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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士宏

       先生是學者，在慶賀90壽辰之際，能寫一篇理論文章作為紀念最好，但先生門生眾多，不乏高才者。因此，想從另一個角度來展示先生做學問和做人的風采。本來我與谷先生既不是師生關系，也無學緣傳承。但說來也巧，從知道有先生其人，到認識先生的過程好像有一種緣分，且說來話長。

        我是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基礎知識的學習和積累很少，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除了學習專業(yè)知識以外，如何進行缺失補遺，改善先天不足，則很茫然。加之本人又無其他特長，一有空閑，則只好泡在離學校很近的甘肅省圖書館文獻部翻閱舊聞逸事、方志雜記、民國報紙、雜志之類的報刊書籍。尤其愛看反應西北、民族方面的報刊，如《西北通訊》《西北文化》《新西北》《邊政公論》等，也看些像《小方壺雜記》《天下郡國利病書》《元和郡縣志》等一些似懂非懂的古董。邊看邊做些筆記，但不知道要干什么，沒有目的。另外，那時的甘肅省圖書館文獻部條件雖然沒有今天好，但不收任何費用，冬天有煤爐取暖，有開水任你享用，還有文獻部的柴老先生知識淵博，熱情周到，且對館藏如數(shù)家珍，使我找到了一個舟楫學海的港灣。記得有一天下午，在翻閱1941年出版的《新西北》第四卷2—6期和1947年出版的《西北論壇》第1卷第2期時，眼前一亮，有兩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篇是《川甘數(shù)縣邊民分布概況》，作者為李安宅；另一篇是《卓尼番區(qū)的土司制度》，作者為谷苞。兩篇文章都涉及家鄉(xiāng)卓尼的歷史文化和土司制度等內容。在出版業(yè)欠發(fā)達，鉛字排版印刷的東西在常人眼中還非常神圣的時代，家鄉(xiāng)的名字、歷史出現(xiàn)在學術刊物上時，我下意識地掂量到鄉(xiāng)土文化的分量，產生了對卓尼文化的厚重感。前文在略述四川汶川、理番、茂縣、松潘及甘肅岷縣、卓尼、臨潭、夏河等兩省交接地區(qū)的藏族分布概況的同時，重點介紹了以拉卜楞為中心的夏河屬地（碌曲，瑪曲）寺院、部落領地及人口狀況；對洮州地區(qū)（臨潭、卓尼）“三土司”、“五僧剛”的沿襲略有交代。尤其是《卓尼番區(qū)的土司制度》一文，當時還不知道先生其人，就職何處。此文篇幅雖然不長，但高屋建瓴地將卓尼楊土司六百余年的歷史從土司制度的沿革、土司制度中的行政組織與行政區(qū)劃、土司制度中的“兵馬制度”等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研究了卓尼藏族的淵源、土司制度的形成、行政組織的功能和土司制度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勢力范圍等。其中，雖然沒有對政教合一制度的特色展開討論，但為后來者點到了這種文化信息的存在。谷先生的文章使卓尼土司從民眾敬仰、服從的神壇，以一種制度文化的形式首登學術研究的殿堂，使藏民族慣于口耳相傳的歷史，成為有文字記載的文本文獻，對研究卓尼土司六百余年的歷史，四十八期的名稱、分布范圍、歷史地理、行政區(qū)劃、方志編寫等奠定了第一手資料基礎，是研究卓尼土司制度的里程碑。先生的文章使我少了盲目，有了目標。從此，我開始關注卓尼的各種信息，同時也意識到要研究卓尼歷史，除正史《明史錄》《清史錄》，以及《洮州廳志》、雜記、傳說之外，若發(fā)揮專業(yè)之長，從藏文歷史文獻中挖掘、梳理有關卓尼歷史、宗教、文化方面的材料，取長補短，另辟蹊徑，則可能會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此，從最熟悉的地方做起，由遠到近，由淺入深，開始從人文歷史、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搭建研究卓尼土司歷史文化的框架，并漸漸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標，走上了學術研究這一冷門。

        1981年12月，大學畢業(yè)的我被留校，分配到學校民族研究所從事專職研究工作。這樣，我在學生期間的一些積累總算派上了用場，并在段克興、王沂暖等著名學者教授的點化下，研究工作很快上道。期間，由于工作需要，閱讀面不斷拓展，在查找藏傳佛教在新疆阿勒泰蒙古族地區(qū)發(fā)展的資料時，偶然見到谷苞、紀大椿兩位先生的文章，記得好像是《承化寺事件》一文。文中引出了一位愛國、愛教，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tǒng)一的藏傳佛教僧人—棍噶札勒參。該僧原籍卓尼，受拉卜楞寺的派遣，到新疆阿勒泰地區(qū)傳法護教。期間，為穩(wěn)定地方，安置東歸的土爾扈特蒙古于阿爾泰南麓，以及反對沙俄對新疆地區(qū)的侵略成績卓著，位至伊犁副總將軍、呼圖克圖。從這篇文章反應的作者信息得知，谷先生在新疆社科院任職。先生為了西北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yè)，毅然從蘭州大學的講臺上脫下長袍，隨王震將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他遠離甘肅，還牽掛著卓尼的人和事。在對棍噶札勒參在新疆、西藏及內陸活動事跡梳理的同時，獲得19世紀活躍于西藏地方的政要和宗教方面的高僧大德如攝政王、噶丹寺法臺等眾多信息，使我認識到研究卓尼不能僅限于對土司歷史文化的考察，還應研究在卓尼這塊肥沃的文化土壤中產生的牽一發(fā)而動全藏的人和事，使我的研究范圍不受拘泥。

