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印發(fā)微
文/張小東
共青團榆林市青聯(lián)常委
榆林學(xué)院博物館古代璽印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
關(guān)于秦印文字之要旨，前人著述頗豐，時賢亦研究至多。秦官印闡發(fā)之廣度深度均可稱歷來罕有。本文僅就筆者多年來收藏、獲見秦印之細微瑣屑處談幾點個人之管見，尤其是秦私印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不揣淺陋，拋引發(fā)微，應(yīng)該會對印林同道有所裨益。
一、關(guān)于秦印與秦封泥
在大量傳世或新出秦?。òü?、私印）中，尚未能找出與大宗秦封泥相吻合之例。從尺寸方面考察，考慮到璽印在抑之于泥后所產(chǎn)生的收縮比等因素，封泥實物尺寸普遍小于璽印。如此現(xiàn)象，也是困擾封泥研究者的一大難題，解開這一題目所隱含的具體真相，看來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樣簡單。誠如楊廣泰先生在《封泥芻議三題》［1］一文中所言：“從印譜中整理出基本符合秦或漢初特征的官印115枚……，印文與封泥相同者僅10例，不足十分之一。對這10對范例進行比對，文字的結(jié)構(gòu)顯然并非一體?！边@樣的現(xiàn)象著實令人費解。
秦印中文字跌宕率意與蘊藉流美者判若兩個審美類型。如相家巷所出秦封泥，其風(fēng)格絕大多數(shù)屬于后者，即蘊藉流美型，傳六村堡出秦封泥中，似乎很多又是跌宕率意類的，如《新出封泥匯編》著錄的1412號“大匠丞印”、1748號“平陽苑印”、1901號“下邽丞印”與《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著錄的001號“卬章飤廚”即屬于此類。蘊藉流美型自然是秦封泥遺存之主流類型，《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002號“封陵津印”屬于此類，他編則比比皆是，此不贅舉。找出同文的秦印與秦封泥相比對，如前引楊廣泰先生文中所及10枚“代馬丞印”“發(fā)弩”“酆丞”“泰倉”“小廄將馬”“雍丞之印”“御府丞印”“中羞行府”“左田之印”“左礜桃支”，發(fā)現(xiàn)存在的差異是一目了然的，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同時為我們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試想，秦封泥的大量遺存應(yīng)該是在秦印使用過程中所遺留下的，經(jīng)過轉(zhuǎn)運、傳遞，又被專人拆封、銷毀，焚燒處理中過程中一部分被偶然“陶化”，直至埋入地下，千余年后被不經(jīng)意間發(fā)現(xiàn)，其數(shù)量必然是當時實際數(shù)量之冰山一角，那些未經(jīng)火焙而致“陶化”或因地下存儲條件限制，絕大部分是保存不下來的，因此今天能看到的自然是其中極小的部分了。問題隨之而出，抑出封泥之印何去何從？據(jù)史書記載，職官更替，其印綬理論上是要被收回的。再者，一印之使用頻繁程度決定了一印之壽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大宗秦封泥中就有相對較多的秦國都城“櫟陽丞印”“咸陽丞印”，或許因為地位特殊，其印章使用頻率自然要比邊遠地區(qū)繁密，以致所見秦封泥中，“櫟陽丞印”“咸陽丞印”封泥明顯是由不同印章抑出的，此處除去職官更替的考量，由于一印過多使用以致磨損嚴重，即便職官任期未滿而印章被迫報廢更新也是再合理不過。然而，今天未能見到“櫟陽丞印”“咸陽丞印”印章的遺存，倘若得見，也未必能與封泥相合。另一種可能，便是官吏佩印與其日常辦公所用印章并非一印，即佩印并未參與封泥之抑壓。若假設(shè)成立，秦封泥與印章不可吻合之謎題似乎有了新的解釋。
二、秦私印之學(xué)術(shù)價值
