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常書鴻，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是提到敦煌莫高窟，卻無法回避一個人的名字——常書鴻。是他挽救了瀕危的敦煌石窟，也是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東方藝術之母——敦煌藝術。
一本敦煌圖錄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
20世紀30年代的常書鴻，事業(yè)和人生都圓滿得如同夢境。他在1927年赴法國學習油畫。經(jīng)過10年的留學生活，這位只有三十歲出頭的浙江青年已是法國著名新古典主義畫家勞朗斯最得意的學生。他的畫作多次躋身法國國家沙龍展，連續(xù)四年斬獲三枚金獎和兩枚銀獎，更有作品被收入法國國家博物館，前途不可限量。與此同時，妻子也在巴黎學習雕塑。這個藝術之家的生活，如輕快的手風琴般，安定舒適。
青年時代意氣風發(fā)的常書鴻與妻子在法國
然而，1935年的一天，在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常書鴻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 一下子被驚呆了：那1000多年前的作品氣勢雄偉，人物刻畫有力，其筆觸之奔放比現(xiàn)代野獸派還要粗野。他自恨自己竟然對祖國這么優(yōu)秀的藝術一無所知。就是這件不經(jīng)意的小事打破了常書鴻平靜和美的生活，他的一生就此發(fā)生了改變。
常書鴻在法國留學期間創(chuàng)作的油畫作品
隨后，常書鴻又去了法國吉美博物館，看到了從敦煌藏經(jīng)洞中掠來的唐代卷畫，一個奇妙的世界正在向他徐徐打開。這些從北魏到盛唐的壁畫構(gòu)圖恢弘，色彩瑰麗，想象飛揚，其氣勢、其內(nèi)涵、其美感、其世俗與神圣的水乳交融，都足以與他所崇拜的拜占廷藝術相媲美。從那時起，他像著魔一樣癡迷于敦煌石窟，他堅定地意識到自己的藝術之根就在敦煌。
這本《敦煌石窟圖錄》改變了常書鴻的人生走向
破釜沉舟 尋夢敦煌
1936年，常書鴻踏上了回國的列車，一心探索著接近敦煌的可能性。然而，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聲震碎了學人們的幻夢。直到1942年的一天，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終于籌備成立，在梁思成、徐悲鴻等人的聯(lián)合舉薦下，常書鴻成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所長。
常書鴻一家三口在法國的合影
幾年的顛沛流離令妻子無法再接受遠離城市的生活，但是妻子的強烈反對也沒有阻止住常書鴻的滿腔熱情。經(jīng)過苦苦勸說，一名曾在北平藝專就讀的學生終于答應跟隨常書鴻去敦煌，后來又想方設法招來了文書和會計。他們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著北方的氈帽，頂著早春刺骨的寒風，開始了敦煌之行。臨行前，梁思成送給常書鴻四個字：“破釜沉舟！”這一去，常書鴻就再也沒有回頭。
從此，中國畫壇少了一位優(yōu)秀的青年才俊，多了一位忠誠的敦煌守護者。
從藝術雅士到敦煌衛(wèi)士
“燦爛的陽光照耀在色彩絢麗的壁畫和彩塑上，金碧輝煌閃爍奪目，像一幅巨大的鑲滿珠寶玉翠的錦繡，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令人驚心動魄，贊嘆不已。”然而，這座宏偉的建筑更讓他心痛不已。藏經(jīng)洞中的珍貴文物早已四散，剩下的千佛洞也一直遭受著自然與人為的雙重破壞。珍貴壁畫早被偷盜者用膠布粘走，大多數(shù)洞窟的側(cè)壁被隨意打穿，剩余有不少被煙熏得漆黑一片，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掩埋。這樣一個偉大的藝術寶庫，卻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護。
莫高窟地處戈壁荒灘之中，唯有窟下搭建了上、中、下三座寺院，常書鴻帶著工作人員搬入中寺，門口掛上一塊寫有“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的粗糙木牌后，便開始了清沙保護工作。那一年，常書鴻39歲，敦煌于他，是夢中的神靈。
治理流沙是一件耗工、耗資、耗神的工作。在得不到敦煌縣府的支持下，常書鴻只好帶領全所同仁，會同敦煌縣民起早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一道高2米，長2000米的沙墻，將492個石窟連同上、中、下寺三座廟宇，嚴嚴實實地保護起來。為了處理洞窟內(nèi)外的積沙，常書鴻發(fā)明了一種他稱之為“拉沙排”的工具，以繩索拉動木板，一點一點把沙子刮出來，治沙的同時，常書鴻開始帶頭植樹，在這里，常書鴻視草木為生命。
