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柏林布蘭登堡門
1961年初施華滋一家抵達東柏林，已先期回到東德，在洪堡大學東亞研究所工作的王安娜，再次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將施華滋介紹到德國洪堡大學東亞研究所，擔任助教和研究工作。其實洪堡大學的東亞研究所就是漢學系，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只是東亞研究所也屬于東德社科院，許多漢學研究學者也在漢學系教書講學。已經45歲的施華滋正好借在大學工作的機會，重新注冊入學，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他安定之后，即與杭州大學的夏承燾教授等中國學者繼續(xù)通信聯系，進行學術研討，也時不時給他們寄一些國內短缺的食物和歐洲小禮品。也向夏承燾教授發(fā)出邀請，希望他能去東德講學和交流訪問，當然這只是一廂情愿的事情，在六十年代出國近于登天,即便這樣的通信聯系，也在1966年嘎然而止。1965年施華滋獲得了博士學位，在洪堡大學亞東學院擔任講師。同時他撰寫和翻譯了大量介紹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佛教的專著。
70.80.90年代的王安娜女士
王安娜在接受北德電視臺NDR采訪
歸納起來，在這期間，施華滋完成幾件大事。一是獲得洪堡大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是“關于屈原的困境.研究”，并成書出版，二是翻譯和撰寫幾本非常重要的專著，影響最大的要數老子“道德經”，這本書成為德語世界研究老子和“道德經”的權威譯著，從七十年代往后連續(xù)三次再版，發(fā)行七十萬冊，一本東方古代哲人專著，如此發(fā)行量實屬罕見。這與施華滋學貫中西，對中文和德文的語義精髓理解深刻，而且在中國的生活經歷都不無關系。這一系列的翻譯專著也奠定了施華滋教授在德語世界漢學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力。
八十年代的施華滋教授
① 德文版《道德經》
② 《菩提達摩的一生》
作為中立國的奧地利人，在東西方交往稍微松動的特殊情況下，他有機會在東德西德和奧地利之間來回走動，雖然也是需要東德政府批準，但比起他的東德大學同事要容易許多。七十年代他已離開洪堡大學教職，作為自由職業(yè)翻譯家，他有更多的可以自我支配時間。
洪堡大學
如果說王安娜是幫助他離開中國落腳柏林的貴人，那么七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在維也納回東柏林的路上，發(fā)生的一場“車禍”，又遇到一顆“福星”，讓他登上一個更高的臺階。
捷克山路雪地
那是一個雪天，施華滋從維也納開車返回柏林，途經捷克斯洛伐克境內，那時沒有高速，要經過許多盤山路。在一段雪地坡道上，他的車滑進了路邊山溝里，雖然車沒壞，人沒傷，但要把車從溝里開出來，完全沒有可能。正在他仰天興嘆，絕望之時，又一輛后面來車也哧溜一下，滑進山溝，直直撞上他的車尾，車牌是奧地利的，車上下來兩位優(yōu)雅華貴的女士，施華滋一如既往開玩笑說，不好意思，我受驚了，假如能喝杯咖啡就OK。沒想到開車那位女士真從車里拿出一個暖瓶，倒上一杯咖啡遞了過來。
這位女士是安卡.克萊斯基，一位話劇導演。她的叔叔是奧地利前外交部長，現任社會民主黨主席、總理布魯諾.克萊斯基（Bruno Kreisky）。她的丈夫是布拉格黑色劇院總經理，她和朋友正要趕去布拉格談一個話劇項目。
克萊斯基和他的家人
于是他們一起徒步走進附近村莊，找人開來一輛拖拉機，把兩輛車子拖出溝渠。這段異國他鄉(xiāng)，雪路奇遇，兩人成了好朋友。這絕對又是一個電影故事的經典情節(jié)。但施華滋就這樣撞上了！
