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芍藥孔雀圖》，紙本設色，59.7×119.2cm，1877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海上畫派是一百多年前匯聚到上海的職業(yè)畫家群體，其作品通俗易懂、風格多樣。他們的杰作此刻正在澳門、杭州的兩個大展展出。其中，杭州在展的畫家任伯年、吳昌碩與蒲華，加上虛谷被合稱為“清末海派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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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畫派
清末民初時，隨“鴉片戰(zhàn)爭”后海禁打開，上海成為了貿(mào)易最繁盛之地。財富增長增加了人們對文化、商品的需求，眾多的機會與新鮮事物吸引著文化人來到這里，文化也隨之流動。于是，上海在成為文化中心的同時，也開啟了中國近代藝術(shù)市場。
張熊《鳳仙花圖》，金箋設色，17.9×51.5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這場文化與藝術(shù)的流動和聚集中，文學、戲劇等領域中有“海派”，繪畫自然也不例外：眾多浙江、江蘇等地的畫家來到上海暫留或寓居于此，以賣畫為生，這一群體便被稱為“海上畫派”。
任薰《停琴待月圖》，紙本設色，18.7×52.8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海派”繪畫其實并無統(tǒng)一風格。因為畫家們往往帶著不同的傳統(tǒng)，交游往來并活躍于上海畫壇，逐漸發(fā)展出各具特色的風貌。只是整體而言，相比過去對官僚口味的依附，他們更多追尋市民客戶的需要，作品有都市文化特征且雅俗共賞。
任預《十二生肖圖》之《兔》，紙本設色，32×38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任熊《十萬圖》之《萬橫香雪》，泥金箋設色，26.3×20.5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海派所處的時間為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那時一切觀念都在舊傳統(tǒng)與新思想的碰撞之中。海派繪畫也在“新”與“舊”之間，承擔了中國畫史上承前啟后的作用：一方面流淌著由唐宋到明清傳統(tǒng)繪畫的血液；另一方面又展現(xiàn)了極強的開拓探索精神，其創(chuàng)新與中西交匯的嘗試影響深遠。
趙之謙《墨松圖》，紙本墨筆，176.5×96.5cm，187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那么，海派的著名畫家有哪些呢？趙之謙是其中的先驅(qū)人物，還有名家張熊、任熊、任薰、任預等人。在海派的成熟時期，則主要以任伯年、吳昌碩、蒲華、虛谷為代表人物，合稱為“清末海派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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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四杰
任伯年 1840-1895 浙江蕭山
任伯年是海派的核心人物，被同屬“四杰”的吳昌碩尊為“畫圣”，人物、山水、花鳥樣樣擅長。在人物方面，他少時就曾向父親學習民間畫像；在30歲前的臨摹、學習中，也曾向畫家任熊、任薰學畫，畫作精工細化，十分生動。
據(jù)說在他十歲左右時，家里來了不認識的客人，客人走后才回家的父親問他是誰來了，他便用畫筆描繪了客人的相貌，讓父親一下就看了出來，可見少時任伯年的畫像才華。
任伯年《鐘馗像》，紙本設色，90×39.7cm，1891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任伯年超強的寫實能力來自于他對寫生的注重。據(jù)說他曾翻窗匍匐于瓦上，只為觀察房上的貓打架；甚至在夜里，他也曾上房頂跟蹤和觀察貓的動態(tài)和神情，還不小心跌落到鄰居院子里被當成了盜賊。誰知這只是緊追著貓、偷畫速寫的“賊”呢
任伯年《花鳥四條屏》之《芭蕉黑貓圖》，紙本設色，150×40cm，清代，天津博物館藏
任伯年《芭蕉貍貓圖》，紙本設色，181.4×94.8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不斷練習后，任伯年的書畫風格在三四十歲時初步形成，然而他一開始在上海賣畫并不順利。后來在老畫家張子祥的教授下，尤其在名家胡公壽的引薦下，才逐漸名噪上海畫壇。
任伯年《玉局參禪圖》，紙本設色，122.8×53.2cm，1888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可正在這個風格形成、不愁賣畫的時期，他卻被人稱“紫云斗”的鄰居張紫云帶入了“坑”，沉迷于紫砂的器皿和捏塑。
