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從秩序與自由的關系角度對《西游記》進行文本細讀，提出《西游記》以文學方式再現(xiàn)與探討了人類深層意識中秩序與自由的悖論。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其自由意志、秩序理念與天宮實際秩序發(fā)生沖突的結果，之后走上取經路是希望藉此重新獲得天宮秩序的認可。孫悟空對自由的追求體現(xiàn)為一個正反合的辯證發(fā)展過程，成佛意味著他重獲自由和天宮秩序歸化異類的成功。小說敘述在價值取向上的自我矛盾，正是人類身處秩序與自由夾縫的兩難處境的精神投影。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5/view-1930200.htm
《西游記》流傳四百年，并不完全因其瑰麗的神話世界或熱鬧的敘事流程，而是因其背后有更深邃的哲理意義存在，正如清代張書紳在《新說西游記總批》中所言：“人生斯世，各有正業(yè)，是即各有所取之經，各有一條西方之路也”，整個取經過程無疑可以視為人生的一種隱喻，而通過對玄奘取經的歷史真實的文本重構，《西游記》實現(xiàn)了對人類深層意識中秩序與自由關系的文學化再現(xiàn)與探討。
人生而為人的天性即追求自由，然而人一旦生下來就會身不由己地陷入某種既定秩序中，正如盧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①。個體的自由意志與群體的秩序規(guī)范不可避免地產生矛盾，如何在二者的對峙中達成和解，在秩序的壓力下實現(xiàn)生命的和諧自由，是一個始終困擾人類的難題。從這一意義上說，《西游記》正是以文學的方式追問與思索了這一人生困境。
一
《西游記》開卷伊始，即以一系列神秘玄妙的術數(shù)推演為我們重構了宇宙與人類的創(chuàng)生過程，首先歷數(shù)了天地自“混沌”至“天始有根”、“地始凝結”、“天地人，三才定位”的過程，這是一種時間上的追根究底，然后由“盤古開辟，三皇治世，五帝定倫”的時間推移轉向空間演繹：“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部洲”，通過這一文字簡煉而氣勢恢宏的敘述，小說重構了一個條理分明、秩序井然的世界，《西游記》的全部故事就建立在這樣一個基型之上。
孫悟空誕生于一個秩序化結構中，但他的出現(xiàn)卻仿佛其中的異類。首先，孫悟空的出生即是對人倫秩序的突破，他的“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直接由仙石化生，獲得了人倫關系上的自由。其次，是生存環(huán)境的自由。石猴勇敢地跳入瀑布泉中，發(fā)現(xiàn)了“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相對于外面的風霜雪雨，水簾洞內“刮風有處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無懼，雷聲永不聞”的溫暖安全象征著石猴對自然力量與秩序的超越。第三重是永生的自由。死亡作為生命最重大的問題，也是人類最沉重的枷鎖。小說用了近三回的篇幅敘述孫悟空與死亡的抗爭及勝利，這一生死秩序的最終突破，使孫悟空獲得了完全意義上的自由。可以說，花果山時期正是孫悟空天性中的自由意志不斷發(fā)展、上升的階段。隨著孫悟空剿魔王、鬧龍宮、攪地府等一系列事件，他的名字終于“上達天聽”，驚動了以“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為代表的天宮，與此同時，孫悟空的人生也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即自由意志與秩序要求相沖突的階段。作為人間社會的投影，天宮更是一個講究秩序的世界，眾神仙們早已習慣了“金鐘撞時，三曹神表進丹墀；天鼓鳴時，萬圣朝王參玉帝”的按部就班。所以，當玉帝垂問“哪個是妖仙”時，孫悟空只躬身答道“老孫便是”，如此簡單的一句回話，卻使得眾仙卿們都大驚失色道“這個野猴!怎么不拜伏參見，輒敢這等答應道老孫便是!卻該死了!該死了!”其實孫悟空雖是“下界妖仙”，卻何嘗“不知朝禮”?只看他初登“美猴王”之位時，便能讓眾猴“一個個序齒排班，朝上禮拜”；初見菩提祖師時，便“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shù)”――其實深通禮儀。那么此處的“挺身在旁，且不朝禮”與“不拜伏參見”，或許只能理解為一種有意識的試探甚或挑釁，這已經為他的天宮生涯埋下了一顆不安定的種子。
