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和頤酒店女生遇襲”的內容刷屏了。單身年輕女子、出現(xiàn)招嫖卡片的酒店、女生遇襲時路人的冷漠、酒店安保的疏漏、事后意欲私了等情節(jié)，再加上微博發(fā)布者頗具媒體專業(yè)素養(yǎng)的描述，都極大地增強了事件的看點。無論是對獵奇事件的傳播欲，還是“提醒身邊女性朋友注意安全”的政治正確和道德正確，都很容易驅使網友按下手機屏幕上的分享按鈕。但該事件借助社交媒體網絡的廣泛傳播，并沒有換來網友對當事人的一致聲援，因為有相當一部分網友已經經歷過太多的輿論反轉，比如“上海女生逃離江西”、“霸氣媳婦掀桌子”、“扶老人被訛”、“廳官海南裸奔”、“哈爾濱天價魚”等等。被事件“剝洋蔥”式的發(fā)展中一次次呈現(xiàn)出來的所謂“真相”屢次“打臉”之后，尤其是在被一些為“上頭條”搏曝光而精心策劃的營銷事件“教育”之后，網友對新聞事件的認知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極度輕信變成極度懷疑，而對于事件背后的種種“真相”的挖掘已經儼然成為一種本能。與此同時，每當一個新的“網紅”誕生之際，都輕描淡寫地表示“背后一定有推手”，似乎也已經成為了一個“成熟網民”的標志。所以，對于“女生酒店遇襲”事件傳播發(fā)酵的迅猛勢頭表示懷疑，也在情理之中。而涉事的連鎖酒店集團正在被收購、當事人微博為兩天前新注冊用戶、當事人發(fā)布的長微博自帶話題設置等等，更是為這種懷疑增加了依據(jù)，盡管很多人可能都說不清楚，如此炒作對于企業(yè)并購或者當事人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4月6日中午，在酒店遇襲的女子回應了“炒作”傳言，其向媒體表示：已經與如家酒店達成一致意見，盡管她對于“一致意見”的具體內容并未透露，但她同時也說：“讓‘陰謀論’說去吧，我不作回應?！闭驹谏埔獾慕嵌龋斎粵]人去懷疑當事人的不幸遭遇的真實性，但在事實真相總是跑不贏陰謀論、官方權威結論總是跑不贏“網絡謠言”的情況下，“不作回應”的回應，其實也是一種無奈的回應。而這種對真相缺失的焦慮，在6日下午如家酒店集團短短5分鐘的發(fā)布會上升至最高點，現(xiàn)場記者五次提問酒店何以判斷此事是炒作，但并未獲得正面回答。對此，當事女子發(fā)表微博稱：太失望！
此次事件發(fā)生在4月3日晚，當晚警方就已接到報警，在調查結論公布之前，無法忍受沉默的輿論也只有繼續(xù)焦慮。
在曝光出來的關于本次事件的監(jiān)控視頻中，有一名酒店工作人員“近距離”介入施暴過程，但并沒有采取實質行動來進行制止，從女子口述得知，該工作人員以為是夫妻吵架。這非常符合慣常的思維，一男一女在公共場合發(fā)生爭執(zhí)或身體沖突，只要沒有發(fā)生極端的危及一方生命安全的行為，不明真相的旁觀者很可能會認為當事雙方是夫妻或情侶關系而不加干涉，因為“清官難斷家務事”。
針對此事，有網友發(fā)微博表示：“酒店被黑的陰謀論，黑幫治流鶯的內部高人論，貌似都很顯示智商和腦洞，但其實都不是重點。只要女性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欺辱綁架卻無人敢介入，而警方拒絕立案，受害者還要被指責反應不對信息不靈，全靠社交媒體主持正義，你就生活在一個共同的恥辱之中?！边@條發(fā)表于6日中午的微博在半天時間內被轉發(fā)了5000多次，聯(lián)系到此前引發(fā)軒然大波的“女星柳巖當伴娘被捉弄”的鬧劇，性別政治也成為了“女生酒店遇襲”事件中的一大論題。
有些違法犯罪行為并沒有性別選擇，比如搶劫、綁架、誘騙，但當受害者是女性時，總能引起“保護女性”的強烈呼吁和“女性應避免單獨外出”的善意提醒。“保護女性”的口號沒有問題，婦女、兒童這些在生理力量上處于弱勢的群體，在暴力侵害面前的確更難以保全自己。不過，在性別政治的視角下，要建議女性避免單獨外出就顯得不那么正確了。有論者這樣寫道：“只要打開朋友圈、微博，時不時總會看到各種各樣所謂為了女生安全的善意提醒：女生不要獨自夜歸，女生不要晚上喝酒，女生出行時必須結伴，女生不要穿得太少，女生不要夜跑……女生請自重……然而為了安全，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有晚上將女人關在家里，或者除非有陪伴否則女性不能外出？為了安全，為什么晚上的街道和酒店走廊就容不下女人的身影呢？”“一個人本來就應該擁有能夠免于恐懼的自由，獨自走在夜幕下的街上本來應該是一種自由。而我們的解決方案反而是要剝奪她們的自由，任憑夜晚被豺狼統(tǒng)治，這實在令人無法接受。”女生的“自重”和正常社會活動的參與，兩者之間如何平衡？這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每次出現(xiàn)公共空間中女性安全的事件，都會有些言論陷入到“女權主義”和“男權癌”的對罵中。而這樣的“對罵”，可能和事件本身毫無關系，只是事件發(fā)酵形成的輿論聲勢，給參與者構建了一個討論個人相關經歷的平臺。為什么需要這樣一個平臺？用一位網友的話來說，就是“身邊的女性朋友或多或少都遭遇過性騷擾，但多數(shù)選擇沉默”?！俺聊拇蠖鄶?shù)”集中爆發(fā)，另一道難題也顯現(xiàn)出來：男女之間的交往中，應該如何劃定正常的互動和“性騷擾”之間的界限？
