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間的事就是如此有趣，曲曲折折的緣分，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似的?，F(xiàn)在《普漢先生》有了中譯本。雖然是本小書，但對照著《半生緣》看，讀起來也饒有興致。喜歡張愛玲的朋友們，不妨隨便翻翻。
1949年，張愛玲平靜地迎接了時代的巨變。是年7月，《亦報》找她寫連載，她欣然應(yīng)允，開始寫《十八春》。寫長篇，對當(dāng)時的張愛玲來說，是個挑戰(zhàn)。第一，那是她第一次寫長篇，沒有經(jīng)驗；第二，她需要向時代靠攏，她的那些傳奇的弄堂的故事，顯然與時代風(fēng)潮不符。張愛玲給了《十八春》中的人物一個革命的結(jié)局，多少年后，她對這個結(jié)局很不滿意，改了改，《十八春》變成了《半生緣》。
時事相逼，她必須寫。怎么寫，成了問題。張愛玲想到了借鑒。對比《普漢先生》和《半生緣》很有意思。從文風(fēng)看，張愛玲短篇小說的文風(fēng)，走的是華麗風(fēng)。但到了《半生緣》，她的文筆忽然轉(zhuǎn)變成淡雅，這一點與《普漢先生》淡淡的憂傷不謀而合；其次，兩書的結(jié)構(gòu)十分相似?！镀諠h先生》中是波士頓和紐約的雙城記，《半生緣》中，則是南京和上海。人物關(guān)系的設(shè)置，更是驚人雷同。普漢對應(yīng)世鈞，瑪文對應(yīng)曼楨，凱對應(yīng)翠芝，比爾對應(yīng)叔惠。場景和情節(jié)的設(shè)計也有許多重復(fù)。還有細節(jié)，比如狗，比如煤氣味道，比如行李箱，等等。最令人咋舌的是“金句”。張愛玲《半生緣》中那一句蕩氣回腸的：“我們再也回不去了”竟也是直接從《普漢先生》中翻譯過來的。由此可見，盡管是連載，張愛玲《十八春》，是寫之前就已經(jīng)成竹在胸，故事大概已經(jīng)了然。
那么作為華語文壇功力最深的女作家，張愛玲的自我發(fā)揮在哪兒？她的創(chuàng)造力在哪兒？她是如何把美國小說，改造成了轟動上海的言情經(jīng)典？空間、人物的改動自不必說，畢竟張愛玲需要講一個中國故事。就技術(shù)層面來說，第一，她變動敘事的角度——《普漢先生》是第一人稱敘事，《半生緣》是第三人稱。而用第三人稱寫，也一直是張愛玲最拿手的；第二，加情節(jié)?！栋肷墶分?，曼楨姐姐曼璐，隱隱對應(yīng)《普漢先生》中普漢的妹妹瑪麗，但又有位移，親戚關(guān)系變了。而曼璐丈夫的形象，則是上海式的，張愛玲創(chuàng)造的。曼楨被擱閣樓里的一段，也顯然是融合了張愛玲早年被父親關(guān)在閣樓的親身體驗——張愛玲常常不放過任何一個寫作資源。就情感濃度來說，《普漢先生》更淡雅，《半生緣》更蒼涼怨念，更像是一個“蒼涼的手勢”。
對于《普漢先生》的仿襲，張愛玲自己也不否認。在一封寫給宋淇的信中，她提到《半生緣》其實是根據(jù)美國作家馬寬德的《普漢先生》一書所改寫的。事實上，從后面的創(chuàng)作來看，中短篇小說，才是最適合張愛玲的文體樣式。長篇太長了，需要太多的精力和高屋建瓴的架構(gòu)，更像個體力活兒。長篇不一定要求文筆的精致，但一定要磅礴有力，文氣充沛。張愛玲后來的長篇小說，比如《小團圓》，更像是小片段的連綴，缺少了一種一以貫之的氣韻，比全盛時期的《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差了一截兒。比晚期的短篇力作《色戒》，也少了一種言少意長的概括力。
獨獨一部《半生緣》，一出手就是經(jīng)典，其中張愛玲本身的寫作魅力自不必言，但終究也是該感謝《普漢先生》這樣一部小作品。張愛玲對馬寬德很尊重。她流落香港時，普利策獎得主馬寬德正如日中天，他們在香港有過一面之緣。前香港美新處處長麥卡錫在高全對他的訪問錄中提到：“那一年，在美國頗負盛名，曾得普利茲小說獎的馬寬德訪港，我負責(zé)招待。是個星期日，我請他與愛玲吃中飯。愛玲盛裝引起馬寬德的好奇與興趣。他偷偷問我為何張愛玲的腳趾頭涂著綠彩。我問愛玲，她一時頗受窘，說是外用藥膏。我交《秧歌》給馬寬德，請他評鑒。他說應(yīng)酬多，大概沒工夫看。當(dāng)晚下大雨，他就在香港半島酒店里讀完。次晨打電話來，我剛好不在家。他告訴我太太：‘我肯定這是一流作品?！麕Я诉@兩章返美，幫助推介，使《秧歌》在美國出版?！?/p>
這世間的事就是如此有趣，曲曲折折的緣分，好像上天安排好了似的?，F(xiàn)在《普漢先生》中譯本有了。雖然是本小書，但對照著《半生緣》看，讀起來也饒有興致。喜歡張愛玲的朋友們，不妨隨便翻翻。(伊北)
//////
這中間，沈世鈞找到曼璐詢問曼楨的下落，曼璐欺騙他說，曼楨已經(jīng)嫁了人。世鈞萬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囑另娶了他人。而曼楨因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給了祝鴻才。
18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顧曼楨與沈世鈞偶然相遇，但兩人的命運早成殊途，已絕無復(fù)合的可能。沈世鈞回首往事，只能徒生感慨了。
這個《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說，其中有三個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一是，這部小說的故事結(jié)構(gòu)以及人物設(shè)置，完全是“抄襲”了美國作家馬寬德（John Marquand）的小說《普漢先生》(H.P.Pulham，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后張愛玲在新時代里的第一次寫作，動筆前曾對小說的主題有過“與時俱進”的考慮。