克萊斯基總理
安卡.克萊斯基后來擔任總理助理，施華滋很自然的成了克萊斯基總理家的?？?。所以順著這條人脈線，加上他青年時在參加激進組織的一些老朋友，他在奧地利政界高層有了非常豐沛的人脈資源。除了克萊斯基總理，還有商務部長弗里茨·博克（Fritz Bock），外交部長魯道夫·基希施拉格（Rudolf Kirchschl?ger），科學部部長赫塔·菲恩伯格（Hertha Firnberg），衛(wèi)生部長英格麗德.勒歐道特（Ingrid Leodolter），外交官弗里德里希·霍斯（Friedrich Hoess）等官員，都是他的好朋友，對于他的文化教育活動，給與了很大支持，他由克萊斯基總理親自推薦，被維也納外交學院聘為客席教授。維也納外交學院是一所培養(yǎng)外交官的著名高等學府，由瑪麗婭.特蕾西婭女皇創(chuàng)建于1754年，原名"東方學院"，1964年擴建改名，首任院長恩斯特.F.溫特教授，也是由克萊斯基擔任外交部長時任命的。
維也納外交學院
施華滋教授借助這個大舞臺，積極和熱心于東德與奧地利教育學術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互訪。他曾在八十年代非常熱情地推薦兩位中國駐東德使館的青年館員，前往維也納外交學院學習，其中一位因故放棄，另一位就是后來駐維也納和德國的文化參贊白陽，白陽八十年代在維也納外交學院就讀碩士學位，是該校招收的第一位中國大陸留學生。
奧地利總理府
施華滋教授晚年引為自豪地一件大事，就是在那段時間完成，他通過對克萊斯基總理的游說，說服奧地利總理力排眾議，接受東德總書記昂納克邀請訪問東德，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壘的氣氛下，撇開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這是一個很大膽的破冰之旅。同時他又說服東德方面，主要是建議昂納克，把東德一個大型石化工程項目，交給奧地利一家國企承包，當時日本法國也在聯手競爭這個項目，據說報價還比奧地利低。這項建議正好契合了昂納克想擴大國際影響力的雄心，于是促成了奧地利總理首訪東德，隨后昂納克也在1980年回訪奧地利，引起全世界矚目。
柏林墻
但施華滋教授卻非常低調，隱身幕后，從不與人提說此事。依舊住在柏林萊比錫大街一套二居室的普通民宅，過著專業(yè)翻譯讀書筆耕、伏案勞作的日子。據當時每周都會去施華滋家拜訪的白陽回憶，看不出施華滋教授有什么變化或騰達的跡象，他家里還是到處堆滿各類書籍，墻上掛著幾幅中國書法和古畫，表明主人和中國文化的淵源。施華滋深厚淵博的中國古典文學知識，讓白陽十分敬佩，他還特別安排當時中國駐東德大使馬旭生與施華滋教授見面，有過幾次中國歷史文化的暢談。
那時他的夫人阿吉謝娃和女兒梅蘭還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感覺氣氛比較冷。印象中阿吉謝娃會端一杯咖啡或茶給客人，就到隔壁房間去了，從沒一起說過話。后來沒多久聽說他們離婚了，女兒跟著母親，連名字也改成從母姓。
應該說，整個七十到九十年代初都是施華滋教授翻譯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代，據統計至少在德國出版了屈原、老子、孔子、莊子、陶淵明、李白、唐詩、宋詞、清代的“古詩源”，以及佛經，人物小說等譯作著作四十余本，并翻譯了文革后第一批冒尖的中國中青年作家的長短篇小說，可謂著作等身。進入九十年代，雖然已過退休年齡，他還活躍在德奧之間的文化教育界 ，在維也納外交學院時有兼課。這時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國門剛剛打開，施華滋教授和他劫后余生的中國老朋友又取得了聯系，比如他在南京奧地利公使館工作時的助理王志民先生，王先生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發(fā)配到內蒙古草原一所中學當老師，剛剛落實政策，又回到出版社擔任領導。還有一些故舊沒能熬過文化大革命，已經先后去世。但也結識許多文壇新朋友，比如王蒙，張潔，航鷹、張一弓等等。
