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是分布在黑海西部和北部的重要史前文化，時代與中國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和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大體相當，而且在彩陶紋飾和器型上都與其有很高度的相似性。本文對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基本文化內(nèi)涵和分期進行了介紹，列舉了其彩陶與廟底溝類型和馬家窯期彩陶的多種相似性。因為在此兩大文化體之間的中亞地帶沒有發(fā)現(xiàn)可以起到橋梁作用的文化，還難以斷定這樣的相似性是文化交流的結(jié)果，但造成相似性的原因和兩大文化體不同的發(fā)展歷程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一
1893 年， 烏克蘭考古學家科沃伊科（V.Khvoiko） 在基輔以南第聶伯河右岸的特里波利（Tripolye） 村對幾處史前聚落進行了系統(tǒng)發(fā)掘，根據(jù)發(fā)掘成果提出特里波利文化的命名。目前發(fā)現(xiàn)的該文化聚落和墓地已經(jīng)有1300多處，分布在黑海西北部西到普魯特（Prut） 河和德涅斯特（Dniester） 河中上游、東到第聶伯（Dnieper） 河的面積約18萬平方千米的廣大范圍內(nèi)。1884年，羅馬尼亞民俗學者布拉達（T. Burada） 在雅西市的庫庫特尼（Cucuteni） 村發(fā)現(xiàn)史前遺址，1885年春進行發(fā)掘，隨后提出了庫庫特尼文化的命名。該文化分布于普魯特河西岸的羅馬尼亞東北部和摩爾多瓦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遺址有1400多處。這兩個文化風格相近，地域相接，因此通常被稱作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圖一），年代為公元前4800年至前3000年，是黑海北岸和西岸地區(qū)史前文化發(fā)展的頂峰。
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是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主要農(nóng)作物為小麥。牛和豬為主要家畜，在經(jīng)濟生活中占重要地位。金屬冶煉技術已經(jīng)相當發(fā)達，在卡爾布納（Carbuna） 遺址的一件陶罐內(nèi)就發(fā)現(xiàn)有444件紅銅制品，包括斧等工具和墜、手鐲等裝飾品。（圖二） 經(jīng)濟發(fā)展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和大型聚落的出現(xiàn)。在布魯格（Brug） 南部出現(xiàn)了超大型聚落，包括450萬平方米的塔爾彥基（Talyanki）、270萬平方米的馬達內(nèi)斯克耶（Majdanetskoye）（圖三）、250萬平方米的多布羅沃迪（Dobrovody） 和220萬平方米的內(nèi)比里夫卡（Nebelivka） 等。這些聚落內(nèi)的房屋多達1300至2700間，居住著大量人口。房屋為長方形木骨泥墻的地面建筑，整體呈環(huán)形布局。
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最引起中國學者關注的是其發(fā)達的彩陶及其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及馬家窯文化彩陶的相似性。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發(fā)掘后，就指出了仰韶彩陶與特里波利遺址彩陶的相似性，并因此提出中國彩陶文化西來的假說。隨著中國考古學之發(fā)展，中國本土彩陶文化演變脈絡日漸清晰，彩陶文化西來說已經(jīng)站不住腳，但相隔萬里的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與中國彩陶確實存在驚人的相似性，其中原因非常值得探索，本文謹依據(jù)筆者所見資料對這些相似性做初步的梳理，希望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線索。
二
早在20世紀40年代，前蘇聯(lián)女考古學家塔蒂雅娜·帕塞克（Tatiana Passek） 就對特里波利文化進行了分期研究，將其分為早、中、晚三期。此后，隨著碳十四測年技術的引入，學者們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更細致的分期方案。但目前并未取得一致意見。
吉貝諾維奇（Zbenovich） 在1996年關于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研究回顧的文章中，綜合以前的成果，仍然將該文化分為三期，并提出了各期的年代，即早期距今5900至5600年，中期距今5600至4900年，晚期距今4900至4700/4600年。