        1988年9月—1989年10月，我在蘭州大學歷史系助教進修班學習。期間，得知谷先生客居蘭州，受蘭州大學聘請，任歷史系教授、民族學碩士生導師。記得1987年的五六月間，所領導通知我參加一項科研活動，項目負責人是原新疆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家政協(xié)委員、蘭州大學教授谷苞先生。據(jù)說先生受當時國家民政部負責人的支持和委托，要在西北地區(qū)調研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方在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為此，谷先生將調查點選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經濟類型、文化特點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卓尼、瑪曲、夏河三個縣。卓尼是我的家鄉(xiāng)，可能為了便于工作，則被吸收為調查組成員，這樣就有了和先生近距離接觸的條件。調查組組出發(fā)那天，我們乘車到甘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合作，第二天一早先生提出要去州委組織部，到組織部才知道先生持臨時組織關系到當?shù)亟M織部門備案。由此，我感悟到一位黨的科學工作者對組織的忠誠及其對事業(yè)的責任心。在組織部辦好手續(xù)之后，分三個調查小組，分赴各自的調查點。我們一組由谷苞先生帶隊，還有他的兩個研究生高永久、李曉霞，四人于當日趕到卓尼。到了卓尼，他回憶起50多年前在當?shù)睾偷扛闵鐣{查的情景。那時的卓尼屬土司統(tǒng)治，其轄區(qū)迭部一帶，因暴利驅使一些外來客和部分當?shù)厝怂椒N罌粟，社會治安極不穩(wěn)定，去迭部的途中，時有劫匪出沒。為了確保他前往迭部調查的人身安全，土司授予他一頂帽子，授意若途中遇到險情或打劫或遇到困難，拿出土司的帽子便可得到當?shù)厝罕姷膸椭?，遇到賊盜則可化險為夷。50多年前的事不堪回首，50多年后的今天翻天覆地，感慨萬千。這次先生在卓尼調查比較低調，沒有驚動地方領導，住在招待所，吃在政府大灶或在街頭尋找小餐館將就，與住在招待所一墻之隔的省上某副廳長的待遇形成明顯對比。該副廳長一日三餐由服務員送到入住的豪華間會客廳，有酒有肉，有人陪吃喝。對個人生活待遇的好壞，先生并不放在心上，只想一竿子扎到底，到基層去。因此，只在縣城待了兩天，作了些下基層的準備，第三天去目耳鄉(xiāng)多壩村搞定點調查，住在老鄉(xiāng)家，與群眾同吃同住。他發(fā)現(xiàn)改革開放以來群眾的生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經濟搞活了，來錢的門路也廣了。但是，其中有部分人鉆林業(yè)管理方面疏漏的空子，靠盜伐倒賣木材發(fā)財，手頭比較寬裕了，加之空閑時間業(yè)余文化生活單調而貧乏，游手好閑，精神空虛，為一些腐朽文化之滋生和社會沉渣的泛起提供了土壤。吸食大煙在當?shù)爻蔀橛绣X人的一種時髦，外來宗教傳播蔓延的勢頭也比較強盛，由此引發(fā)的小到夫妻矛盾、家庭糾紛，大到社會治安、森林保護以及宗教文化之間的沖突等，無不影響當?shù)厣鐣€(wěn)定、經濟發(fā)展及人民的身心健康。先生走家串戶，走訪調查，并通過公安部門深入戒煙所，了解煙毒對民族地區(qū)經濟建設和社會穩(wěn)定帶來的巨大危害。他痛心疾首，奮筆疾書調查報告，以內參的形式上報國家有關部門，用學術論文的形式向社會敲響了警鐘。此項調查引起了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及時清除了影響民族地區(q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fā)展中的社會沉渣和不穩(wěn)定因素。從此以后，吸食大煙、偷雞摸狗的行為被人們唾棄而沒有了市場，使當?shù)匚镔|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走向健康發(fā)展的軌道。

        在調查過程中，先生嚴明的組織紀律，嚴謹?shù)闹螌W方法，務實的工作作風，淡泊名利的處事態(tài)度，使我終身受益。

從參與那次考察活動之后，我與谷先生的接觸也漸漸增多了，不時地去請教一些問題。他對我在學術道路上的進步與成長非常關注，也非常關愛和高興。他以一位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家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局部，而是整體。他認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少數(shù)民族自己的一代學者正在成長，民族研究事業(yè)后繼有人，民族研究大有希望。

        1991年以后，筆者開始兼任西北民族研究所的黨務和行政領導工作，不僅自己要不斷努力，還要協(xié)同其他同志考慮全所的通盤工作。如何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指導，站在學術研究的前沿為民族地區(qū)的政治穩(wěn)定、民族團結、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全面發(fā)展提供智力服務，是民族研究的宗旨和關鍵。就以上問題，我們在工作中不斷探索，不斷求證。

        1997年11月12日，西北民族研究所與甘肅省民族研究所聯(lián)合召開“西部開發(fā)與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先生應邀出席，并敬錄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關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所講的“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變化”的指示為會議贈言。由此可以看出一位馬克思主義民族學家高瞻遠矚、與時俱進的科學態(tài)度。我們則把贈言作為指導新時期民族研究工作的座右銘。

        2003年，我被調整到《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編輯部任總編輯，谷先生敬錄的“三個著眼于”仍然是《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立足西北，服務民族”的理論指導和稿件取舍的標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