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頭條）
四庫全書本系統(tǒng)的《崇文總目》，包括四庫館校辦的四庫各閣本和從四庫閣本而出的傳抄錄副本。四庫本對《崇文總目》舊抄本進行輯補，從周必大編定的歐陽脩《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四《雜著述·崇文總目敘釋》中輯補了《崇文總目》類敘，從《文獻通考》《東觀余論》等輯補《崇文總目》六十六卷本解題，加注案語，而輯定后的《崇文總目》每卷內(nèi)容遠遠少于一般書籍的一卷容量，故重新改分為十二卷。
四庫閣本的《崇文總目》中，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今存全本，文溯閣本未見，文瀾閣本僅卷七、卷八為原抄，余為丁丙、丁申補抄，且在補抄時，因未四庫本，而在《四庫全書總目》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著錄卷數(shù)不同的情況下，補抄為二十卷本[①]。文溯閣本書前提要有排印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均用四庫館紅格稿紙，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單魚尾，魚尾上有“欽定四庫全書”字樣，魚尾下a面書“崇文總目”，下有葉數(shù)，b面書卷次。
國家圖書館另有無格稿紙的清抄本《崇文總目》十二卷（書號：目305／534.3），共四冊，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心有“崇文總目卷×”字樣，從分卷、行款、文字內(nèi)容來看，此本當為清代錄副的四庫閣本。正文逐卷卷首有“崇文總目卷×”字樣，而無四庫本的“欽定四庫全書”字樣，當為迻錄時不抄。書前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一篇，校上時間書“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較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惟少“提要”一行。書前提要上鈐有“李氏／臧書”方印，“李氏”作朱文，“臧書”作白文；另有“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朱長印。正文首葉及各冊首葉，有“冬涵閱過”朱方，為臨清徐坊之印。國圖清抄本中，有不少筆誤，另有黑筆?？?，校勘者不詳，?？睍r代或晚于原抄，用以?？钡膮⑿１?，當為嘉慶以后的《崇文總目輯釋》[②]，但國圖清抄本上的?？保⒎峭ㄐＨ珪?，僅少數(shù)條目有校勘。
從各本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來看，文淵閣本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文津閣本題“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文溯閣本題“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國圖清抄本抄作“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時間較晚，故疑國圖清抄本為南三閣的錄副本。從提要內(nèi)容來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國圖清抄本與《四庫全書總目》的浙本、殿本中所載提要有異文，其中文溯閣本較短，刪去一大段；國圖清抄本亦略短，刪去一小段，其他各本，則大同而小異[③]。
四庫本的謄抄體例上，與《崇文總目》天一閣抄本等不同。類目上，四庫本每類下先出類目名，下以“以下原卷×”的小注，標注六十六卷本中的卷次。若歐陽脩集中有類敘的，則在類目后抄入類敘；隨后，以大字換行另起，出“共×部，計×卷”。在《崇文總目》紹興改定本的舊抄本中，如“小學”“雜史”“傳記”等分上下兩卷，“五行”“釋書”等分上中下三卷，醫(yī)書分五卷，道書分九卷，別集分七卷的，仍先出類目與“以下原卷×”小注，在類敘后，出“某類上／一，共×部，計×卷”大字；而該卷抄畢后，另出“某類中／下／×，共×部，計×卷”大字，下出小注，“以下原卷×”。正文謄寫上，紹興改定本的傳抄本，作上下二欄，而四庫本每條書名各占一行。紹興改定本中的撰人小注，原作雙行小注書于書名之下，在四庫本中，撰人小注與從《文獻通考》等輯得的解題，均改作大字，低一格抄于書名之后；同時，輯得的解題，不言文獻出處。四庫本中，還加入館臣“謹按”的按語共七十九條[④]。
四庫全書本的文字面貌，與《崇文總目》的舊抄本有所區(qū)別，輯佚了相關文獻，并重加董理，對《崇文總目》舊抄本中的文字有所更定，并形成了改變行款體例的新版本。那么，從采進本到四庫館重編本，究竟是如何校辦完成的呢？結合四庫館工作流程和相關文獻來看，四庫館重編的《崇文總目》十二卷本，當先以采進本為底本校勘《永樂大典》所引《崇文總目》，其后，稽考輯補相關提要、附加考證按語，再以四庫館專用紅格稿紙謄錄為四庫稿本，最后，依據(jù)四庫稿本謄抄為四庫七閣本。翁方綱的校閱札記及湘圖本，提供了考察四庫館重編十二卷本過程的重要材料。
在四庫館中負責《崇文總目》校辦工作的為翁方綱。在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保留了乾隆四十二年翁方綱參與校閱《崇文總目》的分纂稿和校閱札記，也記錄下了他在四庫館中翻閱《永樂大典目錄》并調(diào)閱對應相關《永樂大典》卷帙以供校辦《崇文總目》的過程。翁方綱的提要稿，現(xiàn)為改裝粘貼后的經(jīng)折裝，在提要稿原稿中，與校閱《崇文總目》有關的提要稿、校閱札記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翁方綱迻錄《崇文總目》采進本目錄札記和翁方綱所作《崇文總目》分纂稿，共七葉；第二部分為翁方綱調(diào)閱《永樂大典目錄》及《永樂大典》中關于《崇文總目》的校閱札記，共計十六葉；第三部分為校閱《崇文總目》的過程中，調(diào)閱相關《永樂大典》并隨手所作札記，共兩葉[⑤]。
翁方綱以《永樂大典》與校閱之本相核，而翁方綱所校底本，為“朱彝尊所抄于天一閣之本”[⑥]，從翁方綱第一部分札記中迻錄的《崇文總目》采進本的目錄、分卷及六十六卷各自的部、卷數(shù)異文等及分纂稿中所引朱彝尊說，可知采進本出自錄副有朱彝尊本手跋文字的半葉十行本系統(tǒng)之抄本。翁方綱所撰分纂稿，主體部分為后來的書前提要和《四庫全書總目》所襲用，但不少分纂稿中的觀點，已經(jīng)過總纂官、總裁官的修訂。
據(jù)翁方綱札記和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四庫闕書》輯本等可知，《永樂大典》中，卷一七九五至一八三六這四十二卷“書”字韻中，匯編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四庫闕書》等目錄。匯編時，此四十二卷并非原書的整書抄錄，而是采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的分類框架，分二層摘抄放入。一層為史志目錄與《崇文總目》《四庫闕書》的“匯考”，一層為以朱筆書“《崇文總目》”“《四庫闕書》”后，各自摘引“匯考”中未錄的《崇文總目》《四庫闕書》中的書名。翁方綱札記中的第二部分，實為《永樂大典》中匯編諸目的反映，其中所引《崇文總目》，為《永樂大典》中紹興改定本《崇文總目》分層引文的反映[⑦]，而非《崇文總目》四庫館采進本的反映。翁方綱校閱札記，僅記錄至《永樂大典》匯纂書目的“史部·地理類”，后皆無考。
翁方綱起初校辦《崇文總目》時，關注《永樂大典》所引的《崇文總目》有無慶歷六十六卷本之敘錄、解題，然而，結果是遺憾的，如翁方綱所撰的《崇文總目》分纂稿所述：“纂輯《永樂大典》時，亦已不見《崇文總目》敘錄之全矣”[⑧]，而經(jīng)過《永樂大典》的重新分類、分層摘引并比勘史志異同后，已打亂了《崇文總目》舊有的分類和排序，故《永樂大典》中摘采次第，“與朱抄多不合者”，但兩者源出一流，“其即朱所抄之本無疑也”[⑨]，即與朱彝尊傳抄本同屬紹興改定本。雖然《永樂大典》中所引并無解題，但《永樂大典》中的轉引，為四庫館?？辈蛇M本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有不少足資采錄的異文。