施華滋教授的老朋友王志民先生
昂納克訪華與鄧小平會見，盧永華時任翻譯，后任駐奧地利大使。
那段時間，我們接觸也比較多，當時我在主編“奧華雜志”和“歐華”雜志，每期雜志出版，都會寄一本到他家里，也想約他為我們寫稿。那時他住在維也納18區(qū)威林格大街，老房子，大客廳，都是有些年代的老家具，滿屋都是書報雜志字典。若有國內作家文化人來訪，我們都會聚一下，一起吃個飯。其實他很忙碌，正受瑞士一家出版社的約稿，翻譯宋代禪僧圓悟克勤大師所著的禪宗語錄公案“碧巖錄”，非常深奧的一本書，是王志民先生替他從北京法源寺復制而來，古版文言文本，而且全書沒有句逗。有時他會來電話，突然問一個古字的詞義，讓我心驚肉跳。實話實說，這個話題絕對接不住。于是他在在電話里謙虛地說，這個字義，我是這樣理解的，你看看對不對？他非常有見地的作了一番解讀，我是醍醐灌頂，心悅誠服，深受教誨。中國著名作家航鷹在訪奧散文中，也提到施華滋教授的古文功底，她寫道“我們中青年作家有個弱點，我們的古文底子很薄......，但身處國外，在一名藍眼睛的外國人面前暴露出我們的弱點時，真是無地自容。當他引用孔子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或者‘秀色可餐’時，我還懂得應對，但他說出一句古語‘附驥尾而上’，我卻不得不請教他是什么意思了。”每次和施華滋教授在一起，都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能學到很多東西。而他就像和你聊天一樣，完全沒有學術權威的架勢。我看過他的學生康拉德博士懷念老師的文章，引用許多施華滋教師和他的通信，就像朋友間的探討，親切溫馨，潤物無聲。
維也納一區(qū)老城區(qū)
那時候施華滋教授的老朋友王志民先生差不多隔一年就來一次維也納，住上一段時間，都是施華滋教授通過維也納市政府安排接待，也請我?guī)兔﹂_車陪王先生到周邊小鎮(zhèn)名勝去走走看看。我曾問起王先生，您和施華滋教授是如何認識的？王志民先生笑了，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那時1945年，王先生在南京的“大剛報”做記者，一天在報社傳達室收到一份記者招待會的邀請函，是一個外國人寄的，署名施華滋（ERNST SCHWARZ）。因為涉外新聞正是我的采訪范圍。我就去了。地點在成賢街南京國立圖書館后面的宿舍，一進門就見一位穿中式大棉袍的外國人領我進去。坐定后發(fā)現，就我一個記者，從頭到尾就我一個人，沒有第二個記者來。這個穿中式大棉袍的外國人就是施華滋，他的中文非常流利。原來他是要控訴國立圖書館長對他的迫害，當時他剛和女朋友茅于美分手，正處在失戀的痛苦中，原來的譯書計劃也被取消，工作中又處處受到上司刁難侮辱，他甚至認為茅以升竭力反對他和茅于美的婚事，也有上司從中作梗的因素。現在記者會也開不成，就剩下我們兩個人對談。都是年輕人。越聊越投機，成好朋友了。
茅以升夫婦和他們四個女兒，后排左二茅于美
這兩位老朋友在九十年代初，還促成了一件中奧之間的“護士勞務輸出”的公益善事。上海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前生是天主教創(chuàng)辦的“公濟醫(yī)院”，解放前，該醫(yī)院主要為居住上海的外國人和德奧地區(qū)的猶太難民治病，施華滋教授對此有感情，在他的牽線努力下，八十年代末，專門組織一個奧地利醫(yī)生代表團，訪問考察上海北京和青島的醫(yī)院，王志民從中國方面大力協助推動，施華滋教授的好友，維也納市政府辦公廳原主任約瑟夫.班定翁博士也鼎力相助、拍板定局，先后分批從上海、青島和北京，為護士奇缺的維也納各大醫(yī)院和養(yǎng)老院引進四百多名中國護士。現在她們大都已在維也納安居樂業(yè)，成為當地華人社會的組成部分。
