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宏敏（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浙江與安徽，山相依、水相連，長興和廣德、臨安與績溪毗鄰，發(fā)源于休寧的新安江經淳安至建德與蘭江匯合成為錢塘江干流。兩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由此形成了兩種相互聯(lián)結的地域文化形態(tài)——浙學與徽學。
桓譚，沛國相（今安徽相山）人；王充，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同為東漢時期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兩人學術經歷相仿，博學多通，“實事疾妄”，喜“非毀俗儒”。二人都是主張生死自然的無神論者，桓譚“以燭火喻形神”，認為精神不能離開人體而存在，正如燭光不能脫離燭體而獨存；王充認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是因為精氣血脈在，“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論衡·論死》）。王充受桓譚影響頗深，《論衡·超奇》說：“（桓譚）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p>
魏晉時期的玄學家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浙學”與“徽學”交涉人物。嵇康先祖原姓“奚”，世居會稽上虞，為躲避仇家才遷徙到譙國铚縣（今安徽濉溪），因铚縣有嵇山，奚氏安家于其側，便以“嵇山”之“嵇”為姓。魯迅喜歡魏晉文章，尤其推崇嵇康，1913至1935年先后十多次校勘《嵇康集》，故而在人格、思想和為文風格上深受嵇康影響。
宋明學術主流是理學與心學。朱熹雖生在福建尤溪，但時刻不忘祖籍是江南東路徽州府歙縣（今江西婺源），有“吾家先世居歙邑之篁墩”云云，序跋文落款亦署“新安朱熹”“紫陽朱熹”。南宋定都杭州，朱熹與浙江學緣深厚，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與時任臺州知府唐仲友交惡；與金華呂祖謙友善并合編《近思錄》，在與永嘉陳亮、永康葉適等學者的論戰(zhàn)過程中提出了具有批評意義的“浙學”概念：“近世言浙學者多尚事功”“浙學卻專是功利”（《朱子語類》）。盡管如此，浙東尚多朱子學者，有以陳埴、葉味道為代表的永嘉木鐘學派，以杜煜、杜知仁、杜范等為代表的臺州南湖學派，還有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為代表的“北山學派”。
朱元璋建立明朝，“馬上打天下”倚仗的是以武人為骨干的淮西集團；而“馬下治天下”則需要倚賴以劉基、宋濂、王袆為代表的浙東文人，進而促成了洪武儒學的發(fā)展。明代學術的主流是浙江余姚人王陽明開創(chuàng)的陽明學派。弘治十二年（1499）王陽明中進士，其座師則有來自徽州府休寧縣、時任禮部右侍郎的程敏政。陽明對朱子學用功頗深，先有“格竹”悟“理”失敗的教訓，才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龍場悟道”。朱熹不是陽明的“論敵”，而是學術諍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即為調和“朱陸之辯”以證明理學心學同為“圣人之學”。而提揭朱陸“始異終同”的先驅，則是陽明的座師程敏政，其編《道一編》實已發(fā)《朱子晚年定論》之先聲。王陽明在滁州、池州等地講學也培養(yǎng)了一批弟子。正德年間在滁州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邀游瑯琊、瀼泉間”（《陽明先生年譜》），其滁州籍門人有孟源、孟津、姚瑛等。弘治年間，王陽明奉命至南直隸審決積案重囚，事竣游池州九華山、齊山，結識秀才柯喬；正德十五年（1520），王陽明又數番駐足九華山、齊山。池州籍陽明弟子有柯喬、李呈祥、江學曾、施宗道等。
明清之際，實學思潮伴隨著心學的消退而興起，浙江余姚的黃宗羲、安徽桐城的方以智則是實學家的代表。方以智曾祖父方學漸系泰州學派傳人，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為其立傳。因為父輩與東林黨有淵源，方以智、黃宗羲得以結識，一同加入“復社”同閹黨余孽阮大鋮做斗爭。明朝滅亡，二人支持南明王朝抗擊南下清兵，作為遺民主要通過著書立說來反思明朝覆亡的教訓，同時還接受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此外，黃宗羲晚年還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游覽安徽黃山，并為汪栗亭的《黃山續(xù)志》作序。
清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外，實則還有浙東經史學派。皖派的戴震與浙派的章學誠有著特殊的學緣。胡適為澄清戴震與章學誠之間的關聯(lián)，著《章實齋先生年譜》《戴東原的哲學》，表彰二人為“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此外，章太炎對戴震頗為推崇，在《新方言·序言》中詳細闡發(fā)戴震《轉語》中的意見，還撰《釋戴（震）》一文表彰戴震對宋儒“以理殺人”的駁斥。
徽學與浙學在近現(xiàn)代的互學互鑒，可以從陶行知對陽明學的吸收借鑒，胡適、陳獨秀與魯迅、蔡元培、陳望道的交游來考察。陶行知生于安徽歙縣，歙縣陶氏的原籍是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陶家堰，明正德年間遷居歙縣。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先改名“知行”，又易名“行知”，還曾用“行知行”為筆名，這一切源于浙江的王陽明。據考證：清宣統(tǒng)三年（1911），21歲的陶文濬開始研究王陽明，接受其“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論斷，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在1927年6月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觀點。1934年7月在《生活教育》上發(fā)表題為《行知行》的文章后，正式更名“陶行知”。
自東漢以來，由于地緣、學緣、政緣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浙學、徽學這兩種地域文化互學互鑒，兼容并包。這種關系也表現(xiàn)在文化品格上：
1.批判：桓譚、王充以大無畏的理論勇氣批判荒誕不經的讖緯迷信，宣傳了科學與無神論；程敏政、王陽明，勇于挑戰(zhàn)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促成了心學思潮的形成與發(fā)展。2.包容：王陽明、程敏政“和會朱陸”，黃宗羲、方以智學習西學，胡適、蔡元培調和中西文明，足以證明浙學與徽學的開放與兼容。3.創(chuàng)新：王陽明批判程朱理學而有“知行合一”“明德親民”“致良知”等哲學新命題的提出；陶行知秉持“處處是創(chuàng)造之地，天天是創(chuàng)造之時，人人是創(chuàng)造之人”的理念，以獨創(chuàng)的生活教育理論去創(chuàng)辦曉莊鄉(xiāng)村師范學校；胡適用現(xiàn)代學術方法撰寫《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撰“序”稱其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開山作。4.實踐：王充《論衡》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為根據，疾虛妄之言；從戴震的考據學到胡適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到陶行知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教學做合一”，都足以說明徽學、浙學是講求經世致用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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