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簡介：譚克修， 1971年生于湖南隆回古同村。畢業(yè)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系。八十年代末開始寫詩。獲過“中國年度詩歌獎”“民間巨匠獎”“十月詩歌獎”“首屆昌耀詩歌獎”“”中國獨立詩歌獎特別大獎”。譚克修是地方主義詩學的提出者和踐行者，也是城市詩學的研究者和踐行者?，F(xiàn)居長沙。
譚克修
食指談余秀華的幾句話，引發(fā)各種噴，有點看不下去了。尤其不懂詩的路人甲乙丙丁，也揮舞大棒，劈頭蓋腦掄向老詩人。評論是自由的，不能說路人沒有談論的資格，關鍵是他大致在詩的路數(shù)上嗎？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當年老食指寫的那些詩，未必入他法眼。但他看到食指周邊那么多詩人，當年寫的是什么東西嗎？食指的成名，還真不是一句歷史的誤會就能拍死的。從詩歌內部的歷史來看，他當年贏得的地位，也不是多大的誤會。而且，食指贏得的主要是行業(yè)地位，非公眾地位。行業(yè)地位是評論家給出的。余秀華贏得的主要是公眾地位，是讀者給出的。我并沒有見到戰(zhàn)斗在第一線的評論家或詩人把余秀華捧得多高。老食指說評論家捧紅余秀華，應該是他自身成名經驗造成的錯覺。老食指批評余秀華的用詞，也帶有集體抒情時代的歷史痕跡。這應該是老詩人食指引發(fā)大面積踩踏事件的原因。
但食指對余秀華的批評，并非他們詬病的那樣不值一提。當代詩的寫作，有不對人類的命運，對國家未來這類大詞不屑一顧的自由。但如果寫作者是貼上了某個明確標簽的符號性詩人，還得具體而論。比如余秀華當年得以走紅的標簽是農婦詩人，（腦癱）殘疾詩人，吃瓜群眾是從她“搖搖晃晃的”的現(xiàn)實命運，在詩歌里折射出的悲愴底色，給這個麻木的時代帶來生命的痛感，而被打動圈粉的?，F(xiàn)在她轉過身來不認那個標簽，去撕毀那個標簽，當然就會帶來問題了。在回復老食指的批評時，余秀華給出的理由是，“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是痛苦的啊”，讓我大為驚訝。那么，她親手撕下的標簽，不只是意味著對過去自我的否定那么簡單，她當初得以成名的作品，如果抽掉其現(xiàn)實命運的底色，也未必就比朋友圈的一般雞湯文字高明多少。
更合理的解釋是，她成名以后，隨著現(xiàn)實命運的改變，當下最理想的下午才變成“喝喝咖啡，看看書，聊聊天，打打炮”。這也未嘗不可。這種生活也是那些突然富裕起來的人最喜歡的選擇。誰都有權力享受俗人的幸福。這是老食指這一代有著某種革命理想主義的前輩詩人所難以理解的。老食指的批評，不過從自我經驗出發(fā)，而發(fā)出的“恨鐵不成鋼”疾呼而已。但各界人物，尤其是非詩人口對老食指的帶有羞辱性質的謾罵，就過分了。尤其當事人余秀華在朋友圈的一系列發(fā)言，可用不 忍目睹來形容。比如“上次被王家新強奸了一次，這次又被食指強奸了一次”。她應該是當作玩笑話的，她可能覺得這個比喻有幽默感，而不是顯得輕佻。她長期生活在農村，雖然成了媒體的寵兒，但并沒有掌握一個現(xiàn)代人該有的說話分寸。一些對媒體的發(fā)言雖然顯出她的聰敏，但分寸問題不是靠聰明能一下子解決的，還得靠實際生活經驗的積累。上次她對范雨素居高臨下的發(fā)言也明顯分寸失據(jù)（就是因此而“被王家新強奸”的那一次）。我本以為她應該由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發(fā)現(xiàn)她的超級自信已經讓她覺得自己發(fā)出的才是宇宙最強音。對前輩詩人食指的回復里，她還說出了更離譜的話：“倚老賣老，老態(tài)龍鐘，老奸巨猾，老著臉皮，老調重彈，老謀深算，老大無成，老而不死”。這明顯是一個在我老家拿著菜刀和砧板罵街的農婦形象。
當然，對食指的回應里，她也給出了自認為比較正式的理由：“我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個高深的課題：人們向往田園生活，憑什么又鄙薄它？”既然這個問題有點高深，我就多說幾句。這話如果出自某些居住在城市的詩人之口，我覺得不會那么意外，也較有說服力。近二十年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發(fā)展，使城市一直處于迅猛擴張之中，給城市帶來了各種新問題，這讓市民出現(xiàn)何種激烈反應都正常。他們若無意面對現(xiàn)實，一些詩人從時間上返回過去，一些詩人從空間上逃逸到山水田園中去，也是情非得已。從鄉(xiāng)土詩的龐大數(shù)量來看，同時患上懷鄉(xiāng)病的詩人不低于半數(shù)。他們或覺得，農村和自然山水，才能治療在城市帶來的傷害。問題是，他們確實在城市里受到過那么多傷害，而農村有那么美好嗎？
