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劉茂

史海鉤沉，諸代遍覽，大抵魏晉之風(fēng)流，難有出其右者。在那個滄海橫流，禮崩樂壞的時代，天下人人自危；卻又正是在那瞬息萬變的環(huán)境下，誕生了名留千古的竹林七賢。

自魏晉以降，竹林七賢被無數(shù)文人雅士推崇。提起他們，我們總能想到嵇康的風(fēng)神秀徹、阮籍的狂放不羈、山濤的長者氣度、劉伶的以酒為名……他們飄然出塵，被引為高士之典范。

但若是世間人，又怎能躲得過世間事。文人風(fēng)骨和殘酷政治的碰撞，本就是亙古不變的歷史主題，竹林七賢自難幸免。

他們是一個整體，但又各有千秋，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以不同的方式維系著脆弱的亂世浮華。

遺世獨立

竹林七賢中，真正稱得上遺世獨立的，唯有嵇康一人而已。

自早年喪父后，嵇康博覽群書，雅好老莊，在道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嵇康年及弱冠就已有飄然出塵的風(fēng)姿，史載他“身長七尺，容止出眾”，簡直是由內(nèi)而外都風(fēng)采卓絕。

正始年間，嵇康第一次走進(jìn)洛陽，不費吹灰之力便名滿天下，娶得長樂亭主為妻，官拜中散大夫，春風(fēng)得意之時，卻辭官回到山陽，繼續(xù)過清凈淡泊的生活。長樂亭主為嵇康育有一兒一女，卻難以得到嵇康更多的關(guān)注，他的志向在于自然和大道，以至于平生著述當(dāng)中，沒有只言片語提及自己的妻子。

高平陵政變之后，天下名士減半，阮籍迫于壓力，第三次應(yīng)召入朝，從此再未辭官。嘉平六年，夏侯玄被殺，正始名士至此推出歷史舞臺，山濤和王戎相繼入朝為官，直至最終位列三公。但嵇康依然故我，在山陽打鐵、種地、讀書、采藥，怡然自得，視盛裝來訪的鐘會如無物。血雨腥風(fēng)的政治和榮華富貴，好像根本不在他眼中。

正元年間，天下局勢大定，名屬大魏，實歸司馬。司馬昭征召嵇康入朝，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到朝廷的直接征召，但他直接由性地予以拒絕，爾后遠(yuǎn)遁河?xùn)|郡以避世。甘露元年，嵇康再度入洛，去太學(xué)抄寫石經(jīng)，令三千太學(xué)學(xué)生一見而驚為天人，再度引來風(fēng)評無數(shù)。

縱觀嵇康從出生到甘露年間的人生軌跡，可以說是遺世獨立，自得自洽。在那個紛紛擾擾的時代，有人由性而踐踏禮法，也有人為了出名而刻意離經(jīng)叛道。但嵇康不同，他眼中本就沒有禮法，自然不需要去踐踏禮法，他只是在做自己，行自然之事。不管從個人氣質(zhì)還是從學(xué)術(shù)造詣上說，嵇康都是竹林七賢中“玄”得最徹底的一位。

但在景元年間，半入云間的嵇康卻突然從云端跌落，成了一個徹底的“世間人”，最終斷送了自己的性命。他先是發(fā)表了言辭激烈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借絕交之名以明志，暗諷朝政之黑暗，埋下了廣陵絕響的伏筆。緊接著，好友呂安的妻子徐氏被其兄長呂巽奸污，嵇康居中調(diào)解之后，呂巽卻誣告呂安不孝，導(dǎo)致呂安下獄被流放，后來又因為一封寫給嵇康的信而被處死，悲憤莫名的嵇康毅然上書為呂安申辯，卻給了司馬昭借題發(fā)揮的機會，將嵇康逮捕下獄。景元三年，嵇康在刑場上演奏《廣陵散》后淡然赴死。

在很多人看來，司馬昭只是找了個很小的借口將眼中無朝廷的嵇康處死，但這所謂的“小借口”，于嵇康而言，是心態(tài)上多么巨大的轉(zhuǎn)變！一位深諳老莊之道，遺世而獨立的出塵之人，突然之間跌落凡塵，慘遭屠戮，令人扼腕嘆息卻又百思不得其解。其實，超凡脫俗是嵇康，跌落人間也是嵇康，他的心里，始終沒有忘卻朋友與蒼生。

