頡剛足下：
我這幾年到歐洲，除最初一時間外，竟不曾給你信，雖然承你累次的寄信與著作。所以雖在交情之義激如我們，恐怕你也輕則失望，重則為最正當之怒了。然而我卻沒有一天不曾想寫信給你過，只是因為我寫信的情形受牛頓律的支配，“與距離之自成方之反轉(zhuǎn)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懶者之行步，德國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國內(nèi)朋友信竟是稀得極厲害，至于使老母發(fā)白。而且我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復(fù)原狀態(tài)。我的身體之壞如此，這么一個習(xí)慣實有保護的作用救了我一條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當年讀稽叔夜的信說他自己那樣懶法，頗不能了解，現(xiàn)在不特覺得他那樣是自然，并且覺得他懶得全不盡致。我日日想寫信給你而覺得拿起筆來須用舉金箍棒之力，故總想“明天罷”。而此明天是永久不來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明天，明天……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對于愛我的朋友如你，何以為情！
私事待信末談，先談兩件《努力周報》上事物。在當時本發(fā)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zhàn)，然而以懶的結(jié)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著，必然寫出寄適之先生交別的報登，竊自比季子掛劍之義，然而總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當時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記得者寄我頡剛。潦草，不像給我頡剛的信，但終差好于無字真經(jīng)。只是請你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對于丁文江先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guān)系》一篇文章的意見。（以下見《評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guān)系》文，不復(fù)載。）
其二，論頡剛的古史論。三百年中，史學(xué)，文籍考訂學(xué)，得了你這篇文字，而有“大小總匯”。三百年中所謂漢學(xué)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xué)問：一是語文學(xué)，二是史學(xué)，文籍考訂學(xué)。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么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jīng)世之論等。拿這兩樣比著看，量是語文學(xué)的成績較多。這恐怕是從事這類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為從事這科，不如從事史學(xué)文籍考訂者所受正統(tǒng)觀念限制之多。談?wù)Z言學(xué)者盡可謂“亦既覯止”之覯為交媾，“握椒”之為房中藥。漢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為“大儒”。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跡”布出，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這一派比較發(fā)達上差少的史學(xué)考訂學(xué)，一遇到頡剛的手里，便登時現(xiàn)出超過語文學(xué)已有的成績之形勢，那么你這個古史論價值的大還等我說嗎？這話何以見得呢？我們可以說道，頡剛以前，史學(xué)考訂學(xué)中真正全是科學(xué)家精神的，只是閻若璩、崔述幾個人。今文學(xué)時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華之士；又專以門戶為見，他所謂假的古文，固大體是假，他所謂真的今文，亦一般地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績，只是一部《古文尚書》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這也只是提議，未能成就）；而語文那面竟有無數(shù)的獲得。但是，這語文學(xué)的中央題目是古音，漢學(xué)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所以最大的成績是統(tǒng)計的分類通轉(zhuǎn)，指出符號來，而指不出實音來?，F(xiàn)在尚有很多的事可做；果然有其人，未嘗不可凌孔軒而壓倒王氏父子。史學(xué)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fā)揮之后，大體之結(jié)構(gòu)已備就，沒有什么再多的根據(jù)物可找。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后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只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關(guān)于文籍的發(fā)掘，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fā)現(xiàn)，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jīng)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shù)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xué)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后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于后來的掘地，而后來的掘地卻有待于你這古史論?，F(xiàn)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后來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發(fā)現(xiàn)不可期，系統(tǒng)的發(fā)掘須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wěn)地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無量題目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猶之乎我們可以造些動力學(xué)的Theorem，但這根本是Newton的。我們可以研究某種動物或植物至精細，得些貫通的條理，但生物學(xué)的根本基石是達爾文。學(xué)科的范圍有大小，中國古史學(xué)自然比力學(xué)或生物學(xué)小得多。但它自是一種獨立的，而也有價值的學(xué)問。你在這個學(xué)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xué)，達爾文之在生物學(xué)。
去年春天和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xué)的?！邦R剛是在史學(xué)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么寶貝，然而以他所據(jù)的地位在中央的緣故，終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學(xué)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么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忌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zhí)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p>