每當危害女性安全的事件發(fā)生，與“女性自重”的善意提醒同時出現(xiàn)的，還有各種“女生防身之術”。但“防身術”在防住暴力侵害之前，先遭遇了另一種聲音的挑戰(zhàn)：
“女大學生打車失蹤案頻發(fā)，你們教女生要學會自救；女生遭男生強奸未遂后殺死，你們教女生要學會自救；女生夜跑被奸殺，你們教女生要學會自救……但自救了這么多次，為什么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仍頻發(fā)？是想怪女生自救力度不夠嗎？”
“別一出事就讓女孩子多小心，然后傳播防狼十八式什么的。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是為了跟歹徒搏斗的。這年頭，沒點功夫還不配出門了是吧？！”
這些言辭激烈的表達獲得了很多贊同，但是，引起大眾共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早就說過，大眾最不擅長的就是理性思考。當然，將女性受到侵害簡單歸咎于自救意識/能力不強，和迷信“防狼術”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很難通過還原刑事案件來了解受侵害的女性是否采取了合理的自救，正如很難通過“實戰(zhàn)”去驗證“防狼術”的有效性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防狼術”也是開給處于安全焦慮中的公眾的一種安慰劑。
另一種反對“自救論”的聲音似乎更值得深思：“當我們在討論自救的時候，我們就在縱容惡，承認惡，并且將其作為基本現(xiàn)實對待，不面對、不抵抗、不分析、不討論——難道，這樣不是自殺嗎？”但如果將思考更進一步，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寄望于自救還是“他救”，都不可能構筑百分之百安全的公共空間。無論政府還是其他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都不可能對個人實施24小時貼身保護，即使是全方位視頻監(jiān)控，也終歸只是輔助性的安保手段，從發(fā)現(xiàn)案情到采取行動，這當中依然有足以致命的時間差。有沒有能夠百分之百防范于未然的手段？有，那是科幻電影《少數(shù)派報告》中的劇情。
在公共空間里的安全風險不只針對女性，對任何個體都是一樣。倡導自救，并非給公共安保中的疏漏“洗地”，呼吁加強社會治理，也并非意味著放棄個人自由而構筑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當然，在每個人都掌握一定自救技巧的基礎上，通過對政府的問責，來要求盡可能多的公共安全投入，也是一種可理解的“自救”策略。
著名社會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認為，恐懼是當代主體性的基本構成要素，恐懼是唯一能夠將熱情注入并積極地動員群眾的東西。“一個人一旦拋棄了宏大意識形態(tài)事業(yè)，其生命就只剩下有效管理生命?！?/p>
在去政治化的公共空間里，對生命(身體)的管理和維護，成為唯一重要的事業(yè)。而對身體所面對威脅（衰老、疾病、暴力傷害）的恐懼，也構成了基本公共議題（醫(yī)療、養(yǎng)老、社會治安）的內驅力。甚至身體不符合某種審美標準也是恐懼的來源之一，與之相應的是整形美容成為項規(guī)模宏大的產業(yè)。
前述幾種焦慮，其實都可以歸結為對身體處境的不安全的恐懼。而在轉型期中國社會矛盾凸顯、法治進程緩慢的語境下，公眾對安全感的訴求更加強烈。一起并未造成當事人實質傷害的治安案件，也能風聲鶴唳，激起公眾的過度反應，原因正在于此。
當然，恐懼并不可怕，如果能在恐懼催生的輿論中，就前述爭議達成一定的社會共識——比如，怎樣構筑更加理性的、符合現(xiàn)代文明的、充滿人情味的公共空間，而不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高度戒備的“高壓安全網”——即使繳納一定的“智商稅”，也是值得的。最應該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每逢這種因公共安全事件而發(fā)酵的輿論熱潮，最失敗的結果就是，公眾在對恐懼的“消費”中成為“驚弓之鳥”，從一篇看似正確的“爆款”文章轉向另外一篇，各種帶著先入之見的觀點激烈混戰(zhàn)之后只留下一地雞毛，未及“打掃”，下一個熱點事件又已經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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