施華滋教授除了大量的著作譯作，還有一件令他非常驕傲的“作品”，那就是他的女兒Melan.Schwarz。施華滋小姐七十年代在東柏林就讀電影戲劇學校，父母離婚后，改名瑪麗嘉姆.阿吉謝娃“Marijam Agischewa”，天生麗質，聰慧迷人，16歲就被導演選中拍攝第一部電影“兄弟姐妹”，一舉成名，第二部電影“瑪爾塔，瑪爾塔”再次轟動。獲獎無數，她在東德共拍攝40多部影視作品，被東德青年雜志評選為最受歡迎的女演員。1989年她前往西德定居，在統一后的德國影視界，她又拍攝數十部膾炙人口的電影和電視連續(xù)劇，藝術生涯，再創(chuàng)輝煌，像“來自K3的男人-滿月殺手”、“犯罪現場”、“愛情風暴”、“友誼之路”、“萬般友情”等等，扮演酒吧女、大學生、偵探、律師、教授、醫(yī)生等主要角色，演技精湛、深入人心，是整個德國和德語地區(qū)家喻戶曉的大名星！名氣遠在她父親之上。
施華滋女兒：著名演員瑪麗嘉姆.阿吉謝娃
阿吉謝娃在接受德國雜志采訪時，曾這樣介紹自己：我的真名叫梅瀾.施華滋，我出生在中國杭州。我父親是位漢學家，他給我起的中國名字“梅瀾”，就是“梅花如海，暗香浪涌”的意思，我很喜歡。我父親是奧地利人，我母親是前蘇聯的韃靼人，我兩歲時隨父母從中國來到東柏林。我一直持奧地利護照，但德國是我的家。我的生命和柏林已經融為一體。
阿吉謝娃在施華滋教授晚年隱居瓦豪地區(qū)一個小山村之后，每年假期都會帶女兒和先生來探望父親。陪他住幾天，這期間，父女倆還在墨尼黑出版社合作出了兩本書“印度創(chuàng)世神話故事”和“中國創(chuàng)世神話和民間故事”，這應該是施華滋教授最幸福的時刻。
我和施華滋教授相識的1990年秋天，正是他“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美好時光。他當時還有許多宏大的寫作和翻譯中國經典書籍的計劃，以及創(chuàng)辦一所孤兒院的社會公益項目，由奧地利慈善機構與中國企業(yè)合作，而且接洽商談已很具體了。
世事難料，沒想到幾年之后，“東德間諜”事件的曝光，在他年近八十歲時，又一次將他打入人生的低谷。
說到施華滋教授的“間諜風波”，先要說一說奧地利的特殊地位和國情，以及東德的諜報機構史塔西（Stasi）。
奧地利雖然名曰中立，但奧地利體制上還是屬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但大面上和美國蘇聯都是友好國家，東西陣營兩不得罪，是東西方兩大陣營在冷戰(zhàn)期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緩沖地帶。因為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都曾是一個國家（奧匈帝國），這個地緣政治的關系，使她在中東歐地區(qū)舉足輕重。維也納已經成為東歐社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勾心斗角的國際公共平臺，除了外交使團，各國間諜情報機關打著形形色色的商號名號旗號的各類機構，星羅密布，也是公開的秘密。奧地利政府的對策就是裝聾作啞，只要不是鬧到“殺人越貨”，一般不聞不問。五十年代有一部“第三個人”的電影，就是當時情形的真實寫照，一個美國記者來維也納找他的朋友，結果和英美蘇奧幾股勢力盤根交錯，斗智斗勇，奧地利警方只作壁上觀。還有七十年代一部經典影片“豺狼的日子”，法國軍隊激進團體密謀刺殺戴高樂，幾番失敗，于是重金招募國際頂級殺手，雙方第一次秘密接頭就安排在維也納，地點就在一區(qū)步行街邊上的胡同里，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館見面，因為維也納比較“保險”。