最早鑒定湘圖本性質(zhì)的，即為民國年間收得此書并作題跋的葉啟勛、葉啟發(fā)兄弟。在葉啟勛、葉啟發(fā)的跋文中，均關注到了除卷尾的朱彝尊跋語以外，朱彝尊《曝書亭集》另收一跋，并注意到抄本校語曾引《永樂大典》。葉啟勛、葉啟發(fā)均依卷尾朱彝尊跋等，認為該本中大量校記，包括眾多參?！队罉反蟮洹分Ｓ?，為朱彝尊檢討的手校，而朱彝尊如何能得見《永樂大典》，葉啟發(fā)以為“則檢討（今按，指朱彝尊）所據(jù)校之《永樂大典》本，即張氏為之從內(nèi)府抄出者矣?！比~啟發(fā)并未考得張氏為誰，僅承上文指黃岡張學使。同時，葉啟勛、葉啟發(fā)均認為，書前原裝封面的“崇文總目”隸書與“天一閣抄本”行書，和書后引高似孫《緯略》的一葉筆跡，為翁方綱手筆，書中亦有一二翁方綱手校，而葉啟發(fā)更指出，“書中葉次亦經(jīng)校理（今按，指翁方綱）編定”，即認定九十五葉的葉次，亦為翁方綱手筆。
對湖南圖書館藏抄校本的性質(zhì)判斷中，有幾處疑問，尚待解決。首先，湘圖本絕非朱彝尊舊藏，亦非康熙時抄本。以往研究，多忽視了皕宋樓舊藏而今藏日本靜嘉堂的鈐有朱彝尊印的手跋本，湘圖本的朱彝尊跋，實為錄副，而湘圖本中，避清高宗諱，故實為乾隆以后抄本。同時，該本的?？惫P跡等，亦與朱彝尊字跡不合。且湘圖本行款與清代早期傳抄本作半葉九行不同，為乾隆時期半葉十行本系統(tǒng)的《崇文總目》抄本。作為乾隆以后抄本，朱彝尊得以用《永樂大典》手校該本的假設，不攻自破。
此前的研究，已關注到湘圖本上的校勘、跋語與翁方綱在四庫館中校理《崇文總目》的分纂稿有密切關系，亦與四庫全書本有密切的關系，不少學者以為，湘圖本為四庫底本[⑩]。然而，今所知的四庫采進本，往往鈐蓋“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印或“翰林院典簿廳關防”滿漢文長方印[?]，而湘圖本上，并無翰林院鈐印，書中最早的鈐印已是民國年間葉啟勛、葉啟發(fā)兄弟的藏印。清人的近時抄本，當時往往不視為珍品，故不鈐藏印。但湘圖本未見翰林院印，當非送入翰林院修書校辦書籍，不屬“四庫底本”。翁方綱分纂稿所依的朱彝尊跋，出自《崇文總目》書跋的文本系統(tǒng)，但傳抄中，可以迻錄或不錄跋語[?]，今存的各清抄本，實均從朱彝尊增補撰人的《崇文總目》抄本而出，不能因湘圖本所載朱彝尊跋文的文本系統(tǒng)與四庫館分纂稿提要的文本相合，論證該本即為四庫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湘圖本的旁校中，同一條目出現(xiàn)過筆跡不同的兩種校勘意見，換言之，該本經(jīng)過兩次以上的?？薄?/span>
湘圖本的原抄字體，近乎館閣體楷書。一校的校核，往往以歐體行楷，點去原字，校改謄抄時出現(xiàn)的訛誤。質(zhì)之上圖本，可以發(fā)現(xiàn)，校改往往與上圖本原抄相合，脫漏的“闕”字等，亦以行書校補于文字下。第二次校改的字跡，則是近似抄本底本的館閣體楷書，且多旁校異文，未必點去原字。二校中，有不少校語，補充撰人、援引歷代史志中卷數(shù)異同，并征引了《永樂大典》《四庫闕書》等書。二校中，亦有校補“闕”字的，校補的“闕”，間或省寫作“缺”，筆跡上，所用館閣體“闕”字，與一校的行書“闕”差別較大，而且，二校校補的“闕”字，在與湘圖本同出一源的上圖本中，往往不見，甚至多有逾出天一閣本的朱筆“闕”或“缺”字。
湘圖本條目中，有兩次校改痕跡的，見于卷二二“傳記下”類的“《宰輔名鑒》十卷（闕）”和卷三九“卜筮”類的“《靈綦經(jīng)》一卷《靈碁經(jīng)》一卷”二處?！啊对纵o名鑒》”條，湘圖本原抄作“《宰輔石鑒》十卷（闕）”，“石”字點去，右有行書“名”，“名”下楷書“明”。天一閣本、上圖本《崇文總目》，均作“名”，據(jù)《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永樂大典》卷一八〇五此條抄作“《宰輔明鑒》十卷（闕）”[?]，故第一個“名”為校底本異同；第二個“明”為校勘《永樂大典》異文的?？庇??！锻ㄖ尽肪砹濉端囄穆浴贰奥毠傧隆庇小啊对纵o明鑒》十卷，偽吳張翼撰?！薄端问贰に囄闹尽纷鳌皬堓o《宰輔明鑒》十卷”，撰人有異文，書名均作“明”字，《永樂大典》所引“明”當無誤而從天一閣本有音訛。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未據(jù)《永樂大典》校改而仍作“名”?！安敷摺鳖惖摹办`棋經(jīng)”，在天一閣本、上圖本、湘圖本中，原有兩條，上下兩欄各一，湘圖本上欄的“棋”，原抄作“碁”，右側行書校改作“綦”，“綦”下楷書“棋”，有兩次校改痕跡。下欄原抄“碁”，右側行書校改“棊”，后整條圈去。上圖本此二條，上欄原作“靈綦經(jīng)一卷”，其后“綦”字形改作“棊”，下欄作“靈棊經(jīng)一卷”，無校改。湘圖本的行書校改的字形，均與上圖本原抄字形合，湘圖本二校改“綦”為“棋”，并刪去下條，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最后均僅見一條“《靈棋經(jīng)》”。
湘圖本二校中部分?？卑凑Z，與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的“謹按”中所引《永樂大典》如出一轍[?]，亦有逾出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的校記多處。部分二校未言?？币罁?jù)，實亦出《永樂大典》。如卷三九“卜筮”類“《歷數(shù)緯文軌?》三卷”，湘圖本“?”右側有旁?！?”，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此條均有：“謹按：朱彝尊本作‘?’，《永樂大典》作‘?’，《宋·藝文志》有《晷?筭經(jīng)法》三卷，又有《周易?蓂璇璣軌革口訣》三卷?！毕鎴D本僅字形旁校，由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可證，旁校出自《永樂大典》。又如“小說下”中“《通幽記》三卷”，湘圖本旁校：“《新唐志》：陳邵《｜｜｜》一卷，《宋志》‘一’作‘三’卷，《崇文》：缺?！倍臏Y閣本、文津閣本有：“謹按：《永樂大典》云：《新唐志》陳邵《通幽記》一卷，《宋志》‘一’作‘三’卷，《崇文總目》：闕。”湘圖本的旁校中，“｜”為書名省寫，“謹按”內(nèi)容與湘圖本幾同而明言校記出自《永樂大典》。類似的，天一閣本中無“闕”，或天一閣本有而十行本系統(tǒng)中脫漏“闕”的，湘圖本上以館閣體楷書校補“闕”（或省寫作“缺”），而在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中亦多有襲取校補的，這些校補，實自《永樂大典》所引校補。從湘圖本的二校校記來看，實多為《永樂大典》中引《崇文總目》的反映，另有《永樂大典》中《四庫闕書》的記錄，不少記錄與徐松《永樂大典》輯本《四庫闕書》及翁方綱校閱札記所見《永樂大典》之引文相合；湘圖本中，有“○”“△”的?？狈?，位于抄本中書名條目的上方，據(jù)卷首“○者，馬《考》；△者，他書”所示，與四庫館校輯解題密切相關，故湘圖本上的?？?，確與四庫本有密切聯(lián)系。
需要說明的是，湘圖本《崇文總目》抄本中一校的歐體行楷校改筆跡、葉35b下欄第四行至第十行的歐體行楷原抄書名、抄本版心葉碼及內(nèi)封的隸書、行書題字，最末葉“《緯略》”札記一葉，均出翁方綱手筆[?]。從筆跡、抄本屬半葉十行本系統(tǒng)及翁方綱參與校辦《崇文總目》來看，此本當為翁方綱在四庫館時請人將四庫館采進本《崇文總目》依原抄底本行款錄副[?]，并親自?？钡妆疽槐椋８牧嗽浉敝械恼`字、脫文。至于湘圖本上的二校，當為四庫館校辦完《崇文總目》采進本后，翁方綱又請人自四庫館《崇文總目》采進本上錄副校語[?]。
湘圖本的二校中，未見校核的痕跡，部分校記中，有筆誤誤字，亦證此本當為四庫采進本的錄副本。如卷十五“職官”中“《梁循資格》一卷（闕）”，湘圖本旁有撰人校補，作“鄭殷象”，翁方綱札記有“郄殷象《梁循資格》一卷（缺）”，據(jù)《宋史·藝文志》，當作“郄”。卷十七“刑法”中“《律音義》一卷”，湘圖本有旁校：“《宋志》孫爽《律音義》一卷”，“爽”為“奭”形誤，翁方綱札記有“《律音義》一卷（《宋志》孫奭《律音義》一卷）?！本硎恕暗乩怼敝小啊吨T山記》一卷（闕）?！毕鎴D本旁有撰人校補，作“元佶”，翁方綱札記中有“元結《諸山記》一卷（闕）”，據(jù)《宋史·藝文志》，當作“結”。卷二七“小說上”中“《事始》三卷”，湘圖本有旁校：“《新唐志》：劉賡《續(xù)事始》三卷?！冻缥目偰俊罚宏I?！薄百s”當為“?！钡男斡灒缎绿茣に囄闹尽贰端问贰に囄闹尽肪袆㈩！独m(xù)事始》，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在“《續(xù)事始》五卷（馮鑒撰）”下，有“謹按：《新唐書·藝文志》：劉?！独m(xù)事始》三卷，《崇文總目》：闕?！毙ＵZ與湘圖本同，而“睿”字不誤，可知湘圖本并非原始采進本，或為采進本的錄副本[?]。
