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年底，毛主席率部上井岡山后，為了培養(yǎng)軍事骨干和年輕干部，隨即組建了一支紅軍教導隊，這個教導隊可以說是我軍最早的一所干部學校。
為了開展好教導隊的工作，毛主席把黃埔四期的畢業(yè)生呂赤派去擔任隊長，并派同樣是軍校畢業(yè)的陳伯鈞擔任副隊長。
（陳伯鈞畢業(yè)于武漢中央軍政學校，該校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人稱“第二黃埔”，所以毛主席說陳伯鈞是“黃埔生”。）
1928年春天，教導隊隨毛主席一起攻克了湖南酃縣。當時駐守酃縣的，是一支國軍正規(guī)部隊，所以拿下縣城后，教導隊繳獲很多。
在此期間，陳伯鈞找到了一支很精致的手槍，但這支槍由于受潮，扳機已經(jīng)生銹了，需要用力才能扣動扳機。愛槍如命的陳伯鈞一有空就會坐下來拿著毛巾細心擦拭。
隊長呂赤看到陳伯鈞的樣子，就和他開玩笑說：“你的這支槍，槍栓都拉不開，太破了，我們不如扔掉的好?！?/span>
陳伯鈞卻不肯放棄，每天都把槍拆下來，蘸著煤油一遍遍地擦，最終，功夫不負有心人，這支槍在他的呵護下，恢復了往日的樣子。
那天，呂赤帶著一個排執(zhí)行完任務返回駐地，陳伯鈞便迫不及待地把槍拿給呂赤看，結(jié)果由于忘記取出子彈，扳機扣動后，子彈擊中了呂赤的頭部……
陳伯鈞跪倒在呂赤的身邊，用力喊著他的名字，但一切無濟于事，呂赤很快就停止了心跳。
當時另一位區(qū)隊長兼教官——陳士榘（開國上將）也在場，他正好是這天的值星官。他也沒有經(jīng)歷過這種事情，一時間不知所措，最后只好下命令保護現(xiàn)場，并把此事匯報給團部、前委和士兵委員會。
士兵委員會是三灣改編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職權(quán)是參加部隊管理，維護部隊紀律，監(jiān)督部隊經(jīng)濟，還有批評和處分干部的權(quán)利。
士兵委員會的人得知此事后，立刻就趕了過來，他們氣憤地把陳伯鈞圍了起來，問他為什么要把上了膛的槍對準呂隊長，陳伯鈞則一臉茫然地站在原地，任憑大家責罵，他都沒有任何反抗。
陳士榘害怕事情鬧到不可收拾，便把士兵委員會的人拉開，建議大家一起去毛主席那里請示該怎么處理。
毛主席面對情緒激動的士兵委員會委員，并沒有立刻做出結(jié)論，而是平和地對大家說：“陳伯鈞走火打死呂隊長，確實是犯了錯。按理說，殺人償命。但你們看，我們已經(jīng)死了一個黃埔生，是不是還要再打死一個黃埔生？”
“呂赤是個很好的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們兩個都是人才呀！”
大家都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而且士兵委員會的同志們本來也沒想著一定要讓陳伯鈞為呂赤償命，所以都沒有提反對意見。
有人問毛主席：難道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嗎？
毛主席回答：當然不能，我們雖然不要讓他以命換命，但必要的懲罰還是要有的。
主席沉默了一會兒，說道：“就罰陳伯鈞100板子吧，這個辦法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沒有表示異議，但誰來執(zhí)行這個懲罰呢？陳伯鈞人也很好，大家都不想親手來打自己的戰(zhàn)友。毛主席看到大家都很為難，就對自己的警衛(wèi)員說：“你來執(zhí)行吧！”
在士兵委員會的監(jiān)督下，警衛(wèi)員找來了一塊厚實的竹板子，朝著陳伯鈞的手心一下下打去。軍法嚴如山，這每一板子都結(jié)結(jié)實實地打了下去，沒打幾下，陳伯鈞的手心就一片紅腫，竹板子上沾了血跡。
打到第20下的時候，警衛(wèi)員都于心不忍，頭上冒汗了。
作為監(jiān)打人員之一的陳士榘覺得這下打下去，陳伯鈞的手可能就要廢了，于是站出來說：“這板子打得太重了，一板子頂五板子，這20下就相當于100下，不必再打了。”大家對此也都表示同意。
警衛(wèi)員收起板子后，陳伯鈞已經(jīng)痛得倒在了地上，陳士榘將他拉了起來，并讓衛(wèi)生員給他包扎了傷口。