所以不管美國蘇聯如何交惡，無論柏林圍城建墻、古巴導彈危機，還是劍拔弩張的兩霸軍備競賽，奧地利都是恪守中立，不東不西?？夏岬虾秃蒸敃苑颍ㄌ睾筒腥漳?，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三次巔峰會談，都曾在維也納舉行，在霍夫堡皇宮的水晶吊燈下推杯換盞，笑臉相對的背后，都是暗藏兇險。三次維也納峰會，都對后續(xù)的世界格局造成深遠的歷史影響。最后一次美國直接把蘇聯“談沒了”。維也納就是鐵幕時代各路“神仙”的薈萃之地。
國際頂級殺手"豺狼"，下榻的維也納一區(qū)小旅館
東德的“史塔西”全名“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國家安全部，縮寫“Stasi”。顧名思義，就是負責東德的國家安全，一個龐大的國家維安機器。據說在編工作人員91000多人，非在編工作人員170000多人，為其工作的線人多達600000人，當時東德人口也就1600萬，占比例百分之五，相當驚人。夫妻、戀人、朋友、師生、同學、同事，都有被監(jiān)視，甚至互相監(jiān)視的可能。2006年上映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就是講的“史塔西”工作的一個部分，專門監(jiān)聽東德國內的異議分子，其中有個情節(jié)，一位言論經常出軌的東德作家要求申請去西德學術交流，但屢次遭到駁回。因為他的言行早就被監(jiān)聽和監(jiān)視，除非他自己表達悔過和檢討，或者有人替他求情和擔保。這個部分就可能涉及到施華滋教授了。
電影《竊聽風暴》
1993年在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徹底“蘇東坡”之后，東西德取得統一，前東德史塔西的秘密檔案被曝光外泄，許多曾替“史塔西”工作過的政治人物明星名人被媒體披露，聲譽一落千丈。在極重視信譽人品名聲道德的西方社會里，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
德國時政雜志鏡報
關于對施華滋教授的報道，最早在奧地利的新聞報、時政周刊Profil有所披露，沒有很具體到細節(jié)，歸納起來。一是施華滋在1960年代后期，被招募加入“史塔西”，化名“卡爾.韋伯”，應該屬于非在編人員，保密等級比較高。因為施華滋可以接觸到奧地利政要和決策階層，有關他的報告和資料有幾十頁之多，一時間輿論嘩然。包括奧地利駐東德和西德的大使弗里茨.鮑爾在接受采訪時，也直指施華滋教授是東德史塔西的“間諜”。而且一直在努力影響奧地利總理克萊斯基訪問東德，而施華滋在促成東德的總書記昂納德訪奧，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些是西方陣營極力阻止和反對的事情。
幾乎是同一時期，受到間諜疑云風波沖擊和影響更大的，要數維也納市前市長赫爾穆特.齊爾克博士（Dr.Helmut Zilk），他是一位奧地利政壇明星，從教師、記者。節(jié)目主持人、到教育部長、維也納市長，一路走來，風評口碑極好。他在1984-1995 年維也納市長的任內，維也納的施政建設和保護發(fā)展，維也納多元文化和國際大都市的建立，作出卓越貢獻?？梢哉f維也納今天連續(xù)十年占居“全球最宜居城市第一名”，和齊爾克市長當年打下的基礎是分不開的。而且他對外國移民的包容和關照，深受維也納市民的好評，但也引起極端右翼分子的忌恨，1994年他的右手，被極端分子的信封炸彈嚴重炸傷，失去兩根手指。在奧地利民眾中，他的聲望達到頂峰。就在這時，他被爆出替捷克國家情報機構工作，拿了他們的經費。這個消息是據說捷克一位前特工披露。
維也納老市長齊爾克
