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在行為人基于其他原因，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并對被害人實施暴力行為，被害人為免受傷害主動提出給付行為人財物，行為人也予以接受的行為模式中，行為人實施暴力時主觀上雖然不以取財為目的，但其在實施取財行為時利用了之前暴力行為所形成的威懾，被害人主動給付財物也是基于之前遭受的暴力行為所形成的心理強制，因此，應以搶劫罪定性。
■案號 一審：（2012）渝北法刑初字第00228號 二審：（2012）渝一中法刑終字第00201號
【案情】
被告人王維與被害人陳靜系戀人關系，二人同在王維家中居住。被告人王維懷疑被害人陳靜對感情不忠，2011年11月4日23時許，被告人王維邀約被告人王波一起尾隨陳靜及其新交往的男朋友李健來到王維家中，被告人王維、王波進屋后分別持菜刀、鋼管對被害人李健進行毆打，將李健臉、手部多處劃傷，質問此事如何解決。被害人李健提出經濟補償，被告人王維遂索要2萬元，并將被害人李健錢包內的4041元拿走，不準二人離開。次日早上6時許被害人陳靜表示自己拿2萬元解決事情，后陳靜趁機逃跑，并隨即報警。
被告人王維于2011年11月5日晚得知被害人陳靜報案后，于當晚21時許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被告人王波在被告人王維電話勸說下于當晚22時許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被告人王維、王波到案后均如實供述了其罪行。案發(fā)后，公安機關已追回贓款24041元。
公訴機關重慶市渝北區(qū)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王維、王波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并有毆打、捆綁、侮辱等情節(jié)，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之規(guī)定，應當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王維、王波犯罪后自首，具有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量刑情節(jié)，向重慶市渝北區(qū)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王波的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是：王波不具有非法占有財產的目的和動機，給付經濟補償是被害人主動提出而非王維主動提出，同時王維確給陳靜購買過物品。本案的犯罪目的不是直接針對財產，王波也未分錢，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
【審判】
渝北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王維、王波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當場劫取他人財物，數(shù)額巨大，其行為構成搶劫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但罪名有誤。被告人王維、王波犯罪后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其罪行，系自首，可減輕處罰；被告人王波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應減輕處罰；被告人王維規(guī)勸被告人王波主動投案，可酌情從輕處罰。對犯罪所用的菜刀、鋼管等物，依法予以沒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與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之規(guī)定，判決：
一、被告人王維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2個月，并處罰金1萬元；
二、被告人王波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6000元；
三、對被告人王維供述犯罪所用的菜刀、鋼管等物予以沒收；
四、責令被告人王維、王波將犯罪所得的財物退賠給被害人陳靜2萬元、退賠給被害人李健4041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王維、王波不服，提出上訴，稱其系因感情糾紛而使用暴力泄憤，二被告人持刀、鋼管是為了控制局面，是被害人主動提出經濟補償，王維感情受到傷害應該得到經濟補償，二被告人主觀上無搶劫故意，二人在取得財物時并未實施暴力，不屬于當場劫取他人財物，其行為應構成非法拘禁罪而不構成搶劫罪。