陳伯鈞后來時常感慨：“如果不是毛主席，當時我的命可能就交待了。”
自此之后，陳伯鈞以英勇作戰(zhàn)、流血犧牲的行為回報毛主席的不殺之恩，回報戰(zhàn)友們對他的諒解和信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革命斗爭的洪流中。
井岡山會師后，陳伯鈞參加永新北鄉(xiāng)阻擊戰(zhàn)，期間奮勇沖殺，身負重傷；1930年1月，陳伯鈞擔任紅六軍一縱隊參謀長，在施家邊戰(zhàn)斗中再次受傷；同年7月，時任紅20軍參謀長的陳伯鈞在吉安戰(zhàn)斗中又一次負傷……
1932年，毛主席被免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后，時任紅15軍軍長的陳伯鈞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為此他被免去了軍長的職務，被送到了瑞金紅軍學校學習。
1934年10年，陳伯鈞作為紅5軍團參謀長參加了長征，并指揮紅5軍團在湘江戰(zhàn)役中英勇作戰(zhàn)。
1935年7月，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陳伯鈞調(diào)任紅四方面軍9軍參謀長。不久后就發(fā)生了張國燾分裂的事情，陳伯鈞因為堅決支持毛主席，遭到了張國燾等人的殘酷打壓，但他依舊堅持自己的看法，無怨無悔。
陳士榘晚年回憶起這件事時說：“陳伯鈞作為一個軍的參謀長，在兩個方面軍公開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圍攻，依然能忠于毛主席，可以說是很有氣節(jié)了。這不能不說毛主席當面對他的處理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記憶中。”
后來，張國燾同意率領(lǐng)二、四方面軍北上，在三大方面軍會寧會師之后，陳伯鈞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信：
伯鈞同志：聞你在6軍，為紅軍慶得干才！
（6軍就是蕭克領(lǐng)導的紅六軍團，當時陳伯鈞已經(jīng)擔任紅六軍團軍團長。）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紅六軍團和紅32軍合編為120師359旅，陳伯鈞為旅長，被國民政府授少將銜。此后他又歷任抗大訓練部部長、抗大二分校校長、陜甘寧邊區(qū)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冀東軍區(qū)司令員、東野第一兵團副司令員、十二兵團副司令員兼45軍軍長等職。
1955年，陳伯鈞因其卓越的功勛，獲得了開國上將軍銜。據(jù)記載，在領(lǐng)取軍銜后的那個晚上，陳伯鈞在家悶悶不樂，感慨地說道：“這個上將不該是我的，如果呂赤同志還活著，這個上將應該由他來領(lǐng)?！?/span>
陳伯鈞在我軍的資歷算是很高的了，他20歲就當上了紅軍師長，22歲成為紅軍軍長，23歲成為軍團參謀長，26歲接替蕭克成為紅六軍團軍團長，27歲成為120師359旅旅長，他的副旅長就是王震將軍。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是東野一兵團副司令員，司令員為程子華。
然而，由于工作安排，在建國后，陳伯鈞卻未能出任大軍區(qū)或軍種主要領(lǐng)導，而是在軍事學院長期當副院長，等到劉伯承等老帥退下來后，他才成為軍事學院的院長。
又因為職務的原因，陳伯鈞作為一個開國上將，卻未能在九大上當選中央委員。這不得不說是有些可惜的。
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陳伯鈞上將在1974年就因病離開了人世，當時他才64歲，相比一眾開國上將，他算是去世得很早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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