同時，湘圖本最末加葉的“高似孫《緯略》”一條，出自《緯略》卷七“三本書”條[?]，針對的實為《崇文總目》紹興改定本卷五三“道書九”的“《茅三君內(nèi)傳》一卷”和卷五七“總集上”的“《文選》李善注”二條，此二說，首見于黃伯思《東觀余論》卷下“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黃氏說：“《三茅君內(nèi)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薄啊段倪x》。按，李善注在五臣之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為注’，非是?！盵?]在紹興改定本的各抄本中，“三茅”均誤乙作“茅三”，而《崇文總目》的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中，仍作“《茅三君內(nèi)傳》”，未據(jù)《東觀余論》或《緯略》乙正，亦未輯補解題；《文選》條，則有“謹按”而征引《東觀余論》，但均未引用《緯略》。從四庫本未用《緯略》?？钡葋砜矗蓵┑恼?，晚于書中二校之錄副采進本校語，是翁方綱后來讀書中，遇《緯略》中涉及《崇文總目》的內(nèi)容而迻錄于自藏本上。湘圖本上的校記并未引用《東觀余論》，而四庫閣本曾用《東觀余論》來校正，可知湘圖本上校記的階段相對較早，參校的資料并不全面。
綜上，湘圖本《崇文總目》實為四庫館中分校官利用編纂《四庫全書》的機會而錄副抄書的體現(xiàn)，從該本的書寫、?？睂哟蝸砜?，當為翁方綱募人依采進本原抄十行本行款謄抄后親自?？保僬埲虽浉彼膸祓^采進本上的校語，故校勘層次較為復雜。其中，二校中錄副的四庫館采進本上校語，多為據(jù)《永樂大典》匯編援引的《崇文總目》紹興改定本出校異文。此本由翁方綱題寫書名，原藏翁方綱處。在遞藏源流上，葉啟發(fā)跋中，言及“家藏檢討（今按，指朱彝尊）、閣學（今按，指翁方綱）二人批校抄本甚多，同為道州何氏東洲草堂舊藏者”，即此本雖無何紹基藏印，但可知，翁方綱之后，此本入藏何紹基處[21]，再從何紹基后人何詒愷處入藏葉啟勛葉啟發(fā)處[22]。
從今存的翁方綱校閱札記與湘圖本校記來看，四庫館在校辦《崇文總目》時，曾利用已分層匯編的《永樂大典》中的《崇文總目》之引文進行?？保渲?，部分?？?，以“謹按”的按語形式注出，而大部分校勘屬不出校記的徑改。據(jù)《永樂大典》等校改后形成的四庫本，與祖本天一閣本、朱彝尊本及半葉十行本形成了新的異文。
一方面，翁方綱所作《崇文總目》的《永樂大典》校閱札記，可證四庫本據(jù)《永樂大典》校改。卷十五“職官”下“《官職訓》一卷”，天一閣本、上圖本、湘圖本無“闕”，湘圖本無校記，而翁方綱札記載：“《官職訓》一卷（缺）。”[23]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闕”，當據(jù)《永樂大典》校補。卷十七“刑法”下“《律令手鑒》”，天一閣本、上圖本、湘圖本均脫卷數(shù)，湘圖本有旁?！巴跣邢取?，但未見卷數(shù)等校補，翁方綱札記有“王行先《律令手鑒》二卷”，屬“以上《崇文總目》并缺。”[24]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均作“《律令手鑒》二卷（闕）”，當據(jù)《永樂大典》所引補卷數(shù)及“闕”字。卷二一“傳記上”，天一閣本、上圖本、湘圖本均作“《名賢姓字相同錄》一卷（闕）”，湘圖本無校記，翁方綱札記有“《名賢姓氏相同錄》一卷（闕）”，可見《永樂大典》中作“姓氏”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亦作“姓氏”，當為據(jù)《永樂大典》改[25]，卷二二“傳記下”，“《吳相事跡錄》一卷”，天一閣本、上圖本、湘圖本作“相”，湘圖本無校記，翁方綱札記有“《吳湘事跡錄》一卷”，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改作“湘”，亦本于《永樂大典》[26]。上舉諸例，均為翁方綱札記引《永樂大典》中異文與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校改相合，而湘圖本上無校記，此亦可證，湘圖本上校記僅為采進本校記的錄副，錄副中出現(xiàn)脫漏[27]。
另一方面，今存的湘圖本上的校記，可證四庫本曾據(jù)《永樂大典》中所引《崇文總目》校改。
天一閣本、朱彝尊本中，卷三十“（書）類〔書〕上”的下欄、卷三四“醫(yī)書一”的上欄，各有連續(xù)八條在欄內(nèi)首字脫文的情況，湘圖本上，兩處各八條中的部分內(nèi)容，已據(jù)《永樂大典》中的相關引文校補，其中，“醫(yī)書一”在抄錄時，與天一閣本、朱彝尊本的上下分欄亦有變化。校補的情況，如下所示：
“類書上”湘圖本校補
湘圖本葉35b
“（書）類［書］上”類中，下欄第三行“殿御覽三百六十卷”起至本葉末的七條原抄似有脫文，為翁方綱手錄，從校次來看，這些補錄，當與湘圖本上其他一校的校核底本同時進行。其后，此葉各書的書名旁，又有二校字跡。朱彝尊本的二校，已校補了“殿御覽四十卷”前的“天和”二字，故上圖本、湘圖本亦已增補入原抄，故下欄的闕文情況，與天一閣本有所不同。湘圖本校記中，據(jù)《永樂大典》旁注撰人，并注《舊唐書》《新唐書》《宋史·藝文志》等史書藝文志的異文。湘圖本下欄共三條有校補，補入了“《太平廣記》五百卷”之“太平”，“《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之“修文”，“《續(xù)通典》二百卷”的“續(xù)”字，其余各條，均未校補；而此三條校補，四庫各本徑抄入正文?！啊醭怼?，天一閣本原抄即有空字，湘圖本無校記，后來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均徑刪此條[28]。湘圖本“書抄”前無校補，旁注“虞世南撰?！端沃尽芬话倭怼！蔽臏Y閣本、文津閣本則校補了“北堂”二字。連續(xù)四條的“會要四十卷”“會要四十卷”“唐會要一百卷”“會要三十卷”，湘圖本、四庫本等均無校補，據(jù)天一閣本的行款、卷帙及《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來看，下欄兩條當有脫文，《崇文總目》此四條當作“《會要》四十卷”“《［續(xù)］會要》四十卷”“《唐會要》一百卷”“《［五代］會要》三十卷”。
“醫(yī)書一”湘圖本校補
“醫(yī)書一”的天一閣本中，闕文原均載上欄，其中，“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單獨占一行，且“巢”字原為旁校補入。上圖本、湘圖本的祖本改變行款后，“經(jīng)要集一卷”“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載下欄，至“證病源五卷”起，有闕文的條目載上欄。另外，十行本中，此處多條脫漏“闕”字[29]?！敖?jīng)要集一卷（闕）”，湘圖本有旁校，作“《象經(jīng)要集》一卷 同 闕”[30]，其中，先誤抄作“同”字，后點去，改作“闕”，但未在“經(jīng)”字前補字，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未補。“《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朱彝尊本起，均已補“巢”字，湘圖本在“巢”字旁，有朱校“象”字，“象”字當出自《永樂大典》的異文，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均未從，仍作“巢”?！白C病源五卷”前，湘圖本朱校補“論”字[31]，“臺要術五卷”前，湘圖本朱校補“內(nèi)”字[32]，“□□方一卷”，湘圖本朱校補“集諸要”三字[33]，“性要錄 一卷”前，湘圖本朱校補“藥”字[34]，這些校補，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均徑行補入?！皢栣t(yī)療訣”，湘圖本未校補，據(jù)《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此條首脫“素”字；“醫(yī)顯微論”，湘圖本未校補，據(jù)《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均有“石昌璉《明醫(yī)顯微論》一卷”，此條首脫“明”字。
綜上看來，湘圖本、上圖本改變行款謄抄后，遞補了原空的下欄，湘圖本部分條目有據(jù)《永樂大典》有的旁校與校補，但在不了解脫文原先行款與脫文起訖的情況下，校補并不全面，而不少校補有誤校。湘圖本補書于條目前的朱校，四庫本均從；旁校中的異文出校，則多未從?！啊断蠼?jīng)要集》一卷同 闕”的旁校中，提及該條在《永樂大典》當有“闕”字，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中未采納。另外，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校補了“《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的“闕”字，在天一閣本和湘圖本校記上，此條均未見“闕”字。