頡剛，我稱贊你夠了么！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此特你應(yīng)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yè)弄成。我看見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上，《讀書雜志》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號未見過，十四號后也未見過）所登的。我見別處登有你題目，十四號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間你必更有些好見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來禹的一個次序，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幾個觀念，如堯、舜、神農(nóng)、黃帝、許由、倉頡，等等，都仔細照處理禹的辦法處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歷時變的。龜甲文上成湯并不稱成湯?！渡添灐防锏奈渫跏莻€光大商業(yè)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吨苷a》里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別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jié)論到周之克殷，“于湯有光”的滑稽調(diào)上去（此恰如滿酋玄燁諛孝陵的話）。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于文王周公的轉(zhuǎn)變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距诐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距诐行的冢相。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zhèn)€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zé)任者。（可惜滿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滿酋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鬃訌摹墩撜Z》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豈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著頭腦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jīng)論》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shù)便如訟棍。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作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實新學(xué)偽經(jīng)，便是清朝的康有為作的。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只是所習(xí)慣的環(huán)境太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zhèn)鳎褐髁x是前進不能，后退不許，半空吊著，簡直使孔丘活受罪。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著哩。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歷史學(xué)的興味外，也可以滅掉后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復(fù)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fā)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xué)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后，可以轉(zhuǎn)去分析各個經(jīng)傳子家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后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后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標準。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它是個“大小總匯”，只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xué)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于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什么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于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jié)h學(xué)的問題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來。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涌泉。當時不寫下，后來忘了一大半?，F(xiàn)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其中好些只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yīng)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丟去。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xué)》《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見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學(xué)》《中庸》之分析。后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又把《禮運》一分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寫如下：
《大學(xué)》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笨梢娒献訒r尚沒有《大學(xué)》一種完備發(fā)育的“身家國天下系統(tǒng)哲學(xué)”。孟子只是始提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xué)》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學(xué)》在后?！洞髮W(xué)》老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業(yè)是也。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也。列國分立時之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定于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guān)系。然而《大學(xué)》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財。理財本是一個治國的要務(wù)；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wù)，必在天下已一之后?？梢姟洞髮W(xué)》不見于秦皇?！洞髮W(xué)》引《秦誓》，《書》是出于伏生的，我總疑心《書》之含《秦誓》是伏生為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xué)》要后于秦代了。且《大學(xué)》末后大罵一陣聚斂之臣。漢初兵革擾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最不曾用聚斂之臣，而景帝也未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xué)》也就大罵而特罵了。《大學(xué)》總不能先于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xué)》是對時而立論，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輪臺下詔之前乎？且《大學(xué)》中沒有一點從武帝后大發(fā)達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見以斷于武帝時為近是。不知頡剛以我這鹽鐵論觀的《大學(xué)》為何如？
