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国产,午夜在线视频,新黄色网址,九九色综合,天天做夜夜做久久做狠狠,天天躁夜夜躁狠狠躁2021a,久久不卡一区二区三区

1923年初夏，巴金與三哥堯林為掙脫封建的精神枷鎖，毅然走出讓他倆感到窒息的大家庭，坐船從成都順江而下，來到上海求學(xué)。細細算來，迄今已有近百年了。

青年巴金

近來，我依據(jù)史料記載和個人所知，對巴金在上海的舊居進行了尋訪，發(fā)現(xiàn)由于戰(zhàn)亂等因素，巴金數(shù)度搬遷，住所竟達十余處之多。其中有典型海派風(fēng)格的石庫門，也有中西合璧的新式里弄房子和西式花園住宅。如今，有的已毀于戰(zhàn)爭的炮火，難尋蹤影；有的歷經(jīng)滄桑，墻面剝落，門窗歪斜，岌岌可危；有的剛被夷為平地，等待開發(fā)；也有的被政府列為重點建筑而受到保護。我沿著巴金先生早年的足跡，在縱橫交錯的街頭巷尾中尋訪，仿佛看到了年輕時的巴金手握書本匆匆而過的身影；我常常佇立在一幢幢老樓前久久沉思，感慨萬端。

20世紀20年代初的上海，街市繁華，燈紅酒綠。巴金與三哥坐船在十六鋪碼頭靠岸，上岸后便上了旅館雇來的馬車。途中，馬車與一輛人力車相撞，被帶到巡捕房，說他們違犯了交通規(guī)則，被罰了1.6元錢。當晚，巴金和堯林被那個碼頭上攬生意的人介紹到“神仙世界”（娛樂場）對面的一家小旅館里住宿。翌日，遠房本家李玉書為他們找到了一家在漢口路上離《新申報》社不遠的申江旅館。幾天后，弟兄倆到祖籍浙江嘉興塘匯鎮(zhèn)祭祖?；厣虾Ｈ奶旌?，便由二叔在海關(guān)工作的一個朋友介紹，搬進了可供食宿的虹口武昌路上的景林堂談道學(xué)舍。因此時正值暑期，住在這里的多是些工人和窮學(xué)生，大家一起溫習(xí)功課。

巴金（左）與三哥堯林合影（1923 年）

前不久，我來到武昌路尋訪“景林堂談道學(xué)舍”舊址。只見武昌路馬路兩旁的建筑物仍以老式的二層磚木結(jié)構(gòu)為主，凡沿街的房屋都破墻開了店，一家緊挨著一家，有“老鴨粉絲館”“炒貨蜜餞店”“旺旺小吃店”，也有水果攤和發(fā)廊，店門前煤氣罐、工作臺上的鍋碗瓢勺都胡亂地堆放在一起。武昌路連著塘沽路菜市場，經(jīng)營水產(chǎn)和家禽的攤主大聲吆喝著，地上濕漉漉、油膩膩的，雜亂無序的景象使人心煩。因門牌不詳，遍尋無著，只得原路返回。這條并不算長的馬路，同與之相交的四川北路的整潔、繁華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別了。

聽路人說“景林堂”還在，我便順著他的指點，途經(jīng)以飯鋪酒肆而聞名的乍浦路和海寧路，很快就找到了坐落在昆山路上的這座建筑，它有著基督教禮拜堂標志的尖頂十分顯眼。據(jù)陸建明先生介紹，景林堂是1922年為紀念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而建造的，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曾在此任過牧師，宋家的人也常到教堂來做禮拜。現(xiàn)已70多歲的陸長志還對我說，聽老人講，景林堂對面原是中西書院（東吳大學(xué)前身），現(xiàn)在是財經(jīng)大學(xué)的一個招生辦事處和居民小區(qū)。

巴金弟兄倆，就在這個條件較差但租金低廉的處所溫課迎考。

過了暑假，外地學(xué)生都去考有住讀條件的學(xué)校。巴金和堯林通過考試，順利地進入地處大木橋路中山南二路路口的南洋中學(xué)。這是中國以私人名義和財力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西式學(xué)堂。建校初期，創(chuàng)辦人、校長王培孫在全國范圍內(nèi)聘請了一大批有著真才實學(xué)、富有教學(xué)經(jīng)驗的教師來任教，所以歷來就有“師資強、校風(fēng)好”的美譽。早年，學(xué)生只有三四百名，絕大多數(shù)是寄宿生。