湘圖本卷二二“傳記下”，葉24a貼簽條一張，而湘圖本的簽條與后來四庫館條目次第有關聯(lián)。該葉湘圖本、上圖本等抄寫順序，與天一閣本同，而簽條上，用朱筆書“《許國公勤王錄》，一本在《瑞應圖》后”。根據(jù)這一校記，后來四庫稿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對相應條目的次第進行了調(diào)整，而調(diào)整時，均僅調(diào)整該葉下欄條目。即，將下欄第四條“《許國公勤王錄》三卷”抽出移至下欄第六條，原在下欄第五條、第六條的“《符瑞圖》十卷”和“《瑞應圖》十卷”前移至下欄第四、五條，而上欄次第不動。今日可考的《崇文總目》抄本中，均未見符合簽條的“一本”情況的排序的。湘圖本這一?？庇浀膩碓礊椤队罉反蟮洹?，并直接影響了四庫本的排列順序。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據(jù)《永樂大典》校閱《崇文總目》的札記，所涉類目，僅至《永樂大典》匯校諸目的“史部·地理類”，其后則概無札記，湘圖本上，據(jù)《永樂大典》出校的二校校記，遍布全書六十六卷，不少湘圖本未見校記、翁方綱無《永樂大典》札記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出現(xiàn)的異文，或亦據(jù)《永樂大典》校改所致，但這些校改的來源，因《永樂大典》相關卷帙均已散佚而文獻不足征。
與此同時，《永樂大典》摘引層次復雜，湘圖本中的大量旁校，并非《崇文總目》舊有內(nèi)容，而僅僅為《永樂大典》匯考諸目內(nèi)容的反映。翁方綱校閱札記中最末，另有眉批：
其中所載卷數(shù)，或與隋、唐諸志不同，或與近今傳本不同者，則第據(jù)當時所貯言之，今亦不復臚列諸志以辨其異同矣。[35]
這一眉注，應當是校辦《崇文總目》時最終的處理意見。即，四庫館《崇文總目》并不保留《永樂大典》中匯考的史志異同。由于古書中同名書屢有出現(xiàn)，歷代書目中的撰人信息，并不能確定與《崇文總目》相合，故四庫本僅據(jù)《文獻通考》《東觀余論》等明確征引的條目，輯補文獻來源可靠《崇文總目》解題，湘圖本的旁校中大量的《永樂大典》所引撰人、卷數(shù)等，悉數(shù)未入四庫本，唯不少四庫本中的“謹按”，依稀中能窺見從《永樂大典》匯考史目異同而出的痕跡[36]。
四庫館的采進本，出自十行本系統(tǒng)抄本，故與天一閣本尚有不少異文，在翁方綱札記、湘圖本校記中，可知《永樂大典》所引《崇文總目》實與天一閣本暗合，蓋《永樂大典》中《崇文總目》、天一閣抄本《崇文總目》，均源出南宋國子監(jiān)改定本，然而，不少《永樂大典》中值得參校的異文，在四庫本《崇文總目》中未予采納。如《崇文總目》中所錄卷數(shù)，均為實際庋藏的卷帙，卷十“編年”的“《三國典略》二十卷”，天一閣本、翁方綱札記所見《永樂大典》本均作“二十卷”[37]，朱彝尊本起，各本誤作“三十卷”，湘圖本無校記，據(jù)《玉?！に囄摹贰疤迫龂渎浴睏l：“《中興書目》：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自元魏分而為東、西，西魏都關中，后周因之，東魏都鄴，北齊因之。梁、陳則皆都江左。悅之書首標西魏元而敘宇文泰。按《崇文總目》云：‘以關中、鄴都、江左為三國，起西魏，終后周，而東包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本二十一以下缺?！盵38]可知此書原為三十卷，而《崇文總目》起，宋代館閣所藏，實僅存前二十卷本[39]，但四庫各本未從《永樂大典》中異文而仍作“三十卷”。又如卷二一“傳記上”的“《李靖行狀》一卷（闕）”，在十行本系統(tǒng)的湘圖本、上圖本，“狀”均誤作“述”，湘圖本“述”字旁校作“狀”，翁方綱的校閱札記有“《李靖行狀》一卷（闕）”[40]，但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仍作“述”；“《兩京新記》五卷”，湘圖本、上圖本“兩”均誤作“西”，湘圖本有旁校，“西”字旁校作“兩”，翁方綱札記有“《兩京新記》五卷” [41]，但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仍誤作“西”。卷十四“偽史”下，天一閣本“效”字有疑誤“×”號的“《南效紀國圖》一卷”，朱彝尊本以降，均誤作“《南紀國圖》一卷”，而湘圖本有校記：“闕。《大典》引《崇文總目》作‘《南郊紀圖》一卷。闕?！蔽臏Y閣本、文津閣本補“闕”字，但仍作“《南紀國圖》”。類似的，卷二八“小說下”，天一閣本“深”“源”二字有疑誤的“《開元深平源》一卷”，朱彝尊本以降，均誤作“《開元平》一卷”，湘圖本旁校：“《開元升平源》一卷?！贝藯l亦屬《永樂大典》中異文出校，但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均未從。又如卷五九“別集一”，天一閣本有“《張元晏文集》三卷”，“元”實為“玄”之避諱，而朱彝尊本以降，“晏”均誤作“安”，而湘圖本此條天頭有校語：“《新唐志》：《張玄晏集》二卷?！稄埿涛募肺寰怼?，實據(jù)《永樂大典》中的匯考書目，校出“張元安”當為“張玄晏”，但這一?？保⑽幢缓髞硭膸毂舅杉{。另外，卷五九“別集一”最前，天頭有兩行，“《小許公集》三十卷、《劉元史歌詩》一卷”，此條校記，實據(jù)《永樂大典》引《崇文總目》校核《崇文總目》四庫采進本，在四庫采進本的“別集”中，未見二書著錄，故于“別集”類最前的天頭出校記。事實上，《劉元史歌詩》即天一閣本卷六二“別集四”的“劉元史詩詩”，而朱彝尊本訛作“《劉史詩》一卷”；而“《小許公集》三十卷”，亦當為《崇文總目》天一閣本的誤脫，但原當載于何處，已難以覆考。上述諸例可知，在參校《永樂大典》的過程中，四庫館曾記錄下了不少值得參校的異文，但《永樂大典》所引《崇文總目》層次復雜、次第變更，而這些?？钡漠愇?，往往見諸四庫采進本中迻錄的《永樂大典》匯校條目下，在無本可證的情況下，這些書于旁校的校記，并未盡行采錄，而吸收最多的，為校補四庫采進本所無之“闕”字。
《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十二卷本《崇文總目》為“《永樂大典》本”，但抄入四庫各閣的《崇文總目》，并非通常“《永樂大典》本”所指的四庫館從《永樂大典》中輯佚而得之本，“《永樂大典》本”的小注并不符合該本的底本面貌。
《四庫全書總目》中誤題《崇文總目》為“《永樂大典》本”的緣故，蓋由《崇文總目》的四庫采進本，經(jīng)過了另行謄抄為四庫稿本的過程。今傳世的“《永樂大典》本”的謄抄底本，往往以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四庫館紅格稿紙謄抄，書口或書“欽定四庫全書”，或無“欽定四庫全書”字樣，而此類抄本，清代后期收貯于翰林院，往往鈐蓋翰林院印，故學界稱此類版本為“翰林院四庫稿本”[42]。四庫稿本的行款與最后抄入閣中的四庫各閣本行款大體一致，便于謄抄復核；而存世的四庫稿本中，亦時見修訂痕跡，有一校、二校的差別；四庫各閣本，或依四庫稿本的一校、二校為底本進行謄錄，謄抄過程中，又間或訛誤，由此，形成了四庫各閣本間大同小異的面貌。《崇文總目》的采進本，恰恰經(jīng)過了以采進本為底本重新編纂輯錄的過程，以用紙?zhí)厥獾乃膸祓^紅格稿紙另行謄抄；與此同時，《四庫全書總目》注明版本，實為修纂過程中后加[43]，或因修纂《四庫全書總目》時，見《崇文總目》謄抄底本在用紙、行款等與四庫館中《永樂大典》輯本十分相像，致《四庫全書總目》誤署《崇文總目》為“《永樂大典》本”[44]。
《崇文總目》的四庫稿本今雖不存，但考察四庫全書館的流程和慣例，理當存在這一四庫稿本，而該本為四庫各閣本的直接謄抄底本。這一稿本，當已據(jù)四庫館采進本《崇文總目》校核《永樂大典》中引文，并補入類敘和逐書提要，加入館臣按語?！队罉反蟮洹返拇罅慨愇某鲂?，當亦在這次轉抄為四庫稿本時完成取舍判斷。湘圖本中，有“○”“△”的校勘符號，位于《崇文總目》抄本中書名條目的上方。如同湘圖本卷首扉葉的朱字“○者，馬《考》；△者，他書”所示，實為四庫館校輯解題時，提示從馬端臨《文獻通考》或他書中輯補解題。從“實錄”類《建中實錄》條起，部分有“○”或“△”的書名下，有紅筆豎線若干道，也是提示抄出的解題在原書中所占行數(shù)。這些?？狈?，實即為轉抄四庫稿本時提供參考而為湘圖本錄副。同時，四庫稿本在謄清時，當已改變原抄本上下兩欄抄寫書名的形式而逐書單行另起，且謄抄體例上，四庫稿本基本奠定了后來四庫閣本的謄錄體例。
比勘今存的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原抄部分）與國圖清抄本，既有共通的面貌，也有各自獨特的異文。其中一本有異而他本均同的條目，可以認為是從四庫稿本到四庫閣本的謄抄時，某本有異文或訛誤；各本均同而與半葉十行本系統(tǒng)有異文，可以認為是四庫稿本出現(xiàn)校改或訛誤。