敦煌石窟修繕現(xiàn)場
與此同時，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也在不斷考驗著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久居法國生活的常先生特別喜歡咖啡，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為沒有糖，而水卻是咸的。不用放鹽，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打來的水，經(jīng)過一上午陽光曝曬，鹽分更大。那時敦煌的老百姓很少種植蔬菜，成年都是咸韭菜。肉食要從城里買來，來回50幾公里，牛車要走十二個小時，加上牛的休息，就是一天一夜了，戈壁灘上太陽一曬，肉往往也就臭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來。常先生剛到敦煌的時候，當時還在敦煌臨摹壁畫的張大千留給他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的徒刑啊！”
敦煌保護任重道遠
讓常書鴻喜出望外的是，不久他的學生董希文、張琳英、張民權、烏密風等人自籌經(jīng)費，千里迢迢趕到敦煌。他們的加盟使研究所實力大增，洞窟保護、調(diào)查、編號以及臨摹工作終于得以陸續(xù)展開。
研究所十幾個人的所有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要靠常書鴻去張羅。那時的經(jīng)費、工資被國民黨政府所扣，遲遲不發(fā)，常書鴻用個人畫展所得錢款勉強維持大家的工作生活，一度舉債度日。常書鴻是藝術家，也不懂得行政工作，反正憑著他的一股熱情和關系，艱難度日。
對敦煌藝術最好的保護和研究就是盡快將壁畫復原、臨摹下來。以前畫家張大千在的時候，習慣用透明的紙在墻壁上把壁畫印摹下來，然后再畫，這樣比臨摹要快得多。但是這樣的拓印，對于壁畫卻是不堪的破壞。常書鴻立下規(guī)矩，決不允許再拓，只能對著臨摹，哪怕釘兩個圖釘都不行，在他看來，敦煌壁畫再也經(jīng)不起任何的折騰了。
窟中幽暗，工作時除了用白紙反光以外，照明只有油燈和土制蠟燭，燭光搖曳忽明忽暗，眼睛特別容易酸。畫筆禿了，自己修，顏料沒有了，就用荒漠中的紅土自己磨研。對洞窟里的壁畫進行臨摹，更不輕松。臨摹洞頂上的壁畫時，只能抬頭看一眼，低頭畫幾筆，才一會兒，脖子和手臂就十分酸麻。
在這個時期，常書鴻組織臨摹了各時代的代表作和精品。這些臨摹品后來就成為中國美術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資料，并到南京、北京和許多國家展覽。敦煌由此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家庭破裂和團隊離散的雙重打擊
但是，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視了家庭的常書鴻先生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妻子背叛了他。1945年的春天，妻子突然向常書鴻提出，自己要去蘭州看病。一去就沒了音訊。常書鴻心急如焚，策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灘上。搶救持續(xù)了三天，當常書鴻醒來時，妻子已在蘭州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則與他脫離關系的聲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從此成了陌路。
常書鴻的妻子忍受不了生活的艱苦和寂寞，拋下兒女回到了故鄉(xiāng)
禍不單行。幾個月后，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消息傳到了敦煌，常書鴻卻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紙電文：“抗戰(zhàn)結(jié)束，百廢待興，國家重建，資金有限，從即日起，撤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p>
握著電文，常書鴻淚流滿面。學生們一個接一個地向他告別。常書鴻無從挽留，他深知經(jīng)費已經(jīng)斷絕，每個人都思鄉(xiāng)心切，熬了這兩年，已屬不易。一位躊躇滿志的藝術衛(wèi)士瞬間成了孤苦伶仃的苦行僧。
在那個不眠之夜，常書鴻反復端詳這幅敦煌壁畫《薩摩太子舍身飼虎》，藝術的感染力終于戰(zhàn)勝了眼前的窘困，讓他堅持了下來。