對于等級森嚴、秩序井然的天宮來說，孫悟空實實在在算得上是一個“秩序化生活的異類”②。他在天宮“無事牽縈，自由自在”，并與諸天神仙“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過著“今日東游，明日西蕩，云去云來，行蹤不定”的快樂生活。這種自由散漫作風使得深諳秩序化管理之道的天宮神仙內心不安，一方面非議其“結交天上眾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的平等意識，另一方面更恐其“閑中生事”，建議“不若與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別生事端”。不料，玉帝竟讓生性愛吃桃的孫悟空去管理蟠桃園，這無異于引狼入室，致使蟠桃被大量偷吃；而且更引出了孫悟空因蟠桃大會未受邀請而導致的“大鬧天宮”。
繞開對“大鬧天宮”的政治學、社會學、人才學的各種闡釋，“大鬧天宮”實際上是孫悟空內心的秩序理念與天宮實際秩序發(fā)生沖突的結果。天宮招安的目的不過是“籍名在篆，拘束此間；若受天命，再后升賞；若違天命，就此擒拿”，這一方法妙就妙在“一則不動眾勞師，二則收仙有道”，本意是將孫悟空這一“下界妖仙”、“妖猴”納入正規(guī)神仙隊伍，也即納入秩序化統(tǒng)治之中。即使后來迫不得已封其為“齊天大圣”，也不過是“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所謂“齊天大圣”不過是個“有官無祿”的“空銜”而已。而在孫悟空看來，不僅悍然以“妖仙”自居，而且“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較俸祿高低”，還天真地以為“弼馬溫”的“沒品，想是大之極也”，“我乃齊天大圣，就請我老孫做個席尊，有何不可?”如此高的自我評價與如此幼稚的自我中心，遭遇天宮的森嚴秩序，怎能不發(fā)生激烈碰撞與沖突?其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無祿人員”孫悟空在天宮眾神仙“排排座，分果果”的等級秩序中，既沒有輪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也沒有分到那只上自“西天佛老、菩薩、圣僧、羅漢”下至“各宮各殿大小尊神”人人有份的蟠桃。于是，孫悟空干脆“不待他請，先赴瑤池”，最終釀成了“無窮變化鬧天宮，雷將神兵不可捉”的混亂場面。
“大鬧天宮”嚴重擾亂了天宮的統(tǒng)治秩序，不僅攪得千百年來歌舞升平、“喜喜歡歡”的蟠桃盛會“荒荒涼涼，席面殘亂”，而且直打得“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蹤”。更有甚者，孫悟空直接提出了顛覆現(xiàn)存秩序的要求：“靈霄寶殿非他久，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為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此舉被如來斥作“你那廝乃是個猴子成精，怎敢欺心，要奪玉皇上帝尊位”，其實孫悟空原本未必有“篡位”野心，只看他丹滿酒醒后的內心活動：“這場禍，比天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存”，其中只有畏懼，并無覬覦。孫悟空提出的“強者為尊”，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到天宮力量軟弱之后的“得寸進尺”，多少有點投機主義，而絕非深謀遠慮。雖然這一挑戰(zhàn)行為最終以“卻被如來伏手降”的失敗告終，但它對天宮統(tǒng)治所造成的影響卻是深遠的，日后孫悟空在取經路上的諸多方便均得之于此，一方面，玉帝以“落得天上清平是幸”，幾乎對孫悟空的要求來者不拒；另一方面，天宮眾仙也幾乎招之即來，有求必應?？梢哉f，整個天宮集團對取經事業(yè)的支持固然有如來與觀音的面子在內，但也與孫悟空當年“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所造成的強大威懾力有關。