這與現(xiàn)實里的情形不太一樣。在我老家古同村，只有老人和小孩，成片被拋荒的土地，還愿意留在村里。中青年人，無論男女，都往城市里跑，以滯留的城市越大越光榮。大城市正成為所有人趨之若鶩之地，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首選地，而不是什么羈絆。中世紀有一種流行說法，城市里四處充滿了自由的空氣。這是對那些逃跑出來的農奴來說的，用它描述今天從各種偏遠地區(qū)跑到城里來的人也適用。于是，一個頗為有趣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在十三億人口擁擠的工業(yè)時代，祖國山河的姿色，已迥異于唐詩宋詞里寥寥數(shù)千萬人口的農耕時代，真正的大自然已不復存在，但在詩歌里，那空心村和荒地，還在充當著人們的精神家園。這歸功于多年來抒情詩的教育：向往較少被工業(yè)化侵略的農村，代表了樸素、善良、純潔、自由、美好和高尚的心靈；而城市是惡的、丑陋的、冷酷無情的代名詞，向往城市意味著你虛榮、浮華、貪圖享受、自甘墮落。城市問題和農村問題似乎在相互作為背景，相互教唆，相互作為矛盾激化因子，在當代漢語詩歌美學上，形成了比現(xiàn)實世界更奇怪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結構。城市成了抒情詩控訴的對象，一些詩人對城市表現(xiàn)出的情感，依然是19世紀中葉波德萊爾似的憤世嫉俗。
當年波德萊爾對巴黎的厭煩情緒，沒人會理解成詩人的矯情。19世紀中葉，剛開始發(fā)威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城市化的力量，使傳統(tǒng)的城市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城市統(tǒng)治力量由之前的精英階層變成了礦山、工廠和鐵路。狄更斯在小說《艱難時世》中，把當時的西方工業(yè)城市稱為“焦炭城”，一個“機器與高聳煙囪的城鎮(zhèn)，煙囪不斷吐出煙，永遠在那兒纏繞，卷著解不開。它里頭有條黑色的運河，還有條帶惡臭染料味的紫色河，以及一大堆一大推建筑，充滿窗戶，整天嘎嘎作響又抖動不停，蒸氣機的活塞單調地挺上掉下……”當時的歐洲重鎮(zhèn)巴黎的情況是，一邊遭遇工業(yè)和資本的破壞性沖擊，一邊被日益尖銳的交通問題所困擾，而各種展會帶來的大量外地車輛，加劇了巴黎的擁堵。1852年，豪斯曼男爵開始巴黎大改建工程，大拆大建了18年，直到波德萊爾死后3年才完成。巴黎那一段混亂和破敗的歲月，給波德萊爾這種城市公子哥兒帶來的各種不適可以想見，再疊加上他個人命運遭遇的變故，他在1857年出版的《惡之花》里，對巴黎采取何種敵意，都不足為奇。當然，這是我從必然性角度進行的揣測，也不排除波德萊爾在詩歌里的情緒，純屬詩人的耍性子。但波德萊爾的這種頹廢情緒，尤其是反叛精神，成了19世紀末開始，把“城市”作為其自然發(fā)源地陸續(xù)登場的各種現(xiàn)代主義的基本姿態(tài)。當時的各種現(xiàn)代主義流派，雖然主張不一，但工業(yè)機器的肆虐、戰(zhàn)爭、經濟大蕭條是主要誘因，使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世界的 “非理性”本質，把城市視為帶有某種災難性質的生存之所。
