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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摘要：
當下，民事糾紛數(shù)量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呈現(xiàn)遞增趨勢，加之公眾法治意識提升，法院民事案件數(shù)量日益增多。官方數(shù)據(jù)顯示，2020年度全國地方各級法院和專門法院共計受理案件數(shù)量達3080.5萬件。此種情況下，地方各級法院法官數(shù)量并未隨之增加，“案多人少”成為全國各地法院都面臨的共性問題。
一、司法實踐中識別簡案的主要方法
（一）定義法識別
定義法確定簡單案件，即根據(jù)《民事訴訟法》第157條規(guī)定，將事實清楚、權利義務明確、爭議不大的案件確定為簡單案件。一些法院通過正面列舉方式，以標的額、案件類型為標準，將標的額低于一定基數(shù)標準的民商事案件定為簡單案件；一些法院則通過否定性列舉的方式，排除不是簡案的案件，從而識別出簡單案件。
定義法識別簡案比較迅捷，立案審查時，就能通過基本篩查確定案件能否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但“欲速則不達”，這種識別方式覆蓋面過廣，甄別后屬于簡案的案件數(shù)量比重過大，且準確度不高。
（二）范例法識別
一般而言，基層法院在審理一審民事案件過程中，適用簡易程序可能性最大。于是，部分基層法院認為，既然全國范圍內對簡單案件沒有統(tǒng)一識別標準，那么可以本著提高審判效率的目的，結合案件特點，憑借立案法官豐富的審判經驗，創(chuàng)設典型案例作為指引。
范例法識別即法院通過平時積累的審判經驗，將與以往審查案例類型相同、比較簡單的案件確定為簡案。比如，有法院明確規(guī)定，結婚時間短、財產爭議不大的離婚案件，分流時應進入調裁程序處理。范例法識別通過人工參照案例篩查出簡單案件，多數(shù)判斷都比較準確，通過這種方式甄別出來的案件大都能成功調裁處理。
但是，范例法識別工作量較大，對分流人員專業(yè)素養(yǎng)要求很高，而且實踐中往往受到人為因素干擾，在案多人少現(xiàn)狀下，耗費大量具有豐富審判經驗的人員進行簡案識別的做法也較為不妥。
（三）前置法識別
前置法識別即通過設立專門速裁團隊或其它審判團隊，先行對案件進行篩查。對符合簡案快審案件，由速裁團隊處理。對不符合速裁的案件進行二次分流，退回立案庭后再分送至相關業(yè)務庭辦理。前置法識別將法院受理的案件交給速裁等團隊先行實質篩查，這種方法能夠更行之有效識別簡案。弊病在于，利用員額法官先行甄別方式需要較長時間，經審查后不符合簡案標準的，又轉由其他法官審理，拉長了案件辦理周期，且存在速裁法官人為挑揀案件的可能。
現(xiàn)如今，部分地方法院上線運行了智能信息管理系統(tǒng)，能夠識別案件繁簡。比如，南京中院上線了繁簡分流智能識別、分案管理系統(tǒng)，在設置案件類型、案由、標的、適用程序等相關參數(shù)后，系統(tǒng)在完成立案的同時，能夠自動識別出簡易案件。［2］
然而，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兩個一模一樣的案件，可以推論得出：智能信息管理系統(tǒng)識別案件繁簡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當前，比較通行的幾種簡案識別方法，幾乎均結合了精確型（定義法識別)、經驗型（范例法識別）、漏斗型（前置法識別）三種識別方式，而采取人工智能系統(tǒng)進行簡案識別方法的法院還比較少。
二、繁簡分流中簡案識別機制存在的問題
（一）簡案識別適用標準不明確
現(xiàn)有的法律條文，比如原《民事訴訟法》第157條，只是關于“簡案”的一個較為籠統(tǒng)的原則性規(guī)定，條文表述較為抽象，缺乏明確識別標準。司法實踐中，各級地方法院在對案件分流時采用不同方法，或是將案件類型、或是將涉案金額、或是將訴訟參加人員數(shù)量作為識別標準，其中又以適用簡易程序的適用條件作為簡單案件識別標準為主。
（二）簡案識別難以精準化
各級地方法院立案庭在初次案件分配時，大多是僅僅根據(jù)案由、標的、起訴狀載明的內容判斷案件的難易程度，難以掌握案件全貌，使得訴訟案件本身就很難預測繁簡程度，簡案不簡的情況比比皆是，所以就很難保證案件是簡案。
再者，案件分類規(guī)則具有相當主觀性，不同業(yè)務條線、不同審判庭室的分案標準存在分歧，有部分法官依據(jù)個體經驗認為個別案件有“簡案不簡”“繁案不繁”的情形。如果案件不被承辦人視為簡案簡案就很難保證快審快結，簡易程序適用率就更難保證了。
（三）簡易程序適用存在不規(guī)范
