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于1918-1922年間創(chuàng)作的15篇小說，合為他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在“警鐘日報”或曰“俄事警聞”時期，魯迅棄醫(yī)從文，轉(zhuǎn)向改造“愚弱的國民”。從東京回北京后魯迅倍感“寂漠”（無物之陣，略顯虛無主義）的“十年沉默期”，在“S會館”抄古碑。
于《吶喊自序》中寫到的“金心異”，即錢玄同慫恿魯迅著書，魯迅便作“敷衍狀”（其實魯迅敷衍與否我們心里都有逼數(shù)）作日記體小說《狂人日記》一篇。
小說之敘事分為全知敘事與限知敘事二種?！犊袢巳沼洝凤@然屬于后者。其經(jīng)典性在于探討了起源問題，涉及性質(zhì)的想象與預設(shè)，亦是現(xiàn)代文學的源頭。為何說是現(xiàn)代文學的源頭？蓋因其通篇白話，創(chuàng)制了一種新的共同體的書面語言，并使之合法化。新文學就這樣在魯迅與文言文所代表的寫作傳統(tǒng)的對抗中產(chǎn)生了。
作為電影理論家的米連姆·漢森提出白話與庶民現(xiàn)代主義（vernacular modernism）之裨益同樣適用于文學界：白話非常有強度，具有行事表演（performative）與生產(chǎn)性（generative）能力的白話，不斷催生張力和能量，分離或結(jié)合相異的社會的物質(zhì)成分或美學傳統(tǒng)。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記》的語碼混雜（code-mixing）及其象征意義。具體表現(xiàn)在小序與正文語言的分裂。這點前人之述備矣。
拋開語言，《狂人日記》中的“主體思想”頗值得玩味。
狂人乃是世界跨文化原型之一種。?？?/strong>對于“瘋癲”有過別具一格的理解與闡釋（定義“正?！迸c“文明”的社會權(quán)力），其中談到了話語權(quán)力（discourse），即“瘋子的話語權(quán)”。突破語言的牢籠，凝視深淵（實在界）。
不過狂人之“狂”非“瘋”。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對于中國的狂狷傳統(tǒng)曾有過深刻的研究，魯迅在“S會館”抄寫古籍的時候也盡選擇嵇康之流，可見魯迅受中國之狂狷文化影響頗深，這才間接導致了他寫出《狂人日記》這樣的作品。從中我們能看到魯迅本人，那個深度也是反深度的自我（現(xiàn)代文學主體的雙重性）。
身為基督徒的伊藤虎丸說他在《狂人日記》的背后看到了魯迅的“回心”，即類似于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性自覺的文學性自覺。并以此為核心確立了“魯迅文學”中可以稱為“贖罪文學”的這一體系。（“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的確如此，當“罪的自覺”（原罪意識）隨著“死的恐怖”在小說中展開，單純的、本能的恐怖就變成了社會的、人格的恐怖。
狂人日記亦有若隱若現(xiàn)的“歷史暴力”?！皻v史”作為一個象征性整體而被把握，可是《狂人日記》的背景是一個沒有年代的歷史，這也使得狂人與現(xiàn)實和歷史相隔離，才獲得了一個位置。這不免是令人悲哀的。
“吃人”的遺傳，是建立在《進化論》的資源與圖式，以及拉馬克遺傳學對魯迅的影響上的（“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文明史的背后是自然史”，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如是說。
但是，魯迅并非一條道走到黑，狂人也許諾了中國人改善與進步的可能（“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和進化的希望（“救救孩子”）。但也仍存一絲希望的懷疑。（“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魯迅賦予了狂人以沉重的悲劇性格，他作為一個啟蒙者，必須把全部歷史背負起來，同時也對自己黑暗的內(nèi)面進行自我批判，而不是站在歷史之外，做一個了卻天下事的旁觀者。
這是《狂人日記》，也是魯迅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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