遺世獨立嵇中散，終究是半入云間，那還有一半，仍在世間。他悲壯的結(jié)局，終是應(yīng)了孫登那一句“子才多識寡，難于免乎今之世矣。”

離經(jīng)叛道

阮籍毫無疑問是竹林七賢中內(nèi)心最為痛苦的一位。他出生世家，父親阮瑀是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之一，所以他從小接受的便是正宗的儒家教育。竹林之游前的阮籍，與那些立志治國平天下，建功立業(yè)的儒生們并沒有什么不同。

在《詠懷》第十五首中他寫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好一個熟讀儒家經(jīng)典，以顏回、閔損為榜樣的有志青年！除此之外，《詠懷》中更有“少年學(xué)擊劍，妙技過曲城”“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里垌”等句子，說明他不僅飽讀詩書，更仗劍習(xí)武，立志報國。

可阮籍這滿腔熱忱，注定無法在魏晉禪代的歷史大潮中施展。接受傳統(tǒng)儒家教育的他，初赴洛陽，便受到了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浮華之風(fēng)的沖擊，所以當(dāng)出仕報國的機會真正來臨時，他并沒有欣喜若狂，雖然接受了蔣濟的征召，但卻很快辭官，并寫下了“王業(yè)需良輔，建功俟英雄”的詩句，表達(dá)了對朝堂上浮華之風(fēng)的不滿。

正始年間曹爽和司馬懿之間那場兇險萬分的權(quán)爭，讓阮籍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和當(dāng)政者的無能，他內(nèi)心的掙扎最終在廣武山爆發(fā)成了那句“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吶喊，但對這殘酷的現(xiàn)實，他依舊無能為力。

即便有官職在身又如何呢？整個天下都風(fēng)雨飄搖，他濟世報國的志向，就這樣在內(nèi)心的掙扎中被掩蓋。所以正始九年，他的第二次出仕，再次不了了之。

高平陵之變后，迫于無奈的阮籍響應(yīng)司馬懿的征召再度入朝，任從事郎中，終其一生再未辭官。在往后的日子里，阮籍由儒入玄，成了目空禮法的狂士，飲酒劉公榮，醉臥美人畔，練就青白眼，服喪不拒酒肉，看起來何驚世駭俗和痛快，可是誰又知道他內(nèi)心的無奈和痛苦呢？“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他做不到像嵇康那樣慨然赴死，沒有與司馬家決裂的勇氣，只能在合作與抗?fàn)幹g徘徊，他拒絕做司馬家的幫兇，但又需要司馬家的縱容，所以只能通過離經(jīng)叛道的行為，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與司馬家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這樣的妥協(xié)是阮籍自己不能忍受的，但他又不得不去忍受。

終于，對自身懦弱和掙扎的忍受在景元年間迎來了爆發(fā)，司馬昭殺高貴鄉(xiāng)公曹髦之后，阮籍在景元元年發(fā)表《鳩賦》，暗喻司馬家鳩占鵲巢，四年后，司馬昭滅蜀，在各方壓力之下，阮籍寫就《勸進(jìn)文》，請司馬昭領(lǐng)受九錫之禮，然后在孤獨與痛苦中離世。

這就是阮籍，憤世嫉俗，一生充滿了斷裂和矛盾，在殘酷的政治陰影下，他懦弱地選擇被動接受，卻又不忘本心處處主動抗?fàn)?，這無奈的抗?fàn)?，在滾滾的時勢之下顯得那么微不足道，卻又令人心有戚戚焉。

與世沉浮

山濤與王戎，是竹林七賢中最為特殊的兩位，因為他們選擇主動入世，最終位列三公，俱是與世沉浮的高手，而不像竹林的其他名士一般或多或少都與世疏離。

但他們又是不同的，山濤一生為官清廉，寬厚大度；王戎則左右逢源，隨心所欲。

山濤是竹林之游真正的發(fā)起者，如果沒有他在正始年間的引薦，阮籍和嵇康這兩位竹林的核心人物恐怕很難相見，而他之所以能同時得嵇康和阮籍的青睞，不是因為學(xué)問高深，而是因為他身上有令人心折的長者之風(fēng)。在竹林之游中，更多的時候，山濤扮演的是旁觀者、傾聽者和欣賞者的角色。