南洋中學(xué)負責(zé)校史工作的孫元老師知道我在尋訪巴金舊居后告訴我，巴老當年在南洋中學(xué)住過的宿舍樓將要被拆除。聞訊后，我立即趕去，用相機攝下了這幢在20世紀初建造的學(xué)生宿舍樓。原來，此樓在“文革”后從南洋中學(xué)校園中被劃出，歸一家教具工廠作車間。由于各種原因，該廠于四年前停工歇業(yè)，如今已人去樓空，大門緊鎖，屋內(nèi)結(jié)滿蜘蛛網(wǎng)，門前雜草叢生。圍墻隔壁是原南火車站的露天堆場，現(xiàn)也已荒廢，成了瓦礫滿地的地塊。

巴金和三哥堯林住讀過的南洋中學(xué)學(xué)生宿舍樓

我從南洋中學(xué)校史資料中找到一份20世紀20年代初發(fā)布的《南洋中學(xué)校章及各種教授說明》。其中“費用”一項下，有“每生每年交納學(xué)、膳宿費一百二十元”，還有“每生自理費”包括“書籍、清潔、交通、酬給、文件、茗點、社交、燈燭”等項，每學(xué)期24—40元，每年需付40—80元，如再加上學(xué)費，那么每個學(xué)生每年所交費用近200大洋。這對一般市民來說是難以承受的，為此校方也招收了一些成績出類拔萃的窮苦學(xué)生，減免乃至全免他們的學(xué)宿費。巴金和堯林顯然是不能列入減免和全免之列的。因此，高昂的學(xué)費成了哥倆的一件煩心事。但經(jīng)濟困難并沒影響巴金的學(xué)習(xí)和讀書，在校時，他還發(fā)表了多首詩歌，其中有抒發(fā)胸中淡淡哀愁和寂寞之情的《一生》，表達對自由渴望、對舊制度控訴的《寂寞》，寫遠離故鄉(xiāng)、憧憬未來、然而又沒有找到出路的心境的《黑夜行舟》等。

半年后，巴金與堯林聽說南京的東吳大學(xué)附屬高中收費低，便從上海去了南京。在南洋中學(xué)雖然只讀了一學(xué)期，但留給巴金的印象卻是深刻的。1993年，南洋中學(xué)的第九任校長張家治等一行登門祝賀巴老九十華誕，巴老見母校來人欣喜不已。談到南洋中學(xué)時，他連連點頭，輕聲地說：“啊，南洋，我記得，記得，在日暉港，龍華路……”他還清晰地報出了他就讀時的校長王培孫的名字。當他得知南洋中學(xué)即將迎來百年校慶，已久不動筆的巴老用顫抖不已的手題下了“百年樹人，素質(zhì)第一”的賀詞，洋溢著他對母校的一番深情，同時也寄托了他對學(xué)校為國家培育出更多才俊的期盼。

巴金在南京讀完高中后，因患輕度肺結(jié)核病，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天祥里（今永年路149弄）。與先前不一樣的是，他這時已結(jié)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與人辦了一個《民眾》的半月刊，雖然收入微薄，生活十分艱難，但心情還是愉快的。天祥里位于黃陂南路和順昌路之間的永年路上，他與衛(wèi)惠林、毛一波同住一樓，盧劍波夫婦住在底樓。

1925 年 8 月巴金居住的天祥里（今永年路 149 弄）

那天，我應(yīng)邀陪同攝制組前往天祥里。一到弄口，立即被一群看熱鬧的居民圍住了。可能是巴金早年在此居住的時間不長，知曉的人并不多，圍上來的人盡管七嘴八舌地報出了劉海粟等藝術(shù)家的名字，但他們卻忽略了著名女作家茹志鵑就出生在這里，更不知道80年前這里曾住過巴金等一群熱血青年，他們抱著改變社會的崇高理想寫了大量有關(guān)無政府主義理論和聲援外國無政府主義活動的文章，如《芝加哥的慘劇》《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列寧論》《東京的殉道》等，還常與非難無政府主義的觀點進行公開的論辯。1925年底，郭沫若在《洪水》第八期上發(fā)表《新國家的創(chuàng)造》一文，對無政府主義提出了批評。巴金見到后就寫文章批評郭，由此展開了論戰(zhàn)。后經(jīng)創(chuàng)造社成員、《洪水》主編周全平發(fā)表《致芾甘信》調(diào)解，雙方才偃旗息鼓。其間，巴金還翻譯了無政府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有蒲魯東的《財產(chǎn)是什么》、克魯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易名為《面包與自由》）等。