寇爾（Philip Kohl） 在2007年出版的《歐亞大陸青銅時代的形成》一書中，將特里波利文化分為A、B、C三期，A期年代為距今7500至6500年，B期距今6500至5400年，C期I段與B期有很大重合，為距今6000至5300年，C期II段為距今5200至4600年。
羅馬尼亞學者以庫庫特尼類型的遺存為基點，將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分為A、B兩個時期，A期年代為距今6600年至6100年，A、B過渡期為距今6100至5800年，B期為距今5800至5500年。此后的文化被稱作侯羅第什提—艾爾比森尼（Horodistea—Erbiceni） 文化。
本文采用吉貝諾維奇的分期方案。
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早期的典型陶器為大侈口罐、盆、甕和豆形器等（圖四），彩陶還未出現(xiàn)，典型紋飾是刻畫的曲線和旋渦紋。中期到晚期早段，是該文化的繁榮期，陶器種類更加豐富，出現(xiàn)小口折腹罐、小口鼓腹罐、高頸罐和雙連豆形器等。最重要的變化是彩陶的突然盛行。彩陶圖案中有繼承早期刻畫紋的旋渦紋，更多的是創(chuàng)新的圖案，主要的元素有弧線三角、平行斜線、平行弧線、圓點紋和花瓣狀紋等，還有舞蹈人和動物形象。這些元素以多種組合方式形成豐富的圖案。（圖五）
三
如果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期到晚期早段的時代為距今5600至4900年左右的話，大體與中國史前時代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晚期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馬家窯文化的馬家窯期相當。非常令人關注的是，大體同時卻相隔萬里的兩個農(nóng)業(yè)文明的彩陶紋樣有驚人的相似。主要相似點有以下內(nèi)容。
?。ㄒ唬┗【€三角和平行斜線組合
此類圖案組合呈較窄的帶狀展開，位置在口部或肩部，常以一道或多道平行線畫出圖案帶的上、下界限。主題圖案以兩個弧線三角組成一組?；【€三角一邊短，兩邊長，長邊后部匯成一體，如粗壯的弧線。兩個弧線三角短邊相對，中間構(gòu)成一個近圓形的空白，里面填平行斜線、單線或圓點。每組之間，即不同組的弧線三角的長邊之間，形成近平行四邊形或柳葉形的空白，內(nèi)填平行弧線或單條斜線。
甘肅武山傅家門盆上的圖案，弧線三角纖細，圓形和柳葉形空白中填單線，是廟底溝類型向仰韶晚期或石嶺下類型過渡的典型風格。青海樂都腦莊、青海民和陽洼坡和青海同德宗日的幾件有大量平行線紋，是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的典型風格。
佩特雷尼（Petreny） 遺址所出彩陶盆與中國彩陶從器型到紋飾都非常相似， 利普查尼（Lipchany） 和雜勒斯齊基（Zaleschyki） 的兩件器型有自身的特點，圖案方面，在弧線三角間的圓形空白內(nèi)，有相對的兩個弧形圖案。此外，佩特雷尼和利普查尼兩件彩陶圖案下面的平行線上都有弧形凸起。（圖六）
?。ǘ┗【€三角內(nèi)加圓點和旋渦紋組合
此類圖案呈寬帶狀分布，位置在器物的上半部分，常以一道或多道平行線畫出圖案帶的上、下界限。主題圖案元素有兩個：一是中心有圓形空白的大弧線三角，空白中心有圓點；二是大旋渦紋，旋渦中心為圓形空白，中間填圓點或其他圖案。此類圖案是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典型特征之一。甘肅蘭州西坡斂口甕 和王保保城的小口罐都是該時期典型器物。
斯特納遺址的侈口罐主題圖案的基本元素也是中心有圓點的弧線三角和大旋渦紋，旋渦紋內(nèi)填的雙線十字和王保保城小口罐的多線十字很相似。但總體上看，此件器物的圖案比較稀疏，主體元素中間沒有密集的弧線。這種稀疏的風格是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此類圖案的整體特征?；【€三角加圓點是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常見的因素，經(jīng)常與其他紋飾組合。例如科思諾夫卡（Kosenovka） 的長頸壺（圖五：9） 和塔爾彥基（Talyanki） 的侈口罐（圖七：4） 上內(nèi)有圓形空白和圓點的弧線三角都是主題圖案。
?。ㄈ┦志€間隔四瓣花紋
以弧線三角組成花瓣狀空白是廟底溝類型彩陶的經(jīng)典圖案。除了酷似五瓣或四瓣花的圖案外，廟底溝類型晚期還出現(xiàn)了一種交叉十字線間隔的四瓣花的圖案。陜西華陰西關堡的這件圈足簋形器上，四個花瓣之間，有一條橫線、三條豎線空白線間隔。青海民和陽洼坡遺址的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遺存中，一件彩陶盆上的花瓣紋則也被橫一、豎三道空白線分割。