二審法院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王維、王波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暴力手段當場劫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搶劫罪，上訴人王維、王波搶劫數(shù)額巨大，依法應予以處罰，二人均有自首情節(jié)，上訴人王維系主犯，上訴人王波系從犯。原審法院根據(jù)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jié)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決，定罪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發(fā)生在戀人之間“捉奸”的過程中，現(xiàn)有證據(jù)僅能證實被告人王維基于感情背叛而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并對被害人李健實施暴力以泄憤，無證據(jù)證實其在對李健實施暴力時主觀上有取財之目的。被告人王維始終辯稱，其用菜刀傷害李健之目的，是逼問李健是否與其女友陳靜同居，并非為了劫取財物。該案情形可以概括為行為人因其他糾紛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并對被害人實施暴力，被害人主動提出向行為人給付財物來解決其糾紛以避免傷害，行為人取得財物。對該種行為的定性，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并非以非法占有財物為目的對被害人實施暴力，給付經濟補償是被害人為彌補自己的過錯主動提出而非行為人主動提出，暴力毆打行為與劫取財物之間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此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搶劫罪；另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的該種行為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應以搶劫罪定罪處刑。
筆者認可第二種觀點，認為應分別從被告人、被害人的主觀狀態(tài)來分析該案中的暴力行為、取財行為的特點及暴力行為與取財行為的關系，并以此評判行為的定性。具體分析如下：
一、搶劫罪中的取財行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搶劫犯罪屬于侵財型犯罪，在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方面有著明確的要求，即行為人實施犯罪系以非法占有財物為目的。所謂犯罪目的是指行為人主觀上通過犯罪行為所希望達到的結果，即是以觀念形態(tài)預先存在于行為人大腦中的犯罪行為所預期達到的結果。{1}而犯罪目的在部分犯罪中具有區(qū)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功能。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除行為人自己的供述外，更要看其外在的客觀行為所反映出來的主觀目的。搶劫罪的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占有了他人財物，而仍然以強力為后盾（包括暴力、脅迫和其他方法）強行占有，至于行為人為何要占有該財物，乃是犯罪動機問題，不屬于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的內容。當然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影響量刑，但是無論何種動機，無論是尋求刺激、生活所迫、占小便宜、泄憤報復等等，均不影響定性。
具體到本案，被害人陳靜與王維戀愛期間又與李健建立戀愛關系屬于道德問題，陳靜、李健并不因此應對王維承擔經濟補償或賠償責任，被告人王維并不具備實現(xiàn)其合法債權的基礎。持第一種觀點的論者認為本案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財產的目的和動機，給付經濟補償是被害人主動提出而非被告人主動提出。對此，筆者認為，被害人是否主動提出給付財物，并不必然影響被告人非法占有財物目的的認定，即使在其他一般的搶劫案例中，也有被害人在遭受突然的控制或脅迫時，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人身傷害，被害人在行為人未及做出劫取錢財?shù)囊馑急硎緯r，會主動提出給付對方財物；其次，行為人的主觀狀態(tài)是一個變化的、動態(tài)的過程，對被告人行為目的的判斷，不應孤立地從某一段、某一點進行評判，而應把其實施暴力、取財?shù)刃袨樽鳛橐粋€有機的整體進行評判。
本案中，即使二被告人最初沒有非法占有財物的主觀故意，但在被害人陳靜、李健因受毆打傷害后主動提出經濟賠償時，王維不應收錢仍予以索要，并確定金額２萬元，表明其已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二被告人的該種目的是基于報復被害人以泄憤，或者被害人以此作為斷絕與被告人情侶關系的補償?shù)?，均不影響非法占有財物目的的成立，即被害人在道德上的過錯，甚至被害人在刑法意義上的過錯均不影響對行為的定性。
二、搶劫罪中的暴力行為的認定
