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国产,午夜在线视频,新黄色网址,九九色综合,天天做夜夜做久久做狠狠,天天躁夜夜躁狠狠躁2021a,久久不卡一区二区三区

近代是指從1840年（道光二十年）開始，至1919年“五四”運動止。在這一時段內很多有助于書法學習者參考的資料相繼出土，這些資料分成四個類型：商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秦漢石刻、出土墨跡。

商周甲骨文

第一個，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是近一百年來書法史上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它源于在北京做官的一位學者——王懿榮，山東煙臺福山人。王懿榮先生當時是國子監(jiān)祭酒，國子監(jiān)祭酒是當時教育機構的最高負責人，相當于現(xiàn)在的教育部長。他對于金石學有很深的研究。發(fā)現(xiàn)甲骨文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中國古代，讀書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yī)，王懿榮在讀書之余，對醫(yī)學也有研究。家人每次抓的藥，他都要親自驗一下，有一次他發(fā)現(xiàn)一味被稱為“龍骨”的藥，上面有一些符號，以他的學識判斷，應是一種文字，就讓他的家人到藥鋪里邊，把所有的龍骨采購回來，進行整理研究，這個時間是1899年，在很短的時間內，王懿榮收集了有一千多片甲骨，他定為殷商時期的文字，這些文字一般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后來稱為甲骨文。1900年，當時八國聯(lián)軍侵略中國，王懿榮被任命為京師防練大臣，城破以后王懿榮投井自盡，他的事業(yè)就從這兒中斷了。

王氏收集的甲骨文被劉鶚收藏，興起了甲骨文收藏和研究的風氣，后來出現(xiàn)了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和郭沫若為代表的研究學者，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斌號彥堂，郭沫若號鼎堂，四人合稱為“甲骨四堂”，從此甲骨文的研究掀開了一個新篇章。

甲骨文一共出土了154600多件。目前國內甲骨的收藏量，第一是在國家圖書館，有3萬多片。然后故宮博物院有2萬多片，山東博物館是10588片甲骨文，其中5468片有字，因為當時出土的還有很多沒有文字。山東這批甲骨文來源有兩個方面，一個就是當時“四堂”之一羅振玉的收藏。他的收藏是在抗戰(zhàn)結束后的1945年在大連，當時有一個日本人在大連港口撤退，徘徊了幾天不走，就為了一大鐵皮箱子，四面焊鑄的，里邊是120多個盒子，就是羅振玉收藏的1229片甲骨。這個日本人本來想運走，但當時已經(jīng)沒有船了，這些東西就被接收了。因為是在蘇軍占領時期，所以就把它轉移到了山東，一開始是放置在了棲霞，一直到1951年，山東文管會正式成立，就把這批藏品轉移到了濟南。羅振玉這批藏品非常珍貴，這里邊有一些都是孤品。例如有一片是記述氣象比較明確的一件甲骨文。還有里邊記述了非常明確的一個國家，當時的一個方國，鬼方。在現(xiàn)存的15萬片甲骨文里面，有明確記載國號的，帶鬼方這兩個字的，只有三片，其中兩片在中國臺灣，大陸只有這一片在山東省博物館。還有一部分是明義士所藏，他是一位加拿大的傳教士，當時在齊魯大學任教，這個人收藏非常好。他在來山東之前是在安陽，在那邊講學傳教，所以他收藏了大量的甲骨文。1936年他回加拿大休假，結果一去回不來了，1937年抗戰(zhàn)開始了。他留在濟南的藏品被他同事埋到了齊魯大學的地下。為了以后他能回來再找到他的收藏，就畫了兩個圖，一張寄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另一張他們同事收藏。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挖出來一些，分散到了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到1952年，齊魯大學英籍的校長林仰山要回國，回國之前，他就拿出了那一張藏寶圖的復制件，交給了山東文管會。根據(jù)這張圖，省文管會就到了齊魯大學挖出來140多箱，8800多件甲骨，其中有字的是3668片。所以說，山東博物館藏品里邊，是明義士的居多，然后是羅振玉，還有黃縣王惠堂舊藏79片。2003年，山東大學歷史考古系方輝教授帶著2000級的學生，在濟南的大辛莊商代遺址，發(fā)掘出了18片甲骨，8片上有文字，其中7片是可以拼合一起的，存字20多個。

