和時代背景，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王紫稼的死，又并非那么簡單。
這要先從江南巡按李森先說起。這位“鐵面冰心”的李大人是山東人，明崇禎進士，官至國子監(jiān)博士，也曾接受李自成的官職，入清之后又做過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以“嫉惡特嚴”著稱。他的老鄉(xiāng)王士禎稱贊他“有海忠介（海瑞）之風”，龔芝麓也曾贈詩夸他“睨柱沖冠君不覺，艱危頭與壁懼還”的風骨氣節(jié)。不過，也有持不同看法的。譬如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就曾揶揄他是“蓋亦色厲而內(nèi)荏者也”，就是說他因為害怕自己的歷史不清白，所以才假正經(jīng)，急著向新主子表功，向老百姓示好。但我以為這種說法有失厚道，且不論李森先在王朝更替時降賊仕清算不算“失節(jié)”，身為掌管風紀的御史，他還是極有原則和想法的。順治年間，江南的抗清斗爭雖說已煙消云散，但社會仍極為混亂，地痞流氓橫行不法，豪強劣紳侵欺百姓，還有一些新任地方官更是視江南為發(fā)財之地，肆意侵吞貪污，民憤極大。對此，李森先到江南后，首先劾罷貪官淮安推官李子燮和蘇州推官楊昌齡，接著便是清除危害地方的流氓惡棍。
當時，有一位叫三遮（或稱三茁、三折）的奸僧，宣傳邪教，煽誘良民，奸淫婦女。李森先微服私訪，甚至喬裝打扮，親自前往第一線搜集證據(jù)，“盡得其狀”后，立馬將其抓捕歸案。王紫稼的“淫縱不法”，也正是李森先整飭蘇州風紀主抓的兩個典型案件之一。當時兩人（三遮和王紫稼）幾乎是同時被抓，也是同時受刑，并相對立枷于閶門之外，一同受死的。同時期還有一個類似的“花案”可以參照?！秷责份d，當時蘇州有一個金姓惡棍，與一幫紈绔子弟在虎丘搞選美比賽，他集中許多蘇州名妓，像考進士一樣，按照她們姿色高下，分授為狀元、榜眼、探花和二、三甲進士；舉行頒獎儀式時，“傾城聚觀”；活動結(jié)束后，還要“畫舫蘭橈，傾城游宴”，搞得是滿城烏煙瘴氣。對此，李森大為惱火，他抓住金姓惡棍曾在前明時犯下殺人之罪的把柄將其拘捕，并當場命人扒了惡棍的褲子就打，“決數(shù)十，不即死，再鞫，斃之”。耐人尋味的是，金姓惡棍被打死后，圍觀的百姓竟是“歡聲如雷”。由此觀之，李森先對這幾個性質(zhì)相同、事關風紀的案件的處理手法，如同一轍，那就是量刑得當，不違背《大清律》，但動起刑來，卻是格外得狠，甚至可以用殘酷來形容。簡而言之，他要的就是皮開肉綻的視覺刺激和必死無疑的撼人效果。
顧公燮的《丹午日記·哭廟異聞》中載:“國初有三妖:金圣嘆儒妖，三茁和尚僧妖，王子嘉戲妖，三人俱不得其死。”既然被定性為妖，那么便不能當作人，于是怎么被虐殺，怎么被嘲笑，就不再重要，百姓也終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看笑話了。當王紫稼與三遮和尚披枷帶鎖、鮮血淋淋地對立在閶門之外時，圍觀百姓中有好事者突然想起戲文，念及王紫稼所演《會真記》里的紅娘，又看到對面一個大和尚宛若戲里的法聰，于是，頗有幽默感的吳中百姓面對兩個血淋淋的肉身，竟也會“人見之者，無不絕倒”。
被官府定性為惡人、被文人定性為妖人的王紫稼，就這樣以一種“非常態(tài)”的形象，在屈辱、驚嚇和疼痛中，草草結(jié)束了生命。對于他的死，吳人似無冤詞，也許是經(jīng)歷過“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洗禮”，他們對個體性命的生死早已麻木，或者說是已經(jīng)無所謂了。而按《艮齋雜說》里的說法，“謂識者快之”，那就更進一步說明看他不爽的大有人在，至于王紫稼該不該死，以及為什么該死，反倒顯得不再重要了。自然，王紫稼的朋友持有不同的看法。同是王紫稼和李森先朋友的龔芝麓，就在《王郎挽歌》里婉轉(zhuǎn)地說道:“只愁衛(wèi)玠應看殺，那得焚琴汝輩人?！痹谧x書人看來，王紫稼的橫死，或者李森先的殺法，都太“煞風景”，不夠風雅。由此想來，讀書人的人情，真是薄得要命，淡得可怕。相比較而言，倒是王紫稼那些同道中的朋友，還算情深意重。正如詩云:“昆山腔管三弦鼓，誰唱新翻《赤風兒》？說著蘇州王紫稼，勾欄紅粉淚齊垂?！?/p>
讀書人的情感最是復雜，也最難揣測。袁枚在他的《隨園詩話》里，曾就龔芝麓寫給王紫稼的挽詩中竟用“墜樓”、“賦鵬”之典批評道:“擬人不倫，悖矣!”其實，不是龔芝麓不懂，而是在他心里，王紫稼終只是他曾經(jīng)賞玩過的一件人形“寶器”罷了。
用典縱是深刻，詩詞縱是漂亮，可我卻以為，它們比不上“勾欄紅粉”的半滴熱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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