刑法理論認為，搶劫罪中的暴力行為具有明確的目的，它不同于故意傷害、故意殺人、強奸等暴力犯罪中的暴力行為，盡管所有的暴力行為在外觀上均具有人身傷害性，搶劫罪中的暴力行為是行為人為了取得財物而實施于財物占有人，其具有明確的指向，其目的在于壓制被害人的反抗，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無法反抗，以便順利地獲取財物。{2}該觀點將暴力行為的目的作為搶劫罪中的暴力行為的特征，有遺漏之處。
在搶劫罪中，取財行為是目的，暴力行為只是服務于取財行為的手段行為。手段、方法的價值不在于何種目的，而在于該手段、方法本身。暴力行為的人身傷害性特征是穩(wěn)定的，是其內在規(guī)定性，而暴力行為的目的是易變的。在評價暴力行為時，往往需要考慮暴力行為實施者的目的或用途，在暴力行為實施前、實施過程中、實施完畢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可以發(fā)生變化的。行為人可以為實現(xiàn)某種目的而實施暴力行為，也可以在實施暴力行為后，借助該暴力行為去實現(xiàn)其他目的，也可以基于報復等而實施暴力行為。搶劫罪中的暴力行為首先具有暴力行為的一般屬性，即給被害人造成傷害，壓制被害人的反抗，形成被害人的心理恐懼等等。其次，考察行為人是基于何種目的實施該暴力行為，或行為人利用該暴力行為又實施了其他何種行為。行為人可以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實施暴力，也可以利用已經實施的暴力行為去實現(xiàn)非法占有的目的。
具體到本案，被告人王維雖然基于泄憤的目的，對被害人李健實施了毆打，但其卻借助已經實施的暴力行為，向被害人索要財物，符合搶劫罪中暴力行為的特征。
三、搶劫罪中的暴力行為與取財行為的關系
如前文所述，搶劫罪中的暴力行為以壓制被害人反抗取得財物為目的，暴力行為與取財行為是前行為與后行為的關系。就被害人而言，遭受暴力是損失財物的原因；就行為人而言，取財行為是目的，暴力行為是手段、方式，二者均具有可責性與可罰性，因為作為目的的取財行為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利，作為手段的暴力、脅迫行為則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因此，搶劫罪所侵犯的是雙重客體。非法占有的主觀意圖的形成時間并不必然要早于作為手段的暴力行為的實施時間，行為人出于其他目的實施暴力行為，于正在實施暴力、脅迫的過程中產生奪取他人財物的意思（目的），并奪取財物的，同樣成立搶劫罪。因為，其作為取財?shù)哪康男袨榈膶崿F(xiàn)在客觀上利用了其之前實施的暴力行為所形成的條件，其取財行為的實施意味著其承認并利用了其之前實施的手段行為——暴力行為。
搶劫罪之成立，要求作為手段的暴力行為與作為目的的取財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只要行為人占有財物的后果系其實施暴力或脅迫行為的原因所致，即已符合了搶劫罪的本質特征。如行為人在以暴力方式實施強奸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被害人有財物，并當面拿走，在其取財過程中，并未以取財行為為目的而實施暴力，但因為其之前為實施強奸所實施的暴力已經給被害人形成了心理強制，使被害人不敢反抗，因此，并不影響其搶劫罪的認定，（該情況應以強奸罪與搶劫罪數(shù)罪并罰）。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條也規(guī)定，聚眾“打砸搶”、毀壞或者搶走公私財物的，除判令退賠外，對首要分子，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具體到本案，被告人雖然基于逼問奸情的目的毆打被害人，其之后實施取財行為時該暴力毆打行為已對被害人形成了心理強制，使其不敢反抗，被害人為了避免被繼續(xù)傷害及脫離約束，主動提出給被告人經濟補償，被告人王維取得財物。換言之，被告人如果沒有實施之前的暴力行為，便不會取得被害人的財物，而被害人如果沒有遭受暴力行為，也不會主動將財物交付給被告人，因此，被告人的暴力行為與之后的取財行為已經建立了因果關系，其行為符合搶劫罪中的本質特征。
綜上，本案中雖然有被害人主動給付財物、被害人在道德上的過錯、被告人主觀上其暴力行為并非以取財為目的等諸多因素的干擾，但是對被告人而言，其暴力行為與取財行為之間仍然具有手段與目的關系，對被害人而言，遭受的暴力行為與之后的財產損失具有因果關系，搶劫罪的本質特征已經具備；同時，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不能評價二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陳靜、李健財物的行為，存在明顯的刑量不足。換言之，非法拘禁罪系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對被告人占有的被害人財物則無法處理。因此，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符合本案的主客觀實際，也更符合罰當其罪的刑法精神，一審法院的判決與二審法院的裁定是正確的。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247頁。
{2}張金偉、施月玲、榮學磊：“暴力威懾下的搶劫罪認定”，載《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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