《中庸》《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其所謂中庸，正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Petit bourgeois之人生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辈皇鏊麟[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yǎng)，不談大題而論社會家庭間事，顯然是一個世家的觀念（其為子思否不關(guān)大旨），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的東西，顯然不是一個發(fā)大議論的筆墨——漢儒的筆墨。從“子曰鬼神之為德”起，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已經(jīng)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學(xué)。此一節(jié)顯然像是甲部、丙部之過渡。至于第三部，從“哀公問政”起到篇末，還有頭上“天命之謂性”到“萬物育焉”一個大帽子，共為丙部，純粹是漢儒的東西。這部中所謂中庸，已經(jīng)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吨杏埂繁臼且患抑⊙?，而這一部中乃是一個匯合一切，而謂其不沖突——太和——之哲學(xué)。蓋原始所謂中者，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從其兩端；此處所謂中者，以其中括合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時（羲和），下襲水土（禹）。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一個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孔子去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他一爐而熔之。“九經(jīng)”之九事，在本來是矛盾的，如親親尊賢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這個“累層地”，你以為對不對？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為雖提禎祥，尚未入緯。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tǒng)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tǒng)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它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fā)的議論對于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它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shù)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語錄。話說得無論如何頭腦不清，終不能成八股。以事為學(xué)，不能抽象。漢儒的八股，必是以學(xué)為學(xué)；不窺園亭，遑論社會。
《禮運》《禮運》一篇，看來顯系三段?！笆侵^疵國，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應(yīng)于此斷，不當從鄭）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復(fù)問曰”到“禮之大成”一節(jié)須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魯生的文章?！胺蛘乇居谔臁币韵率且欢?，是炎炎漢儒的議論，是一個漢儒的系統(tǒng)玄學(xué)。這兩段截然不同。至于由“言偃復(fù)問曰”到“禮之大成”一段，又和上兩者各不同，文辭略同下部而思想則不如彼之侈?！笆菫樾】怠保瑧?yīng)直接“舍魯何適矣”?，F(xiàn)在我們把《禮運》前半自為獨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節(jié)去看，魯國之鄉(xiāng)曲意味，尚且很大。是論兵革之起，臣宰之僭，上規(guī)湯武，下薄三家的仍類于孔子正名，其說先生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傳》實指其名的地步。又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談堯舜，偏偏所謂“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后人所指堯舜的故事。堯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這理想，然后再Incarnated到誰和誰身上去。此地很說了些這個理想，不曾說是誰來，像是這篇之時之堯舜尚是有其義而無其詞，或者當時堯舜俱品之傳說未定，尚是流質(zhì)呢。所談禹的故事，反是爭國之首，尤其奇怪。既不同雅頌，又不如后說，或者在那個禹觀念進化表上，這個《禮運》中的禹是個方域的差異。我們不能不承認傳說之方域的差異，猶之乎在言語學(xué)上不能不承認方言。又他的政治觀念如“老有所終”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詳。又這篇中所謂禮，實在有時等于《論語》上所謂名。又“升屋而號”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又“玄酒在室”至“禮之大成也”一段，不亦樂乎的一個魯國的Petit bourgeois之Kultur。至于“嗚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論。春秋戰(zhàn)國間大夫紛紛篡諸侯，家臣紛紛篡大夫，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這時候尚未甚遠。這篇文章雖然不像很舊，但看來總在《易·系》之前。
《易·系》總是一個很遲的東西，恐怕只是稍先于太史公。背不出，不及細想。
（二）孔子與六經(jīng)
玄同先生這個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許多云霧。我自己的感覺如下：
《易》 《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薄吨杏埂罚骸拔嵴f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xué)殷禮，有宋存焉。吾學(xué)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薄抖Y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附《易》于宋，由這看來，顯系后起之說。而且現(xiàn)在的《易》是所謂《周易》，乾上坤下，是與所謂《歸藏》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訂，則傳說之出自孔門，絕不會如此之遲，亦不會如此之矛盾紛亂。且商瞿不見于《論語》，《論語》上孔子之思想絕對和《易·系》不同。
《詩》 以墨子證詩三百篇，則知詩三百至少是當年魯國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魯人）?？础蹲髠鳌贰墩撜Z》所引《詩》大同小異，想見其始終未曾有定本?？鬃佑趧h詩何有焉。
《書》 也是如此。但現(xiàn)在的《今文尚書》，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書不同了?，F(xiàn)在的今文面目，與其謂是孔子所刪，毋寧謂是伏生所刪。終于《秦誓》，顯出秦博士的馬腳來。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書》一望而知其假外，周《書》中恐亦不少。
《禮》《樂》 我覺玄同先生所論甚是。
