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歷史上，有一個史書、民間和歷史研究者都公認的完人，也是宋朝三百年歷史中，唯一的操守和品行被所有人認可的人，他就是寫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的北宋名臣范仲淹。
《宋史·范仲淹列傳》在最后對他的評語中，也追捧得相當高，但在歷史上，范仲淹做人相當成功，成為一代道德楷模，可做官卻比較失敗，雖然一度擔任過宰執(zhí)，主持變法，卻因方法不得當，被守舊派大臣及勛貴抵制，以至于很快就失敗了，造成了晚年的漂泊。
范仲淹一生數(shù)度被貶斥，早在宋仁宗天圣年間，皇太后劉娥臨朝稱制的時候，當時還只是七品芝麻官的范仲淹就因上書勸劉娥把權(quán)力還給皇帝，而被貶斥，這還是因為宋朝到宋仁宗時期，基本上已經(jīng)不殺士大夫了，否則，范仲淹那會估計就完蛋了。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劉娥駕崩，宋仁宗親政，感嘆范仲淹的才華和忠誠，把他調(diào)入汴京為官，可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因跟宰相呂夷簡互相攻訐，又被貶出京城，兩年后才回來，這次同樣也只安穩(wěn)了一年，還是因跟呂夷簡的爭執(zhí)，于景祐三年（1036年）再次被貶斥。
這一次范仲淹被貶就稍微麻煩點，因為反呂夷簡的共同目標，當時范仲淹身邊已經(jīng)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盟友，全是范仲淹這樣的新生代士大夫，大家一擁而上的去攻擊呂夷簡，讓宋仁宗和中立派也都有些擔心，害怕成為朋黨之勢。
所以，即使在范仲淹遭貶后的第二年，呂夷簡被罷相，也沒有誰敢讓范仲淹這么個刺頭回朝，并在此后不到三年的時間里，讓他不停地換地方當官，從江西饒州調(diào)到江蘇潤州，再調(diào)到浙江越州，每個地方都待不了幾個月就被調(diào)走，這恐怕就是所謂的磨礪。
康定元年（1040年），因邊境地區(qū)西夏的壓力，宋仁宗又想到了范仲淹，在回京過渡了幾個月后，委派他和韓琦一起到陜西擔任夏竦的副手，此后的兩年中，范仲淹一直在邊境修城，他的策略就是以防御為先，好水川之戰(zhàn)時，曾拒絕了韓琦要他配合出兵的請求，結(jié)果，韓琦大敗。
范仲淹在陜西任官時，從不主動進攻西夏，雖然也經(jīng)歷了好水川之戰(zhàn)、定川寨之戰(zhàn)等戰(zhàn)役的失敗，但也有過收降羌族部落的功績，還提拔過狄青，特別是他主張修城防御的策略，特別符合宋仁宗不輕啟戰(zhàn)端的原則，而且，他也認為范仲淹磨礪夠了，該重用了。
于是，慶歷三年（1043年），宋仁宗把范仲淹調(diào)回京，先升為主掌兵事的樞密副使，不久后拜為參知政事，成為北宋朝堂上的宰執(zhí)之一，并把范仲淹的一批死黨，如歐陽修等也陸續(xù)調(diào)回京城當諫官，準備以范仲淹為主，進行改革。
從慶歷三年下半年到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的這一年半時間里，是范仲淹在北宋官場最后的輝煌了，他以宰執(zhí)之身主導了宋仁宗朝唯一的一次變法，即“慶歷新政”，也因為這次變法得罪了太多人，范仲淹的晚年只能一直在外漂泊。
“慶歷新政”時，范仲淹拉著富弼、歐陽修、韓琦等一幫贊同變法的新生代士大夫們嘔心瀝血準備大干一場，卻因變法的條款觸動了太多官員的利益被抵制而舉步維艱，最后因歐陽修的一篇《朋黨論》讓宋仁宗也擔心了，新政終止，范仲淹又一次被貶。
此后，別說反對變法的官員，就連宋仁宗也不敢讓范仲淹回京了，剛開始，范仲淹出京時，身上還掛著代表宰執(zhí)地位的參知政事銜，實職也兼著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好歹還是個省部級，但沒幾個月后，就把宰執(zhí)身份給他免了，換成了顧問性質(zhì)的資政殿學士，正三品。
又過了幾個月，省部級的職位也沒了，實職直接降到了地市級的河南鄧州知州，虛職也降成了正四品的給事中，范仲淹在鄧州待了三年，政績卓著，但朝堂上也沒人敢讓他回去，虛銜變成副部級的戶部侍郎，然后調(diào)到山東青州繼續(xù)做知州，過了一年，范仲淹因病調(diào)任安徽潁州時，在半路上病死。
范仲淹死后，謚號是文官最高等級的“文正”，追增的官職因死前只是個戶部侍郎，所以剛?cè)ナ罆r只能追增到兵部尚書這一級別，多年后才慢慢加到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楚國公，算是和他的名聲以及曾經(jīng)擔任過宰執(zhí)的地位相符合。
從范仲淹的生平看，他實際上在中樞沒有待幾年，基本上每次都是一年左右就被貶斥到地方，在中樞站不住腳，只能說明，范仲淹雖然道德、操守是一流水平，可政治水平卻差強人意，就以變法而論，后來的王安石搞得比他還厲害，還激進，可王安石就堅持了五年多。
即使王安石最后失敗，可朝廷為了安撫他，在他生前，還為他保留著宰相乃至三公的虛職，從同平章事到左仆射，再到司空，只有升而沒有降，爵位也一直是國公，沒誰敢給他降，從這個經(jīng)歷看，范仲淹政治上的水平和威望遠不如同樣搞變法的王安石。
而范仲淹到處當知州的經(jīng)歷，也可以看出來，宋朝對于政見不同者的處理，因宋朝到宋仁宗時期就不再殺士大夫，因此，對于反對派，基本上就是到處調(diào)任，反復的折騰，古代交通不便，跨省調(diào)任其實就是變相的懲罰，不止范仲淹，很多名臣都死在調(diào)任的路途上。
不過，從范仲淹剛逝世后的追謚“文正”看，即使是他的反對者，也敬佩他的操守和品行，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是誰都愿意去做的，這句名言就和岳飛曾經(jīng)說的“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一樣，大多數(shù)人不但做不到，反而會警惕說這些話的人，范仲淹當年的變法，重點在吏治，想讓所有的官員都變成自己一樣的操守，不失敗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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