三是，這篇小說是張愛玲自成名以來，在上海市民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
據(jù)臺灣女作家蘇友貞的文章《張愛玲怕誰？》載于2005年3月號《萬象》雜志。指出，張愛玲本人曾經(jīng)明明白白地承認，《十八春》就是根據(jù)《普漢先生》改寫的。
馬寬德在美國并非經(jīng)典作家，但在上世紀30年代也曾風(fēng)光一時，獲得過普利策文學(xué)獎?！镀諠h先生》寫的是一個很復(fù)雜的“四角戀愛”故事，當(dāng)時是一本暢銷書，后來被拍成電影，但反響平平。
《十八春》不僅襲用了《普漢先生》的基本情節(jié)與人物，而且還借用了其中大量細節(jié)?！妒舜骸分辛钭x者饒有興味的“四角戀愛”關(guān)系，就是出自《普漢先生》。
還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對話，也是從《普漢先生》中移植而來，比如結(jié)尾最令人蕩氣回腸的那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就是來自《普漢先生》的原創(chuàng)。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說《十八春》是“改寫”，一點也不錯。
兩文的人物側(cè)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講的是曼楨的故事；而在《普漢先生》中，與曼楨相對應(yīng)的“瑪文”，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因此，當(dāng)曼楨最后說出“世鈞，我們回不去了”時，其效果足以震撼讀者，而原著中瑪文說出同樣的話來，卻顯得稍嫌做作。
還有一點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漢先生》那里，分手是沒有什么理由的，只因兩人的感情都淡了。而在《十八春》中，張愛玲則設(shè)計了一個典型的通俗劇情節(jié)——“曼楨被誘奸”，以此作為斬斷男女主角情緣的關(guān)節(jié)點。
馬寬德那種美國式的“愛情慢死”，在今天大概很容易為讀者所接受，但在當(dāng)時，決不可能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因此，張愛玲在移植時才用了一個比較夸張的情節(jié)——用哥特式的密室陰謀，造成全篇的悲劇根源，好讓讀者讀了之后恨恨不已。
惟其如此，才有很多評論家覺得，曼璐設(shè)圈套讓妹妹被祝鴻才誘奸這一情節(jié)，太過突兀。也有人認為，曼璐的這種瘋狂，已到了獰厲可怖的程度，遠超過曹七巧。
張愛玲寫《十八春》時，馬寬德還在世，后來他們兩人在香港還曾有過一面之緣。按理說，《普漢先生》的故事情節(jié)是應(yīng)受版權(quán)法保護的，可是兩人之間絕無這種糾葛。
在中國古代，類似這樣對同代或前代人作品的改寫、借用與仿作，并不違背寫作道德。張愛玲深受古典文化浸淫，頭腦中對改寫并無不妥的概念。后世的研究者們，也無一人指責(zé)她這是“抄襲”。
有學(xué)者還發(fā)現(xiàn)，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構(gòu)思也頗類毛姆的短篇小說《天作之合》，毛姆的那篇小說里，同樣是一個淑女愛上了“惡棍”見劉鋒杰《想象張愛玲：關(guān)于張愛玲的閱讀研究》。。
有意思的是，這個《十八春》改寫事例，與2003年郭敬明《夢里花落知多少》抄襲莊羽《圈里圈外》的案例，幾乎一模一樣。
世事總有奇詭之處。馬寬德在美國早已過氣，在當(dāng)代讀者中幾乎無人知曉，但他的《普漢先生》故事卻透過《十八春》，不知為多少中國讀者所熟知與喜愛，流傳正未有窮期！
《十八春》是張愛玲在平實寫作風(fēng)格上的一大成功，考慮到1949年后文藝語境的變化，張愛玲的這篇小說，放棄了以往對意象、比喻的苦心經(jīng)營，也放棄了那種隨處可見的機智與辛辣，而用了一種很溫厚的敘事風(fēng)格，娓娓道來。
這種特色，最易走入平民大眾。至今也還有為數(shù)不少的一批張迷，在張愛玲的小說系列中，獨愛《十八春》。
小說的結(jié)尾，有意安了一個光明的尾巴：曼楨和世鈞不期而遇，曼楨細述前因，解開了埋藏在世鈞心頭多年的一個謎。后來，兩人先后到東北參加建設(shè)，而曼楨最初的追慕者張慕瑾也適時出現(xiàn)，給了曼楨一個隱約可見的美滿結(jié)局。
所有的苦難，都因新時代的到來而結(jié)束——這是當(dāng)時比較流行的小說構(gòu)思。
這也是張愛玲為適應(yīng)時代所做的一點功夫吧。
《十八春》一經(jīng)發(fā)表，立刻引起轟動，在上海出現(xiàn)了一大批“梁迷”。因為小說寫得很真實，所以大眾也很投入，天天追著報紙看，恨不能與小說中的人物同悲歡。
其時，有個女讀者，恰好與曼楨有過相同的命運，看了《十八春》后悲不自勝，跑到報社打聽到張愛玲家的地址，跑上門來，倚門大哭。嚇得張愛玲不敢出來，只得由姑姑出面，好言好語將來人勸走。
周作人于解放前夕獲釋，此時就住在上海，靠為報刊寫稿為生。他同樣也是天天讀這篇小說，曾兩次在話題中涉及《十八春》，可見小說在當(dāng)時的影響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