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辭官歸鄉(xiāng)時，路過泰安，當時擔任泰安知府的朱子潁邀請姚鼐登泰山。姚鼎恰好手頭有些拮據(jù)，想借登泰山之機向好友朱子潁借點盤纏，于是答應(yīng)了這次邀約。
二人游覽泰山完畢，趁著興致正高時，姚鼐便向朱子潁開口借路費，朱子潁滿口應(yīng)承，隨后請姚鼐寫一篇泰山游記。姚鼐對他的想法心知肚明，于是提筆寫下了后來名滿天下的名篇《登泰山記》朱子潁看了之后，只苦笑著說了一句:“姬傳兄，真是惜墨如金?！?/p>
朱子潁與姚鼐是同年進士，且都師從劉大，他之所以請姚鼐寫文章，無非是借姚鼐的文名頌揚自己，偏偏姚鼐謹守桐城派“不妄加毀譽于人”的高尚文德，不肯有絲毫違背。《登泰山記》全篇除了記述朱子潁的姓名外，并無其他主觀評價，姚鼐惜言、不妄言的品格由此可觀。
姚鼐是古文大家，被譽為“中國古文的高峰”。這不僅是因為他提出了“義理、考據(jù)、辭章”的古文理論，統(tǒng)一了桐城派創(chuàng)始人方苞“義法”說和老師劉大“神氣”說之間的矛盾，奠定了桐城派在中國文學文化史上的深遠影響，也不僅是因為他的古文成就非凡，所編選的《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更是因為他一生潔身自好，堅守文德和品格，將為人看得比為詩為文更重。
姚鼐
他認為寫文章跟做人是一個道理，寫文章不僅僅要依據(jù)“義理、考據(jù)、辭章”來做，更重要的是在掌握形式之后，要重視精神。由此姚鼐又提出了另一個獨創(chuàng)性的觀點:陰陽剛?cè)嵴f。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cè)岫?。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cè)嶂l(fā)也”，從美學上來講,“陽剛”與“陰柔”是對文章不同風格的命名，而作者的品德、氣質(zhì)、修養(yǎng)、性情等，決定著一篇文章陽剛陰柔之間的變化。因此，不好好做人，便寫不好文章。
姚鼐自己所作古文，便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在桐城派各大家中，最富有情感和韻味。姚鼐為人極和藹謙遜，通達平易，清心寡欲，而且能對各種思想兼容并包，不持門戶陋見，因此文章能寫得雍容和易，清淡雅潔，不失情韻。
與袁枚一樣，姚鼐也是四十辭官，回歸故里。袁枚終生退隱，培養(yǎng)詩才，姚鼐則終生執(zhí)教，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這些姚門子弟日后為擴大桐城派的影響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說起姚鼐辭官的理由，人們通常認為最直接的原因是他與當時編纂《四庫全書》的負責人紀昀學術(shù)觀點相左。另有一種看法則認為這個理由也許只是為他的辭官提供了托辭，最根本的原因應(yīng)是姚鼐對于科舉之路、為官之道、名利牽絆的厭倦，這種厭倦之情在他的文章中多有體現(xiàn)。他的文章常常贊許那些唾棄科舉、不妥協(xié)、不鉆營的讀書人，也常對張揚自我和追求個性自由的人生流露出肯定和向往之意。事實上，在他辭官后，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都曾許以高官厚祿，勸他出來做官，姚鼐一一予以推辭。
姚鼐十分敬重辭官歸隱的詩壇盟主袁枚，認為他的才華不可多得，同時也很推崇他不爭名逐利的高尚節(jié)操。姚鼐與袁枚在學問和詩文上的主張和追求并不一致，然而卻常與袁枚一起出游，共同探討詩文技藝，可見他對袁枚的敬重和推崇是一種只求道和不求志同的惺惺相惜。所以，他能在袁枚死后力排眾議，寫下《袁隨園君墓志銘》，以示追思。
在這篇墓志銘中，姚鼐對袁枚的生平成就和才華品德多有溢美之詞。相比之下，姚鼐對同門的朱子潁則要苛刻得多。
當年朱子潁為南宋李庭芝立碑時，曾邀請姚鼐撰寫碑文。姚鼐照樣惜墨如金，寧肯拂逆朱子潁，也不肯寫出對他有絲毫偏倚或稱許的文詞。朱子潁大失所望之下，便派人送銀兩給姚鼐，希望借此點醒他，誰知姚鼐推得干干凈凈，并說:“姚某窮時可以賣文，卻決不出賣文德?！?/p>
姚鼐在墓志銘中描述了袁枚一生經(jīng)歷之后總結(jié)道:“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余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姚鼐認為，袁枚雖未在政治上取得功業(yè)聲名，然而能盡享退隱的自在灑脫，能在詩文上獲得如此高的成就，百年來只有他一人而已。
這句話無疑透露出了姚鼐所推崇的人生理想。世俗的名利并不能衡量一個人的全部，仕途上的顯達也并不意味著人生的成功，人要能活得自由自在，活得有樂趣，要能活出個性，活出自我，才算得上真正的成功。
在為《朱二亭詩集》作序文時，姚鼐曾將布衣的朱二亭與官位顯赫的朱子潁做了一番比較，朱子潁身處高位卻時常悶悶不樂，滿懷壓抑和失落;而布衣詩人朱二亭則能縱情于山水，獲得快樂和滿足。通過這番比較，姚鼐得出結(jié)論:人只有找到一個能真正發(fā)揮天性和才華的場所，才能伸展自己的抱負，在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樂。
作為辭官執(zhí)教的文人，姚鼐一生清高，不甘流俗，因此難免有些落魄。但他絕不是那種渾身酸腐氣的儒者。姚鼐的不流俗、不媚俗，體現(xiàn)了他人格的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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