《春秋》 至于《春秋》和孔子的關(guān)系，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茍同。也許因為我從甚小時讀孔廣森的書，印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偏見?，F(xiàn)在先別說一句。從孔門弟子到孔教會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傳奇，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怪異的，二學(xué)究的，三為人情和社會歷史觀念所絕對不能容許的。一層一層地剝?nèi)?，孔丘真成空丘（或云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說孔子不是個歷史上的人。但這話究竟是笑話。在哀公時代，魯國必有一個孔丘字仲尼者。那么，困難又來了?？鬃又泶竺?，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對他的人們的話中證到的?？鬃右允裁淳売上泶竺m無明文，但他在當時享大名是沒有問題的。也許孔子是個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須機會好；他所無端碰到的一個機會是個大題目，如劉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義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題目，總不會沒有原因的。不特孔丘未曾刪定六經(jīng)，即令刪定，這也并不見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敗的六朝，雖然窮博士，后來也以別的緣故做起了皇帝。然當天漢盛世，博士的運動尚且是偏于乘障落頭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藝，便至于終其身不得致公卿。只是漢朝歷史是司馬氏班氏寫的，頗為儒生吹吹，使后人覺得“像煞有介事”罷了。但有時也露了馬腳，所謂“主上所戲弄，流俗所輕，優(yōu)倡之所蓄”也。何況更在好幾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刪述六經(jīng)，也但等于東方朔的誦四十四萬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決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馳名列國的道理?，F(xiàn)在我們舍去后來無限的孔子追加篇，但憑《論語》及別的不多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個線索來。我們說，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詩》《書》而得勢，他于《詩》《書》的研究與了解實在遠不及二千四百年后的顧頡剛，卻是以有話向諸侯說而得名。他是游談家的前驅(qū)。游談家靠有題目，游談家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則為演說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羅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學(xué)問，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只是才氣過人，把當時時代背景之總匯抓來，做一個大題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節(jié)了。
孔丘就是這樣。然則孔丘時代背景的總匯是什么？我想這一層《論語》上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線索。周朝在昭穆的時代尚是盛的時候，后來雖有一亂，而宣王弄得不壞。到了幽王，不知為何原因，來了一個忽然的瓦解，如漁陽之變樣的。平王東遷后的兩個局面，是內(nèi)面上陵下僭，“團長趕師長，師長趕督軍”，外邊是四夷交侵，什么“紅禍白禍”，一齊都有。這個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個一般的風(fēng)氣，而有造成一個普遍的大劫之勢，恐怕是從這時起。大夫?qū)Ｕ?，如魯之三桓，宋之華氏，都是從春秋初年起。晉以殺公族，幸把這運命延遲上幾世（其實曲沃并晉已在其時，而六卿增勢也很快），至于非文化民族之來侵，楚與魯接了界，而有滅周宋的形勢；北狄滅了邢衛(wèi)，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勢。應(yīng)這局面出來的人物，便是齊桓、管仲、晉文、舅犯，到孔子時，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來孔子這樣人物。一面有一個很好的當時一般文化的培養(yǎng)，一面抱著這個扼要的形勢，力氣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論語》上孔子談?wù)蔚拇蠊?jié)，都是指這個方向。說正名為成事之本，說三桓之子孫微，說陪臣執(zhí)國命，論孟公綽，請討田氏，非季氏之兼并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樣熱烈地稱贊管仲?！肮苤傧嗷腹藕现T侯……微管仲，吾其披發(fā)左衽矣?！钡m然這般稱許管仲，而于管仲犯名分的地方還是一點不肯放過。這個綱目，就是內(nèi)里整綱紀，外邊攘夷狄，使一個亂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借用一位不莊者之書名，正所謂“救救文明”（Salvaging the Civilization）。只有這樣題目可以挪來為大本；也只有這個題目可以挪來說諸侯；也只有以這個題目的緣故，列國的君覺著動聽，而列國的執(zhí)政大臣都個個要趕他走路了。頡剛：你看我這話是玩笑嗎？我實在是說正經(jīng)。我明知這話里有許多設(shè)定，但不這樣則既不能解孔子緣何得大名之謎，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較有道理的孔子傳說聯(lián)合貫串起來。假如這個思想不全錯，則《春秋》一部書不容一筆抹殺，而《春秋》與孔子的各類關(guān)系不能一言斷其為無?，F(xiàn)在我們對于《春秋》這部書，第一要問它是魯史否？這事很好決定，把書上日食核對一番，便可馬上斷定它是不是當時的記載。便可去問，是不是孔子所筆削?，F(xiàn)在我實在想不到有什么確據(jù)去肯定或否定，現(xiàn)在存留的材料實在是太少了。然把孔子“論其世”一下，連串其《論語》等等來，我們可以說孔子訂《春秋》，不見得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即令《春秋》不經(jīng)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后不久而出的著作，這著作固名為《春秋》或即是現(xiàn)在所存的“斷爛朝報”。即不然，在道理上當與現(xiàn)在的“斷爛朝報”同類。所以才有孟子的話。這書的思想之源泉，總是在孔子的。既認定綱領(lǐng)，則如有人說“孔子作《春秋》”，或者說“孔子后學(xué)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沒有原理上的分別。公羊家言亦是屢變?！秱鳌罚斗甭丁?，何氏，各不同。今去公羊家之迂論與“泰甚”，去枝去葉，參著《論語》，旁邊不忘孟子的話，我們不免覺得，這公羊?qū)W的宗旨是一個封建制度正名的，確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確不類戰(zhàn)國中的背景，尤其不類漢。三世三統(tǒng)皆后說，與《公羊》本義無涉。大凡一種系統(tǒng)的偽造，必須與造者廣義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與新朝政治是也。公羊家言自然許多是漢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實不與漢朝相干。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后人以歷史待它的原故，于是乎有“斷爛朝報”之說。這話非常的妙。但知《春秋》不是以記事為本分，則它之為“斷爛朝報”不是它的致命傷。這句絕妙好詞，被梁任公改為“流水賬簿”，便極其俗氣而又錯了。一、春秋像朝報而不像賬簿；二、流水賬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賬，并非斷爛之賬。斷爛之賬簿乃是上海新聞大家張東蓀先生所辦《時事新報》的時評，或有或無，全憑高興，沒有人敢以這樣的方法寫流水賬的?！笆贰敝梢挥^念，是很后來的。章實齋說六經(jīng)皆史，實在是把后來的名詞、后來的觀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齊之，等于說“六經(jīng)皆理學(xué)”一樣的不通。且中國人于史的觀念從來未十分客觀過。司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經(jīng)。即司馬君實也是重在“資治”上。鄭夾漈也是要去貫天人的。嚴格說來，恐怕客觀的歷史家要從顧頡剛算起罷。其所以有魯之記載，容或用為當時貴族社會中一種倫理的設(shè)用，本來已有點筆削，而孔子或孔子后世借原文自寄其筆削褒貶，也是自然。我們終不能說《春秋》是絕對客觀?；蛘咭驗楫敃r書寫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所以成了《春秋》這么一種怪文體，而不得不成一目錄，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義而已。這類事正很近人情。魯史紀年必不始于隱公，亦必不終于哀公，而《春秋》卻始于東遷的平王、被弒的隱公，終于獲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個終始。故如以朝報言，則誠哉其斷爛了，如以一個倫理原則之施作言，乃有頭有尾的。