齊爾克市長在1965年曾在奧地利電視臺主持一檔“城市對話”特別節(jié)目，由維也納和布拉格兩個城市間的對話直播。這個節(jié)目現在看起來很簡單，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可謂困難重重，當時東西方鐵幕深重。讓資本主義國家的電視臺在社會主義國家首都拍攝采訪并雙向播出，是不可思議的。但經過齊爾克的努力斡旋，這個“城市對話節(jié)目”居然成功了，共播出六十期，反響熱烈。其間他的計劃得到了奧地利政府甚至美國方面的經費支持，但當時與他合作，后來叛逃西方的捷克特工比特曼說，他先后給了齊爾克5000先令和15000先令的經費，似乎齊爾克是捷克國安局的線人。面對這樣爆炸性消息，齊爾克市長第一時間發(fā)表聲明予以駁斥，同時親自飛往布拉格，與捷克政府對質，要求查閱文件。而這時候，比特曼又否認說過齊爾克從他手里拿錢這件事情。最后這件“間諜疑云”不了了之，但對齊爾克市長的傷害已經造成。2008年齊爾克市長應病去世，維也納市政府和民眾給與他極高的榮譽。一區(qū)阿爾貝蒂娜博物館前面的廣場，被命名為齊爾克廣場（Dr.Helmut Zilk Platz ）。捷克總統哈維爾在某場合也表示歉意，說我們對不起齊爾克！
維也納老市長齊爾克與原捷克總統哈維爾
齊爾克老市長夫婦
相比之下，東西德在89年之后處理這類問題采取了比較理智和寬容的做法，如果繼續(xù)爆料揭發(fā)，一定又引起社會撕裂和道德信任危機。所以后來就封存和銷毀大量此類檔案。同時對象征性的人物進行審判。比如東德總書記昂納克，判刑之后，很快就允許他保外就醫(yī)，讓他到智利去壽終正寢。對史塔西的頭目也宣判釋放，但對柏林墻前開槍殺人的士兵卻判決有期徒刑，經典的判詞就是“槍口抬高三公分”。法官的理由，作為軍人你可以說，那是服從命令，但作為一個人，面對投奔自由的同胞，你良心的底線，不是直接開槍打死他，而是槍口抬高三公分。這應該也是對東德所有告密者一個良心的譴責和警示。
昂納克保外就醫(yī)去智利的飛機上
其實施華滋教授也有許多無奈和矛盾。王志民先生生前也和我談起過施華滋教授的這段所謂“歷史問題”。他說，當時在東西方冷戰(zhàn)時期，雙方的交流非常困難，施華滋邀請那些東德作家學者來奧地利或西德訪問，肯定要為他們做“政治擔?！保匪饕惨欢〞屖┤A滋做出某些承諾和交換，以及發(fā)展他成為史塔西的“編外人員”，這是很難避免的。尤其他在奧地利又具有高層政界的諸多關系。但至今也沒有文件顯示，施華滋教授在東德期間有告發(fā)和陷害過哪位作家或者學者的“劣跡”，事實上他在東德的日子也不是很好過，很壓抑。他后來離開洪堡大學的東亞學院，也有被排擠的因素。施華滋教授也從沒否認他的“思想左傾”，學生時代就加入過青年激進組織。但對德奧媒體突如其來的“間諜”指控，施華滋教授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保持沉默。
1994年，奧地利著名出版商哈朗特先生，不畏流言，為處境艱難的施華滋提供了一棟位于瓦爾德菲爾特森林山間小鎮(zhèn)的鄉(xiāng)間別墅，施華滋教授和他的生活伴侶德國記者多麗絲女士隱居于此，多麗絲此時也正飽受癌癥的折磨，他們彼此陪伴照顧，相依為命，住在清靜安寧的鄉(xiāng)村，與純樸憨厚的村民為鄰，避開城市和輿論的喧擾，忍受著身心兩面的傷痛。
（未完待續(xù)）
作者常愷介紹:
1988年旅日，1989年旅居奧地利維也納至今。曾任《奧華》、《歐華》雜志主編、《多瑙時報》社長，歐洲華人學會副理事長。現為歐洲大型音樂文化活動策劃人和組織者、奧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多瑙文化傳媒董事長。2014年榮獲維也納市政府頒發(fā)“維也納金質勛章”。
（本文由歐華傳媒原創(chuàng)，作者常愷，轉載請注明作者和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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