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程朱理學當中，朱熹仁學的新意蘊是怎樣的呢？
朱熹，集宋代理學之大成者，后人稱為朱子。他把中國儒家文化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對于本文來說，我們則要重點討論朱熹的仁學思想。仁作為孔孟傳統(tǒng)儒學基本的倫理道德標準，到了朱熹這里得到了提升，從而開辟了朱熹獨立的仁學體系。對此，《中國儒學史·宋元卷》中如此評價朱子的仁學：“朱子專就心之生處心之仁處著眼，至是而宇宙萬物乃得通一體。當知從來儒家發(fā)揮仁學到此境者，正惟朱子一人。自孔孟以下，儒家言仁，皆指人生界，言人心、人事，朱子乃以言宇宙界。”又說，“《論語》仁智關言，此下儒家中最富重智精神，能真達到孔子仁智并重之教者，實當推朱子為第一人。朱子言仁，即兼言智，又兼言義，必以盡得此仁之全體大用為主，義其深廣，非拘拘于徒文字名義之分別者所知?！弊阋钥吹剑祆淙蕦W之于傳統(tǒng)儒學的重要地位。
有人統(tǒng)計過，“仁”字在朱熹所有的論著中共出現過 7000 余次，僅在《朱子語錄》中便出現了 4800 余次，足以看到仁學在朱熹之學中的重要性。然而，若是一概而論，泛泛而談，恐怕連朱子的皮毛也抓不到。所以，我選擇了分角度來論述朱子的仁學思想。在筆者看來，朱熹仁學基本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朱熹仁學與天理本體論的關系；其二，朱熹心中的仁與愛，即道德方面的闡釋和規(guī)范。
眾所周知，魏晉之后，我國思想界發(fā)展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即儒家并非一統(tǒng)思想，而是與佛與道共生共存，這一點，從許多魏晉至唐代修建的廟宇中就能看出，許多廟宇并非供奉一神，而是將孔子、老子與釋迦摩尼三人共放一室，共同讓人參拜。表現在思想界，便是佛家與道家對于世界本體論即宇宙觀的問題回答了出來，這恰恰彌補了儒家以于世界本體論是的解釋缺陷。
問題在于，先前的儒家思想，根本就沒有解決過世界本原的哲學問題。對孔子來說，孔子都喜歡講人事而非鬼話，始終對本體論保持一種無所謂的態(tài)度。這一點，雖然在漢武帝時被董仲舒得到了改善，然而，漢學的“天人感應”也沒有清楚的回答世界本原問題。道家有“道”的思想，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同樣，佛家也有大量對于世界本原的認識，最基本的是，“本原、覺性是萬事萬物的本原，宇宙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是虛”。所以，儒家哲學因在為先天上對于本體論的缺陷決定了它在魏晉這個文化開放時期必然受到有完整哲學體系思想派別的沖擊。繼而，出現這樣那樣的文化危機、信仰危機也就不在話下了。
仁與四德。朱子講，“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無元無所不統(tǒng)。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币馑际钦f，仁既飲食義禮智，還是四德之首、四德之端。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四德與愛不同，前面講過，仁與愛是體與用的關系，而仁與義禮智是并列或歸屬的關系。對于此，張栻不以為然，說“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后，仁可得而存。
”（《南軒子孟子說》卷七）朱熹對張栻把仁與義及仁與義禮智拆天開來分為體用的觀點表示十分擔憂，他說，“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于心而未發(fā)，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fā)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fā)也……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fā)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亦亦性也?！保ā吨煳墓募ぞ砣范饛埦捶?，1322 頁》）朱熹強調了四德之間的一個共性即——性，簡單來說，就應當都是發(fā)自內心的，而不是只刻意而做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對于朱熹之仁學來源于“自發(fā)”“不安”卻有十分大的相似之處。
朱熹是影響中國社會最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一。其作為理學集大成者，也是將仁學發(fā)展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內涵與實質。雖然，我們說，任何一個時代的思想家與思想都無法擺脫社會與時代對其的影響，雖然，按照以前的階級分析理論，朱子的理學與仁學不過是“以理殺人”的文化工具，或是束縛社會人道德的精神枷鎖。但在法制與民主文尚不健全甚至可以說是非常落后的宋代社會，世人又何必苛求于朱熹作為古代人的狹隘性的。法制不彰，道德自然站出來約束社會人的行為，而如果道德又不彰，則社會必亂。從這個角度而言，朱熹對于中國社會，對于中國歷史，自將有著言不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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