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彰
在我的書櫥中，并排放著孫犁先生的近二十冊專著，其中，他唯一的那部詩集《白洋淀之曲》最薄。詩集中收入了《白洋淀之曲》《兒童團長》《梨花灣的故事》《春耕曲》《大小麥粒》《山海關(guān)紅綾歌》與《小站國旗歌》七首長詩，連“后記”總共才八十頁，擠在書架上似乎很難找出。書雖小，我卻格外珍重。
珍視這本書的原因很多。首先，它伴隨我走過五十三年不平凡的歷程。那部詩集于1964年4月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當(dāng)年，我在天津八里臺書店買到。那時，我已是南開大學(xué)中文系的學(xué)生，稱得上“孫犁迷”。凡他出的書必買，必讀。從那時起，詩集《白洋淀之曲》伴隨我輾轉(zhuǎn)多地，數(shù)次搬家都留存下來。
其次，孫犁先生是實至名歸的文學(xué)大家，每提到他，必提白洋淀。他創(chuàng)建的“荷花淀”文學(xué)流派，代有傳人，影響深遠。但評論界極少談他的詩，基本都是談他的小說、他的散文，甚至不少讀者不知孫犁先生曾有詩作。其實，孫犁先生不僅寫詩，出過詩集，而且，他的《白洋淀之曲》還是描寫白洋淀最早的作品。
孫犁先生祖籍河北安平縣，1936至1937年，他曾在白洋淀邊安新縣同口鎮(zhèn)教了一年多小學(xué)，有機會熟悉水鄉(xiāng)的風(fēng)土人情和漁民生活。1937年，中國人民開始全面抗戰(zhàn)后，孫犁即投身抗日斗爭，到阜平縣做抗日的組織和宣傳工作，成為戰(zhàn)火中的一名“歌手”。1939年12月20日，孫犁在阜平東灣，寫出了長篇敘事詩《白洋淀之曲》，刊登在當(dāng)時晉察冀通訊社編印的《文藝通訊》上。1944年，孫犁先生赴延安，1945年，在延安寫了名篇《荷花淀》與《蘆花蕩》，發(fā)表在當(dāng)年5月的《解放日報》上，較之《白洋淀之曲》晚六年。
從孫犁先生的創(chuàng)作年譜中可以看出，他從1939年寫《白洋淀之曲》，到1980年寫《被刪小記》，歌頌白洋淀，長達四十多年。因此，他的第一部長詩《白洋淀之曲》更值得珍重。
還應(yīng)提及的是，孫犁的詩同他的小說、散文一樣，清新俊雅，秀麗亮堂，在平白的敘事中給人以鼓舞。孫犁先生說：“詩是很難寫好的，它比散文更難。”“詩應(yīng)該有一種力量：號召的力量，感動的力量，啟發(fā)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沒有一種力量，能叫作詩嗎？”
讀了《白洋淀之曲》這首長詩，在動聽的故事中確實給人一種“號召的力量”“感動的力量”“啟發(fā)的力量”與“陶冶的力量”。
詩的開篇即寫道：“拿起鐵尖的木棍，/菱姑兩腳/像飛一樣，/跳上冰床。/冰床只鋪上一片葦席。/一個柳條編制的小籃，/放著一包點心，/一件棉衣。/菱姑站立在冰床的后端，/只用木棍在冰上一點，/冰床就開始奔跑，/像箭離了弦?！弊x到此，我就想，冬日冰封的白洋淀，女孩兒菱姑帶上小籃，拿上點心和棉衣，撐著冰床去干什么呢？
孫犁先生用倒敘的手法，寫一對年輕夫婦（水生和菱姑）在白洋淀堅持抗日的故事。詩中說，菱姑自幼生長在白洋淀端村，五六歲時便在水草中撿魚。十六歲時，她認(rèn)識了一個叫水生的小伙子，不知哪村人，與菱姑很要好，還送給她一頂黑絨帽。后來他們結(jié)了婚，村里成立抗日游擊小組，水生踴躍參加，卻在一次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了。于是，菱姑接過水生的槍，上戰(zhàn)場奮勇殺敵。詩的開篇就是寫菱姑聽到水生負(fù)傷的消息后，趕忙出發(fā)探望的情景。
如果只聽這個故事，并沒有多少傳奇性，關(guān)鍵在于詩意的表達上特色獨具。很多研究者認(rèn)為，孫犁先生的小說、散文是詩化的語言；反過來說，他的詩，又是散文化的語言，冷靜的白描中滲透著濃郁的情感，平白如話的敘述卻又頗含深意，耐人尋味。
開篇寫菱姑撐冰床是這樣，整首詩的敘事同樣如此。比如，寫八個戰(zhàn)友葬埋水生：“八個穿黑衣服的，/抬著一個白木棺，/在棺前/挑起一個白紙剪成的幡。”再如，寫菱姑接過水生的槍：“過去她拿起水生的槍，/曾經(jīng)手顫；/現(xiàn)在握住槍，/就像按住了水生跳動的心房！”“伴著水生，/菱姑走上戰(zhàn)場；/在戰(zhàn)場，/就像兩人生活在船上?！?/p>
讀孫犁先生的詩，的確是一種享受，這首《白洋淀之曲》，恰恰蘊藏著這種獨特的味道。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