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1920—1995），中國現(xiàn)代女作家，原名張煐，祖籍河北豐潤，生于上海，1955年赴美定居
《半生緣》先前給筆者的印象，是和《金粉世家》《京華春夢》一類乃至同一個模子制作出來的電視劇，或者就是三線油膩中老年男歌手的沒有火過的一首流行歌的歌名。作為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農(nóng)村男孩子，怎么可能對這種民國背景的哭哭啼啼的家庭言情題材電視劇感興趣——《上海灘》除外，因為里面有打打殺殺。
等到成年后讀張愛玲原著小說《半生緣》，這個印象一下就被刷新了：一開始就是上海工廠里的青年工程師和辦公室女文員的現(xiàn)代曖昧故事，這和我這代人在21世紀初的北漂故事一下就同步了。從這個角度，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張愛玲的小說涉及人，涉及歲月和生活，而不僅僅只是言情二字。
由張愛玲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
2007年李安導演的《色·戒》又讓張愛玲大火了一把，筆者也是之后才看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色，戒》。小說故事直指人性，讓人性中感性的力量，準確地說是女性的無意識的力量一秒瓦解了人類百年的機關算盡。這篇小說在筆者這里證明了張愛玲是一個嚴肅又現(xiàn)代的作家。
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上，更完全的對張愛玲的證明，是華裔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完成的。這份證明同時也是一項重大發(fā)現(xiàn)。如果沒有夏志清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所做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研究的發(fā)現(xiàn)，張愛玲極有可能沒有今天這么火，她的名字或許和很多鴛鴦蝴蝶派作家一樣，慢慢消逝在不到百年的文學歷史短河中了。
作為張愛玲的同齡人，時年四十多歲的夏志清稱同在美國的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jīng)是本不朽之作”。
華裔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在代表作《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盛贊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作家”
可惜的是，長篇小說《秧歌》至今無法擁有簡體版，這部取材新中國成立后農(nóng)村群眾生活的小說，相較張愛玲早期描寫城市富宦人家生活的作品，可謂跨度驚人。這部小說如果能普及，一定能成為平衡《金鎖記》《半生緣》這樣極具言情嫌疑作品的一顆大秤砣，扭轉(zhuǎn)我們這些對張愛玲淺嘗輒止、不求甚解的平庸粉絲的內(nèi)心及印象天平。
今天，擁有煊赫家世、爭議戀情和不羈的人生行蹤的張愛玲，光是關于她的傳記圖書就有數(shù)不清的版本。和魯迅一樣，張愛玲已然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最低門檻，同時又是評判最高級研究的準繩。
但可以確定的是，張愛玲本人從來不抱這樣的形而上野心，證據(jù)就是，她晚年否定了自己不少作品，稱那些只是一個走投無路的沒落文人的應景之作，其中就包括政治不正確的《秧歌》；自爆情史的《小團圓》，生前躊躇不出版想要銷毀，只是基于一個女人的人生考慮，無關文學。
總而言之，既然曹雪芹都沒有超越托爾斯泰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頭號大師，張愛玲也從不浪費心思在這上面。
1937年，華東包括上海為日軍陷落，17歲的張愛玲中學畢業(yè)，她所生活的上海租界為西方國家袒護，彼時日本沒有對英美等國開戰(zhàn)，日軍止步于租界外，租界成為中國對日戰(zhàn)爭中的“孤島”。
1938年張愛玲考取了倫敦大學，但歐洲籠罩在對德戰(zhàn)爭即將爆發(fā)的陰影下，此番留學被校方折中安排到同是英國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香港大學。1938年廣東沿海也被日軍占據(jù)，香港作為英國，同樣成為“孤島”。