1926年，巴金與衛(wèi)惠林一同遷到康悌路（今建國東路）康益里4號。這是一條十分陳舊的石庫門弄堂，巴金住在二樓。他曾在文章中談到過當年居住時的經(jīng)歷：“我住在上?？点┞房狄胬锬程柾ぷ娱g里的時候，常常睡在床上，聽到房東夫婦在樓下打架。我無意間把這些全寫下來了?！睙o巧不成書，我的同事沛齡兄日前給我談起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一次，他在上海檔案館外灘新館出席有關(guān)征集文獻、資料的會議時，一位友人告訴他，巴金當年居住在康益里的房東是他已故的外公與外婆，外公在年輕時手頭有了點閑錢和家產(chǎn)，便在外面胡混，常玩得不知早晚，因此深夜回到家后，外婆就像巴金在文中寫到的那樣，時常與外公發(fā)生爭執(zhí)甚至吵架。

我初次到康益里時，弄堂住家見我身背挎包，手持相機，又忙于在筆記本上作記錄，他們還以為是在為房屋的拆遷來作勘察的呢。后來去的次數(shù)多了，知道當年情況的人便向我一次次不厭其煩地訴說巴金就在4號里居住，還指點著二樓亭子間的窗戶說：他就住在這間。

1926年，巴金又搬到離康益里不遠的馬浪路（今馬當路）居住，不久便與衛(wèi)惠林一起登上赴法國的“昂熱號”郵輪，踏上了三年留學(xué)之路。

1928年底，巴金從法國回到上海后經(jīng)友人索非介紹，在寶山路75號的世界語學(xué)會任函授學(xué)校教員，并在沈仲九創(chuàng)辦的自由書店兼任編輯。他在留法前曾在這里學(xué)習(xí)過世界語，回國后，這里成了他的工作場地和暫住之所。在這里，他利用晚上空余時間，用世界語翻譯了意大利亞米契斯的劇本《過客之花》、蘇聯(lián)阿 ·.托爾斯泰的《丹東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髏的跳舞》和匈牙利尤利 ·.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第二年元旦，巴金又搬到了同在寶山路上的寶光里14號樓下的客堂間居住，巴金在上海這才有了他自己的“家”。他在法國完成的小說《滅亡》開始在大型文學(xué)雜志《小說月報》上連載，后又在開明書店出版發(fā)行，沒想到就此走上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道路，成為“五四”以來一名杰出作家。同年，他又譯完了克魯泡特金的《自傳》一書。

寶山路在閘北地界內(nèi)，南連現(xiàn)今的天目東路，緊靠熱鬧紛繁的老北站，北接西江灣路，整條路呈S形，路不長，最大的門牌號也只不過800多號，但這一帶遭受過的災(zāi)難是極其深重的，著名的“一 ·.二八”淞滬抗戰(zhàn)就是在寶山路、同心路、天通庵路匯合的天通庵車站打響。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借口保護僑民，出動了海軍陸戰(zhàn)隊，沿閘北的寶山路、吳淞路燒殺擄掠，這里頃刻間成了一片火海。如今，我順著寶山路一路走去，已難以捕捉到一絲歷史的痕跡，展現(xiàn)在我眼前的已是鱗次櫛比的樓房、飯店、超市和供市民休憩游玩的綠地了。

1931年春，巴金因友人之約，開始著手撰寫從法國馬賽回國途中開始醞釀的長篇小說《春夢》。他一章一章地寫，連載時把題目改成了《激流》，開明書店出書時又改了名，這就是后來被譯成了幾十種語言文字、蜚聲海內(nèi)外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在此期間，巴金還創(chuàng)作了小說《新生》。在“一 ·.二八”那場戰(zhàn)火中，鴻興坊75號的世界語學(xué)會被大火燒盡，寶光里14號也被一發(fā)炮彈擊中。所幸那天晚上巴金剛巧在從南京返滬的火車里，得知消息后，火車又返回了南京。局勢稍稍平靜，巴金與索非回到閘北，從寶光里搬出了部分書籍和寫《家》時用的一張書桌，還在灰燼中找到了大哥堯枚贈給他的、在寫《家》時用的那支舊金筆，可惜筆套尋不著了。在90年代初，巴老把這張桌子連同那支沒有筆套的“華脫門”金筆捐給了家鄉(xiāng)成都的“慧園”，僅有的幾頁《家》的殘稿也捐給了北京圖書館。