那時已經(jīng)很“火”的任伯年就算日夜伏案作畫，也可能被畫商催逼。而性格孤傲的他又總是先收錢后作畫，以致常常被人上門催畫“債”。在這種狀況下，夫人終于看不下去丈夫整日沉迷紫砂、荒廢畫業(yè)，遂敲碎了他的紫砂壺和人像，只留存下了他為紀念父親任淞云而做的紫砂塑像。
任伯年《任淞云小像》，紫砂，塑像16×8×7cm、英石24×5.5×4.5cm、小稿5×2.3×2.3cm，于2012年西泠印社春拍“任伯年遺珍專場”以368萬成交。
到四五十歲時，任伯年達到了創(chuàng)作的鼎盛時期，畫藝之高、名聲之盛自不必說，百余年后的今天仍有目共睹。而在當時眾多關注社會民生的海派畫家中，他也是憑盛名帶頭以書畫賑災的代表。
任伯年《華祝三多圖》，絹本設色，212.5×106.5cm，清代，于2011年西泠印社春拍以1.67億人民幣成交。
任伯年《荷花鴛鴦圖》，紙本設色，126×47.5cm，1870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只可惜，這位善良大畫家的晚年并算不上幸福，甚至承受著精神的痛苦。他在生活和鴉片煙債的經(jīng)濟壓力下，總是受到畫商的剝削，最終不幸于56歲英年早逝。
吳昌碩 1844-1927 浙江安吉
任伯年逝去后，吳昌碩作為他的學生和好友，與同為“四杰”的蒲華等人為他料理喪事。吳昌碩感念恩師，幫助朋友和后輩也是他的一貫作風。然而，他對自己卻很節(jié)儉：功成名就后的他依然住在普通的弄堂房子里，自言“平生一貧無所累，累在使墨如泥沙”，濃墨書畫便是他最大的“花費”。
任伯年《酸寒尉像軸》，紙本設色，164.2×77.6cm，1888年，浙江省博物館藏，為任伯年所繪吳昌碩像。
人們說吳昌碩詩、書、畫、印四絕合一，而在他看來，自己的成就排序為“金石>書法>繪畫”。而金石書法在繪畫中的融入，也成為其最顯著的藝術(shù)特征與成就。
吳昌碩《石鼓屏》，紙本，107×52.5cm，1927年，浙江省博物館藏。其書法植根于先秦石鼓與漢碑，得力于石鼓文的筆力骨線。
正如他自言，“我平生得力之處在于能以作書之法作畫”。在他的風格于70歲立法成家、80歲后達到鼎盛時，他在繪畫中所用的石鼓文篆法與篆刻運刀的手法，賦予了他的繪畫最獨特的氣勢。
吳昌碩《鼎盛圖》，紙本設色，180×96cm，1902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吳昌碩《葡萄》，紙本設色，114×46.7cm，1919年，浙江省博物館藏。畫家以草書寫葡萄。
說到篆刻手法，其實吳昌碩從小就喜歡刻圖章，也得到了父親的指點。但他不幸在少年時與家人失散，只能做短工、打雜為生；直到21歲才回到家鄉(xiāng)，在務農(nóng)之余才又鉆研篆刻書法。同在那年，他中了秀才，只是清高的他才做了一個月知縣便棄官而去。
之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他成為職業(yè)畫家時已過不惑之年。也幾乎從提筆作畫時起，孤傲的梅花就一直是吳昌碩鐘愛的題材。畫家自稱為“苦鐵道人梅知己”，以梅花抒發(fā)面對人生世事的不平之氣。
吳昌碩《墨梅圖》，紙本墨筆，104×25cm，1886年，浙江省博物館藏。畫家以篆筆寫梅蘭。
吳昌碩《花卉》十二屏（之二），紙本水墨，133.5×52.8cm，1915-1916年，于2017年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拍以2.09億人民幣成交。
今天，我們可以在吳昌碩故鄉(xiāng)的博物館欣賞他的畫作，也可以在毗鄰的西泠印社參觀其紀念室。當年，他是這“天下第一名社”的首任社長，其影響也隨之延續(xù)至今，不以畫壇為限。
吳昌碩、蒲華合作《歲寒交圖》，紙本設色，141.7×39.1cm，1894年，浙江省博物館藏。吳昌碩寫圖中老梅，蒲華補寫瘦竹，“歲寒交”為吳所題以寄情。
蒲華 1832-1911 浙江嘉興
蒲華與眾多海派名家往來，其中正與吳昌碩的關系尤為密切。蒲年長12歲，畫畫早，成名也早，這使吳年輕時就曾聽聞他的畫名，并對其詩、書、畫皆精的才華傾慕不已。之后，他們相知相交40年，亦師亦友、互取所長，藝術(shù)風貌也因此有相近之處。
蒲華《每日報平安圖》，紙本墨筆，165×94.4cm，1869年，嘉興博物館藏
吳昌碩《蘭竹石圖》，紙本墨筆，132.7×71.7cm，1923年，浙江省博物館藏。如謝稚柳所言，吳昌碩墨竹的體制從蒲華而來。
其實在來到上海、知遇畫友之前，蒲華早就“志在繪事”。他雖出身貧寒，卻也畫著畫、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在32歲時，他不幸遭遇了沉重打擊：失去了志同道合、相愛十年的妻子。此后，他便孤身一人游歷賣畫，直到定居上海。
蒲華《山靜日長圖》，紙本墨筆，131.5×64.8cm，1894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款“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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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華《海波浴日圖》，紙本設色，116.6×227.6cm，1899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作者在自題中抒發(fā)了對日本之行的難忘之情：旭輪照天下，卻自海中生。不數(shù)扶桑國，蓬萊動遠情。