現(xiàn)今，各級地方法院為提高案件結案率，大力推進簡易程序適用，一些地方甚至將適用簡易程序多少納入年度考核。這樣做的結果是，一些法院或多或少受到行政因素的干擾，所采取的繁簡分流標準不能完全基于法律事實本身和法律規(guī)定。
數(shù)據(jù)顯示，目前我國基層法院數(shù)量超過3000個，約占全國法院總數(shù)的80%，基層法院所審理的民商事案件適用簡易程序的比例達到80%以上。然而按照法律規(guī)定，對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一般應當當庭宣判，但當前一審當庭宣判率僅為25.2%。［3］
（四）相關部門與律師作用發(fā)揮不夠
三、簡案精準識別的實現(xiàn)路徑
（一）厘定重要考量參數(shù)
1.案由。案由作為純粹的法律因素，每一個案件的審理都不可避免，都貫穿始終，也是識別案件繁簡最重要的考量參數(shù)之一。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訴訟案件名稱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4］由此可見，民事案由是以民事法律關系為基礎，對同一法律性質的案件來說，在審理過程中所需要著重查明的案件事實和證據(jù)都有極大的相似性。因此，將案由作為案件繁簡分流的標準之一，對各級地方法院而言具有可行性。
2.爭議標的額。案件爭議的標的額屬于最直觀表象，通過標的額判斷案件繁簡程度是最直接標準。根據(jù)原《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guī)定，小額速裁程序實行一審終審，并將標的額作為法院級別管轄的區(qū)分依據(jù)之一，從側面反映是能夠通過爭議標的額識別出案件的繁簡程度。這是因為案件爭議標的額越大，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可能就越復雜，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需要衡量的東西也就會越多。
當然，爭議標的額的設定標準，需要綜合考慮地方經濟發(fā)展情況、工資收入水平、案件平均標的額等因素，并根據(jù)實際情況不斷校驗和修正。［5］
3.案件復雜程度。案件事實與法律關系的復雜程度，主要是依據(jù)涉及的事實多寡、法律關系是否單一來進行評價。案件事實主要是從原告提交的事實與理由、訴訟請求和被告的答辯做出初步判斷，如果事實只有一個或者數(shù)量很少的案件一般為簡單案件，反之亦然。
比如，一起民間借貸案件，時間發(fā)生在十幾年之前，期間又產生過還款、再借款、利息支付等多次結算行為，該案件應當排除適用簡案程序。民事法律關系的復雜程度可以從數(shù)量、性質、類型等方面綜合分析，單一法律關系的案件相對簡單，而復合法律關系的案件明顯較為復雜。
4.雙方當事人的證據(jù)情況。很多案件因為雙方證據(jù)勢均力敵，導致庭審進入針鋒相對的焦灼狀態(tài)，案件被迫“簡轉普”。故在立案階段的繁簡分流過程中，當事人的證據(jù)情況也應納入考量范圍。
5.當事人數(shù)量及被告地址是否明確。進入訴訟程序的當事人之間，都存在各種各樣紛繁復雜法律關系，絕大多數(shù)群體性訴訟都為復雜案件。因此，當事人數(shù)量多少必然會影響法律關系復雜程度。同時，若被告地址不明確，不能直接送達，甚至需要公告送達，則顯然不符合簡案快審的要求。
此外，還需要考量其它的因素。案件的繁與簡是相對而言的，要確保簡案識別機制的準確性，有效避免司法資源的二次浪費，就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
除上述幾種重要因素需要從正面把握外，還應從反面識別限定簡案邊界。有的案件社會關注度高、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該類案件就應當通過識別程序，將其排除在簡案之外，由經驗豐富的法官審理，實現(xiàn)權利保障與效率的均衡。有的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事關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秩序穩(wěn)定，處理該類型案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因此，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也應當排除在簡案之外。
（二）規(guī)范識別程序
1.識別標準。實踐中，法院審查案件繁簡基本都是由立案部門負責審查，但僅憑立案登記人員通過口頭詢問和材料初審的方式，要達到準確認定案件的繁與簡難免有些困難。