經(jīng)常聽一些老先生講，書法要有金石味、金石氣，這個金石味、金石氣，很多人理解成什么呢？筆畫殘缺一點，斑駁一點，認為這是金石味，刀鑿斧痕的感覺。其實古人本意不是這樣講的，在古代，青銅器為金，石呢，是指的石刻文字，所謂吉金樂石。書法要有取法，取法要高古，就是要學習青銅器和古代刻石上面的文字。這是近現(xiàn)代新出土的一些青銅器，還有一些是以前曾經(jīng)出土過，但是沒有進行深入研究的。

青銅器銘文

青銅收藏中重要的一位當屬山東濰坊人陳介祺，他隨父在京，中了進士以后，就在翰林院做編修，他好收藏文物古董，在當時有“南張北陳”之說。南方是張廷濟（字叔未），北方就是陳介祺。陳介祺收藏有幾件重器，其中毛公鼎，是到目前為止青銅器里邊銘文最多的。毛公鼎的銘文有497字，499字，還有500字幾種說法，現(xiàn)在基

本上認可是500字。陳介祺得了毛公鼎之后，辭官回鄉(xiāng)，經(jīng)過30年研究，把里邊文字基本搞明白，傳拓的技法也研究得成熟了，他才開始把毛公鼎拿出來。在歷史上青銅器銘文和石刻碑文可以證史，補史，毛公鼎是可以證史、補史的，這是它的文獻價值。所謂的書法價值，第一是文字最多，從學習書法來講，一個好的字帖要有大量的字可供臨摹，張大千的書法老師李瑞清，曾經(jīng)講過學習鐘鼎文字要以大器立其體，以小器博其趣，意思是學鐘鼎文字先要選大器。這個大器不是體型大，文字多才是主要的。因為文字多，在臨帖的過程中，單字、偏旁、部首、結字的規(guī)律，都可以有所取法。小器博其趣，是因為有一些雖然字很少，但是風格很突出，可以在大器立體的基礎上再找一點風格趣味，現(xiàn)在很多學習大篆的朋友，也都是以毛公鼎作為入門字帖。

大盂鼎的書法風格和毛公鼎比較，方筆更多，還是有些甲骨文或者商周早期的書風。還有一件大篆入門的范本，就是散氏盤。散氏盤出土其實并不晚，它應該是清乾隆時期出土的，為什么把它拿出來？因為它重新發(fā)現(xiàn)要晚一些，它是1810年嘉慶皇帝50大壽時，湖北巡撫阿毓保獻上散氏盤作為壽禮，進入內宮以后就找不到了，鎖入深宮音塵絕。乾隆年間有一位金石學家阮元，復制了兩件散氏盤，所以民間一直認為只要出現(xiàn)的就是阮元做的。它被再次發(fā)現(xiàn)是在1924年，溥儀出宮后，民國政府開始建立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馬衡在清理養(yǎng)心殿陳設的時候，在庫房里面發(fā)現(xiàn)這個盤，經(jīng)過馬衡先生鑒定，這才是真正的散氏盤。散氏盤銘文也是很多的，357字。散氏盤在書法界得到了高度的評價，很多人認為散氏盤是篆書中的草書，因為它有率真的一面，寫得雄健灑脫，用司空圖《詩品》的詩句：積健為雄、返虛入渾，來形容散氏盤書法風格，是很恰當?shù)摹?/span>