上海和香港的“孤島時期”在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后結(jié)束，日本和英美撕破了臉皮，很快拿下了上海租界和香港，在趕走西方殖民者實現(xiàn)“大東亞共榮”的道路上前進了“勝利”的一大步——也吹響了自身亡命的號角。
香港大學的英國教師不是戰(zhàn)死就是被關，張愛玲中斷了學業(yè)，回到上海。此時的上海，租界不存在了，和所有日占區(qū)一樣，成了汪精衛(wèi)政府“和平運動”下的“新中國”。
她開始寫小說，一批以當時戰(zhàn)爭局勢為背景的小說，如《傾城之戀》《封鎖》的刊登，使她迅速成名。張愛玲的寫作角度非常獨特，雖然以時事為背景，描寫的卻是無關時事的男女之情，但不是簡單的花前月下，或靡靡之音，讀來讓人提心吊膽，甚至大傷腦筋，有如設身處地在一場暗昧不明的男女感情中，其關系、過程和變化委實比戰(zhàn)爭還要倏忽千變、驚心動魄。
其余如《金鎖記》《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紅玫瑰與白玫瑰》《琉璃瓦》《茉莉香片》等基于家族遺事描寫的小說，都寫于短短的三年多日據(jù)時期。這是張愛玲一生創(chuàng)作的井噴期。
并不是如張愛玲自己所說“出名要趁早”，而是日據(jù)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成了臨時真空，過去的民族救亡的左翼文學被作為“抗日”思想嚴禁了，一般留在淪陷區(qū)的文人又恥于用風花雪月粉飾太平，只有張愛玲這一位二十出頭的小女子，寫點事關風月，但又不耽于風月，有點像過去一貫暢銷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又對人生、社會和時代有更多觀照的知性文字，就像號準了這短短三年的脈，于是迅速走紅。
要走紅，首先是時代允許你走紅。張愛玲的知性，又使她與時代保持了距離，而沒有成為“漢奸文人”，畢竟第一本小說集《傳奇》和作為文學明星談話錄的散文集《流言》，最終還是要靠來自本埠乃至蘇州、南京的廣大讀者認可。否則，《傾城之戀》或許就不叫“傾城之戀”，而叫“光復之戀”？而《流言》則變成《感恩》之類了。
張愛玲中斷香港學業(yè)回上海后，面臨的第一件事是謀生。“出名要趁早”是對這一處境的注腳，意思是“女人自立要趁早”。
1920年是猴年，張愛玲出生于上海租界的前清遺老遺少家庭。家里的房子，都是祖上在滿清傾覆時，提前在租界這種“國際安全地帶”所作的財產(chǎn)保存。這樣的家族，包括張愛玲家、張愛玲的母系黃家、張愛玲的奶奶李家，各家子女又分成大房、二房等等，小家眾多，親戚密布，自成生態(tài)。
以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為例，家中所有生活開銷來源于多余的房產(chǎn)出租和祖上的遺產(chǎn)投資。經(jīng)商不是這些遺少的強項，只能加速祖產(chǎn)的流失。張志沂雖然從小接受的是良好的中西方教育，但家庭經(jīng)濟仍然陷入只出無入的險境。
張愛玲出生后，父親終于通過本家親戚找到工作，地點在天津，屬于北洋政府系統(tǒng)。于是全家移居天津，彼時張愛玲兩歲，弟弟張子靜才一歲。
張志沂比較得意，開始放肆地抽鴉片，在外包養(yǎng)女人，這就是張愛玲作品中總是提到的“養(yǎng)小公館”。接受西方價值觀念長大的母親黃素瓊當然無法接受這種行為，就連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也看不下去，于是姑嫂二人相約離家出走，到歐洲留學，學習西方藝術(shù)。所需費用，來自黃素瓊從娘家?guī)С鰜淼膴y奩，和張茂淵在張家繼承的遺產(chǎn)。而學習西方藝術(shù)，顯然也不是為生計做準備。
張愛玲的父母自上海遷居天津初期攝于英租界住處的花園。左二是她父親張志沂，右一是她姑姑張茂淵，右二是她母親黃逸梵
兩女一去多年，導致童年的張愛玲對母親沒有什么印象。等到張愛玲都8歲了，父親決定痛改前非，戒掉了鴉片，請求妻子回國。為此，張家又搬回了上海。
一家團聚之后，卻發(fā)現(xiàn)婚姻的裂痕已積累到咫尺天涯那么深。在子女教育方面，父母的意見就南轅北轍。父母很快離了婚，母親和姑姑搬出去租房，住進新式公寓，不再有傭人，但母親愿意出學費，讓張愛玲進西式學堂。她乳名張瑛，愛玲這個名字是入學時由英文名Eileen音譯的。
而張志沂飽讀詩書，住老豪宅，家里有傭人、汽車和司機，將兒子張子靜留在家里請先生教四書五經(jīng)，這比上西式學堂便宜。
張愛玲住校讀書，周末由司機接回父親家。父親新娶了妻子，雙雙吸食鴉片。這是張愛玲的青春期，是1930年代的十里洋場。