通過比勘，可以發(fā)現(xiàn)，在謄清為四庫稿本時，部分天一閣本、湘圖本、上圖本有的條目，抄入四庫稿本時有脫誤與校刪，也有據(jù)《文獻通考》《永樂大典》校增的條目。校刪的情況，包括同一類目下書名有重出時的六條校刪[45]、底本原有空字無法補字時的五條校刪[46]。排除這些，謄錄至四庫稿本的脫誤，包括卷八“小學下”脫“《圖書會》”，卷二二“傳記下”脫類末一行“《秦傳玉璽譜》一卷《玉璽雜記》一卷（闕）”兩條，卷三十“（書）類［書］上”脫“《十經(jīng)韻對》二十卷”，卷四一“歷數(shù)”脫“《應輪心照》三卷”，卷四九“道書五”脫“《參同契合金丹行狀十六變通真訣》一卷”，卷五四“釋書上”脫“《僧美》三卷（闕）”，卷六十“別集二”脫“《稹文集》十卷”，共計八種。在四庫稿本中校增的條目，包括卷二五“道家類”據(jù)《文獻通考》增入的“《陰符經(jīng)辨命論》一卷”[47]，而此類的后文中，天一閣本等原即有“《黃帝陰符經(jīng)辨命論》一卷”，校增反而導致重出；卷三九“卜筮類”，據(jù)湘圖本可知，四庫稿本據(jù)《永樂大典》校增“《周易火竅》一卷（闕）”。另外，卷十六“儀注類”，天一閣本、湘圖本、上圖本、翁方綱纂修稿札記迻錄采進本，均作“計一百一十卷”，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國圖清抄本均作“計一百十一卷”，當為四庫稿本之訛誤；卷二六“墨家”，天一閣本作“共五部，計十卷”，湘圖本、上圖本、翁方綱纂修稿札記迻錄采進本作“共二部，計十卷”，有校改而卷數(shù)仍與該部內(nèi)實際著錄情況不合。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國圖清抄本則作“共二部，計十六卷”，當為四庫稿本經(jīng)過校改。
從《崇文總目》的十行本系統(tǒng)到四庫稿本的謄清過程中，校改與訛誤的情況亦夥[48]。其中，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國圖清抄本“小學類”有“《辨雜名》一卷”，下均有按語：“謹按：《隋志》：韋昭有《辨釋名》一卷。此‘雜’字疑誤?！笔聦嵣希煲婚w本、湘圖本、上圖本等原均作“《辨釋名》”，此條當為四庫采進本抄至四庫稿本時訛誤，轉增館臣按語。增加按語的情況，也意味著，從采進本至四庫稿本，可能有過不止一次的謄錄過程：第一次謄出時，從采進本抄為四庫初稿本，出現(xiàn)了形近訛誤，誤“釋”為“雜”，從四庫初稿本至四庫定稿本時，根據(jù)初稿本的訛字情況，復又加入了館臣的“謹按”的考訂。
從四庫稿本謄抄至四庫閣本，抄本在抄寫中，難免出現(xiàn)條目的脫漏、訛誤等，造成各閣本中的異文。如卷四七“道書三”，文津閣本誤脫“《攝生經(jīng)》一卷（闕）”，卷五五“釋書中”，文津閣本誤脫“《禪關入門》一卷（闕）”，而文淵閣本、國圖清抄本均有。天一閣本等中，卷五六“釋書下”末條作“《破明集》一卷（闕）”，“明”當為“胡”之形訛。文淵閣本誤脫此條，而文津閣本有“《破胡集》”，國圖清抄本改“胡”字為“釋”字，作“《破釋集》”，文津閣本、國圖清抄本下均有館臣據(jù)黃伯思《東觀余論》所出按語，從有按語的情況來看，這三條書名，四庫稿本原均有，而謄抄時部分抄本中有脫漏。
從具體比勘來看，文津閣本、國圖藏清抄本的底本關系更近，而文淵閣本與之稍有異文，在一些“謹按”的校語的異文、行款等，均可見文津閣本、國圖藏清抄本同而與文淵閣本異的情況。如“道書三”，天一閣本、湘圖本、上圖本、翁方綱纂修稿札記與文淵閣本均作“共五十八部，計八十一卷”，文津閣本、國圖藏清抄本則作“共五十九部，計八十二卷”?！靶≌f”類的部數(shù)、卷次上，文淵閣本則與各本不同。天一閣本、湘圖本、上圖本、翁方綱纂修稿札記、文津閣本、國圖清抄本，卷二七“小說上”，均作“共七十一部，計二百九十九卷”，卷二八“小說下”，均作“共八十一部，計二百八十九卷”，文淵閣本二類，則分別作“共七十部，計二百八十八卷”、“共七十九，計二百九十卷”。文瀾閣本存原抄僅兩卷，文本異文等來看，亦與文津閣本關系較近，而與文淵閣本稍有異文?？赡苁撬膸於ǜ灞窘?jīng)過修訂，而文淵閣本謄抄時所用的稿本校次較文津閣本、文瀾閣本、國圖藏清抄本底本所用的稿本校次為早[49]。整體來看，四庫館未用屢引《崇文總目》的《玉海·藝文》進行參校，不無遺憾。
錢侗《崇文總目輯釋小引》中，曾言及作《崇文總目輯釋》時，“讎校方半，又屬友人于文淵閣中借鈔四庫館新定之本，互勘異同”，可見錢東垣等作《崇文總目輯釋》時，曾得四庫館的錄副本。不過，從《輯釋》所引的異文等來看，錢侗等所得的四庫館錄副本，并非文淵閣本的傳抄本，當為其他閣的錄副本，或因“文淵閣”在四庫各閣中聲名最著，而題作“文淵閣中借鈔”[50]。從異文情況上來看，錢侗等所得的傳抄本，與國圖藏清抄本亦非同本，錢侗等所得的錄副本，或已亡佚。
在錢東垣等《崇文總目輯釋》付梓前，《崇文總目》久無刻本傳世，通過對《崇文總目》明清抄本源流的考察，結合各抄本上?？睂哟蔚姆治觯梢园l(fā)現(xiàn)，天一閣本最早，而朱彝尊得到張希良之助，從天一閣本抄出而加以校改的抄本，事實上是眾多清抄本的祖本。每一次輾轉傳抄，都有可能帶來新的異文與訛誤，對后來的抄本產(chǎn)生影響。
明清時期的不少學者，在無法得到更多參校本時，盡己所能地對《崇文總目》進行了本校和他校，并試圖勾稽材料，從他書引文中，輯補《崇文總目》的敘釋與解題，這些輯補與?？保钩镜奈谋緦哟巫兊糜l(fā)復雜，也使《崇文總目》的傳抄本在文本繼承上，各自呈現(xiàn)不同面貌。
天一閣本上的部分黑筆?？?，在康熙年間張希良為朱彝尊抄出時已有，并影響了朱彝尊本的面貌。朱彝尊在自藏抄本上，以小注的形式，校補經(jīng)部三十部書籍的撰人，這些校補，間或與《文獻通考》等所引《崇文總目》解題有抵牾。張蓉鏡舊藏本，從這一次校補本錄副而出；朱彝尊本上，后復有另一佚名校者，據(jù)《玉?！に囄摹沸？?，續(xù)補了三條撰人，并校改了不少有訛脫的書名，其后，經(jīng)過二校的朱彝尊本，又衍生出不少傳抄本。
從抄本面貌來看，早期的抄本，依天一閣本半葉九行的原行款錄副，上下欄的空字、闕文等，亦多依原貌。錢大昕手跋本從依照朱彝尊二校本的行款錄副的抄本而出，抄本底本有錯葉，“醫(yī)書三”之后，調(diào)整“闕”與“不闕”的改編，使該本漸失舊貌。錢東垣等編《崇文總目輯釋》五卷刻本的底本，與錢大昕手跋本同源。在乾隆時期，從朱彝尊二校本而出，產(chǎn)生了改變行款的半葉十行本的抄本?！端膸烊珪返闹匦Ｊ肀荆瑥氖斜径?。在清代，不少曾經(jīng)存在并成為他本底本的抄本，今已佚失。
今存抄本上的?？保饔形墨I價值。湘圖藏的十行本，是反映四庫全書館工作的重要抄本，其上先有翁方綱校核，后有從四庫館采進本上錄副的校語，其中，二校內(nèi)容，來自今已散佚的《永樂大典》。四庫閣本厘為十二卷，在吸收《永樂大典》?？背晒麜r，也間有失校、誤校。南圖藏的錯葉重編本為錢大昕舊藏，別集部分的錢大昕手校，是錢大昕熟稔史志別集的反映；卷末手跋，是錢大昕乾隆年間對于該抄本的認識，在后來嘉慶年間成稿的《十駕齋養(yǎng)新錄》中，對手跋觀點既有繼承，也有更正。此外，錢東垣等編《崇文總目輯釋》，在探索整理《崇文總目》體例和推動《崇文總目》的流傳上，有著重要意義，但該書底本為錯葉重編本，底本的先天不足，外加《輯釋》?？^程中的失當與訛誤，使得該本的文獻價值頗受局限。
梳理《崇文總目》的抄本、校本的源流及其性質(zhì)，有助于今后進一步開展《崇文總目》的輯校工作。重新輯校時，當厘清紹興改定本的體例，匯校諸本，吸收各本上的校勘記，以期更好地還原這部北宋時編寫、南宋時改定的書目。本校以外，對《崇文總目》的?？?，亦當采用他校、理校等。他校的材料，需要對史源進行縝密的分析，來補輯可靠的《崇文總目》中著錄的撰人與解題[51]。翁方綱四庫館的纂修稿中校閱札記，能反映紹興改定本《崇文總目》面貌。不過，這一部分材料中，所涉《永樂大典》中摘引《崇文總目》《四庫闕書》的層次復雜，且翁方綱僅記錄至《永樂大典》匯編部分的“史部·地理類”，而間或存在筆誤，須謹慎復核?！睹貢±m(xù)編到四庫闕書》與《崇文總目》一起，在南宋紹興年間改定，其中少量書籍和《崇文總目》重出，二書中著錄書籍的卷帙、注“闕”的情況，值得復核。以往的校勘中，雖然采用了《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與《通志·藝文略》等書，但對于各書的成書過程及?？币饬x，并未充分認識。歐陽脩等于嘉祐年間修纂《新唐書·藝文志》，對《舊唐書·經(jīng)籍志》進行了修訂（“著錄”部分）與增補（“不著錄”部分）。修訂的“著錄”部分，包括據(jù)《崇文總目》對《舊唐書·經(jīng)籍志》進行更定，換言之，不少從《舊唐書·經(jīng)籍志》至《新唐書·藝文志》的異文，源于《崇文總目》的著錄；增補的“不著錄”部分，包括據(jù)《崇文總目》著錄的館閣現(xiàn)藏書和史傳記載添入，故《新唐書·藝文志》中撰人的簡單生平小注等，實即摘引自《崇文總目》解題。這些修訂增補，提供了稽考北宋六十六卷本《崇文總目》著錄情況與解題的線索[52]?！端问贰に囄闹尽窊?jù)宋代四部《國史·藝文志》刪削而成，去《崇文總目》編纂已遠，《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記載的撰人有所齟齬的，《宋史·藝文志》的可靠度，當?shù)陀凇缎绿茣に囄闹尽??！锻ㄖ尽に囄穆浴烦楸娔慷?，鄭樵所得，包括《崇文總目》《秘書省續(xù)編到四庫闕書》等，故《通志·藝文略》中所引《崇文總目》條目及其異文，亦可作為《崇文總目》的重要參校本。