孟子的敘詩和《春秋》雖然是“不科學(xué)的”，但這話雖錯而甚有注意的價值。從來有許多錯話是值得注意的。把詩和倫理混為一談，孔子時已成習(xí)慣了?？鬃拥矫献影俣嗄辏者@方面“進化”，不免到了“詩亡春秋作”之說。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頭一句頗可注意。以狹義論，《春秋》中齊桓晉文事甚少。以廣義論，齊桓晉文事為霸者之征伐會盟，未嘗不可說《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孔子或孔子后人做了一部書，以齊桓晉文之事為題目，其道理可想。又“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翻作現(xiàn)在的話，就是說，雖然以歷史為材料，而我用來但為倫理法則之施用場。
《春秋》大不類孟子的工具。如孟子那些“于傳有之”的秘書，湯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兒，都隨時為他使喚。只有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談，談卻于他無益的樣子。如謂春秋絕殺君，孟子卻油油然發(fā)他那“誅一夫”“如寇仇”“則易位”的議論。如謂“春秋道名分”，則孟子日日談王齊。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孟子則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這些不合拍都顯出這些話里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資助參考的價值。
當年少數(shù)人的貴族社會，自然有他們的標準和輿論，大約這就是史記事又筆削的所由起。史絕不會起于客觀的記載事跡，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后來變成倫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學(xué)的意思起?！秶Z》自然屬下一類，但《春秋》顯然不是這局面，孔子和儒宗顯然不是戲劇家。
總括以上的涉想，我覺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寫是小題，《春秋》傳說的思想是否為孔子的思想是大題。由前一題，無可取證。由后一題，大近情理。我覺得孔子以抓到當年時代的總題目而成列國的聲名，并不是靠什么六藝。
孔子、六藝、儒家三者的關(guān)系，我覺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鄒魯在東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六藝本是當?shù)氐娘L(fēng)化。所以孔子與墨子同誦詩書，同觀列國春秋。與其謂孔子定六藝，毋寧謂六藝定孔子，所以六藝實在是魯學(xué)?；蛘弋敃r孔子有個國際間的大名，又有好多門徒，魯國的中產(chǎn)上流階級每引孔子以為榮，于是各門各藝都“自孔氏”。孔子一生未曾提過《易》，而商瞿未一見于《論語》，也成了孔門弟子了?？组T“弟子列傳”一篇，其中真有無量不可能的事。大約是司馬子長跑到魯國的時候，把一群虛榮心造成的各“書香人家”的假家譜抄來，成一篇孔子弟子列傳。我的意思可以最簡單如此說：六藝是魯國的風(fēng)氣，儒家是魯國的人們；孔子所以與六藝儒家生關(guān)系，因為孔子是魯人。與其謂六藝是儒家，是孔學(xué)，毋寧謂六藝是魯學(xué)。
世上每每有些名實不符的事。例如后來所謂漢學(xué)，實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學(xué)：后來所謂宋學(xué)，實在是明朝官學(xué)。我想去搜材料，證明儒是魯學(xué)，經(jīng)是漢定（今文亦然）?？涤袨榈娦聦W(xué)有偽經(jīng)，不見漢學(xué)有偽經(jīng)。即子家亦是漢朝給他一個定訂。大約現(xiàn)行子書，都是劉向一班人為他定了次序的?！赌印芬徊繒拇涡?，竟然是一個儒家而頗蕪雜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前七篇皆儒家書或是有道家言與墨絕端相反者（如太盛難寄），知大半子書是漢朝官訂本（此意多年前告適之先生，他未注意），則知想把古書古史整理，非清理漢朝幾百年一筆大賬在先不可也。
（三）在周漢方術(shù)家的世界中幾個趨向
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xué)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xué)。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么一個健康的習(xí)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xué)，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xué)院中的專技哲學(xué)，自貸嘉，來卜尼茲以來的。我們?nèi)艉糇蛹覟檎軐W(xué)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zhì)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現(xiàn)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子家）為方術(shù)家。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yīng)該說是方術(shù)。
禹、舜、堯、伏羲、黃帝等等名詞的真正來源，我想還是出于民間。除黃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堯，我疑是唐國（晉）民間的一個傳說。舜，我疑是中國之虞或陳或荊蠻之吳民間的一個傳說。堯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時）。顓頊為秦之傳說，嚳為楚之傳說，或即其圖騰。帝是仿例以加之詞（始只有上帝但言帝），堯舜都是綽號。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稱其神與傳說；其后以互相流通而傳說出于本境，遷土則變，變則各種之裝飾出焉。各類變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今姑想起下列幾件：
（一）理智化——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
（二）人間化——一抽象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傳。
又有下列一種趨勢可尋：
滿意于周之文化尤其是魯所代表者（孔子）。
不滿意于周之文化而謂孔子損益三代者。
舉三代盡不措意，薄征誅而想禪讓，遂有堯舜的化身。
此說又激成三派：
（1）并堯舜亦覺得大有人間煙火氣，于是有許由務(wù)光。與這極端反背的便是“誅華士”，《戰(zhàn)國策》上請誅于陵仲子之論。
（2）寬容一下，并堯舜湯武為一系的明王。（《孟子》）
（3）爽性在堯舜前再安上一個大帽子，于是有神農(nóng)、黃帝、伏羲等等。
這種和他種趨勢不是以無目的而為的。
上條中看出一個古道宗思想與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響，相互為因果。自然儒宗道宗這名詞不能安在孔子時代或更前，因為儒家一名不過是魯國的名詞，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后，總是漢朝的名詞，或更在漢名詞“黃老”以后。《史記》雖有申不害學(xué)“黃老刑名以干昭侯”的話，但漢初所謂黃老實即刑名之廣義，申不害學(xué)刑名而漢人以當時名詞名之，遂學(xué)了黃老刑名。然而我們總可為這兩個詞造個新界說，但為這一段的應(yīng)用。我們第一要設(shè)定的，是孔子時代已經(jīng)有一種有遺訓(xùn)的而又甚細密的文化，對這文化的處置可以千殊萬別，然而大體上或者可分為兩項：
一、根本是承受這遺傳文化的，但愿多多少少損益于其中。我們姑名此為古儒宗的趨勢。
二、根本上不大承認，革命于其外。我們姑名此為古道宗的趨勢。