1926 年巴金居住在康益里 （今建國東路康益里 4 號）

巴金從南京返回上海后的第二天，就去法租界的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步高里52號看望剛從閘北逃難出來的朋友伍禪和黃之方。在他倆的鼓動下，巴金也搬到了步高里。行李甫定，他就把心中積郁多日的憤恨和感受到的中國民眾反抗日寇的英勇氣概傾瀉于紙上，他把原先已開了個頭的中篇小說《海的夢》完成了，后刊登在由施蟄存編的《現(xiàn)代》一至六期上。

巴金在步高里住了約一個月，后因房東欲將房子頂讓，讓承頂者做二房東，巴金三人因支付不起昂貴的房租，只得將房退給了房東。步高里地處市中心，居住人的文化層次也相對高些，對房屋的保護意識也強些。像結(jié)構(gòu)如此完整的石庫門房屋，大概目前已存不多，因此，步高里在1989年9月25日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列為市文物保護單位。大理石的石牌鑲嵌在弄堂門樓立柱的磚墻上，門樓屋檐下的墻上用水泥勾勒的大圓圈里，鐫有“1930”字樣，下方是灰底黑字的弄名“步高里”，十分醒目。

巴金創(chuàng)作小說《家》時用 過的書桌

巴金用這支華脫門金筆創(chuàng) 作了小說《家》

巴金居住過的步高里 52 號

1933年春，巴金從花園別墅遷至狄思威路麥加里21號（今溧陽路965弄21號）居住，但他在這里居少離多。起初兩年，他南北奔波，到南方訪友，赴北平幫助朋友辦刊物，又東渡日本留學(xué)。1935年8月，他結(jié)束了在日本的學(xué)習(xí)生活，乘加拿大“皇后”號輪船回國，至1936年底居住在此。出國前，在生活書店為《文學(xué)》月刊社舉行的宴請主要撰稿人的宴會上，巴金結(jié)識了尊敬的魯迅先生；幾天后，魯迅先生還參加了巴金赴日本的餞行宴會。根據(jù)史料記載，巴金與魯迅的會面不下七八次，都是在巴金居住麥加里的這段時間里，也都是在宴席上。1936年10月18日，巴金與病中的魯迅先生聯(lián)系后，與曹禺相約前往探望?？墒牵斔c曹禺于次日早上來到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魯迅先生寓所時，卻驚聞先生已于凌晨逝世。巴金和曹禺當即悲痛不已。

晚年，巴老在杭州養(yǎng)病，同樣受到過魯迅先生關(guān)心和愛護的黃源前來探望時，兩人總會提及尊敬的魯迅先生。巴金還清晰地記得向魯迅先生約稿時的情景，他為魯迅先生編就了生前最后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而感到高興。黃源也常在巴金面前談道：“那時，你住在虹口麥加里，我每次從魯迅先生家里出來，總會彎到你的住處稍坐一會兒。那時，你的精力真旺盛，一個晚上能寫出一個短篇來。”巴金笑道：“現(xiàn)在老了，不行嘍?！睆膬晌焕先说男β曋校苈牭贸鏊麄儗︳斞赶壬鷳延幸环N特殊的情感。

住在麥加里時，巴金常收到讀者來信。其中，有一封是來自上海愛國女中的一位高中生的來信。她向巴金訴說她對巴金作品中的人物的同情，同時也談到了自己的苦悶之情。巴金對每一個讀者的來信都認真地閱讀后再一一回信，對這位女學(xué)生也不例外。經(jīng)過一年多的通信，他們相約在新雅酒家見面。初次見面，她擔心巴金不認識自己，在給巴金的信中附上了一張自己的近照。這位女學(xué)生就是后來成為巴金患難之妻的蕭珊。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巴金居住過的麥加里 21 號，如今尚存一排老建筑

麥加里所在的那段溧陽路已在我手中的那冊新出版的地圖上消失了，但我還是找到了地處四平路南邊的原溧陽路地塊，呈現(xiàn)在我眼前的是空曠的工地，只見圍墻內(nèi)停放著大吊車、勞動車，幾間鐵皮工棚閑置著。據(jù)看守工地的師傅告訴我，這里正在建造輕軌，是市重點工程。也不知出自何種原因，原先一式建筑風(fēng)格的38幢住宅樓群而今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幢。我從僅有的那幢小樓鑄鐵圍欄的陽臺和屋頂上的大煙囪看出它是西歐風(fēng)情的建筑，但已無法想象當年周邊的一些景觀了，我只能根據(jù)巴金在麥加里的亭子間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窗下》來尋找當年一鱗半爪的感覺。文中描繪道：“我的寫字臺放在窗前，窗臺很低，我一側(cè)頭便可以看見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藍天下是土紅色的屋頂，淡黃色的墻壁，紅色的門，墻壁上一株牽牛藤沿著玻璃窗爬到露臺上面。門前有一條清潔幽靜的巷子。其實這地面的房屋跟我住的弄堂中間還隔了一堵矮墻。越過矮墻是我的窗下。從我住處的后門出去，也有一條巷子，但是它比矮墻那面巷子窄狹而污穢。墻邊有時還積著污水和腐爛的果皮、蔬菜……”