二
“若得英雄重展掙，他年奉佛上西方”，小說第七回回末詩預示了孫悟空在“大鬧天宮”失敗后的出路，孫悟空“我已知悔”、“情愿修行”的表述也顯示出他經過“五百余年了，不能展掙”的磨難后向正統(tǒng)秩序屈服與靠攏的意愿，而觀音提出的“秉教加持，入我佛門，再修正果”，正是為孫悟空實現(xiàn)這一意愿設計的現(xiàn)實途徑，難怪孫悟空聲聲應道“愿去!愿去!”于是“那大圣見性明心歸佛教”，自此專心等待唐僧，并最終跟隨唐僧踏上了漫漫取經路。
對于孫悟空此舉，論者頗多非議，認為此乃投降，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分裂以至小說結構的斷裂等，甚至將之上升到《西游記》主題反動這樣的高度③。實際上，無論從敘事意圖、情節(jié)設計還是深層意蘊來說，孫悟空的“大鬧天宮”都不可能以勝利終局。首先，即使小說敘述者偶爾表示“堪羨猴王真本事”，在情感上欣賞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斗爭精神，但在理智上從未肯定過孫悟空的“造反”行為，而是稱之為“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亂大倫”，被壓五行山下是“惡貫滿盈今有報”。敘述者沒有、也不可能否定整個現(xiàn)存體制，孫悟空的生命最終必然要被納入社會秩序之中。其次，“大鬧天宮”失敗為孫悟空加入取經隊伍提供了因緣，這與金蟬子的不聽佛講、天篷元帥的調戲嫦娥、卷簾大將的打碎玻璃盞、小白龍的縱火燒毀明珠一樣，是他們的“取經前傳”，其過失性決定了他們必須通過取經這一行為來重新獲得神界的認可。前賢或釋之為贖救前世罪愆④，或釋之為成年禮的原型重構⑤，其實質都是一種犯過者通過個人努力求得在現(xiàn)行秩序中的新生。再次，“大鬧天宮”雖然酣暢淋漓，張揚著高昂的生命意志、豪邁的自由精神，但卻未能樹立一個具有建設性的目標，不過是重彈“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老調。實際上如果不能在打破現(xiàn)存秩序后建立起一種全新的思想和行為體系，那么這一打破仍是價值甚微的，能破壞一個舊世界，卻無能建立一個新世界，那么被破壞的舊世界就會陰魂不散，卷土重來，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都脫離不了這一模式，論者常以孫悟空的“大鬧天宮”比附農民起義，或許在破壞與創(chuàng)新的悖論這一層面上，二者更具有契合性。
踏上西行路之后，孫悟空頭上多了一個緊箍兒，依觀音之言，這是孫悟空以前“不遵教令，不受正果”之報，也是防止其以后“誑上欺天”的手段。而且，這一事件出現(xiàn)在“心猿歸正六賊無蹤”一回中，可謂意味深長：飛揚跳脫、躁動不安的“心猿”要歸依正統(tǒng)，只有懺悔前罪與發(fā)愿修行是不夠的，除了自身必須“盡勤勞，受教誨”之外，至少在其皈依的初始階段，還必須借助于外部力量的幫助――這在小說中便具體體現(xiàn)為緊箍兒的制約力量。從表面上看，孫悟空在西行路上的不自由主要體現(xiàn)為他頭上的緊箍兒，緊箍兒一方面制約了孫悟空不利于取經事業(yè)的離心行為，如第十四回孫悟空因憤于唐僧騙自己戴上緊箍兒，居然“把那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唐僧就欲下手”；但它也經常阻礙孫悟空的降妖伏魔，典型的如三打白骨精及誅草寇時唐僧均大念“緊箍兒咒”。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這緊箍兒都可稱作孫悟空的“魔頭”，孫悟空曾自謂“這樁事，作做是我的魔頭罷”，觀音亦言“須是得這個魔頭，你才肯入我瑜伽之門路”，因此孫悟空深恨緊箍兒，被唐僧驅逐時也要求必須先念個“松箍兒咒”褪去緊箍兒，更恨不能“脫下來，打得粉碎”。然而，緊箍兒只是一種外在制約手段，并非孫悟空的真正束縛所在，孫悟空真正不自由的根源來自于他自身，來自于他內心深處“再修正果”的熱切渴望。皈依佛門之后，他不但心理上有了“憶昔當年出大唐，巖前救我脫災殃”的報恩意識，思想上有了要保唐僧取經成功的責任感，行為上受到了緊箍兒的嚴重制約，更重要的是，他內心深處對修成正果的強烈渴望使得他不得不告別從前“詩酒且圖今朝樂，功名休問幾時成”的自由瀟灑，不得不俯首聽命于肉眼凡胎人妖不辨的唐僧，不得不經受西行路上千難萬險的磨礪。