名詞不過界說的縮短，切勿執(zhí)名詞而看此節(jié)。我們自不妨虛位地定這二事為A、B，但這種代數(shù)法，使人不快耳。造這些名詞如堯、舜、許由、務(wù)光、黃（這字先帶如許后來道士氣）帝、華士、神農(nóng)，和《莊子》書中的這氏那氏，想多是出于古道宗，因為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墩撜Z》上的舜，南面無為。許行的神農(nóng)，是并耕而食。這說自然流行也很有力，儒宗不得不取適應(yīng)之法。除為少數(shù)不很要緊者造個謠言，說“這正是我們的祖師所誅”（如周公誅華士）外。大多數(shù)已于民間有勢力者是非引進不可了。便把這名詞引進，加上些儒家的意味。于是乎絕世的許由成了士師的皋陶（這兩種人也有共同，即是俱為忍人）；南面無為的舜，以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并耕的神農(nóng)本不多事，又不做買賣；而《易·系》的神農(nóng)“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加上做買賣，雖許子亦應(yīng)覺其何以不憚煩也。照儒宗的人生觀，文獻征者征之，本用不著造這些名詞以自苦；無如這些名詞先已在民間成了有勢力的傳說，后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來改用不可。若道宗則非先造這些非歷史的人物不能資號召。既造，或既取用，則儒宗先生也沒有別法對付，只有翻著面過來說：“你所謂者正是我們的'于傳有之’，不過我們的真?zhèn)魉d與你這邪說所稱名一而實全不同，詞一而謂全不同?！狈凑舜硕紱]有龜甲鐘鼎做證據(jù)，誰也莫奈得誰何。這種方法，恰似天主教對付外道。外道出來，第一步是不睬。不睬不能，第二步便是加以誅絕，把這書們加入“禁書錄”上。再不能，第三步便是揚起臉來說，“這些物事恰是我們教中的”。當年如此對付希臘哲學(xué)，近世如此對付科學(xué)。天主教刑了蓋理律，而近中天文學(xué)算學(xué)在教士中甚發(fā)達。
我這一篇半笑話基于一個假設(shè)，就是把當年這般物事分為二流，可否？我想大略可以的，因為在一個有細密文化久年遺訓(xùn)的社會之下，只有兩個大端：一是于這遺訓(xùn)加以承認而損益之，一是于遺訓(xùn)加以否認。一般的可把歐洲千年來的物事（直至十九世紀末為止）分為教會的趨向與反教會的趨向。
何以必須造這一篇半笑話？我想，由這一篇半笑話可以去解古書上若干的難點。例如《論語》一部書，自然是一個“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幾百年“累層地”造成的。如“鳳鳥不至”一節(jié)，顯然是與緯書并起的話。但所說堯舜禹諸端，尚多是抽象以寄其理想之詞，不如孟子為舜象做一篇“越人讓兄”“陳平盜嫂”合劇。大約總應(yīng)該在孟子以前，也應(yīng)該是后來一切不同的有事跡的人王堯舜禹論之初步。且看《論語》里的堯舜禹，都帶些初步道宗的思想。堯是“無能名”，舜是“無為”。禹較兩樣些，“禹無間然”一段也頗類墨家思想之初步。然卑居處，薄食服，也未嘗違于道宗思想。至于有天下而不與，卻是與舜同樣的了。凡這些點兒，都有些暗示我們：堯舜一類的觀念起源應(yīng)該在鄰于道宗一類的思想，而不該在鄰于儒宗一類的思想。
堯舜等傳說之起，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傳說之起同源，此點頡剛言之詳且盡。我想禹與墨家的關(guān)系，或者可以如下：禹本是一個南方民族的神道，一如頡剛說。大約宗教的傳布，從文化較高的傳入文化較低的民族中，雖然也多，然有時從文化較低的傳到文化較高的，反而較易。例如耶穌教之入希臘羅馬；佛教之由北印度民族入希臘文化，由西域入中國，回教之由亞剌伯入波斯（此點恐不盡由武力征服之力）。大約一個文化的社會總有些不自然的根基，發(fā)達之后，每每成一種矯揉的狀態(tài)，若干人性上初基的要求，不能滿足或表現(xiàn)。故文化越繁豐，其中越有一種潛流，頗容易感受外來的風(fēng)氣，或自產(chǎn)的一種與上層文化不合的趨向。佛教之能在中國流行，也半由于中國的禮教、道士、黃巾等，不能滿足人性的各面，故不如禮教、道士、黃巾等局促之佛教，帶著迷信與神秘性，一至中國，雖其文化最上層之皇帝，亦有覺得中國之無質(zhì)，應(yīng)求之于印度之真文。
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國，不多時間，竟沿行于上級士大夫間，甚至皇帝受了洗（永歷皇帝）。滿洲時代，耶穌會士竟快成玄燁的國師。要不是與政治問題混了，后來的發(fā)展必大。道光后基督教之流行，也很被了外國經(jīng)濟侵略武力侵略之害。假如天主耶穌無保護之強國，其銷路必廣于現(xiàn)在。我們誠然不能拿后來的局面想到春秋初年，但也難保其當年不有類似的情形。這一種禹的傳說，在頭一步傳到中國來，自然還是個神道。但演進之后，必然向別的方面走。大約墨家這一派信仰，在一般的社會文化之培養(yǎng)上，恐不及儒家，墨子雖然也道詩書，但這究竟不是專務(wù)雅言。這些墨家，抓到一個禹來作人格的標榜，難道有點類似佛教入中國、本國內(nèi)自生宗派的意思嗎？
儒家不以孔名，直到梁漱溟才有孔家教；而墨家卻以墨名。這其中或者是暗示墨子造作，孔丘沒有造作。又《墨經(jīng)》中傳有些物理學(xué)、幾何學(xué)、工程學(xué)、文法學(xué)、名學(xué)的物事。這或者由于當年儒家所吸收的人多半是些中上社會，只能談人文的故事，雅言詩書執(zhí)禮；為墨家所吸收的，或者偏于中下社會，其中有些工匠技家，故不由得包含著這些不是閑吃飯的物事下來，并非墨家思想和這些物事有何等相干。大約晚周的子家最名顯的，都是些游談之士，大則登卿相，小則為清客，不論其為是儒家或道家，孟軻或莊周。儒家是吸收不到最下層的，頂下也是到士為止。道家也是Leisured階級之清談。但如許行等等卻很可以到了下層社會。墨家卻非行到下層社會不為功。又墨家獨盛于宋，而戰(zhàn)國子家說到傻子總是宋人，這也可注意?；蛘咚稳水敃r富于宗教性，非如周鄭人之有Sophistry、鄒魯人之有Conventional？
至于漢朝思想趨勢中，我有兩個意思要說。一、由今文到緯書是自然之結(jié)果。今文把孔子抬到那樣，舍成神道以外更無別法。由《易經(jīng)》到緯書不容一發(fā)。今文家把它們的物事更民間化些，更可以共喻而普及，自然流為緯學(xué)。信今文必信孔子之超人入神；信孔子如此加以合俗，必有禎祥之思想。二、由今文及動出古文，是思想的進步。造偽經(jīng)在現(xiàn)在看來是大惡，然當時人借此寄其思，誠恐不覺其惡，因為古時著作人觀念之明白絕不如后人重也。但能其思想較近，不能以其造偽故而泯其為進步。古文材料雖偽，而意思每比今文合理性。
不及詳敘，姑寫為下列兩表：
（四）殷周間的故事
十年前，我以子貢為紂申冤一句話，想起桀紂傳說之不可信，因疑心桀紂是照著幽王的模型造的，有褒姒故有妲己等等。這固是少時一種怪想。后來到英國，見英國爵雖五等而非一源，因而疑心中國之五等爵也有參差，有下列涉想（德國爵亦非一源）。
公 公不是爵名，恐即與“君”字同義。三公周召宋公及王畿世卿都稱公，而列國諸侯除稱其爵外亦稱公。公想是泛稱人主之名，特稍尊耳。猶英語之Lord一稱，自稱上帝以至于世族無爵者之妻或仆稱其夫或主。如德國語之Herr亦自上帝稱到一切庶人。宋是殷后，王號滅猶自與周封之諸侯不同，故但有泛稱而無諸侯之號。其所以列位于會盟間次于伯而先于其他一切諸侯者，正因其為殷后，不因其稱公。如若傳說，一切諸侯自稱公為僭，則魯頌“乃命周公，俾侯于東”，豈非大大不通。
子 遍檢《春秋》之子爵，全無姬姓（除吳）。姬姓不封子；而封子爵者，凡有可考，立國皆在周前，或介戎狄，不與中國同列。莒子，郯子，邾子，杞子，古國也。潞子，驪子，不與中國之列者也。楚子，一向獨立之大國也。吳子雖姬姓，而建國亦在周前。見殷有箕子微子，我遂疑子是殷爵，所謂子自是王子，同姓之號，及后來漸成諸侯之號，乃至一切異姓亦如此稱。我疑凡號子者大多是殷封之國，亦有蠻夷私效之。要均與周室無關(guān)系。（吳子楚子解見后。）
且看子一字之降級：
諸 侯——微 子，箕 子。
諸侯之大夫——季文子，趙簡子。
士 人——孔 子，孟 子。
乃 至 于——小 子，婊 子。
這恰如老爺?shù)让~之降級。明朝稱閣學(xué)部院曰老爺，到清朝末年雖縣知事亦不安于此而稱大老爺。
侯 至于侯，我們應(yīng)該先去弄侯字古來究如何寫法，如何講法。殷亦有鬼侯、鄂侯、崇侯；鬼、鄂、崇，皆遠方之邑，或者所謂侯者如古德意志帝國（神圣羅馬帝國）之邊侯（Markgraf）。在殷不特不見得侯大于子，而且微子箕子容或大于鬼侯鄂侯。周定后，不用子封人而一律用侯。以“新鬼大，故鬼小”之義，及“周之宗盟，異姓為后”之理，侯遂跑到子上。
同姓侯甚多，凡姬姓的非侯即伯。其異姓之侯，如齊本是大國，另論；如陳是姻戚，如薛也是周“先封”，都是些與周有關(guān)系的。
伯 這一件最奇。伯本與霸同字，應(yīng)該很大。且受伯封者，如燕伯，召公之國也；如曹伯，“文之昭也”；如鄭伯，平王依以東遷者也；如秦伯，周室留守，助平王東遷者也。然而爵均小于侯，豈不可怪。我疑心伯之后于侯，不是由于伯之名后于侯，而是由于封伯爵者多在后；或者伯竟是一個大名，愈后封而號愈濫，遂得大名，特以后封不能在前耳。
男 苦想只想到一個許男，或者由來是諸侯之諸侯？
以上的話只是憑空想，自然不能都對，但五等爵絕非一源，且甚參差耳。
太伯入荊蠻，我疑心是倫常之變。倫常之變，本是周室“拿手好戲”，太王一下，周公一下，平王又一下。因太伯不得已而走，或者先跑到太王之大仇殷室，殷室封他為子爵，由他到邊疆啟土，所以武王伐紂時特別提出這件事，“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用”。言如此之痛，正因有他之伯祖父在也。（《牧誓》亦正不可信，此地姑為此戲想耳。）吳既不在周列，周亦莫奈他何，遂于中國封虞。吳仍其子爵，至于壽夢。吳民必非中國種，只是君室為太伯虞仲后耳。虞仲應(yīng)即是吳仲。
