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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經驗:指控的罪名是否準確,如何審查?
賴建東
>《待分類》
202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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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不同,直接影響定罪量刑的入罪標準,例如單位行賄和對單位行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和非法經營罪等。而且認定罪名不同,也直接影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涉案行為屬于既遂還是未遂的犯罪狀態(tài)。例如銷售假煙的犯罪行為。當事人準備銷售假煙一批,已經購買回來了,在銷售之前被查獲。涉嫌的罪名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如果認定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或者銷售偽劣產品罪,由于涉案產品還沒有銷售,屬于犯罪未遂。如果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很多法院就認為屬于犯罪既遂,因為非法經營罪屬于舉動犯,即只要被告人實施了非法經營活動中的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包括非法收購、非法運輸、非法銷售等)的犯罪活動,就擾亂了市場秩序,構成犯罪既遂。盡管其中部分假煙被查獲,并未銷售成功,但這并不影響其非法經營的性質,其行為應按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因此,確定辯護策略時,辯護律師需要審核起訴意見書、起訴書、一審判決書確定的罪名是否準確、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定,有無重罪變輕罪的可能。例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非法經營罪與賭博罪、賭博罪與開設賭場罪、制造毒品罪與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運輸毒品罪與非法持有毒品罪等等。
案例一,在袁某涉嫌集資詐騙罪一案中,檢察機關指控:2015年8月至2016年3月,被告人袁某等人,以廣州某公司的名義,……誘騙投資人出借資金,后由于資金鏈斷裂,無法兌現投資人的本金及收益。經統(tǒng)計,被害人投資金額共計234萬元。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袁某等人構成集資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辯護律師研究發(fā)現,本案罪名認定并不妥當。袁某的行為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更加合適。
(一)袁某在案發(fā)前持續(xù)不斷支付投資款本金、利息。起訴書認定袁某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間,實施集資詐騙犯罪行為。然而,袁某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間,有大量償還投資款本金、利息的行為,償還的資金規(guī)??傤~達80多萬元,達到所指控的吸收金額170萬元的一半。
(二)袁某積極洽談項目,企圖營利。袁某在經營過程中,與其他公司洽談合作、簽訂真實的業(yè)務合作合同,證明袁某在吸收資金時,企圖通過利用集資款進行投資、經營活動,實現盈利,以盤活公司,償還投資人本金、利息。
(三)為緩解資金緊張而集資,集資款全部用于維系公司運行、支付投資款本金、利息,屬于“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涉案所有集資款均進入公司的公賬和公司實際控制使用的賬戶,款項均由公司統(tǒng)一管理,每一筆收入支出都有財務賬冊憑證予以如實記錄,所有支出都用于支付投資人的本金、利息、公司運營費用等公司支出。袁某吸收資金的目的是緩解公司資金短缺,將錢款用于公司正常運營,試圖讓公司起死回生,與集資詐騙罪中吸收資金的目的就是為了非法占有明顯不同。
(四)袁某投入公司的款項高于指控集資款總額。在公司資金緊張的情況下,袁某作為實際控制人,用自有資金向公司投入款項超過177萬元,以維系公司的正常運行和支付投資款利息、本金,袁某投入的資金,比其吸收的資金170萬元還超出7萬多元。這充分顯示袁某對公司的主觀態(tài)度、對集資款的主觀態(tài)度,是努力盤活公司、經營牟利,有產生利益的期待可能,意圖通過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歸還投資人投資款,自己也發(fā)財致富,而不是非法占有集資款。
(五)袁某沒有將集資款用于償還個人債務、購車、購房、高檔消費、購買六合彩、賭博等等揮霍行為。判斷非法吸收投資款行為是否構成集資詐騙罪,非常重要的參考標準在于,行為人是否將錢款用于償還個人債務、購車、購房、高檔消費、購買六合彩、賭博等等,將錢款大部分揮霍。如果集資人將絕大部分集資款均用于個人使用、揮霍,導致投資人血本無歸,則可以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集資詐騙罪。若集資人沒有將錢款用于個人揮霍,不宜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本案中,涉案公司的所有款項收入、支出都嚴格如實記賬,袁某個人并沒有從集資款中獲得非法利益,沒有將投資款用于任何個人消費、賭博等等進行揮霍,反而個人投入了超過177萬元資金,不宜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六)袁某沒有逃匿、銷毀賬簿。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也可以從被告人是否交代錢款去向、是否銷毀賬簿憑證、是否逃匿等行為進行認定。如果行為人在收取集資款之后,拒不交代錢款去向,甚至銷毀賬簿、逃匿,導致投資人血本無歸,那么,其行為構成集資詐騙罪。但是,若行為人既沒有占有、控制集資款,所有投資款均用于公司經營、償還投資人本金利息,沒有銷毀賬簿行為,更沒有逃匿,而且資金鏈斷裂后,還不斷自掏腰包往公司投錢,不斷與投資人協(xié)商還款方案,就不宜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綜上,辯護律師提出,袁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依法不應當認定為集資詐騙罪,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更加恰當。