來到上海的蒲華尤其以畫竹享有盛名，因其對竹的喜愛和竹畫的極高成就，有“蒲竹”之稱。除了“竹”，他也擅長山水花卉諸類繪畫；而在繪畫之余，他又擅長以草書為代表的書法。
蒲華《草書八言聯(lián)》，紙本墨筆，每聯(lián)123.3×31.1cm，1901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70歲的蒲華錄吳昌碩58歲生日自壽句“聾隔風塵耳食可免，癖談金石眉壽無疆”。
書、畫之余，蒲華有兩大愛好：一是收藏古琴、佳硯，二是飲酒。如果有人為這位平易近人的大畫家付酒資，便能得到他的畫作，可見蒲華在逐漸成型的書畫市場中也并不太講究潤格。
蒲華《西湖小隱圖》，紙本設色，34×250.5cm，清代，于2016年嘉德春拍以816.5萬人民幣成交。
蒲華不重金錢的特點也體現(xiàn)在賑災中，每逢此類活動，他總是積極籌備、慷慨獻作。蒲華一生不重身外物、過得十分灑脫自由，最后戲劇性地因醉酒時假牙卡住喉嚨而終。好善樂施的他身后別無長物，摯友吳昌碩為其籌款料理后事，也足見二人情誼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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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華《籬落橫梅圖》，紙本墨筆，148.4×44cm，清代，嘉興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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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谷 1824-1896 安徽歙shè 縣
虛谷在“清末海派四杰”中是唯一來自浙江之外的畫家，在諸多海派畫家中也有著較為獨特的經(jīng)歷：他曾為清軍參將，卻因同情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而出家。后來他才賣畫為生，攜筆帶硯游歷于江浙皖一帶，尤其在上海等地往來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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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谷《紫藤金魚》，紙本設色，135×66cm，清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他說自己作畫是“閑來寫出三千幅，行乞人間作飯錢”。確實如此，他一旦有了飯錢就停筆，自己沒有一點積蓄。唯獨戴著一只金手鐲，以免死后因沒有喪葬費而麻煩他人。
虛谷淡泊名利的品格為任伯年等畫友所敬重。任伯年也是其友人中尤為密切的一位，在欣賞蒲華人格的同時，也非常懂得欣賞他在畫壇獨樹一幟的藝術(shù)風格和不可多得的創(chuàng)新才華。
虛谷《梅鶴圖》，紙本設色，248.7×121.1cm，1891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虛谷也同樣看重任伯年的才華，當伯年先一步離去時極為悲痛，于其挽聯(lián)中直抒胸臆：“筆無常法，別出新機，君藝稱極也！天奪斯人，誰能繼起，吾道其衰乎？”誰知上天緊接著又奪去了虛谷的生命，海派畫壇的巨星接連隕落。
虛谷《山水冊》，紙本設色，18.9×25.4cm，1883年，上海博物館藏
雖然藝品、人品為人敬佩的畫家終會離去，但其在藝術(shù)史上的痕跡不會被磨滅。同為海派大師的吳昌碩稱虛谷“一拳打破去來今”，而以“清末海派四杰”為代表的一代畫家也作為中國畫史上承接古今、重開天地的一代而為人所銘記。
虛谷《花卉果蔬冊》十二幀（之六），紙本設色，23.5×34cm，清代，于2013年匡時秋拍以1069.5萬人民幣成交。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們有了更多直面海派書畫的機會：購買已不是欣賞的必要條件，通過線下展覽和線上展示，藝術(shù)家們的杰作在更廣泛的人群中持續(xù)綻放活力。此刻，58件（組）任伯年、蒲華和吳昌碩的書畫作品和90件“海派”20位代表畫家的精品畫作在展，它們正在浙江省博物館與澳門藝術(shù)博物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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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趙婧][鳴謝/浙江省博物館書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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