齊太公的故事，《史記》先舉三說而不能斷。我疑心齊本是東方大國，本與殷為敵，而于周有半本家之雅（厥初生民，時惟姜嫄），又有親戚（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故連周而共敝殷?！渡添灐贰跋嗤亮伊?，海外有截”，當是有湯前已有了北韓遼東，久與齊逼。不然，箕子以敗喪之余，更焉能越三千里而王朝鮮；明朝鮮本殷地，用兵力所不及，遂不臣也。齊于周諸侯中受履略（最？）大，名號最隆——尚父文王師一切傳說，必別有故。且《孟子》《史記》均認齊太公本齊人，后來即其地而君之。且《史記》記太公世家，太公后好幾世，直到西周中晚，還是用殷法為名，不同周俗，可見齊自另一回事，與周之關(guān)系疏稀。《檀弓》所謂太公五世返葬于周，為無稽之談也。（如果真有這回事，更是以死骨為質(zhì)的把戲。）齊周夾攻殷，殷乃不支，及殷被堪定，周莫奈齊何，但能忙于加大名，而周公自命其子卜鄰焉。
世傳紂惡，每每是紂之善。紂能以能愛亡其國，以多力亡其國，以多好亡其國，誠哉一位戲劇上之英雄，雖Siegfried何足道哉。我想殷周之際事可作一出戲，紂是一大英雄，而民疲不能盡為所用，紂想一削“列圣恥”，討自亶父以下的叛虜，然自己多好而縱情，其民老矣，其臣迂者如比干，鮮廉寡恥如微子，箕子則為清談，諸侯望（皆？）包藏陰謀，將欲借周自取天下，遂與周合而夾攻，紂乃以大英雄之本領(lǐng)與運命爭；終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壯烈之死。周之方面，亳無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計算，一群的北虜自有北虜?shù)钠返?。齊本想不到周能聯(lián)一切西戎南蠻，牧誓一舉而定王號。及齊失望，尚想武王老后必有機會，遂更交周。不料后來周公定難神速，齊未及變。周公知破他心，遂以伯禽營少昊之墟。至于箕子，于亡國之后，尚以清談歸新朝，一如王夷甫。而微子既如譙周之勸降，又覺紂死他有益耳。
這篇笑話，自然不是辯古史，自然事實不會如此。然遺傳的殷周故事，隆周貶紂到那樣官樣文章地步，也不見得比這笑話較近事實。
越想越覺世人貶紂之話正是頌紂之言。人們的觀念真不同；偽孔五子之歌上說，“內(nèi)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此正是歐洲所謂Prince之界說，而東晉人以為“有一必亡”。內(nèi)作色荒是圣文，外作禽荒是神武，甘酒嗜音是享受文化，峻宇雕墻是提倡藝術(shù)，有何不可，但患力不足耳。
周之號稱出于后稷，一如匈奴之號稱出于夏民。與其信周之先世曾竄于戎狄之間，毋寧謂周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間。姬姜容或是一支之兩系，特一在西，一在東耳。
魯是一個古文化的中心點，其四圍有若干的小而古的國。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吳容或為民族名，有少昊必有太昊，猶大宛小宛，大月氏小月氏也。我疑及中國文化本來自東而西：九河濟淮之中，山東遼東兩個半島之間，西及河南東部，是古文化之淵源。以商興而西了一步，以周興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國之多也。齊容或也是一個外來的強民族，遂先于其間成大國。
齊有齊俗，有齊宗教，雖與魯近，而甚不同。大約當年鄒魯?shù)奈幕耸浚芸床黄瘕R之人士，所以孟子聽到不經(jīng)之談，便說是“齊東野人之語也”，而笑他的學(xué)生時便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們的坐井觀天的樣子?？磥懋斈挲R人必有點類似現(xiàn)在的四川人，自覺心是很大的，開口蘇東坡，閉口諸葛亮，誠不愧為夜郎后世矣。魯之儒家，迂而執(zhí)禮。齊之儒家，放而不經(jīng)。如淳于、鄒衍一切荒唐之詞人，世人亦謂為儒家。
荊楚一帶，本另是些民族，荊或者自商以來即是大國，亦或者始受殷號，后遂自立。楚國話與齊國話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莊岳然后可知？孟子罵他們舌，必然聲音很和北方漢語不類。按楚國話存在到現(xiàn)在者，只有謂乳，“”，謂虎，“于菟”二語。乳是動詞，必時有變動；而虎是靜詞，尚可資用。按吐蕃語虎為Stag，吐蕃語字前之S每在同族語中為韻，是此字易有線索，但一字絕不能為證耳。又漢西南夷君長稱精夫，疑即吐蕃語所謂Rgyal-po，《唐書》譯為贊普者?！稘h書·西南夷傳》有幾首四字詩，〔漢夷〕對記，假如人能精于吐蕃語、泰語、緬甸語，必有所發(fā)現(xiàn)。這個材料最可寶貴。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稱曰“濮”。又蠻閩等字音在藏文為人，或即漢語民字之對當？總之，文獻不足，無從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后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于西戎。特不解西周的風(fēng)氣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個大民族?！蹲髠鳌贰秶Z》記他們的名字不類單音語。且說到狄，每加物質(zhì)的標記，如赤狄、白狄、長狄等等。赤白又長，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樣子，不知當時吐火羅等人東來，究竟達到什么地方。
應(yīng)該是中國了，而偏和狄認親（有娀，簡狄）。這團亂糟糟的樣子，究竟誰是諸夏，誰是戎狄？
中國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統(tǒng)，至漢武帝始全功，現(xiàn)在人曰漢人，學(xué)曰漢學(xué)，土曰漢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詞，不是偶然的。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干差別。人疑生莊周之土不應(yīng)生孔丘。然如第一認清中國非一族一化，第二認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則其不同亦甚自然。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tǒng)一中國。漢但接秦，后來魯國齊國又漸于文化上發(fā)生影響。可如下列看：
統(tǒng)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tǒng)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tǒng)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tǒng)一中國之官術(shù)者——三晉。
此外未得發(fā)展而壓下的東西多得很啦。所以我們覺得漢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文化之統(tǒng)一與否，與政治之統(tǒng)一與否相為因果；一統(tǒng)則興者一宗，廢者萬家。
（五）補說（《春秋》與《詩》）
承頡剛寄我《古史辨》第一冊，那時我已要從柏林起身，不及細看。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說如何高興贊嘆的話，前文已說盡我所能說，我的沒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別的話語來說?，F(xiàn)在只能說一個大略的印象。
最可愛是那篇長敘，將來必須更仔細讀它幾回，后面所附著（第二冊擬目，看了尤其高興，盼望巴不得馬上看見）。我尤其希望的是頡剛把所辨出的題目一條一條去仔細分理，不必更為一般之辨，如作“原經(jīng)”一類文章。從第二冊擬目看來，頡剛這時注意的題目在《詩》，稍及《書》。希望頡剛不久把這一堆題目弄清楚，俾百詩的考偽孔后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觀。
我覺得春秋三傳問題現(xiàn)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我們可以下列的路線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魯史的記載？這個問題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記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經(jīng)文多者是否劉歆偽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且去一核，看是對否。如不對，則此一段自是后人意加。如對，則今文傳統(tǒng)說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劉歆偽造”墮地而盡。此點關(guān)系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點我覺得竟不能決，因沒有材料。但這傳說必已很久，而所謂《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實與《論語》相合。