女兒常沙娜至今還記得那個人去樓空的夜晚，空蕩蕩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親、弟弟，還有兩個工人。萬籟無聲的夜，常書鴻輾轉(zhuǎn)反側(cè)，夜不能寐。常書鴻在端詳完洞窟的壁畫后，再次升騰起一股力量，決心放手一搏，去重慶求援。
常書鴻臨摹壁畫《舍身飼虎》
孤注一擲 峰回路轉(zhuǎn)
1945年的冬天，常書鴻把家里能賣的東西全都賣了，作為路上的資費。到重慶后，常書鴻奔走相托，陳寅恪、梁思成、徐悲鴻等一批“敦煌衛(wèi)士”全力相助，紛紛在報紙上寫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
常書鴻輾轉(zhuǎn)找到了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傅斯年當即決定把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為中央研究院的一個分所，解決經(jīng)費、編制、材料、設備，還撥給他一輛十輪大卡車?；氐蕉鼗?，常書鴻招兵買馬，開始了“二次創(chuàng)業(yè)”。
幾十位后來名垂敦煌史冊的工作者，紛紛加入了莫高窟保護的隊伍。臨摹、維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漸恢復并走上了正軌。1949年9月28日，常書鴻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紅旗，第一個國慶節(jié)剛過，他收到郭沫若發(fā)自北京的表揚電報。1950年9月鄭振鐸發(fā)來急電，請常書鴻立即攜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籌辦敦煌文物展覽。5個月后，敦煌文物展覽在午門開幕，轟動了京城。
建國初年，常書鴻與女兒常沙娜
敦煌藝術展覽以后，周總理親自過問敦煌研究所的情況，批復給研究所一臺發(fā)電機。通電那一天，常書鴻高興極了，他一個洞子一個洞子地跑去看，感覺壁畫中那些仕女都在跟他微笑了。
在此期間，常書鴻組織編輯出版了一百八十大本《敦煌全集》，籌辦了一系列國際性學術會議以及紀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３６６—１９６６）等活動，同時加緊開創(chuàng)新洞窟、創(chuàng)作新壁畫。
常書鴻在甘肅創(chuàng)作的油畫作品
大浪淘沙 魂守敦煌
正當各項工作順利展開時，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這個沙漠深處的研究所。當時已經(jīng)六十幾歲的常書鴻也遭受到了人生難以啟齒的羞辱。但是，他憑借信念頂下來了，而且十分淡然。給他平反的那天，他把全所人員喊到家里，其中也包括那些“打倒”他的人。他笑著親自下廚，做了幾大盆法式春卷。在他的回憶錄里，這樣概括那段歲月，“我是一個幸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幸存者。最欣慰的是，敦煌的文物也和我一樣，幸存了下來。”
晚年的常書鴻
從1978年開始，常書鴻調(diào)任北京，任國家文物局顧問，長住北京。即便離開了敦煌，在1982年至1993年間，常書鴻還是撰寫了《敦煌壁畫藝術》、《敦煌藝術》諸多文章，編輯和組織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圖案》、《敦煌回憶錄》等書籍。這個時期，當年在破廟里的敦煌研究所，如今已經(jīng)是敦煌研究院了，研究條件徹底改變，高科技被廣泛用于文物的保護和修復工作，敦煌學的研究碩果累累，在常書鴻的身后，段文杰、樊錦詩、常沙娜和一代代敦煌人繼承了他的敦煌事業(yè)。
常書鴻與時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的女兒常沙娜
在人生彌留之際，常書鴻最大的心愿還是回到那傾盡他一生心血的地方——敦煌莫高窟。1994年，當常書鴻安靜地離開人世的時候，家人和研究院的同事們將他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九層殿的對面，希望這位老人能夠與敦煌永生相守。
曾經(jīng)有人問常書鴻：“如果來生再到人世，你將選擇什么職業(yè)？”常書鴻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zhuǎn)世’；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個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p>
這就是常書鴻的一生，他必將載入史冊、名垂千史，這就是常書鴻，一位可親可敬、一生癡迷理想的藝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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