有論者將孫悟空視作一個悲劇形象，認為他走過了一條不僅是行動自由而且是思想自由被剝奪的道路，自由平等本是孫悟空最具特征的性格，而西天取經實際上是在磨滅以往的鋒芒，走向追求的反面，這是一個異化的過程⑥。然而，孫悟空的悲劇性不僅在于自由被剝奪、鋒芒被銷磨，更在于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沒有意識到異化的根源在于他本身，在于他對修成正果的渴望與追求，這種渴望越強烈，追求越執(zhí)著，他就越受制于自己所渴望、所追求的對象。小說第五十七回中，孫悟空因打死草寇而遭唐僧驅逐后，四顧?徨，“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不是個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島，卻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服氣求告龍王。真?zhèn)€是無依無倚，苦自忖量道：‘罷!罷!罷!我還去見我?guī)煾福€是正果’”，曾經“十洲三島還游戲，海角天涯轉一遭”的孫悟空居然無處可去，而“一生受不得人氣”的孫悟空居然如此忍垢含恥，說來說去只是為了那個令他心向往之的正果。再如小說第八十回中，當孫悟空看到唐僧頭上有“祥云縹緲，瑞靄氤氳”時，有一段較長的內心獨白：“若我老孫，那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之時，云游海角，放蕩天涯，聚群精自稱齊天大圣，降龍伏虎，消了死籍；頭戴著三額金冠，身穿著黃金鎧甲，手執(zhí)著金箍棒，足踏著步云履，手下有四萬七千群怪，都稱我做大圣爺爺，著實為人。如今脫卻天災，做小伏低，與你做了徒弟，想師父頂上有祥云瑞藹罩定，徑回東土，必定有些好處，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對孫悟空而言，“著實為人”的昔日榮光難以忘懷，“必定得個正果”的美好未來卻更具誘惑力，即使為此做小伏低忍辱負重也在所不惜。以上這兩個場面一凄苦一欣慰、一悲哀一慶幸，從反、正兩個方面充分說明了正果在孫悟空心目中沉甸甸的分量。因此，他真正的束縛并不是頭上的緊箍兒，而是他所追求的“正果”，是他重新進入社會秩序的內心渴望。這里正好可以引用到L．J．麥克法倫的一段話：“知道一個人的枷鎖往往是自由的第一步，如果這個人對枷鎖處于無知狀態(tài)或者熱愛這些枷鎖，那么他永不會獲得自由”⑦，孫悟空不但意識不到枷鎖的存在，還無限熱愛著這一枷鎖，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在得到正果之前，他是無法解脫自己，無法得到自由的。
三
從深層意義上說，孫悟空對正果的追求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悖論：人不可能無所追求，而一旦有追求的欲望，就會被這種欲望所奴役，陷入不自由的境地，除非這種追求得到哪怕是暫時的實現(xiàn)。在《西游記》中，孫悟空的追求最終大獲全勝，在經歷了千般磨難之后，既“隱惡揚善”洗脫了前世罪愆，更立地成佛榮升為“南無斗戰(zhàn)勝佛”。但孫悟空成佛之后，仍念念不忘頭上的緊箍兒，讓師父“趁早兒念個‘松箍兒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薩再去捉弄他人”，而實際上此時緊箍兒已經“自然去矣”，“舉手去摸一摸，果然無了”。