（四）孟子所謂《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斷爛朝報？此一段并非不成問題。
（五）春秋一名在戰(zhàn)國時為公名，為私名？
（六）《公羊傳》思想之時代背景。
（七）《公羊傳》大義由《傳》《繁露》，到何氏之變遷，中間可于斷獄取之。
（八）《穀梁》是仿《公羊傳》而制的，或者是一別傳？
（九）《史記》與《國語》的關(guān)系。
（十）《史記》果真為古文家改到那個田地嗎？崔君的黨見是太深的，絕不能以他的話為定論。
（十一）《左氏傳》在劉歆制成定本前之歷史。此一端非常重要?！蹲髠鳌方^不是一時而生，諒亦不是由劉歆一手而造。我此時有下一個設(shè)想：假定漢初有一部《國語》，又名《左氏春秋》，其傳那個斷爛朝報者實不能得其解，其間遂有一種聯(lián)想，以為《春秋》與《國語》有關(guān)系，此為第一步。不必兩書有真正之銀丁扣，然后可使當時人以為有關(guān)系，有此傳說，亦可動當時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這個觀念支配而去于《史記》中用其材料的，這個假設(shè)小，康崔諸君那個假設(shè)太大。公羊?qū)W后來越來越盛，武帝時幾乎成了國學(xué)。反動之下，這傳說亦越進化，于是漸漸地多人為《國語》造新解，而到劉向劉歆手中，遂成此《左氏傳》之巨觀。古文學(xué)必不是劉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個很長的淵源。且此古文學(xué)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在當時成了斷獄法，成了教條，成了讖緯陰陽，則古文之較客觀者起來作反動，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進化。
（十二）《左傳》并不于材料上是單元。《國語》存本可看出，《國語》實在是記些語?！蹲髠鳌分性S多并不是語，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呂相絕秦語文章既不同，而事實又和《左傳》所記矛盾。必是當年作者把《國語》大部分采來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別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們要把它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傳》《國語》文字之比較?！蹲髠鳌贰秶Z》的文字很有些分別，且去仔細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處。
（十四）東漢《左氏》傳說之演進。左氏能勝了公羊，恐怕也有點適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夸，實不能滿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書》之面目。
現(xiàn)在我只寫下這些點。其實如是自己做起功來，所有之假設(shè)必然時時改變。今文古文之爭，給我們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莊孔劉宋到崔適，都不是些極客觀的人物，我們必須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們自己提醒的道路。
現(xiàn)在看《詩》，恐怕要但看白文，訓(xùn)詁可參考而本事切不可問。大約本事靠得住的如碩人之說莊姜是百分難得的；而極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為刺衛(wèi)宣姜，真正豈有此理。此明明是稱贊人而惜其運命不濟，故曰“子之不淑”，猶云“子之不幸”。但論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詩的作年，恐怕要分開一篇一篇地考定，因為現(xiàn)在的“定本”，樣子不知道經(jīng)過多少次的改變，而字句之中經(jīng)流傳而改變，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俄灐返淖髂?，古文家的家論固已不必再討論。玄同先生的議論，恐怕也還有點奉今文家法罷？果如魏默深的說法，則宋以泓之敗績?yōu)槲涑?，說“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即令自己不厚臉皮，又如何傳得到后人。且殷武之武，如為抽象詞，則哀公亦可當之，正不能定。如為具體詞，自號武王是湯號。且以文章而論，《商頌》的地位顯然介于鄒魯之間，《周頌》自是這文體的初步，《魯頌》已大豐盈了。假如作《商頌》之人反在作《魯頌》者之后，必然這個人先有摹古的心習(xí)，如宇文時代制誥仿《大誥》，石鼓仿《小雅》，然后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這樣心習(xí)。那么，《商頌》果真是哀公的東西，則《魯頌》非僖公時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靜庵先生的話，“時代較近易于摹擬”，這話頗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為臆測。或者摹擬兩個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頌》到《商頌》，由《商頌》到《魯頌》，文體上詞言上是很順敘，反轉(zhuǎn)則甚費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遺傳的農(nóng)歌；以傳來傳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極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順理成章。這類詩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風(fēng)》否也未可知。因為此類農(nóng)歌，總是由此地傳彼地。《鴟鸮》想也是一個農(nóng)歌；為鳥說話，在中國詩歌中有獨無偶。《東山》想系徂東征戍者之詞，其為隨周公東征否則未可知。但《豳風(fēng)》的東西大約都是周的物事，因為就是《七月》里也有好些句與二《南》、《小雅》同?！洞笱拧贰缎⊙拧肥昵耙蔀槭谴缶┱{(diào)小京調(diào)。風(fēng)雅本是相對名詞，今人意云雅而曰風(fēng)雅，實不詞（杜詩“別裁偽體親風(fēng)雅”），今不及詳論矣。
《破斧》恐是東征罷敝國人自解之言如是。后人追敘，恐無如此之實地風(fēng)光?！镀聘啡绯龊笕?，甚無所謂。下列諸疑擬釋之如下：
如云是周公時物，何以《周誥》如彼難解，此則如此易解？答，誥是官話，這官話是限于小范圍的，在后來的語言上影響可以很小。詩是民間通俗的話，很可以為后來通用語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話上諭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卻不然，亦復(fù)一例。且官書寫成之后，便是定本，不由口傳。詩是由口中相傳的，其陳古的文句隨時可以改換，故顯得流暢。但雖使字句有改換，其來源卻不以這字句的改換而改換。
周公東征時稱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極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郵。尾十多張，待于上海發(fā)。
抄得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讀中國書后，所發(fā)議論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弟斯年
頡剛案：傅孟真先生此書，從一九二四年一月寫起，寫到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船到香港為止，還沒有完，他歸國后，我屢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寫給我；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到今一年余還不曾給我一個字?，F(xiàn)在周刊需稿，即以此書付印。未完之稿，只得過后再催了。書中看不清的草書字甚多，恐有誤抄，亦俟他日校正。
一九二八、一、二
（原刊民國十七年一月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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