1936年11月，因好友馬宗融、羅淑夫婦前往文本大學(xué)任教，巴金便遷入拉都路敦和里21號（今襄陽南路306弄22號），為馬家看守住宅。敦和里是一條三層磚木結(jié)構(gòu)的新式住房里弄，整條弄堂比起麥加里占地面積要小得多。巴金在此涉足童話、散文、詩歌、劇評、雜感及隨筆，先后創(chuàng)作了《能言書》《給一個孩子》《死》《夢》《醉》《幾句多余的話》等，還出版了童話集《長生塔》。他在散文詩《自由快樂地笑了》中控訴日軍“鐵蹄踏遍古城”，“孤兒在街頭尋覓失去的父親，新寡的婦女在避難所中嘆息”，鼓勵人們“寧愿在戰(zhàn)場上作無頭鬼，也不要做一個屈辱的奴隸而偷生”。他還與茅盾一起主持了《吶喊》周刊（后改名為《烽火》），它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文學(xué)》《譯文》《中流》《文叢》四種文學(xué)期刊在抗戰(zhàn)時的聯(lián)合刊物，也是作家們在愛國救亡運動中與敵人進行搏斗的匕首。

熱戀中的巴金與蕭珊

意氣風(fēng)發(fā)的蕭珊

巴金居住的環(huán)龍路花園別墅 1 號，后門正對詩人徐志摩居住的 11 號前門

1937年7月，因羅淑從廣西返回上海，巴金從拉都路敦和里搬到霞飛路霞飛坊59號（今淮海中路927弄59號，又稱淮海坊59號）。此弄面朝熱鬧的霞飛路，后弄口與茂名路、南昌路連接，鬧中取靜，巴金閑時常在南昌路上散步。

巴金居住過的霞飛坊 59 號的 2 樓和 3 樓房間

淮海坊的房子以紅磚作外墻，每幢都有天井。如今，59號前門的墻上由盧灣區(qū)旅游管理辦公室安了一塊黑色大理石，上面鐫刻著“著名文學(xué)大師巴金1937年曾在此居住”的字樣。同樣的勒石在弄內(nèi)還有好幾塊，我所見到的就有62號魯迅夫人許廣平和26號原浙江大學(xué)校長竺可楨兩位名人的紀念牌。按常規(guī)，樓上的住戶都是從后門進出的。我去過幾次，后門都緊閉著。一次，見門開著，征得住家同意，走了進去，經(jīng)過衛(wèi)生間、廚房間，就看到上樓的木樓梯了。我拾級而上，在二樓亭子間處已安了一道門，門關(guān)著，只能作罷。但上樓梯時的沉悶聲響，使我想起了巴老的養(yǎng)子馬少彌常跟我提起的往事。住淮海坊時，馬少彌在樓上只要聽到有咚、咚、咚上樓的沉重皮鞋聲，便猜到是李伯伯又買書回來了。巴老家給他的印象是：擁擠。他介紹說，三樓臨窗放著書桌，靠墻是一張鐵床，其余的空間都被裝玻璃柜門的書柜占去，只留下曲曲折折的狹窄過道，亭子間也成了堆書的地方。

1939年，巴金與蕭珊從桂林回到上海霞飛坊后，完成了抗戰(zhàn)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秋》。他在為《秋》作序時寫道：“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當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guī)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9時后開始寫《秋》，寫到深夜2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后上床睡覺……”

1948 年，巴金與女兒小林在霞飛坊家中

在抗戰(zhàn)期間，巴金輾轉(zhuǎn)于廣州、桂林、昆明、貴陽、重慶等地，忙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1946年6月，他與妻子蕭珊及不滿周歲的女兒小林從重慶回到上海的霞飛坊安下了家。年底，他又創(chuàng)作出了長篇小說《寒夜》。