這一情節(jié)具有強烈的象征意味與哲理內涵，聯(lián)系當初觀音在傳授唐僧“緊箍兒咒”時曾說：“我那里還有一篇咒兒，喚做‘定心真言’，又名做‘緊箍兒咒’”，“定心真言”之名在小說中僅此曇花一現(xiàn)，通常使用的是“緊箍兒咒”一名，二者相較，顯然前者更強調內在的自制力，而后者更偏重于外部的強制力。所謂“道果完成，自然安靜”，孫悟空成佛之后緊箍兒的自動消失，表明此時有形的、外在的緊箍兒已經內化為無形的、自覺的“定心”了，這也意味著孫悟空在“苦歷程途多患難，多經山水受??”的十四年磨煉之后，不僅贖救了因“大鬧天宮”而犯下的罪過，而且因“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而終得“斗戰(zhàn)勝佛”的“大職正果”。孫悟空這一“下界妖仙”經歷了自由與禁錮、抗爭與失敗、榮耀與屈辱、輝煌與磨難等種種生命體驗之后，終于“正果旃檀歸大覺，完成品職脫沉淪”，在宗教的菩提世界中找到了理想的位置與歸宿。與此同時，“再修正果”的成功，也意味和象征著孫悟空重新獲得了失去已久的自由，而且這一自由是與秩序相和諧相融洽的自由，是在秩序中如魚得水的自由。
在《西游記》的文本世界中，孫悟空對自由的追求正好體現(xiàn)為一個正、反、合的辯證發(fā)展過程。在孫悟空入天宮之前，他“獨自為王”的花果山作為一個獨立自足的小世界，其秩序更多地呈現(xiàn)為一種自發(fā)自在的原生態(tài)，后來石猴在眾猴擁戴下自封“美猴王”，“分派了君臣佐使”，但二者雖有君臣名分，卻“合契同情”，而且“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因而這一秩序實際上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的秩序、自由的秩序。而當孫悟空“高遷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寶篆中”之后，他“老孫有無窮的本事”的自我評價與天宮“凡授官職，皆由卑而尊”的森嚴秩序發(fā)生了嚴重沖突，而他“日日無事閑游”、“不論高低，俱稱朋友”的行為方式更與天宮謹嚴有序的管理機制發(fā)生直接抵觸，最終釀成了因“大鬧天宮”失敗而被壓五行山下的災難。換言之，孫悟空越追求與花果山同樣的“稱王稱祖”，越是“立心端要住瑤天”，反而離自己的追求越遠，甚至適得其反。這一方面表明，天宮的秩序是一種沒有自由的秩序，作為獲得天廷眾仙與西天佛國共同支持的現(xiàn)行體制，其合法性既不容動搖，也不是一個“妖猴”的力量所能顛覆的；另一方面，孫悟空鐘情于沒有秩序的自由，而采用與現(xiàn)行體制直接對抗的方式，既難以取得成功，實際上也不可能獲得如此自由，因為沒有秩序的自由與沒有自由的秩序同樣可怕。對孫悟空而言，被壓五行山下的五百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光，在這“度日如年”的漫長時間里，想必他對此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所以才會在遇到觀音時殷切懇請“萬望菩薩方便一二，救我老孫一救”，并表示“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條門路，情愿修行”，于是在觀音的指點下，孫悟空自此靜心等候唐僧，其實也是在默默等候自己“難滿脫天羅”、“舒伸再顯功”的時機。
如果以“大鬧天宮”為界，可以說，之前孫悟空的自由是混沌形態(tài)的自由，雖然不乏爛漫風采，卻單純幼稚，似未成熟的孩童。而經過五行山下五百年磨難，孫悟空對自由的追求有了質的改變，被納入了秩序化的軌道。皈依佛門之后，原本“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的孫悟空有了師父，也因此被納入了普遍的人倫秩序中，“天上地下，都曉得孫悟空是唐僧的徒弟”，而“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樣的倫理觀念幾次出現(xiàn)在孫悟空口中。這樣，一方面天宮通過如來―觀音―唐僧這一等級序列實現(xiàn)了對孫悟空的秩序化管理，保證了孫悟空不再游離于統(tǒng)治秩序之外；另一方面，孫悟空也因“歸依佛法，盡殷勤保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得以正果西天，重列仙班，成為“一切世界諸佛”中的光榮一員。