《崇文總目》的各抄本、校本的層次較為復雜，彼此間的源流關系較為錯綜，根據(jù)上文的考述，試繪《崇文總目》的抄校本源流圖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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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天一閣博物館、靜嘉堂文庫的協(xié)助，并得到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董婧宸老師的切磋研討，承蒙匿審專家指正，特此致謝。
[①]《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崇文總目》為“十二卷”，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著錄為“二十卷”。據(jù)《文瀾閣四庫全書版況一覽表》：“《崇文總目》二十卷，原抄七、八，補丁抄?！保ā墩憬瓐D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28頁。）近得北京大學圖書館吳冕老師協(xié)助，獲見杭州出版社影印的文瀾閣本《崇文總目》（史部第687冊）。文瀾閣本書前提要，從文本比勘來看，當據(jù)《四庫全書總目》浙本謄錄，提要卷數(shù)謄作“十二卷”，而全書實抄作二十卷。原抄的卷七至八為一冊，與存世的四庫全書南三閣本形制同，首葉鈐有“古稀天子之寶”印，末葉鈐“乾隆御覽之寶”印，所抄內(nèi)容，相當于《崇文總目》舊抄本卷三四至四四的內(nèi)容。經(jīng)?？?，可以發(fā)現(xiàn)，《崇文總目》文瀾閣本丁氏補抄之底本，即為今藏南京圖書館的有錢大昕手跋并遞經(jīng)丁丙善本書室收藏的《崇文總目》清抄本。蓋補抄內(nèi)容，符合“錯葉重編”之排序，且該抄本卷十九“別集五”的“採龍集”（按，“採”當為“探”之形訛）下，注“偽唐徐寅撰”。今所存的《崇文總目》各清抄本、四庫本上，此條無撰人，《崇文總目輯釋》補釋撰人作“徐寅撰”；唯錢大昕手跋本在書名下，有錢大昕據(jù)從黃丕烈處所閱也是園舊抄本《釣磯文集》校補的五字小注“偽唐徐寅撰”，且錢大昕另于天頭手書：“徐師仁《〈釣磯文集〉序》引《崇文總目》云云，正字實未嘗仕偽唐也。”由此，文瀾閣補抄之底本可定讞。補抄部分，底本明確，且補抄的卷一至卷六，卷九至卷二十，因未見四庫閣本，對《崇文總目》之分卷與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全異，亦無四庫館臣之考證、據(jù)歐陽脩集校補的類敘等內(nèi)容。下文在討論四庫本時，文瀾閣本的補抄部分概不闌入。
[②]《崇文總目》國圖清抄本卷五（原卷二七）“小說上”的“《續(xù)定錄》一卷（闕）”，有黑筆校勘，在“續(xù)”下補入“前”字，“《感定命錄》一卷（闕）”的“感”，有黑筆?？保c去“感”，旁校作“續(xù)”字，此二條，均為錢東垣《崇文總目輯釋》校補后形成的異文，這一異文，與《崇文總目輯釋》底本及錢大昕手跋本亦不同，故可知參校本為《崇文總目輯釋》。另外，如國圖清抄本卷四（原卷二二）“傳記下”的“《廣考新書》”，“考”為誤字，黑筆校勘，改作“孝”，下有闌入號，未補字，實與《崇文總目輯釋》、錢大昕手跋本此條的“《廣孝□新書》”相合。
[③]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總目》浙本等，“托克托”下有注：“案托克托原作脫脫，今改正”，《四庫全書總目》殿本無注。文溯閣本書前提要，較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等，無以下一段：“考《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隋書·經(jīng)籍志》參考《七錄》，互注存佚，亦沿其例?！短茣酚谧髡咝彰灰娂o傳者，尚間有注文，以資考核。后來得略見古書之崖略，實緣于此，不可謂之繁文。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務欲凌跨前人，而《藝文》一略，非目睹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自揣海濱寒畯，不能窺中秘之全，無以駕乎其上，遂惡其害已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后托克托等（案，托克托原作脫脫，今改正）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顛倒，瑕隙百出，于諸史志中最為叢脞，是即高宗誤用樵言，刪除序釋之流弊也?！眹鴪D藏清抄本書前提要，較文溯閣本書前提要為多，唯上段中“鄭樵作《通志》二十略”起至“刪除序釋之流弊也”，亦無。
[④]按，文淵閣本脫漏卷五六“釋書下”的“《破胡集》”（國圖清抄本作“《破釋集》”）一條及其館臣按語，故僅有七十八條。
[⑤]第一部分，翁方綱迻錄采進本札記和分纂稿，見〔清〕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影印本），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六冊，第430—436頁；參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崇文總目》”條，第415—420頁。第二部分，翁方綱調(diào)閱《永樂大典》及《永樂大典》中《崇文總目》校閱札記，見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影印本），第十三冊，第1125—1140頁；參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崇文總目》”條、“《永樂大典》條”，第420—433頁，第625頁。第三部分，相關《永樂大典》札記，實為翻閱對應《永樂大典》隨手所作札記，包括摘引摘引《文獻通考》“說文”條下引《容齋隨筆》、摘引《文獻通考》“唐余錄”條下引《直齋書錄解題》、提出《永樂大典》中《崇文總目》書名重出抵牾的按語、《四庫闕書》札記一條和錄施宿跋《石鼓音》，見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影印本），第十二冊，第1078—1079頁，參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容齋隨筆》等（關于《永樂大典》）”條、“《石鼓音》”條，第628—629頁、第151頁。
關于翁方綱校閱札記的具體性質(zhì)、翁方綱在四庫館中調(diào)取《永樂大典》的前后始末、《永樂大典》中所收《崇文總目》《四庫闕書》體例等，參見董岑仕《〈永樂大典〉之〈崇文總目〉〈四庫闕書〉考——兼論〈永樂大典〉中的四十二卷書目匯編》（《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一輯下卷，2018年）。
[⑥]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崇文總目》”條，第432頁。四庫本《崇文總目》“書類”《尚書斷章》及“卜筮類”《歷數(shù)緯文軌?》的“謹按”中，亦言及“天一閣抄本”“朱彝尊抄本”，泄露該本底本實從朱彝尊傳抄天一閣本而出。
[⑦]翁方綱校閱《永樂大典》中《崇文總目》，在札記的有格稿紙部分中，用“△”“○”分層記錄，“△”為《永樂大典》第一層匯編諸目的體現(xiàn)，“○”為《永樂大典》第二層紅字書“崇文總目”后的摘引，《四庫闕書》的摘引，另書于天頭。從札記的體例可證，翁方綱札記反映的實為《永樂大典》的匯編面貌，而非四庫采進本面貌。
[⑧]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427頁。
[⑨]翁方綱言：“《永樂大典》所引《崇文總目》敘錄各條，皆是從馬氏《通考》摘出者。其所引《崇文總目》之書名，則即朱彝尊所抄于天一閣之本。而《大典》所摘采者有二層焉：其一則摘取其書名卷數(shù)，與《漢志》《隋志》《新、舊唐志》《宋志》諸所載之目，核其同異。一則以紅字標“崇文總目”，而將前所未摘引者匯著于此，則是漢、隋、唐、宋諸志所無，而其為目亦不甚多。然以其為摘采之所余，是以前后次第或有倒置參差，與朱抄多不合者。要之，其即朱所抄之本無疑也。”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33頁。