案件繁簡識別過程中，要明確案件繁簡的識別標準。第一，不能違背或逾越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第二，劃定不屬于簡單案件的范疇。比如，將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對社會發(fā)展具有指導意義的新類型案件、起訴時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共同訴訟中一方或者雙方當事人人數(shù)眾多的案件排除在簡單案件之外；第三，采用列舉式的模式對簡單案件予以明確。實踐證明，在確立民事案件繁與簡的標準時，難以采取單一的方式進行界定。因此，筆者認為，為方便立案人員簡單明了地識別簡單案件，可以在相關法律及其司法解釋中，對簡單案件的類型采用列舉式予以明確。
2.退出機制。案件識別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確，當出現(xiàn)將簡案分流為繁案或者把繁案分流為簡案的情況時，應當設立救濟程序，對案件進行重新分流。因此，必須留下必要的時間和空間，讓識繁為簡的案件能夠及時進行程序倒流，退回到立案部門，移送繁案團隊進行辦理。
程序倒流過程中，應當重點注意兩方面事項。
一是關于時限問題。比如，案件進入速栽模式或者適用簡易程序先行處理時間過長，將會對當事人的程序性權利造成實質損害。因此，當速裁團隊發(fā)現(xiàn)案件不宜速裁快審時，應當立即將案件退回立案庭重新審查分案，此時應不受時限的限制。
另外，案件進入速裁團隊審查辦理的時間以七天為宜，七日內發(fā)現(xiàn)案件不宜適用簡易程序速裁時，應立即將案件退回立案部門。超過七日時，應當將案件上報至庭室負責人進行審批，再報送至分管副院長進行審批。
原則上當案件在速裁團隊超過十五日時，速裁團隊應當將案件“內部消化”，由案件承辦人自行辦理，審理中發(fā)現(xiàn)案件具有特殊情況確實需要將案件退回立案部門的，需要報送至庭室負責人進行審批，再報送至分管副院長審批。
四、進一步優(yōu)化簡案訴訟機制的建議
（一）合理運用預立案制度
1.預立案制度的適用范圍。預立案制度是指正式立案前，立案人員收到當事人的起訴材料后，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所設置的多元化糾紛解決程序前置，主要是調解的前置。預立案制度旨在引導一部分案件分流到法院之外。預立案制度主要適用于具有社會多發(fā)性的案件。
比如，家庭糾紛案件、交通事故案件、民間借貸案件等。此類案件通過與生效裁判文書中的相關要素進行比對，可以推定案件處理結果。若登記立案進入訴訟程序，則程序繁瑣冗長，糾紛化解緩慢，不利于當事人及時得到救濟。因此，可以在向當事人說明情況之后，引導當事人先行到相關單位、部門進行調解，快速的解決矛盾問題。
2.預立案制度的資源配置。建議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構建完善大調解格局。首先，構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商事調解作用，實現(xiàn)訴前分流。其次，培養(yǎng)專門預立案調解員，在婦聯(lián)、工會、交警大隊等相關單位，挑選出具有法律知識、調解經驗、懂得當?shù)厝宋娘L俗的人員，進行專業(yè)培訓，鼓勵積極參與社會治理，使他們能對案件公平公正調解，有效解決民生糾紛。再次，引入行業(yè)調解，個體作為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部分，均與各行各業(y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比如，在發(fā)生消費、醫(yī)療、食品安全、保險證券等糾紛時，法院在訴前調解中引入行業(yè)調解，能夠彌補專業(yè)知識方面的不足，對于理清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6］
3.預立案的操作流程。立案人員在收到起訴材料之后，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進行預立案登記，告知當事人到相應的預立案調解機構進行調解。調解成功的案件則由法院出具調解書或者司法確認書。調解失敗的案件，則由調解機構在《預立案登記卡》上填寫調解不成說明并簽字蓋章，當事人隨后持《預立案登記卡》到法院正式立案，案件進入正常訴訟程序。
（二）審前程序分流
1.審前程序分流的類型。審前程序分流主要是指立案后、正式審理前，由法院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進行的非庭審的一種糾紛解決方式。我國的審前程序分流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根據(jù)案件類型認為是比較簡單的，當事人之間爭議不大，可以通過調解化解糾紛矛盾的，通過促進當事人的交流溝通，快速化解矛盾。另一類是不能通過調解解決矛盾的，審前程序分流就是正式庭審前的一道準備程序，主要是通過對案件的甄別，確定案件爭議的實質問題，以便正式庭審時直擊爭議核心問題，提高審判效率。