很快，家里聽見了不遠處租界外的槍炮聲， 八·一三事變爆發(fā)了。
初出茅廬，少年老成
張愛玲迎來了青春期的至暗時刻。一天，她想去母親和姑姑的公寓，后母不在，就只跟父親打了一聲招呼，說去母親那邊炮聲要小一些。
等她第二天回來，后母找茬，說她不打招呼就外出，還在外過夜，不僅言語凌辱，還動手打了她。張愛玲已經(jīng)長得很高了，而且從小就胖乎乎的，她還擊了眼前這個女人，于是，租界內(nèi)張家的火藥桶也爆炸了。
連老實內(nèi)向的弟弟，也認為姐姐張愛玲夜不歸宿敗壞了門風。張志沂向著自己的女人，將張愛玲關了起來。從秋天到冬天，日軍完全占領了租界外的上海，并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禁閉中的張愛玲患上了瘧疾，父親也不送醫(yī)，原本多肉的她從此一生瘦削。
她從家里逃到母親和姑姑那里，再也沒回過父親那個家。母親教連蘋果都不會削的她從零開始學習獨立生活，好為出洋留學做準備，并支付三年的留學費用。所以，等她從香港返回上海，既不再有得到父親資助的可能，她還決定賺錢償還母親支付的學費。
張愛玲所說的“出名要趁早”，可以說是她對自己的悲劇家庭背景的自黑，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她對物質(zhì)生活的無比現(xiàn)實，西方教育背景下的“吃飯哲學”，已經(jīng)裹挾了那個時代所有淪為平民的貴族。
然而，即便是火速躥紅，張愛玲也沒有成為上海灘“小時代”的郭敬明，因為戰(zhàn)爭分割了中國，分割了世界，不要說全球化市場，連全國市場都沒有。張愛玲將《傾城之戀》改編成舞臺劇本，在上海演出的成功，才讓她過上稍微精致的生活。即便這樣，她還想和老同學創(chuàng)業(yè)，開辦私人訂制服裝工作室。
過上獨立又自由的西式生活的張愛玲，終于可以從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精神幸存者的視角，去審視那仍在眼前晃動的大家族里精神亡魂們的哀怨和愛恨。她掃除時代變局的坍塌物，為自己也為更多沉默沉淪的人，拂拭出那條來時的路。
在生活上張愛玲是沉默的，因為她早已深深懂得世間的殘酷，她熟諳殘酷的世間法：動蕩的人間世界，本質(zhì)是一張被權(quán)力和金錢所控制的巨網(wǎng)，人不過是網(wǎng)中掙扎的可憐角色，被文明包裝起來的為欲望所驅(qū)使的兩腳羊或魑魅魍魎，世界淪為動物園，大小動物只不過有的吃肉，有的吃素，各取所需，又各有不甘。
張愛玲現(xiàn)實，但卻有一眼看穿游戲規(guī)則的天分。一般來講，想要混出頭來，必須接近時代的新貴。那么，誰是日據(jù)時期上海灘的新貴呢？必然是政軍兩界，汪精衛(wèi)手下的人，周佛海手下的人，以及日軍將領。
張愛玲閉門索居，概不見客。寫作風格一味蒼涼，蒼涼中又包含著自始至終的扭曲，她不相信革命和解放的理論和方案，也不相信兩性和諧，等到胡蘭成憑著幾乎荒誕迷狂的短篇小說《封鎖》找到她的時候，發(fā)現(xiàn)她盡管寫盡男女之事，卻還未談過戀愛，“幼稚可憐相，待說她是個女學生，又連女學生的成熟亦沒有?！?nbsp;
由張愛玲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
家道中落，對人世人心唱挽歌
張愛玲自小愛讀書，8歲就讀過多遍《西游記》，功課也不錯，中學就能寫英文文章并投稿獲獎，并以遠東區(qū)第一的成績考取倫敦大學。
與其說這是張愛玲的少年天才，不如說這是她的家學。本文無意津津樂道張愛玲的煊赫家世，特別是她的曾外祖父李鴻章。李鴻章也好，爺爺張佩綸也罷，靠的都是讀書成為滿清貴族。
到張愛玲的時代，民主了共和了，文人能做什么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么？”張愛玲如此笑談自己的寫作初衷，透露出的是文人邊緣化、原子化的戚惶。
反正沒落早已不是一兩天的事了，也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而是幾代人的事了，所以只能接受。再有新的陷落怕什么呢？即便是要逃難，你也得是新時代的顯貴——“我們的經(jīng)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
只能接受，只能放棄，只能從自己最深知的材料中，用筆再現(xiàn)男男女女的矛盾掙扎和顛倒迷亂。除了有一定底線的“吃飯哲學”的考慮，張愛玲并沒有把寫作看成是新時代的力爭上游的功名“光復”，相反，走向文壇更多是她在書寫中找到自我認同的順水推舟，寫作更值得依托的是提供了讓她走進自我內(nèi)心的方式。