[⑩]楊恒平關注到了湘圖本與四庫全書本有密切的關系，而相信葉啟勛、葉啟發(fā)的鑒定，以為此本即為朱彝尊、翁方綱批校的朱彝尊從天一閣傳抄之本，并指出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引“彝尊庚辰九月自跋于尾”的跋尾與此本相合，認定為湘圖本為“庫本底本”。侯印國亦據(jù)書后朱彝尊跋與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以為，湘圖本“即朱彝尊舊藏本和四庫館臣所用底本”，翟新明以為“湖南圖書館所藏翁方綱批校本是據(jù)朱彝尊本與《永樂大典》批校，當為四庫輯本之底本”。誠然，朱彝尊跋《崇文總目》，有文集本與書跋兩種版本。文集本收入《曝書亭集》卷四十《崇文書目跋》，湘圖本的書跋與之不同，而翁方綱《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的分纂稿一篇，言“彝尊于康熙庚辰九月自跋于尾，謂欲從《六一居士集》暨《文獻通考》所采別抄以補之，而自謂老而未能辦也，蓋彝尊是時年七十有二矣”，實據(jù)書跋立論，而非《曝書亭集》的文集本，而《四庫全書總目》和書前提要中，此段改作“彝尊《曝書亭集》有康熙庚辰九月作是書跋，謂欲從《六一居士集》暨《文獻通考》所載別抄一本以補之，然是時彝尊年七十二矣，竟未能辦也”，誤增“《曝書亭集》”四字，且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均未抄錄朱彝尊的書跋，致后人多有誤解。但湘圖本并非朱彝尊舊藏本，該本雖與四庫本密切的關系，但并非“四庫輯本之底本”，辨詳下。
[?]參見劉薔《“翰林院印”與四庫進呈本真?zhèn)沃卸ā?，《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6年第一期。
[?]如倪模舊藏《崇文總目》，分二卷，實為湘圖本的乾嘉時期的錄副本，而朱彝尊書跋未錄副。
[?]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30頁。
[?]如“《尚書》十三卷”等文淵閣、文津閣本的“謹按”與湘圖本校記幾乎全同。“小學類”下“《廣雅音》一卷”，湘圖本校記：“《大典》引此條云：《宋志》張揖《廣雅音》三卷?！冻缥目偰俊吠！端逯尽匪木怼！蔽臏Y閣本、文津閣本作：“謹按：《永樂大典》云：《宋志》張揖《廣雅音》三卷?！冻缥目偰俊吠??！蔽臏Y閣本、文津閣本幾同湘圖本，唯無“《隋志》四卷”。
[?]葉啟勛、葉啟發(fā)對《崇文總目》抄校本中的不少抄、校性質(zhì)有誤判，但這些內(nèi)封題簽、書后“《緯略》”條、葉次等字跡為翁方綱手跡的鑒定當為無誤。葉35b的情形，詳后文。另外，書前所夾箋紙之“并繳《斜川集》后二本一并送上”，疑亦與四庫館中周永年從《永樂大典》輯蘇過《斜川集》后諸人傳抄此本有關，翁方綱曾有《斜川集》的《永樂大典》輯本，見《斜川集》乾隆五十三年刊本趙懷玉序。但該箋紙的字跡屬誰、“歲次己巳”印為何人印，其背后的往還過程等，尚難以盡解，俟后考。
[?]按，翁方綱對錄副抄本時，須依原書行款錄副這一點十分在意，在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影印手稿本，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匯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中多有出現(xiàn)。
[?]關于四庫館中的私家抄校事宜、校閱時限等，參見楊洪升《四庫館私家抄校書考略》，《文獻》2013年第1期。據(jù)翁方綱與尹嘉銓札，“非其本纂之人，則借不能多時”，“此書早晚要交武英殿抄，如本纂者要看，則尚可借留旬時云云”。（〔清〕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輯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01頁）因翁方綱擔任《崇文總目》的分校工作，故可乘辦書之便，反復請人抄、自校、再抄。
[?]除此之外，不少條目，在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中，與《崇文總目》的舊抄本（天一閣本、半葉十行本系統(tǒng)等）有異文，據(jù)翁方綱札記引用的《永樂大典》中《崇文總目》紹興改定本可知，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實據(jù)《永樂大典》校改，而這些條目，湘圖本無校記。此亦可證，湘圖本上校記當為四庫采進本上校記之錄副，在錄副過程中，校記有脫漏，此本僅為錄副本，而非四庫底本，例見后文。
[?]〔宋〕高似孫《緯略》，守山閣叢書本。
[?]〔宋〕黃伯思《東觀余論》卷下，《中華再造善本》據(jù)嘉定三年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葉69a—69b。
[21]翁方綱藏書、藏拓等，散落較多，部分入何紹基東洲草堂，何紹基道光二十八年作有《五十歲初度日，題所藏翁題延年益壽瓦當拓本，用蘇齋原韻四首》，即為藏有翁方綱題款的延年益壽瓦拓本之自述；葉啟發(fā)《華鄂堂讀書小識》卷三著錄的“《寶真齋法書贊》二十八卷（武英殿聚珍本，翁方綱、何紹基批校）”等，亦為翁方綱舊藏書籍入藏何紹基東洲草堂之證。
[22]何氏藏書，經(jīng)何詒愷入藏葉氏處，參見葉啟勛“《玄牘紀》一卷《續(xù)紀》一卷《謝山田舍借書抄》一卷”書錄，葉啟勛、葉啟發(fā)撰，李軍點?！抖~書錄》，第67頁。
[23]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30頁。
[24]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31頁。
[25]今按，《宋史·藝文志》有“《名賢姓字相同錄》一卷”，或《永樂大典》所引有誤抄，而不當校改。
[26]今按，《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有“《吳湘事跡》一卷”，此條校改無誤。
[27]此外，卷三“禮類”下“《謚法》十卷”，天一閣本、朱彝尊本、錢大昕手跋本等作“四卷”，十行本系統(tǒng)的上圖本、湘圖本，誤抄作“十卷”，湘圖本無校記，翁方綱札記中有“《謚法》四卷”，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按語：“按，《永樂大典》引此作《謚法》四卷，《文獻通考》亦同?！本硭摹皹奉悺毕隆啊肚僬{(diào)譜》五卷（闕）”，天一閣本、朱彝尊本、錢大昕手跋本等作“三卷（闕）”，十行本系統(tǒng)的上圖本、湘圖本，誤抄作“五卷（闕）”，湘圖本無校記，翁方綱札記中有“《琴調(diào)譜》三卷（缺）”，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有按語：“按，《永樂大典》引《宋志》作《琴譜調(diào)》三卷，《文獻通考》同?！贝硕酁槲谭骄V札記有而湘圖本無校記，四庫本據(jù)《永樂大典》所引另出館臣按語之例。
[28]《崇文總目輯釋》則校補作“《［麟角］抄》十二卷”，校補無誤。
[29]今按，此處所錄，上圖本、湘圖本共計十條不帶“闕”，其中，“新集脈色要訣一卷”“經(jīng)要集一卷”“金匱指微訣一卷”、“病源手鑒一卷”“五鑒論一卷”“太元新論一卷”“□□方一卷”、“性要錄一卷”八條，在天一閣本中均注“闕”，僅“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金匱玉函要略三卷”兩條，天一閣本原無“闕”字。湘圖本的旁校中，僅兩條據(jù)《永樂大典》以朱筆校補“缺”字，其余則無。
[30]今按，《通志》卷六九《藝文略》“醫(yī)方·脈經(jīng)”則有“《自經(jīng)要集》一卷”，《宋史·藝文志》有“《身經(jīng)要集》一卷”，與《永樂大典》所引似均有異文。
[31]今按，《通志·藝文略》“醫(yī)方·本草用藥”另有“《藥證病源》五卷（蔣淮撰）”，《宋史·藝文志》則作“蔣淮《藥證病源歌》五卷”，疑當補作“藥”而四庫館校補誤。
[32]今按，《通志·藝文略》“醫(yī)方·五藏”則有“《燕臺要術》五卷（沙門應元撰）”，疑四庫館校補誤。
[33]今按，此條天一閣本即有脫文空字，湘圖本校補作“《集諸要方》一卷”后，與《崇文總目》“醫(yī)書二”的“《集諸要妙方》一卷（闕）”，似有重出，且目錄記載中，未見他書引作“集諸要方”的，疑此處校補有誤。
[34]今按，首字《崇文總目輯釋》校補作“養(yǎng)”。《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玉?！に囄摹贰疤票静荨D”俱有“《藥性要訣》五卷”，王方慶撰，湘圖本校補作“《藥性要錄》一卷”，書名、卷數(shù)均有異文；《宋史·藝文志》另有“《養(yǎng)性要錄》一卷”，書名、卷數(shù)來看，當以《崇文總目輯釋》所補為是。