秦漢石刻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讓丞相李斯統(tǒng)一度量衡，《秦詔版》，是秦始皇統(tǒng)一度量衡發(fā)布的詔書“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這就是秦始皇的詔書，刻在銅版上?，F(xiàn)在很多學習篆書的朋友，入手都是學李斯的小篆，《泰山刻石》《瑯琊刻石》包括宋人重刻的《繹山刻石》，近百年來很多書法研究者，開始關注一些別人很少看到的資料，其中就有秦詔版，它的書法風格更自由，更活潑，齊白石、石開等人的取法就是從秦詔版出來的。秦朝時間很短，留下來的資料很少?；⒎乔厥蓟蕰r期的，“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這個文字也是標準的秦篆，方筆為主。

講到青銅器，很多人認為應該是商周青銅器，其實到秦漢時期，青銅器還在鑄造，當時一些王侯，貴族家里都用青銅器，鐘鳴鼎食。西漢時期的定陶鼎，六舟和尚所拓，我們可以看到銘文，篆書的結體還有隸書的筆意，字型趨于橫勢，這是漢代的篆書，在青銅器上又稱為漢金文。兩漢之間王莽時期的篆書，和別的時期有不一樣的地方。收藏界的朋友，在收藏古錢幣方面，應該有一個最難得的古幣，金錯刀，就是王莽時期的，書法如折釵股。新莽嘉量，書法也是與眾不同，和秦刻石、秦詔版完全不一樣的風格，重心更為上移，下邊更為舒展。這種書風直接開啟了后來的唐代篆書。

剛才講了金，然后就是石。《石鼓文》被稱為中國的石刻篆書之祖。唐朝時在陜西田野發(fā)現(xiàn)的，共有十件。歷經(jīng)周折，現(xiàn)在保存在故宮博物院?，F(xiàn)在石鼓最早的三件宋拓本是；先鋒本，中權本和后勁本，都在日本收藏?！妒奈摹返臅L格端莊凝重，開啟了秦小篆。唐代韓愈作《石鼓歌》以頌，雖然歷代不乏著述，真正進行研究學習，是晚清的吳昌碩。吳昌碩的詩書畫印，稱為四絕，他的書法、篆刻、國畫都得益于《石鼓文》，他以《石鼓文》筆法入畫，入印，形成卓然不群的藝術特色。

秦始皇時期，兩次東巡，立了七塊刻石，《會稽刻石》在浙江的會稽。然后進入山東。在鄒城立《繹山刻石》。在泰山上立《泰山刻石》。原來在山頂，后來因為碧霞祠失火被燒毀了。燒毀以后嘉慶時又重現(xiàn)發(fā)現(xiàn)，現(xiàn)存十個字?，F(xiàn)在泰安岱廟東御座，字數(shù)最多的是明代165字拓本，現(xiàn)存日本。它的書法風格和秦詔版、新莽的嘉量書法是不一樣的，它更加雍容端莊，有廟堂之氣。到瑯琊臺立了《瑯琊刻石》。這個刻石也是后來直到民國時期才被重新找到。1900年被大雷擊中，整個擊碎了，直到1922年，諸城人孟昭鴻，到瑯琊臺搜尋這個殘石，拼湊粘接成現(xiàn)狀。1949年以后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借調收藏。在煙臺立的《芝罘刻石》和榮城《東觀刻石》，都已下落不明。秦皇島那邊還有《碣石刻石》，也已不存。

近幾年，發(fā)現(xiàn)了很多以前有歷史記載，久已失傳的一些石刻，其中《何君閣道碑》，在宋代就有著述。宋代的洪適在《隸釋》中曾經(jīng)記載過，“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字法方勁，古意有余，如瞻冠章，使人起敬不暇”，從他著述以后就找不到了，從宋朝到現(xiàn)在1000多年,只聞其名，不見其碑。直到2004年在四川的雅安滎經(jīng)縣，有兩位小學老師中午出去游泳。在路上偶然發(fā)現(xiàn)在前邊的山崖上有文字，就通知了縣文管所來考察，后翻閱縣志查證，這就是傳說中的《何君閣道碑》?！逗尉w道》在宋代就被評為古勁有余，它的書法風格與眾不同，多為篆書筆法，沒有隸書特征蠶頭燕尾。在章法上隨意布置，自由錯落，2004年至今，才出土十幾年。現(xiàn)在很少有人把它作為一個學習的資料。