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四個一組的花瓣紋很少見。但有兩件與中國彩陶風格頗為相似，均出土于克里什切夫（Klishchev） 遺址。其中小口罐上的四片一組的花瓣紋中，橫向有一道空白線，豎向有兩道空白線和較寬的間隔。侈口粗頸罐的四片一組花瓣紋則被橫四、縱四道空白線間隔。（圖八）
?。ㄋ模├K索紋
西關堡簋形器口沿上的粗壯繩索紋是廟底溝類型晚期頗引人注目的紋飾。甘肅秦安大地灣多件彩陶盆有由細密波浪狀曲線組成的繩索紋，也有由兩股粗壯空白線互扭組成的、與西關堡相似的粗繩索紋。
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粗繩索紋并不很流行，但也是頗為重要的圖案。烏克蘭他瑪什夫類型（Томашiв） 的此件侈口高頸罐上就以腹部的粗繩索紋為主體紋飾，頸部有大量平行線紋。馬松等學者主編的《蘇聯(lián)考古學·蘇聯(lián)中石器時代》列舉的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典型彩陶圖案中，編號為55和90的圖案與中國粗繩索紋圖案非常相似。（圖九）
?。ㄎ澹┢鞯讓πy圖案
器底對旋紋是馬家窯文化的典型彩陶圖案之一，學者多認為是長尾鳥的形象。一般靠近圓形器底的中心有兩個圓點，各拖出由多條弧線組成的長尾，作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旋轉(zhuǎn)。西坡
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竟然有與此非常相似的圖案，而且比較常見。維拉第米洛夫卡遺址的雙連豆形器頂部豆盤底部各有兩個圓點各帶四條弧線長尾組成的對旋圖案，左側(cè)盤底兩個圓點都帶長尾逆時針旋轉(zhuǎn)，右側(cè)盤底的兩個圓點都帶長尾作順時針旋轉(zhuǎn)。摩爾多瓦北部的特里波利文化晚期遺址布林澤尼4 號遺址的缽底則為兩個各帶兩條長尾的圓點作順時針旋轉(zhuǎn)。（圖一〇）
?。┝~形圖案
此類圖案在馬家窯文化中很少見，僅發(fā)現(xiàn)于寧夏海原曹洼遺址與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大體同時的遺存中，均為器物殘片，有用黑線繪出的橫向或斜向平行排列的柳葉形紋，中間均有貫通的脊線。此類圖案在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也少見，烏克蘭瓦拉迪米里類型（Володимирi）侈口矮頸罐肩部有緊密排列的由連續(xù)的弧線三角紋分隔出的斜向柳葉狀空白，內(nèi)以黑線繪出中脊線和類似葉脈的密集平行斜線。（圖一一）
?。ㄆ撸┪璧笀D案
此類圖案在馬家窯文化中也較為少見，但頗為引人注目。在甘肅武威、青海大通上孫家和民和宗日遺址各發(fā)現(xiàn)內(nèi)繪舞蹈人彩陶盆1件。宗日陶盆中有兩隊攜手并肩的舞者，各11人，頭為圓形，身體為一條直線，中偏下部有一圓點，可能表現(xiàn)的是凸出的腹部或裙子類衣服。武威和上孫家的兩件非常相似，表現(xiàn)的都是兩隊攜手并肩的舞者，每隊5 人，頭圓形，垂下一條發(fā)辮或裝飾，身體較寫實，下體有一物凸出。
舞蹈人的形象在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頗為常見，但多為單人或雙人。人物頭部圓形，上身和下身都以三角形表示。典型姿態(tài)是一手扶頭，一手叉腰，有時頭上頂一圓形物。（圖一二）
?。ò耍┐笕菆D案
馬家窯文化中有多線組成的大三角圖案，王保保城的這件陶缽是典型代表，以三道平行線為邊，組成大三角形。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晚期，此類圖案非常流行，成為彩陶的主要圖案。維克瓦金塞（Vykhvatintsy） 遺址所出陶缽器型和紋飾均與王保保城的非常相似。（圖一三）
?。ň牛┢叫芯€紋、漩渦紋、鋸齒紋和網(wǎng)格紋
除了上述特殊圖案的相似以外，這東、西兩大彩陶文化還共有很多相同的元素。
平行線紋是馬家窯文化彩陶最常用元素之一，是頸部的主要裝飾，在馬家窯期的晚段，還經(jīng)常成為器物的主要紋飾。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此類紋飾也頗為常見，通常作為圖案帶的上下界限，波多利亞出土的高頸罐則是通體以平行線裝飾。（圖一四）
漩渦紋在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早期就是刻畫紋的主題（圖四），中期以后的彩陶圖案中，也是主要紋飾。（圖一四） 類似的漩渦紋在馬家窯文化中是從馬家窯期就開始流行的極具特征的典型圖案，西坡遺址斂口甕（圖七） 和林家遺址侈口罐就是典型代表。
鋸齒紋是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就開始出現(xiàn)的典型紋飾之一，大概有三種形式：一是瓶、罐類器物頸部裝飾；二是盆等器物口沿上的裝飾，經(jīng)常兩排交錯出現(xiàn)，中間形成折線形空白；三是器身弧線紋上的裝飾，使弧線如帶刺的荊條。馬家窯遺址就出土有此三種鋸齒紋的標本。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鋸齒紋較常見。如瓦爾瓦洛夫卡的缽口部有交錯式鋸齒，格羅德斯克的矮領罐領部則有向上的鋸齒裝飾。（圖一四） 布林澤尼舞蹈人罐的平行線上、科斯泰什蒂4號遺址舞蹈人圖案的斜線上也都有細密的鋸齒。