[35]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33頁。
[36]如四庫本原卷二一“傳記上”的“《文士傳》十卷”和卷二七“小說上”的“《續(xù)事始》五卷（馮鑒撰）”下的“謹按”。
[37]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27頁。
[38]〔宋〕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第589—590頁。
[39]著錄書籍編纂成書時卷帙的《舊唐志·文苑傳》《新唐志·藝文志》均作“三十卷”，但《崇文總目》“二十一以下缺”，故當作“二十卷”?！冻缥目偰俊泛汀吨信d館閣書目》是宋代修《國史·藝文志》的史源，元代刪修《國史·藝文志》，編成《宋史·藝文志》，故《宋史·藝文志》中著錄《三國典略》作“二十卷”。
[40]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29頁。
[41]翁方綱撰，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第429頁。
[42]關于翰林院四庫稿本的版本特點，參見張升《〈四庫全書〉的底本與稿本》，《圖書館情報工作》，2008年第11期。
[43]從四庫館的分纂稿來看，一開始的校辦過程中，均不注書籍來源與版本信息，伴隨著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頒布《諭內(nèi)閣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將藏書人姓名附載于各書提要末并另編〈簡明書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8頁），才開始在編纂《總目》時，加入書籍出處來源，少量分纂稿中，亦有補標版本的情況。然而，之后成稿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中，共一八七八篇提要，僅五條標注了出處來源，余皆闕如。此后的《四庫全書總目》各稿中，才陸續(xù)補全版本信息，而于《永樂大典》輯本則注“《永樂大典》本”。
[44]趙庶洋指出“永樂大典本”實屬誤題后，提出“由于受到分纂稿中提到《永樂大典》的影響，在當時又有《四庫全書》所收輯佚書多是輯自《永樂大典》的印象，才標注作‘《永樂大典》本’”。（趙庶洋《〈四庫全書〉本〈崇文總目〉底本質(zhì)疑》，《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三期）筆者以為，這一理解有可解釋性，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在于另行謄抄、用紙?zhí)貏e的四庫稿本。
[45]因重出而校刪的，包括卷十三“雜史下”中“《十二國史》”、卷十四“偽史”中《家王故事》、卷十七“刑法”中“《法要》一卷（闕）”、卷二十“歲時”中“《四時纂要》五卷”（按，此條行款，湘圖本、上圖本作小注）、卷三九“卜筮”中“《靈棋經(jīng)》一卷”、卷六六“文史”中“《續(xù)古今詩人秀句》二卷（闕）”。其中，卷六六“文史”類中“《續(xù)古今詩人秀句》二卷（闕）”一條，僅十行本系統(tǒng)的湘圖本、上圖本誤衍，而四庫館在校刪時，刪去了第二次出現(xiàn)的條目，核之天一閣本，誤衍的實為第一條。
[46]因底本存在空字而四庫館無法校補，選擇校刪的，包括卷三十“（書）類［書］上”之“《□抄》十二卷”、“《青□》十卷”兩條；卷六十“別集二”中“《□□集》二十卷”、卷六三“別集五”中“《鼎詩》一卷（闕）”、“《□□詩》一卷（闕）”兩條，共計五條；其中，“《鼎詩》一卷（闕）”，在天一閣本、南圖張蓉鏡舊藏本等中作“《□鼎詩》一卷（闕）”，有空字。
[47]命，文淵閣本作“命”，文津閣本、國圖清抄本作“合”。
[48]如卷十八“地理類”，“《黠戞斯朝貢圖傳》一卷”，各本均有“傳”字，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無；“《四夷朝貢錄》十卷”，各本均有“十卷”二字，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無；“《冀州圖》二卷（闕）”，各本有“闕”字，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無，應當是從四庫采進本轉抄至四庫稿本時出現(xiàn)了脫漏?！啊缎录乩碇尽肪啪怼?，“集”字各本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均作“雜”，當為四庫采進本轉抄至四庫稿本出現(xiàn)了訛誤，“《大唐西域記》十三卷”，各本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作“十二卷”，或為四庫采進本轉抄至四庫稿本，館臣據(jù)《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傳世本，或亦參考《永樂大典》中卷帙，校改卷數(shù)。又如卷三二“算術類”，天一閣本、湘圖本、上圖本等，均有“《算法口訣》一卷（闕）”，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國圖清抄本此條均作“《算口訣》一卷（闕）”，無“法”字，當為謄抄至四庫稿本時，有誤脫。
[49]按，筆者曾比勘《永樂大典》輯本的《宣和北苑貢茶錄·北苑別錄》的翰林院四庫稿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知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抄本的部分異文，與翰林院四庫稿本上的校次密切相關。其中，該書翰林院四庫稿本上有三次?？钡暮圹E，朱筆?？保诠P一校，黑筆二校。朱筆?？敝簧婕白中萎愺w字的寫法，而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的寫本字形上，與朱校均同；黑筆一校的文字，為文淵閣本所采納，黑筆二校，為文津閣本所采納。
[50]按，尤為顯證的為《輯釋》原卷二九“兵家”下，在“《神機武略兵要望江南詞》一卷”后，有“《□見管十卷余》”一條作大字書名，此句原為天一閣本、朱彝尊本小注，錢大昕手跋本與錢侗家藏舊抄本脫漏注文，而四庫本中，小注以大字低一格書于書名后，錢侗等誤以注文為首闕一字之書名，而校補作“《□見管十卷余》”。四庫本中，文津閣本、國圖藏清抄本小注作“見管十卷余”，文淵閣本作“見管子十卷”，由四庫各本間的異文可知，錢侗等所得當非文淵閣本的傳抄本。
[51]這一方面，錢東垣等《崇文總目輯釋》最先做出探索，隨后，陳漢章《崇文總目輯釋補正》（綴學堂叢稿初集）在未見《崇文總目》舊抄本的情況下，廣征文獻，進行了不少補正工作。近年來，趙庶洋《〈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三輯，2010年）對《崇文總目輯釋》作出了不少補充和更正。翟新明《〈崇文總目〉總集類?？肌罚ā豆诺湮墨I研究》，第二十輯下卷，2017年）即突破以往研究往往參照《崇文總目輯釋》刻本，改用天一閣本作為底本，并參校眾本，探索《崇文總目》重新校理的義例?！遁嬦尅贰翱偧悺钡牡妆?，已重編“闕”與“不闕”次第，但“總集”類并非諸本中?？睂哟屋^復雜的類目，“總集上”中，無朱彝尊增補的撰人小注，湘圖本除一處乙正上欄以外，無校記；錢大昕手跋本此卷無批校，且湘圖本、上圖本、文津閣本亦均未被列入?yún)⑿１?，故如何更完善地匯校諸本，仍有繼續(xù)探索的空間。
[52]馬楠指出：“《新唐志》在《舊唐志》基礎上，在‘著錄’部分補入了《隋志》所載的貞觀藏書，在‘不著錄’部分補入《崇文總目》等目所載的北宋見存的唐人著述，又根據(jù)史傳文獻補入了唐時當有的著述，結合了‘記藏書’與‘記著述’?！薄皯c歷時《崇文總目》著錄崇文院見存唐人書，嘉祐時補入《新唐志》“不著錄”，還有一個特殊作用：《崇文總目》解題多佚，正可用補入。”參見馬楠《〈新唐書藝文志〉增補修訂〈舊唐書經(jīng)籍志〉的三種文獻來源》，《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1期，第4—21頁。
注：本文發(fā)表于《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此
注：本文發(fā)表于《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此據(jù)作者word排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董岑仕老師授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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