案例二,在黃某涉嫌制造毒品罪一案中,公安機關出具的《起訴意見書》認定,黃某涉嫌制造毒品罪,毒品數量巨大,面臨的法定量刑檔次是“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辯護律師審查發(fā)現,公安機關認定的罪名是錯誤的,黃某的行為不能定性為制造毒品罪,認定為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更加合適。
(一)黃某不知道具體、明確的他人正在或將要制造毒品
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的行為,可以構成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也可以構成制造毒品罪。黃某介紹徐某和毛某聯系購買鹽酸羥亞胺,這種行為,既可構成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也可構成制造毒品罪。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知道具體、明確的他人正在或將要制造毒品,仍然繼續(xù)提供制毒物品。
《刑法》第三百五十條第一款規(guī)定,“違反國家規(guī)定,非法生產、買賣、運輸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配劑,或者攜帶上述物品進出境,情節(jié)較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钡诙钜?guī)定,“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為其生產、買賣、運輸前款規(guī)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span>
“明知他人制造毒品”是指行為人知道具體的人正在或者將要實施制毒行為。這里的“明知”是指“確切地知道”,“他人”是指“相對確定的某人”?!盀槠涮峁┣翱钜?guī)定的物品”是指行為人既認識到提供給他人的物品,是可以用來制造毒品的制毒原料,也認識到獲取該易制毒物品的人是直接用來制造毒品,行為人自己提供易制毒物品的行為,正在為制毒的人提供直接的幫助。兩款規(guī)定是遞進的關系,行為人既明知介紹買賣的化學物品可以用來制造毒品,而且行為人還知道具體的人正在或者將要實施制毒行為,才構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
本案中,黃某居間介紹毛某和徐某買賣易制毒物品鹽酸羥亞胺。黃某應該知道此類物品可以用于制造毒品。但是,黃某并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具體的制毒人員正在或者將要實施制毒行為。
(二)黃某與制毒人員之間沒有共同制造毒品的意思聯絡
認定黃某構成制造毒品犯罪的共犯,還需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其主觀上與制毒者有共同制毒的目的,至少認識到提供制毒物品,是在幫助具體的制毒者實施制毒犯罪。
然而,黃某主觀上僅知道制毒物品有可能被人用于制毒,卻不清楚具體的制毒者是何人,本質上是對制毒物品的認知,仍然不是與制毒者的犯意聯絡。而且,由于存在制毒物品經過毛某的轉賣,甚至中間還有多次轉賣的可能,黃某在介紹買賣時,并不知道毛某將鹽酸羥亞胺賣給制毒者還是賣給其他轉賣者,中間的環(huán)節(jié)完全切斷了黃某與制毒者之間的犯意聯絡。
雖然有證據證明黃某介紹買賣的鹽酸羥亞胺,最終被制毒者用于制造毒品。但黃某介紹買賣鹽酸羥亞胺時,既不知道具體是誰正在或者將要制造毒品,也沒有與制毒者聯絡,與制毒者不存在制造毒品的主觀犯意聯絡。所以,僅僅有制毒物品最終被用于制毒的結果,仍不足以證明黃某與制毒者有共同制毒犯罪的故意。黃某的主觀故意仍然沒有超脫非法介紹買賣制毒物品的故意范疇,不宜認定為制造毒品的主觀故意。
(三)黃某的行為定性為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更妥當
如圖所示,黃某介紹徐某與毛某買賣鹽酸羥亞胺,黃某知道鹽酸羥亞胺可能會用于制造毒品。毛某阻隔了黃某與鹽酸羥亞胺去向之間的聯系、阻隔了黃某與制毒分子的犯意聯絡:
1、黃某不認識徐某洪,不知道毛某會將鹽酸羥亞胺賣給徐某洪,還是甲乙丙等其他人;因此,黃某并沒有與徐某洪、甲乙丙等向毛某購買鹽酸羥亞胺的人形成犯意聯絡,未與徐某洪、甲乙丙等人構成共同犯罪,也未與非制毒者構成其他犯罪的共同犯罪。
2、毛某并不是制造毒品的人,而是高價倒賣鹽酸羥亞胺的人;黃某僅與毛某、徐某有犯意聯絡,而黃某與毛某、徐某的犯意聯絡,不是制造毒品罪的犯意聯絡,而是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的犯意聯絡,因此,黃某僅有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的犯罪故意,并無制造毒品罪的犯罪故意。
3、黃某不知道毛某會將鹽酸羥亞胺賣給制毒者,還是其他倒賣鹽酸羥亞胺的非制毒者。對于黃某來說,毛某完全可能將鹽酸羥亞胺轉賣給其他倒賣者,而不是制毒者。因此,現有證據還不足以認定黃某明知毛某會將涉案鹽酸羥亞胺賣給制毒者。若因徐某洪將鹽酸羥亞胺用于制造毒品,就反推黃某構成制造毒品罪,有客觀歸罪、唯結果論的嫌疑。
綜上,辯護律師提出,黃某明知鹽酸羥亞胺是制毒物品,仍然居中介紹毛某與徐某買賣鹽酸羥亞胺,符合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的犯罪故意,定性為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更加符合法律規(guī)定。在該案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制作了這個經典的圖,一舉說服檢察官,檢察官不得不改變罪名,最后再起訴時,檢察官將制造毒品罪改成了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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