上海解放后，在淮海坊居住的巴金，應(yīng)邀出訪了波蘭、蘇聯(lián)和印度，創(chuàng)作并出版了《納粹殺人工廠——奧斯威辛》。他還兩度率“朝鮮戰(zhàn)地訪問團”赴朝鮮戰(zhàn)場深入生活，歷時一年有余。后根據(jù)積累的素材撰寫出了一批謳歌志愿軍指戰(zhàn)員勇于獻身、保家衛(wèi)國的軍事題材作品，如小說《團圓》（后被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

50年代初，巴金的妹妹與繼母到巴金家同住，再加上兒子小棠的出生，原本不寬敞的住房顯得更為局促了。剛巧，西區(qū)有幢小樓騰了出來，于是在1955年9月，巴金一家就從淮海坊遷入了這幢具有歐洲鄉(xiāng)村別墅風(fēng)格的花園住宅。此樓建于20世紀20年代，解放前為一個法國僑民租用，后來業(yè)主退租回國后，曾做過某國的辦事處。假三層，細卵石墻面，裝飾簡潔，南立面底層為敞廊，外國辦事人員曾把它作為放映室。巴金搬來時，這里還遺有專供放映員使用的小房間。

巴金把積累多年的藏書從淮海坊運來后，三層樓上的書架全排滿了，他又把花園邊上的副樓也用來存放了書，最后還將汽車間改作書庫之用。女主人蕭珊在淮海坊就已開始翻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住進新居后，仍筆譯不止，還抽空進行俄文進修。她與巴金很喜歡屋前的這片草坪。閑暇時，蕭珊在花園里種上了月季、梔子花和牡丹花，又種上了巴金喜愛的櫻花、玉蘭樹，還設(shè)想著在草坪上安個白色的搖椅，好讓巴金在花園里有個看書小憩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巴金的社會活動繁多，忙于開會、出訪、迎來送往等活動，常不在家，家中的里外事都由蕭珊承擔著。巴金是一位從不拿國家工資、靠稿費生活的作家，但蕭珊仍把子女的學(xué)習(xí)和平時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條。我看到過蕭珊在50年代每天記錄的家庭賬本，從那工整的字跡和收支分明的明細賬上，看得出蕭珊是一位辦事極其認真細致的人。我隨意摘錄兩則，以見其一斑：“七日，收款430元，付芾甘（巴金原名）國際書店書錢，付菜金及水果4元，付稿紙、牙膏、肥皂2元。八日，付菜金2元，付父親購物2元，付點心1元……”蕭珊不甘于家庭主婦式的生活，她想用自己的知識為社會做些工作，同巴金商量后，征得作協(xié)領(lǐng)導(dǎo)葉以群的同意，她到《上海文學(xué)》編輯部當了一名不取報酬的義務(wù)編輯。其間，她為編輯部組到了許多好稿子。可她沒想到，這一點竟在“文革”中也成了她的一條“罪狀”。

在那顛倒黑白的歲月里，巴金的家數(shù)次被抄，二、三樓全部貼上了封條，一家?guī)卓谥荒芪伨釉诘讟堑目蛷d里。蕭珊為了保護巴金，自己挨了不少打。花園里百花凋零，野草瘋長。盡管苦難重重，但巴金夫婦仍互相攙扶著艱難地行走著。巴金在事過多年后回憶道：“我在原單位（中國作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給人當'罪人’和'賤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曲、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蛘咴偌右痪洌?堅持就是勝利’……”但是，蕭珊最終也沒能等到勝利的那一天，就帶著滿腔的遺恨離開了人世。

1978年，當巴金重新拿起筆寫作時，在第一批寫就的文章中就有他縈繞心頭多年的《懷念蕭珊》，由此便開始了《隨想錄》的寫作。他不顧年老多病，謝絕了耗時耗神的各種應(yīng)酬，苦苦思索，在一張簡陋的小桌上，以八旬高齡完成了40余萬字的《隨想錄》（五卷本）。他在談及《隨想錄》的緣起時說：“50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60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經(jīng)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后，我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應(yīng)當像人一樣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他通過總結(jié)十年浩劫的教訓(xùn)，清理自己一生的思想軌跡，說出了真話。他真誠地告誡人們：“記住歷史教訓(xùn)，不讓悲劇重演！”