從天宮的角度來說，讓孫悟空皈依佛門，參與“山大的福緣，海樣的善慶”的取經事業(yè)，實際上是相當成功地將一個原本秩序化生活的異類納入了體制運行之中。而從孫悟空的角度來說，“果然脫得如來手，且待唐朝出圣僧”，他也通過保護唐僧取經這一途徑而獲得了新生的機會，即“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被秩序世界重新接納。而孫悟空成佛之后緊箍兒的自動消失，正象征著他在“功完八九還加九，行滿三千及大千”的艱辛努力之后重新獲得了自由，而且這一自由不同于“大鬧天宮”前天真混沌的自由，而是涵融于天宮秩序中的更高形態(tài)的自由，意味著“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從容境界。
無論從哲學還是社會學上說，個體自由與社會秩序都是既二元對立又二元互補的關系，正如查爾斯?霍頓?庫利所言：“自由是獲得正確發(fā)展的機會。正確發(fā)展就是朝符合我們理性的理想生活發(fā)展”，“把瘋子和罪犯放出來或是讓孩子在街上游逛而不送去上學，決不是對自由的貢?獻?”⑧。?《西游記》中自由與秩序的生克變化并未超出這一普遍范疇，然而其獨特之處在于，二者在整個小說敘述中不僅既對立又互補，而且呈現(xiàn)為一種典型的情感與價值悖論，敘述者的立場是搖擺不定、難以取舍的，時常陷入自我矛盾中：既欣賞孫悟空那“強者為尊該讓我”的自由風采，又深知這種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危險的；既欣慰于“宇宙清平賀圣朝”的秩序重建，又痛感這一秩序的壓制人才；既致力于將“歷代馳名第一妖”納入秩序化軌道，又心有不甘地將斗、戰(zhàn)、勝的犀利鋒芒凌駕于佛的無嗔無欲之上。作為小說敘述的終結和人物命運的定格，孫悟空的最終成佛既象征了曾遭放逐的異類被秩序重新接納，也象征了秩序在規(guī)化異類上取得的重大成功，然而，“斗戰(zhàn)勝”的前綴則不僅意味著異類的皈依絕非徹底、秩序的勝利尚可商榷，更暗示了在秩序的規(guī)范力量下自由意志潛藏的巨大生命力。實際上，小說敘述所體現(xiàn)出的這一精神悖論，不僅是敘述者所難以解決的，也是每一社會個體所難以擺脫的，其深刻意義正在于它如實地展現(xiàn)了人類既不得不屈服于秩序又由衷地向往自由的精神走向，真實地反映了人類身處秩序與自由夾縫中的兩難處境，而這也正是小說的深層價值與哲理魅力所在。
?、俦R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頁。
?、谠撛~來自［英］霍布斯鮑姆《匪徒：秩序化生活的異類》，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特此注明。
?、?0世紀80年代，曾出現(xiàn)過認為《西游記》主題反動的觀點，如劉遠達《試論〈西游記〉的思想傾向》，《思想戰(zhàn)線》1982年第1期；傅繼俊《我對〈西游記〉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2年第5期等。
?、苋缰T葛志《〈西游記〉主題思想新論》，《浙江師大學報》1991年第2期；《〈西游記〉主題思想新論續(xù)篇》，《浙江師大學報》1993年第4期。
⑤如方克強《文學人類學批評》第十章“原型模式：《西游記》的成年禮”，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抟娎罹竾队⑿鄣谋瘎?悲劇的英雄――孫悟空悲劇形象再探》，《名作欣賞》1994年第5期。
?、撸塾ⅲ軱.J.麥克法倫《論兩種自由概念》，轉引自伯林《自由論》，譯林出版社，2003年，第70頁。
⑧［美］查爾斯?霍頓?庫利《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76、277頁。
?。圩髡邌挝唬褐袊缈圃何膶W研究所博士后、
浙江師范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李 超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