四川，因為它山高、水深、林密，有很多人跡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說應該還有沒被發(fā)現(xiàn)的地方。去年還跟成都的朋友聊起，濟南的府學文廟里，有一塊龍門刻石，從題跋上看是從四川出來的。在四川作了一張拓片，回來以后翻刻的。但是這個原石在哪里呢？目前都不知道，所以還有待我們去發(fā)現(xiàn)。

山東出的磚不算多，但是陶文很多，也有瓦當。其中陳介祺在收藏毛公鼎之余，還有很多收藏。他還有齋號叫十鐘山房、萬印樓，還有就是磚瓦陶文，陶文的收藏在當時是獨具慧眼，但是很可惜，這些陶文后來大多散佚，僅留存了一小部分。1931年日本人找到了陳介祺的后代要收購，王獻唐就申請了政府資金，又找到陳介祺的后人，經(jīng)過商談以后收歸國有，讓山東省圖書館收藏下來，磚瓦石刻共3826件，并且專門辦了一個秦漢磚瓦展覽會。這些物品1949年以后歸到了山東省博物館。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青銅器銘文是鑄在青銅器上，石刻文字是刻在石頭上，那么古人有沒有手寫的墨跡呢？那就是竹簡。1973年，山東臨沂城南有兩個小山，一個金雀山，一個銀雀山，當時建醫(yī)療系統(tǒng)的一個場所，在挖地基發(fā)掘的竹簡中，出土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現(xiàn)在定名為銀雀山漢簡。這些竹簡很小，有的只有0.7毫米寬，很窄很窄，所以文字非常小，想看清楚是需要單獨放大。1993年湖北荊門出土的郭店楚簡，就是手寫的楚國文字。出土以后就在中國的書法界掀起了一股楚簡熱，一些年輕的書法家包括一些老先生都開始對楚簡高度重視，從釋讀、釋義、臨摹，進行深入研究和學習。

出土墨跡

古代一般人是用簡、竹簡或者木簡書寫，寫錯了，用刀削去，所以稱“刀筆吏”。帛作為絲制品，在古代是非常貴重的。在帛上寫字的人家境是比較富足的。長沙馬王堆出土漢代帛書有不少。仔細看一下，它的書法風格里邊還有一些保持篆書的寫法。包括 “此”字，“必”字，這都是篆書的寫法。所以從這些民間的實物上，可以看到從篆書到隸書的演變過程。

漢武帝對西北地方非常重視，匈奴及西域各國不斷地侵擾，為了邊塞防守，當時設了“河西五郡”，酒泉、武威、張掖、金城、敦煌。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1930年，瑞典學者貝格曼到了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的居延都尉駐地，現(xiàn)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對漢代烽燧遺址進行發(fā)掘，出土簡牘一萬多枚。河西五郡漢簡都是經(jīng)過科學的發(fā)掘。所以當時出土的時候，很多的竹簡都是一冊一冊出來的，前后非常連貫，現(xiàn)在完整的有70多冊。