這不是千年文教帝國獨特的崩散奇觀，實際上張愛玲的成長和寫作歷程，和西方女性在十九世紀開始選擇作家的方式立身相似。她們的共同點是，作為女性喪失了“家”這個由男性主導的場所，從此怎么在這世上立足？張愛玲為新時代的女性“依附”感到失望與悲哀——她們在共和體制下不再有資格靠近官本位的男性權(quán)力新貴，轉(zhuǎn)而縈繞在那些黃頭發(fā)白皮膚的海上來的浪蕩子身邊。
這是張愛玲一貫嘲諷的細膩工筆，用在《沉香屑——第一爐香》等作品中，刻畫出她最深知的人生素材。即便對母親，張愛玲也留下種種懷疑和絲絲悲哀。母女關系并不親切，她急于跟母親都撇清關系，第一步先還學費。
她雖然對胡蘭成的學問抱著崇拜，破例為他打開了家門，但不相信這個汪政府宣傳部次長的愛，連自己的爺爺張佩綸和奶奶李菊藕“花園偕隱，詩酒風流”她都要解構(gòu)，又怎么會對胡蘭成那手寫婚書上的“歲月靜好，現(xiàn)世安穩(wěn)”上心呢？
當然她接受胡蘭成提供的金錢資助，她把錢換成了兩根金條，一俟戰(zhàn)后母女團聚，她便用它們還學費。母親很傷心，并沒有接受。后來胡蘭成流亡，這兩根金條作為感情的了斷，回到了窮途末路的漢奸手中。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愛情故事，是文壇的熱門八卦
張愛玲是悲觀的，“時代是倉促的，已經(jīng)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上海光復后她的日子開始難過，但還不是太難過。1948—1949年她的創(chuàng)作呈真空狀態(tài)，1952年敗走上海，1955年敗走香港，到美國時35歲，看起來還有尚好的前途。
去國之后，她一邊吃老本，將《金鎖記》改寫成《怨女》，《十八春》改成《半生緣》，60年代為香港好友宋淇的家庭言情電影編劇，一邊又在美國新聞處翻譯過海明威、愛默生的作品，還迎合外部視角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但在境外敵對勢力眼里，爆的料明顯又不夠苦大仇深。畢竟張愛玲不會投機到用主義反對主義，她坦言，左翼不過是世界性思潮，追求人人有飯吃的大同世界有什么不對？女性一旦大局大度起來，真的是“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這樣的態(tài)度當然是不討好的，就如同在上海，她卻說：“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普遍的宗教。國家主義是一個進程，漢唐時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但是沒用，因為經(jīng)歷過不代表現(xiàn)在打得過別人?！?/p>
張愛玲仿佛徹底被舊大陸上的人們遺忘了。她在美國用英文翻譯鐘愛的《海上花列傳》，英文寫作的《秧歌》《怨女》，都沒有像以前的賽金花那樣進入西方文壇的視野。
她只短暫地在哈佛大學克里夫女子學院做過駐校作家，默默無名，沒有人知道這個來了又走了的亞洲女子是誰。
她是一個作家，更像一個手藝人，無法頂著中國學者的學問、權(quán)威和名聲在美國取得社會地位。她甚至要靠申請入駐寫作營解決一段時間的住宿和生活問題。在那里，她遇到了過氣的美國左翼作家賴雅。賴雅已六十多歲，兩人抱團取暖，結(jié)婚了。
張愛玲終生未育，她留在上海鄉(xiāng)下教了一輩子書的弟弟也一樣。但是因為賴雅年老體衰，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幾年張愛玲似乎盡到了相夫的責任，她比賴雅小十幾歲，照顧一個年長的病人，中年張愛玲付出了十幾年的心力。
時間對寂寞的張愛玲來說是難熬的，但對外界卻似乎飛快。張愛玲出版《傳奇》時那青春的三年，時間仿佛為她停滯，而去國之后，一個又一個三年如流水般寡淡無情，正像白駒過隙。
夏志清發(fā)現(xiàn)張愛玲后，港臺華人讀者圈支持著張愛玲后半生的寫作。但相對于早年在上海的繁華都市生活，她在美國猶如生活在荒野，她的寫作也如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胡蘭成后來去了日本隱姓埋名開酒吧生活，七十年代他回顧也在遠眺大洋彼岸的張愛玲：“我是從愛玲才曉得了漢民族的壯闊無私，活潑喜樂，中華民國到底可以從時代的巫魘走了出來。”
今天閱讀張愛玲，需要用心體會胡蘭成這話從何說起。張愛玲看透人生，卻沒有力量面對人生，因為人生就如“華美袍子下面隱藏著虱子”；她也沒有野心進入歷史，胡蘭成神話自己、神話中國，順便神話了她。
一切終將凋零，一切不過輪番登場，在1995年洛杉磯公寓一個人長眠前，張愛玲早已不需要世界、不需要神話，她預言天下將是讀不懂《紅樓夢》的無家可歸者的天下，但人們對自身的流離失所只會渾然不覺。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