而城市展示給當代人的，主要是其積極一面，可作旁證的是城市對人口的吸附力空前強大。除了城市人口的支撐，城市的發(fā)展也到了新階段。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城市擴張和自我修復能力越來越強，而高技術武器的相互制肘，則使發(fā)生不計后果的城市毀滅性戰(zhàn)爭的烏云已大致散去，這些都在誘使人類在技術理性引領下譜寫超級城市神話。同時，得到工具理性改造的人類，應對大城市越來越復雜的分工和合作的能力越來越強，也反過來作用于時代的變化。城市正在通過它集中的最新物質和文化成果，越來越符合我們需求的規(guī)劃設計意圖，在往更宜居的方向演化。當某一天，城市化水平到達某個峰值，像某些西方大城市一樣，開始出現(xiàn)逆城市化現(xiàn)象，人們不再是節(jié)假日驅車到城鄉(xiāng)結合部的農家樂，或某油菜花田里，用一種城里人居高臨下的消費心理表達出對農村的感情、對自然的眷戀，而是確實已厭倦城市生活，更向往環(huán)境得以改善的郊區(qū)、小城鎮(zhèn)或農村，那么，詩歌里出現(xiàn)大面積的懷鄉(xiāng)病，贊美農村的美好，會比較正常。
這個基本認識，有助于辨識詩人情感的真實性。對城市喜愛也好，愛恨交加也好，孤獨也好，茫然失措也好，都正常。但很難想象，那么多愜意地享受著現(xiàn)代城市文明的人，回到詩歌卻如此憎恨和厭惡他的城市，只傾心于廣大鄉(xiāng)村。在他們眼里，城市已成地獄，只有自己是地獄里的無辜者。當然，我說的是一般情形。少數(shù)詩人，對大自然的鄉(xiāng)愁并非迷路或矯情，只是被性情驅使。城市里還有并未享受到現(xiàn)代文明帶來生活質量的改善，處境困苦的詩人，還有受到城市欺凌的打工詩人，城市之外還有少數(shù)真正的農民詩人。他們的寫作，對城市或現(xiàn)代文明采取明顯的控訴和對抗姿態(tài)，也是合適的。只是這類詩作，就算他們自己不陷入煽情俗套，也容易誘使旁人誤以為，當代漢語詩歌在處理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系上，還出于某種低俗階段。何況，確實有不少此類詩歌，由于表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的意圖過于功利，而顯得圖樣圖森破（Too young to simple）。
一些西方媒體近年來對我們打工詩歌過于熱情的關注，就是例證。這和他們過去三十年來一直對北島等朦朧詩人的熱情，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在他們看來，構成當代漢語詩歌地方性知識的，完全靠它在意識形態(tài)和詩歌倫理上的表現(xiàn)。他們對當代漢語詩歌內部的真相是置若罔聞的。而在洞悉當代詩歌內部秘密的人士看來，老外們關注的，恰恰是我們應該警惕的問題。他們的關注，反而形成了對當代漢語詩歌真相的遮蔽。所以，在寫作中建立了自信的詩人，已不怎么相信來自于現(xiàn)代性發(fā)源地的意見。雖然他們率先啟動了現(xiàn)代性按鈕，但當現(xiàn)代性黑暗或光輝已成為人類集體命運，他們體內沒有流著我們的血液，沒人替代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無法體會我們身上發(fā)生的一切，自然也無力裁決漢語詩歌的現(xiàn)代性問題。時至今日，漢語詩歌現(xiàn)代性的合法性，只能靠我們自己，一些率先在自己和腳下土地之間建立起語法關系的詩人來完成。
余秀華是貼上了命運坎坷的底層農民詩人標簽的詩人。作為該標簽的明顯受益者，她固然有隨著現(xiàn)實命運的改變而不斷調適自己詩歌形象的自由，但別人也有權以她過去賴以成名的作品，來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期望。把余秀華的詩，和她腳下的土地之間建立起某種必然的語法關系，在我看來，食指的要求，并不是要否掉余秀華，反而是在以某種標準拔高余秀華。余秀華顯然領悟不到其中深意。所以，我毫不懷疑她當下最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書，聊聊天，打打炮”的真實性。她完全可以“生活在別處”，有在湖北石牌鎮(zhèn)橫店村選擇武漢青年小資生活的自由，雖然那也意味著她主動拋棄了過去詩歌里的余秀華。既然她“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是痛苦的啊”，那么她過去詩歌里的痛苦并沒有真正發(fā)生過，那些曾讓她名滿天下的詩篇，不過是謊言，是編造的故事，它們曾經給公眾帶來的生命痛感，從一開始就是錯覺。既如此，還有什么好爭論的？
譚克修 2018.1.17.萬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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