網(wǎng)格紋也是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就開始流行的典型紋飾，在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中也較為常見。（圖一四）
（十）陶塑人頭像
林家出土陶塑人頭像與維拉第米洛夫卡所出者頗為相似，都是長橢圓的臉形，鼻梁高直，目下有兩道短平行線裝飾。但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最典型的陶塑是貝爾諾沃遺址出土的豐乳肥臀、身上布滿刻畫紋的女神像，與馬家窯文化迥異。（圖一五）
四
上文歸納了筆者所見的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和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及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期的相似文化因素。如此驚人的相似性，自然會引發(fā)關于歐亞大陸兩端這兩個最重要農(nóng)業(yè)文明的聯(lián)系的討論。
安特生提出中國文化西來的假說后，前蘇聯(lián)學者瓦西里耶夫又有深入的闡發(fā)。羅馬尼亞學者也非常關注這兩大文化群體在彩陶和陶器刻畫符號上的相似性，在未充分了解中國史前彩陶發(fā)展演變的情況下，曾提出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影響仰韶文化的假說。
1945年4月，夏鼐在甘肅臨洮辛店遺址清理齊家文化遺存時，已經(jīng)注意到灰坑的表土和填土里有幾片黑色花紋的彩陶。隨后在陽洼灣齊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又發(fā)現(xiàn)馬家窯文化彩陶，對安特生以彩陶西來說為前提設定的甘肅史前文化發(fā)展序列提出了有力質(zhì)疑。嚴文明對甘肅彩陶源流的明晰梳理，更是充分證明馬家窯文化彩陶是由廟底溝類型彩陶發(fā)展而來，中國彩陶文化的本土發(fā)展遂成定論。
中國文化西來說雖然已經(jīng)煙消云散，但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等中國彩陶文化與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及中亞納馬茲加文化彩陶的相似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樣的相似性是否為早期中西交流的結(jié)果，仍然是非常引人入勝的問題。有學者就提出了馬家窯文化半山期鋸齒紋受納馬茲加文化影響的假說。與納馬茲加文化相比，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雖然距離更加遙遠，與中國彩陶文化的相似性卻明顯更強。但即使有如此明確的相似性，我們還是難以斷言兩者之間存在直接的交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國的新疆和中亞地區(qū)均未見同時期的、可以作為兩者橋梁的彩陶文化。因此，彩陶交流問題的深入研究，還有待于中間地帶的新發(fā)現(xiàn)，當然也有待于我們對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更全面的了解。
其實，全面了解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意義不僅限于中西早期文化交流的探討。該文化和仰韶文化是歐亞大陸兩端的史前農(nóng)業(yè)文明的代表，幾乎同時興起，同時衰落。但二者在聚落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都表現(xiàn)出重要的區(qū)別。這兩大文化解體后，都引發(fā)了大范圍的人群移動和社會變革，但變革的結(jié)果大不相同：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所在地區(qū)直到羅馬帝國時代之前都沒有發(fā)展出更復雜的社會組織，而仰韶時代結(jié)束后發(fā)生的動蕩整合開啟了中國文明形成和早期王朝建立的宏大歷程。對兩個地區(qū)不同發(fā)展道路的比較研究，必將深化我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解。
附記：本文所涉及俄文資料的查找和解讀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鵬博士大力幫助，謹致謝忱。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李新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