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元曲

元曲，也稱“元代戲曲”，即元雜劇（元代的歌?。┖驮⑶煞Q之為元代的新體詩，有套數(shù)，小令帶過曲之別）的合稱。由于元雜劇的成就和影響，遠遠地超過了元代散曲，所以也有人單把元代的雜劇，稱為“元曲”。元代散曲作家約有二百余人（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存世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數(shù)四百七十余套。元曲和唐詩、宋詞鼎足，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曲來源于詞，是由詞演化而來，原起 于民間，流傳于歌女伶工之口，用于書寫情懷與歌唱，為通俗文學，后來漸漸形成了一種與詞不同的文學體裁。散曲最早是小令（民間流行的小調），后來變成合調，又變?yōu)樘浊ㄍǚQ套數(shù)，亦名散套，也稱大令）。

元曲起源于“蕃曲”、“胡樂”，明代徐渭《南詞敘錄》里曾言：“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為民間之日用。宋詞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風靡?！痹缙谠鱾饔诿耖g，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元滅南宋后開始廣泛地流傳。在藝術上，元曲繼承了詩與詞的清麗婉轉，又有著自身的獨特魅力。早期的元曲，帶有鮮明的民間文學特點，具有通俗性、口語化及北方民歌直率爽朗、質樸自然的情致，語言清新。元曲將傳統(tǒng)的詩詞、民歌、方言和俗語，用口語化的方式揉為一體，形成了一種灑脫、詼諧、率真的風格，含蓄琢練，雅正典麗，意境高遠。元曲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shù)、平仄，均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又有較大的靈活性。元曲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以增句(同一曲牌中，字數(shù)最少的一首為標準定格)，元曲是元朝文學的主流。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云：“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又一盡?！痹y(tǒng)一中國后，政治專權，社會黑暗，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制度遭到了破壞，使古為上品的讀書儒生，淪落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地步，儒士文人，淪落到連普通的匠人和娼妓都不如的地步。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彷徨感，六神無主和無所適從的悲哀，宛若滿天的陰霾般，籠罩在他們的心頭之上。文人內心的苦痛、煎熬，連求生存都成了嚴峻、殘酷的現(xiàn)實，整個社會已經(jīng)處在民怨沸騰的狀態(tài)。

文人們?yōu)榱吮磉_心中的不滿和憤懣，他們開始利用文學的形式，將這種情緒寫成一些作品，流傳于社會。于是，一種直舒胸臆的民間文學迅速興起，這種形式正是曲子與歌劇。因此，在獨樹一幟的元曲中，迸射著一種強烈的反抗情緒。無論是表面上的調侃和自嘲，還是痛快淋漓的嬉笑怒罵；無論是桀驁不馴的豪縱狂狷、無所拘系的放浪形骸，還是隱逸山林以保持獨立自尊的人格，元代的文人們都在他們的作品中，呈現(xiàn)出一種天真絕俗的藝術境界，成為元曲輝煌大樂中的璀璨篇章！

元曲為元代散曲和雜劇的合稱，元代是我國戲曲史上的高峰。元曲四大家，是指四位元代雜劇成就最高的作家,即關漢卿、白樸、馬致遠和鄭光祖。元代鐘嗣成之《錄鬼簿》,把關漢卿列為元雜劇作家之首；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曰：“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為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雜劇創(chuàng)作的成就，他們被稱為“元曲四大家”，已為歷史公認。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說：“元人樂府稱 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大家?！痹诖艘郧埃艿虑逶凇吨性繇崱沸蛑姓f：“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但是，周德清雖以四人并稱，卻并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賈仲明為馬致遠所作的吊詞中，又有“共庾、白、關老齊眉”的說法（庾指庾吉甫）。這些說法表明，元曲四大家的概念,是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 關于這幾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評價，因人因時,各有不同。賈仲明稱關漢卿是：“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泵鞒踔鞕唷短驼糇V》,卻稱馬致運,“宜列群英之上”,而關漢卿則為“可上可下之才”。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贊鄭光祖而貶低其余三家的。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說：“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蓖跫玖?span style="FONT-FAMILY: " lang="EN-US">(清)《曲談》則認為有“關、 白、馬、鄭諸家”。明代王世貞、王驥德等人為王實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 “王、馬、 關、鄭”說。清代李調元《雨村曲話》,則有“馬、王、 關、喬（吉）、鄭、白”之說，但未見流行。

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都是元初雜劇的大家,代表作分別為《竇娥冤》、《漢宮秋》和《梧桐雨》;鄭光祖則是元后期雜劇大家，代表作為《倩女離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