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先來談談題主的大命題，就是孔孟的思想和董仲舒先生之后的儒家主流思想之間的關系。
首先說孔孟吧，先說孔子，我們說他是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是開創(chuàng)了私人講學，開始將知識從上層士人階級往下傳播的發(fā)起人之一（孔子本人也是“士”的后裔）孔子被稱為“天縱之圣”，在論語里也借他人之口稱孔子為“天之木鐸”，后世的朱熹先生更是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樣的話，可以看出孔子的地位之高，名望之盛。再說孟子，孟子是孔子孫子子思子門人的弟子，韓愈《原道》中更是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tǒng)”的人物，后世也稱其為“亞圣”以僅次于孔子的“至圣”，故孔孟并稱也就成為了中國古代儒家的道統(tǒng)來源。后世自詡為儒門弟子的無不以孔孟為尊（也有不尊孟的少數(shù)），也由此，孔孟也就成了古代儒家的最大背鍋俠。
再談董仲舒，董先生其人其實并不能代表整個漢儒的思想，但他因其在整個儒家介入政治中所發(fā)揮的獨特作用，也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獨尊儒術”的發(fā)起人和實踐者。但是，在我之前的一個答案里也有寫到，漢武帝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是他的一句口號罷了，其實沒有真正實行過，他只是欣賞董仲舒的學說而已，而真正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之本，漢武帝終究是漢“武”帝。聊回到董仲舒，董先生是以治《春秋公羊傳》聞名于世的，而《公羊傳》最廣為人知的思想就是所謂的“大復仇論”即“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也恰恰應和了當時漢朝的情況，高祖白登之圍、呂后嫚書之恥、乃至文景期間匈奴人的屢屢進犯其實在整個漢廷都有這樣一種情緒在醞釀，這也是董仲舒和他所在的“公羊學派”在漢朝興盛的原因。
說完兩個名詞解釋吧，可能就要談一下題主的問題了，是否能混為一談？當然不能。我在之前的回答里也有提及，儒家學派是一個十分有活力、進取力和自我改革的勇氣的學派，在經歷了漢初黃老之學一統(tǒng)天下的情況后，儒家適時地做出了許多的改變，以令自己獲得統(tǒng)治者的欣賞，而這樣的革新，在他們自己看來可能就像陽明子說的“此心不動，隨心而動”，但其實這樣的革新卻是在根本上改變了“儒”在先秦時期的含義，所以漢儒和先秦時期的儒是有很大的區(qū)別的，（這里不多加討論，我們只需要知道在先秦，孔子只是先生，但漢儒卻是想要造神。）單從董仲舒來說，他的思想中就夾雜了許多為先秦時期儒家所不能接受的別家學派的思想，“大一統(tǒng)”學說先不討論，這是公羊學的固定思想，單說董仲舒最受統(tǒng)治階級歡迎的“天人感應”學說，這基本就是戰(zhàn)國時鄒衍一脈的陰陽家學說的根本思想，將原本“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家學說中夾雜進了君權天授的成分。這如果放在先秦，不知要在稷下辯論多少年，但在漢初那樣一個儒家較為沒落的時代（劉邦開始幾位皇帝對儒家都不感冒，其實也包括了漢武帝...只是日后的儒家思想更為普及化，大眾化，加之其代表的地主階級取代封建貴族成為權力擁有者之后其思想也就慢慢浸透了天下）儒家為了求存，是可以做出真正符合時代選擇的改變，這也是儒家的偉大之處吧。（至少他們自己認為自己本心未變，求仁得仁吧）
說到這里，我想可以回答題主的問題了，那就是不能混為一談。
但是題主的釋題中也給出了一些問題，最后一個問題前面已經答過了，孔孟是后世儒家最大的背鍋俠，這是我的答案。至于說秦漢以后的儒家文章少有被教材選用，這個問題其實我有不同看法。其實秦漢之后的歷代文人的文章中，就夾雜著他對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自己的思想，雖然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一句口號，但是后世的儒家卻將其真正的變成了現(xiàn)實，達到了董仲舒期望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當然，其他學說的思想也或多或少的留存了下來，融入了民族的血脈里）所以后世的文章，不是少有被教材選用，而是儒家的思想藏在了那些文章的每一個字中。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