在私印范圍內(nèi)，盡最大可能找到以往譜錄未經(jīng)著錄之姓氏、名字或新出現(xiàn)字例，無疑給私印收藏平添不少附加價值，至于其篆刻風(fēng)格符合哪一類人群之審美標尺，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度忠架幉厍赜≌淦氛埂?07號“公子檀矦”，“公子”之見于印，過去譜錄偶見，習(xí)慣上將其歸于對特殊人群身份之尊稱。然而經(jīng)過比對發(fā)現(xiàn)，其極有可能對應(yīng)姓氏“公孫”，即為復(fù)姓例。例如020號“公子勁” 、038號“公子舉”等，“勁”“舉”皆為秦漢常見名字印。015號“五百宜乘”，初見此印時以為秦成語印，后得見私人收藏有漢印“九百子鮮”，頓悟此“五百”為復(fù)姓無疑，又得觀私人藏有“宜乘”半通秦印一，可知前斷不誤?！度忠架幉厍赜≌淦氛埂匪皬?fù)姓有如“者（諸）侯”“毋丘”“苦成”“黑章”“成公”“南丘”“函與”“上官”“光師”“走馬”“司馬”“陽垣”“公孫”“須拳”“新楊”等，其中“者（諸）侯”“南丘”“函與”“光師”“須拳”“新楊”應(yīng)屬新出復(fù)姓例。單姓新出于秦印者有045號印之姓氏以及“平”“游”“印”“完”“監(jiān)”等。名字方面，雙名有“淳且”“胡傷”“檀矦”“季須”“傷巳（已）”“宜乘”“蘇兒”“俱來”“將師”“束和”等，除去“胡傷”外，其余應(yīng)均為新出現(xiàn)。單名新出現(xiàn)者有034號名字及“伎”“蛇”“懛”等。其中004號姓氏、034號名字、041號不識姓氏、045號姓氏、047號名字、052號名字、055號名字、058號姓氏、062號名字、069號名字、076號名字等字，在秦印文字中應(yīng)屬新出。
008號“上里中圈”，或可釋為“上圈中里”，“中里”或為名字，詳見《風(fēng)過耳堂秦印輯錄》著錄之302號“中里”［2］，彼若為不著姓氏之名字印，則“上圈”或為復(fù)姓。另，或可讀為“中里上圈”，“中里”為里名，“上圈”為姓名或名字，此種讀序也見于秦官印，例如《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3］著錄之“左樂寺瑟”［4］，不過，此例畢竟太少，尚待詳證，今備于此，以為后驗。較為巧合的是，《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099號之穿帶印，一面印文“辨里”，應(yīng)即印主里籍所在，另一面“楊奢”為印主姓名，與“中里上圈”印或可互為參證。
095號穿帶型印“蘇喜、魚木憙”，一面為秦文字，一面為楚文字，此印獨特自不必說。由此可知，印主或為一國外交使節(jié)，或為經(jīng)常往來于秦楚兩地之商賈，一印而著兩國文字，存世極少，且多為秦國與東方諸國印文互譯者。同例見《中國璽印篆刻全集2·璽印下》［5］著錄之361號穿帶印“江去疾、江去疾”，其一面文字為秦，一面文字為齊。凡此足見古人制作之巧思，更可見證秦國與東方諸國交流往來之史實。
010號“黑章君惕”與030號“石蠡君均”兩印辭例若為一類，則“石蠡”為復(fù)姓也未可知，當然不可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石蠡”為姓名，“君”為修飾語，“均”為表字。在實際判別類似璽印辭例究竟屬于何種類型時，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尤其是在目前的資料框架下，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考證。
又如011號“程煩萬歲”，“程煩”為姓名顯而易見，后綴“萬歲”究竟是表字還是此印格式是“姓名＋成語”類，則不得而知。003號“武安君印”，按秦有大將白起曾獲封“武安君”，然此印尺寸及材質(zhì)均與常見封君印不合。巧合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方“長安君”，尺寸材質(zhì)與此印大同小異。孫慰祖《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鑒》：“《史記·秦始皇本紀》：‘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但形制較小，與官印不類，當屬明器?！保?］兩印相較，頗似一類。或“武安”“長安”皆地名，兩印以地為姓氏，名字“君”（以“君”為名字慣見于秦漢私?。磸?fù)姓私印，可備一說。
031號“充地廣邦”、032號“真事唯敬”兩印成語，為歷來譜錄所無，當屬新出。前者足可印證秦人欲為天下一統(tǒng)之志向，其寓意深遠自不必說。后者似可洞悉秦人自省惕厲之心志。
100號“孝□□思”成語印，其復(fù)合嵌接紐式制作之精準，實為歷來罕見，由此可窺秦人加工技藝之高超，于秦代科技制造史研究或許有益。
三、關(guān)于秦私印之地域、制作特色