巴老家的客廳陳設(shè)十分簡單，進門就是一排“頂天立地”的大書櫥。西墻邊安放著一架鋼琴，是蕭珊用翻譯得到的第一筆稿費買的?？績?nèi)走廊的一只裝飾柜里擺放著各國友人贈送的紀念品，北墻的壁爐上方掛著林風(fēng)眠贈給巴老的一幅鷺鷥畫，廳中央擺放著一圈沙發(fā)，是蕭珊在50年代搬來時買的舊沙發(fā)。

武康路 113 號巴金故居

1980 年 5 月，巴金在住宅花園里會見美籍作家聶華苓和她的丈夫、美國 詩人保羅·安格爾

在這間客廳里，巴老接待過很多批外國友人，也多次在此舉行頒獎儀式，如逢巴老生日時，這里更成了“花的海洋”。巴老是一位淡泊名利而注重友情的人，一陣熱鬧過后，客廳里重又歸于平靜。我每次走進小院時，總能看到巴老靜靜地坐在書櫥旁的靠椅上，手捧《巴金全集》（26卷本）的清樣，面前的小茶幾上堆放著稿紙、筆、工具書和放大鏡等。上千萬字的校樣都要經(jīng)過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校閱，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為了向讀者早日“交考卷”，他每天連續(xù)工作八九個小時以上。當他校閱完最后一卷，已累得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的時候，他還在卷末的《最后的話》中深情地說道：“筆在我手里如千斤，無窮無盡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萬語，讓我們緊緊地握一次手，無言地告別吧……”

巴金在寫作《隨想錄》時，常常陷入沉思之中

1985 年，巴金在寓所客廳會見英國籍作家韓素音

1994年秋，巴老終于病倒了。經(jīng)診斷，骨質(zhì)疏松引發(fā)了胸脊椎壓縮性骨折，需臥床治療三個月。從此，華東醫(yī)院成了巴老晚年的一個特殊的“家”了。在住院的多年中，他先后住過北樓、東樓和南樓。在北樓，他把在家里未了的工作帶了進來，邊治療，邊工作。在醫(yī)院的小餐桌上，用一雙顫巍巍的手為《巴金譯文全集》（10卷本）作序跋，直到握不住筆時，才改用口述，讓馬少彌、外孫女端端作筆錄，最后由他反復(fù)修改。所以，每完成一篇文章，所耗費的心血要比常人多得多。

1995年3月，譯文全集的序跋同一批尚未收入《巴金全集》中的文章被合編成《再思錄》一書。巴老手拿樣書，對此書的總策劃陳思和及責(zé)任編輯楊曉敏說：“如身體好些，還要繼續(xù)寫下去?！彼B下一本的書名《三思錄》都想好了?？墒?，此事沒能如愿。過后，他在病房里只寫過兩篇“長文”。一篇是聞知老友曹禺逝世的消息后，他滿懷悲痛之情邊憶邊述，小林執(zhí)筆，歷經(jīng)數(shù)月，完成了3 000多字的《懷念曹禺》一文。另一篇是1989年春動筆，后因種種原因沒寫成的《懷念振鐸》，他斷斷續(xù)續(xù)地邊寫邊修改，直到1999年2月8日突患重病，留下了一篇寫了整整十年還未完成的文章。

在醫(yī)院中，巴老仍關(guān)心著文學(xué)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會議已有多年沒開了。1995年春，剛上任的作協(xié)領(lǐng)導(dǎo)商定把主席團會議移到上海召開，讓代表們圍坐在主席巴老身邊共商大計。開幕式原定在巴老病房隔壁的會議室中召開，負責(zé)會務(wù)的同志見會議室太小，無法容下會議代表和記者，感到十分為難。巴老聞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醫(yī)院開會會影響其他病員的休息，就說：“我到虹橋迎賓館大會場去！”此話一出，一道難題雖然迎刃而解，但大家知道巴老臥床三個月剛能坐起，還在恢復(fù)階段，出了問題怎么辦？醫(yī)院經(jīng)過研究，特準了巴老兩個小時的假，并派醫(yī)務(wù)人員陪同隨往，為防萬一還隨身攜帶急救器械和氧氣袋。那天，當巴老身穿塑料馬夾、坐著輪椅徐徐來到會場時，代表們不約而同地起立并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團結(jié)、鼓勁、活躍、繁榮”的紅色會標映襯下，巴老坐在會場正中，望著從各地趕來參加會議的代表，微微招手，向大家致意。巴老的出席使多年沒開起來的會議開得很成功很圓滿，成了文壇上的一段佳話。