漢代人的墨跡，書寫的痕跡非常明顯，和碑刻上是完全不一樣的，可以看到用筆的節(jié)奏。若放大一下看它的文字，它用筆的波折、起筆、行筆的痕跡，在里邊非常明顯。

曾經(jīng)有一些學書法的朋友問起來，說書法應該從什么字體學起？一般講老套路要先從楷書入門，楷書如立，先站穩(wěn)了，所以行書如走，所以說能站好了再走。草書如跑，把行書寫好再練習草書，一般教書法都這樣講的?？吹綕h簡以后，這個觀點就有所改變了，草書的出現(xiàn)，是在漢代。草書是從隸書演化來的，在漢代已經(jīng)非常的盛行，被稱為章草。當時的大臣可以用草書直接寫奏章，邊防上的一些士卒之間寫的公文，也是用草書。甚至個別有點像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羲之曾經(jīng)自評，比之鐘張(鐘繇、張芝)，“鐘當抗行或有過之，比之張芝當雁行，使吾久耽于此或可及之。張芝被稱為草圣，當時活動區(qū)域就在敦煌這一帶”。他對當?shù)氐臅L格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包括他的弟子他的親友都應該會受影響。所以說會出現(xiàn)像這樣高水平的草書。敦煌馬圈灣的《永元五年器物簿編冊》，相當于政府的庫存登記，通篇寫得筆法開張，大開大合，張弛有度，率意而為，無意為佳，已臻佳境。

西漢 尹灣漢簡《神烏傅》

東漢簡中的“新隸書”

樓蘭也是近一百年來一些國外的考察者和探險家關注所在，樓蘭曾是一個水草豐美的地方，現(xiàn)在已成不毛之地了，有些探險家發(fā)現(xiàn)了一些樓蘭殘紙，因為那里的氣候干燥，并且當時造的紙很多是樹皮、皮紙適合保存，大多是魏晉時期的信札。高二適先生說，學王羲之的書法，要多看他同時代的書法，但是咱們看到很多都是刻帖，在棗木板上刻出來，那個是見不到用筆的。例如《濟白帖》，這個當時出土了好幾頁，經(jīng)考證書寫人姓張名濟，是他的家書。這短短的三行半非常珍貴。拿著三行半的書法去對證王羲之的《十七帖》，很多可以對證上，并且筆法更清晰。

敦煌的藏經(jīng)洞是1900年被道士王圓箓發(fā)現(xiàn)的，他發(fā)愿要重建敦煌千佛樓，然后他就開始整理這些洞窟，每個洞窟他都要清掃一遍，在清掃的過程中，到第16號窟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這個洞窟有回聲，他就慢慢地一點點摳一下，最后把墻壁上的縫摳掉以后，他發(fā)現(xiàn)后邊還有一個洞，這個洞打開以后，里邊保存歷代經(jīng)卷50000多部。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來到敦煌，購買了一部分藏經(jīng)回英國了，在歐洲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法國人保羅·伯希和，他不是一位探險家，是一位學者、漢學家，專程從巴黎趕到了敦煌，從王圓箓手里買了6400件，把敦煌寫經(jīng)里邊最精華的東西挑走了，這些藏品現(xiàn)在在巴黎國立圖書館。

敦煌寫經(jīng)在書法上來講是有它的貢獻的，在之前學書法的人都要講學碑帖，碑就是石刻的碑，帖是把墨跡雙鉤到木板上，刻了以后稱為帖。自從敦煌寫經(jīng)發(fā)現(xiàn)之后，在碑帖以外提出一個經(jīng)，就是敦煌寫經(jīng)。寫楷書的朋友看到敦煌寫經(jīng)應會受些啟發(fā)。它和碑帖不一樣的，碑是由書法家在紙上書丹，再找石匠雙勾到碑上鑿刻。啟功先生說透過刀鋒看筆鋒，他提出這個觀點正好是在晚清時期就是康有為提倡尊碑，當時書法家于右任包括李瑞清這些都是寫北碑的。啟功先生提出這個透過刀鋒看筆鋒，這里邊最能體現(xiàn)的就是敦煌寫經(jīng)。因為木刻的帖還是有刀鋒，寫經(jīng)是完全的筆鋒。近一百年的時間，出來了這么多的學習資料，大多是科學考古發(fā)現(xiàn)的。

曾經(jīng)有好收藏的朋友常說，恨不早生一百年，其實現(xiàn)在想一想，我們應該慶幸晚生了一百年，才能看到前人沒有見過的這些資料，學習書法的眼界也開拓了，所以說當代書法應該繼往開來，更上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