中央京畿地區(qū)所出，尤其以咸陽地區(qū)為中心，其整體風(fēng)格表現(xiàn)為線條勻稱、結(jié)構(gòu)整飭，一派秦小篆式樣。其他區(qū)域所見秦私印之風(fēng)格則大都呈現(xiàn)披荊斬棘、率意任性之風(fēng)貌，尤其以近年傳出陜北地區(qū)之秦印。前者如《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009、015、019、022、034、040、047、067、076、078、089、090、094、096、098等，后者如011、016、017、020、023、026、027、038、041、043、044、048、050、052、054、059、061、065、073、079等，讀者辨其異同，自當獲益匪淺。當下信息爆炸，時代崇尚個性張揚，將個體風(fēng)格盡量放大，對傳統(tǒng)意義上較為中庸的審美習(xí)慣可謂沖擊不小。然而，靜心思來，其中究竟還是存在互為表里、互為體用之實際的，其所蘊含的哲學(xué)內(nèi)涵也是不言而喻的，若能辯證統(tǒng)一，兩不偏廢，再好不過。有的學(xué)者以為中央京畿地區(qū)所遺，必出技高一籌之能工巧匠，其他非京畿地區(qū)或邊遠地區(qū)所出則略遜一籌，從理論上講，這種邏輯似乎無可厚非。然而自古以來，高手隱匿民間也是屢見不鮮。竊以為，僅以地域分出高下實屬武斷，倒是印之粗精關(guān)乎用印人之身份地位，再有人印相隨，焉知某地所出即某地所作？此中究竟，明眼人一望便知。
絕大多數(shù)秦印都是在預(yù)先范鑄好的印胚上進行刻制作業(yè)的，這一點似乎已成共識。與同時期東方諸國印作相比較，僅此一條，秦印已然別具特色。原因很簡單，東方諸國璽印大都出于印胚與印面文字整體范鑄。當然，不可忽視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印在鑄造完成后需經(jīng)筆畫修整微調(diào)，在修整的過程加入了刻制的元素，也是自然。即便如此，與秦印鑿刻風(fēng)格相比，前后兩者還是截然不同的。另外，有一類秦印，也是出于范鑄，如《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006號“毋丘胡傷”、010號“黑章君惕”、014號“效之私璽”、028號“筡印”、099“楊奢、辨里”等，在整個以刻制為主旋律的秦印序列中所占比例甚少，僅就其存續(xù)年代討論，或許要早于秦統(tǒng)一前，即戰(zhàn)國秦時期。以往討論秦印者多將其劃入漢初，實有不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展》063號“須拳午”為鑄印,而與之伴出的064號“須拳午”則為刻制,如此一人所佩兩印例已屬百不一見,而兩印制方式各異,在以往所見秦印中更是鳳毛麟角了。
有秦一代，所遺璽印足以洋洋大觀、波瀾壯闊計，實其前承東周下啟漢魏，無論姓氏之源流、名字之因襲抑或制作之獨特、風(fēng)格之多樣，在璽印史上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全面、審慎、科學(xué)探究秦印之各個維度，從不同側(cè)面闡釋秦印，最終使秦印之研究呈現(xiàn)“立體式”的格局，實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zé)任，也是所有憧憬、膜拜秦文字者應(yīng)該做的，雖然力量微薄，相信隨著受眾的增加，普及面的逐步擴大，秦印與秦文字的研究必將獲得璀璨奪目的成績。果真如此，也不枉一場穿越千年的因緣際會了。
丨注釋丨
［1］《西泠印社》總第十八輯，榮寶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0頁。
［2］趙熊：《風(fēng)過耳堂秦印輯錄》，中國書店2012年版。
［3］傅嘉儀：《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2年版。
［4］ 原釋“寺樂左瑟”，恐誤，同書并有“左樂丞印”，另可參見《新出封泥匯編》（楊廣泰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之“左樂”“左樂丞印”，可知“左樂”必為獨立之官署，“寺瑟”，或言明器物“瑟”之出于“寺”，“寺”為寺工之省無疑。
［5］莊新興、茅子良：《中國璽印篆刻全集2·璽印下》，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
［6］孫慰祖：《歷代璽印斷代標準品圖鑒》,吉林美術(shù)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頁。
本文編輯丨《西泠藝叢》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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