巴老的活動范圍雖僅限于病室，但天下事知道的比我們都多，我們笑稱他是“消息靈通人士”。每天清晨，在病床上他都按時打開枕邊的收音機。晚上，準時坐在電視機前，邊吸氧邊收看“新聞聯(lián)播”節(jié)目，還時常聽我讀書讀報。他只要聽說哪里發(fā)生了自然災(zāi)害，就會托人到災(zāi)區(qū)的駐滬辦事處捐款。我們都知道巴老有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就是“不宣傳，不報道”。所以，無論到“希望工程”還是慈善機構(gòu)或紅十字會捐款時，都不用家喻戶曉的“巴金”之名。1996年，我在病房看到巴老接過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總編輯專程送來的《家》《春》《秋》再版稿酬4 000元港幣，一轉(zhuǎn)手就交給了小林，并說：“在序言中我已談到稿酬交給現(xiàn)代文學(xué)館，講真話是我的主張，我要說話算數(shù)?！庇终f：“讓它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zhì)起點作用?！卑屠现夭∨P床多年來，捐款從未中止過，無論是幫困助學(xué)、地震、水災(zāi)還是“非典”，都有巴老的捐款，每年總會有好幾次。2005年初，印度洋沿岸遭受海嘯時，沒等有關(guān)方面動員安排，小林就把剛收到的兩筆巴老的稿酬6萬元托我交給紅十字會。我手捧一筆筆沉甸甸的捐款時，深切地感到巴老無私奉獻的高貴品德已經(jīng)在他的子女們身上得到了延續(xù)和發(fā)揚。

我粗略數(shù)過巴老家的大書架，約有80余個，但要問究竟有多少冊藏書，那誰也答不上。巴老視藏書為生命中的一部分。晚年，他無力翻閱書本時，便開始為它們尋找“安身之地”，捐贈圖書、刊物、圖片等文獻資料又成為他計劃中的另一件工作了。1996年4月，我一走進病房，就見巴老坐在小桌前摩挲翻看著一部大書，近前一看，是俄文豪華本《托爾斯泰全集》（1912年版）中的一卷。原來，他得知上海圖書館新館即將開館，便托人整理出一批藏書。捐贈前，巴老又讓侄孫李舒把他喜愛的《神曲》（1888年意大利版）、《死靈魂》（1900年版）及盧梭的《懺悔錄》等書帶到病房作最后的“道別”。

1995 年 4 月，巴金在病房內(nèi)欣賞百余名作家簽名的百壽圖

1997年春，巴老坐著輪椅在家人的陪伴下，從醫(yī)院來到開館不久的上圖新館參觀，這也是巴老的最后一次社會活動了。沒過兩天，他又向醫(yī)院請了半天假，回到久別的家中，檢看即將捐給上圖的又一批圖書、畫冊。他看過后，還嫌數(shù)量不夠，我們又忙著從三樓的書架上搬了許多書下來。這下，他才點頭表示滿意。從此以后，巴老再也沒回過自己的寓所。這兩次使我難以忘懷的外出，都與捐贈圖書有關(guān)。我想，巴老在近80年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生涯中，只管耕耘，不問收獲。晚年，又用這雙無力握筆的手捐書捐物給社會，雖然表現(xiàn)形式不同，但目的都和他曾為讀者題下過的“散布知識，散布生命”的宗旨是一致的。

多年來，巴老與病床為伴，病魔迫使他只能靜靜地接受治療，用藥物維持著生命，這對一位習(xí)慣用文字抒發(fā)感情的作家來說是何等的痛苦?。〉x者始終熱愛著這位老人。在病室里，“百壽圖”和五花八門的吉祥物擺放在床頭，千紙鶴在微風(fēng)中輕輕地飛舞。在北京，每年都有數(shù)以萬計的人以觸摸巴老手模的方式，和巴老“握了手”后走進現(xiàn)代文學(xué)館參觀。而我看到更多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和賀卡。我在巴老的病房里細細地展讀著一封封感人肺腑的來信，美好的祝福和誠摯的問候使我的心靈一次次地受到震撼，就像2003年底“感動中國”評選頒獎會上給巴老作的頒獎詞中說的那樣：

“他曾創(chuàng)造過，他曾經(jīng)真實過。他的創(chuàng)造和真實使他成為一個標尺和符號，所有的人都在誠懇地挽留他。忽然離去和殘酷挽留的拉鋸，給百歲華誕的老人蒙上了悲情和壯麗。屬于一個靈魂的痛苦和屬于許多靈魂的依戀交織在一起，感動難以避免?！?/span>

這也許就是巴金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