審前分流的核心是在立案后，通過對案件性質和繁簡程度進行判定，使之快速分流到不同的處理環(huán)節(jié)，從而緩解司法資源緊張等問題。這種處理有利于確保難案、繁案有足夠的時間和程序來依法處理，而對于簡單案件則可以通過調解快速處理。
2.審前程序分流人員配置。根據(jù)以上對審前程序分流的分類，為有效解決糾紛，提高裁判效率，應當合理配置審判人員。
對于審前程序分流的人員配置，筆者認為可設置一個調解法官和一個庭審法官。針對上文提到的通過調解可以解決的案件，就可由調解法官主持當事人之間的調解或者案件審理前準備工作。調解成功的，則案件終結；如果調解不成功，則由調解法官做好庭前審理準備工作，后交予庭審法官來通過庭審處理案件。
3.完善審前調解制度。調解在審前程序分流中是一項重要環(huán)節(jié)。調解成功，案件走向終結；調解不成，則進入下一步訴訟程序。因此，十分有必要利用好調解具備的快捷高效的優(yōu)勢，將糾紛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tài)。
法官主持調解還應當遵循以下原則：一是必須遵守法律規(guī)定；二是以自愿為前提。調解須在當事人自愿的情況下進行，如果當事人不愿意調解或未調解成功的，應當及時作出判決；三是要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四是必須要遵循合法調解的原則。
（三）豐富送達方式
1.推廣電子送達。建議在相關訴訟法律及其司法解釋中明確規(guī)定，可以采用電子方式送達。在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法院及時與當事人確認有關電子送達的準確地址，同時應當支持受送達人通過微信、QQ、郵箱等媒介接受訴訟文書。在整個過程中，要通過技術的方式，支持當事人隨時能夠登錄法院官方網(wǎng)站，查詢和下載電子文書。
2.采取集中送達。當前，各級地方法院基本上都已經形成了“審判人員+法官助理+書記員”的組合，可以結合實際考慮在速裁團隊設置專門送達小組，成員可以從各速裁小組中抽調2-3名書記員或者輪流擔任，負責案件的送達業(yè)務。對于需要直接送達的案件，可由送達小組統(tǒng)一安排時間進行集中送達。同時，也可以充分發(fā)揮人民陪審員的職能作用，實現(xiàn)忙時參與庭審，閑時輔助送達的司法效能最大化目標。
3.探索協(xié)助送達。送達難一方面是因為起訴書載明的被告住所地、聯(lián)系方式與其實際住所地、聯(lián)系方式不一致，尤其是在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外出打工的人員較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當事人法律素養(yǎng)相對欠缺，對訴訟持畏懼和反感的態(tài)度，法院工作人員開展送達工作經常是無功而返。因此，在委托派出法庭進行送達的同時，也可以探索設立公益崗位，從各個鄉(xiāng)鎮(zhèn)（街道）、村委會（居委會）中選擇熟悉社情民意的固定的人員，擔任聯(lián)絡員進行協(xié)助送達。
4.律師代為送達。案件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對律師是較為信任的，在訴訟文書的送達方面，可以請求律師代為送達。這樣做的優(yōu)勢在于：當事人的聯(lián)系方式、地址等律師比法院掌握得更為清楚，法院作為送達主體，當事人往往會產生抗拒心理，時常提供虛假地址，甚至出現(xiàn)避而不見的情形。而律師在案件處理過程中，出現(xiàn)在法院的頻率比較高，由其代為送達也可以節(jié)省法院送達的時間和人力資源，專心負責案件實質問題的處理。目前，委托律師送達的方式已經在一些地方開展實踐，但該送達方式的合理運用還有待進一步探索研究。
（四）簡化審后文書
［2］周陽、張羽馨：“南京智能信息管理系統(tǒng)上線”，載《江蘇法制報》2019年6月23日。
［3］陳寶軍：“司法體制改革背景下民事訴訟當庭宣判制度的完善”，載《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4］郭鋒、陳龍業(yè)、賈玉慧：“修改后《民事案件案由規(guī)定》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2021年第13期。
［6］趙倩：“民事案件繁簡分流機制的探討”，載《實事求是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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