與竹林的其他成員相比，山濤一點也不“玄”，更沒有離經(jīng)叛道之舉。他的志向始終是明確的，那就是踏上仕途，勉力治國。阮籍在河內(nèi)郡初識山濤的時候，山濤已經(jīng)四十歲，官職只是小主簿，卻向夫人韓氏表露了自己的三公之志，此后步步為營，終于位極人臣。

正始年間，司馬懿詐病賺曹爽，幾乎整個天下都感受到了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的氣氛，善于審時度勢的山濤，毅然決然地逃官而去，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為“由性”的一次。后來的事實證明，山濤的判斷是對的，逃官讓他遠(yuǎn)離了撲朔迷離的政治漩渦，免去性命之憂和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高平陵之變發(fā)生后，山濤離開竹林，去洛陽拜見司馬師，很快便被舉秀才，做上了郎中，不久到驃騎將軍王昶麾下任從事中郎。司馬昭主政后，山濤頗受信任，被任命為尚書吏部郎，正是在這段任期，發(fā)生了著名的山濤收禮而不用，藏之房梁的故事。

景元年間，司馬昭滅蜀后，鐘會聯(lián)合姜維意圖叛亂，司馬昭屯兵長安，將大后方洛陽交給山濤打理，山濤沒有辜負(fù)司馬昭的期望，此后一步步成為德高望重的老臣。司馬炎代魏稱帝后，任山濤為大鴻臚，入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司馬炎之意，且親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

與山濤相比，王戎則是另一種風(fēng)格。正始九年，阮籍在尚書郎任上結(jié)識了王戎，那時候的阮籍年已不惑，王戎還只是一名十幾歲的少年，兩人卻一見如故，阮籍每每到王家拜訪，都是直奔王戎而去，對王戎的父親王渾幾乎是視而不見。

阮籍第二次辭官回到竹林，王戎就也跟了去，他本來就是特立獨行的小頑童，到了竹林這么個毫無禮法之處，自然樂得放浪形骸。竹林接納了他，但卻也戲稱他為“小俗物”，從王戎后來位列三公的人生軌跡來看，這個戲稱還真是名副其實，對他來說，由性可以，但首先要順應(yīng)時勢。

王戎一生貪財吝嗇，同是為官之時收到賄賂，山濤的應(yīng)對方法是置諸高梁，而王戎則是來者不拒，西晉“八王之亂”時，朝廷局勢波詭云譎，他最大的樂趣，竟是每天回家和夫人趴在床上數(shù)錢！但正是這樣一個嗜財如命的王戎，在父親去世的時候，硬生生忍住了金錢的誘惑，拒收父親門生故吏們籌集的巨額慰問款，賺足了名聲，可見其心志之堅定。

西晉元康七年，王戎升任司徒。但他認(rèn)為天下將亂，于是不理世事，終日以山水游玩為樂，頗有作亂世逍遙游的由性姿態(tài)，仿佛多年之后，再度回到了當(dāng)年的山陽竹林。

瑯琊王氏，能在亂世風(fēng)雨中屹立不倒，直至成為江左第一高門，其生存之道，令人拜服。但一提起瑯琊王氏，人們總是想到王衍的“狡兔三窟”、王導(dǎo)的“善處興廢”，往往忽略了王戎，其實，他在與世沉浮上的功力，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消極無為

嵇康和阮籍，毫無疑問是竹林七賢的核心，也是正始名士被屠戮殆盡后，天下文人的代表人物。所以當(dāng)他們尚存于世的時候，政治的摧殘幾乎都集中在他們身上，彼時的竹林七賢，除了山濤和王戎主動出仕外，剩下的三位——向秀、阮咸和劉伶——還可暫時獨善其身。但在廣陵絕響之后，他們在這天下再無容身之所。政治險惡，被迫為官的他們，如何自處方能不負(fù)心中浮華之志？唯有消極無為。

向秀年少時以文章俊秀聞名鄉(xiāng)里，后先與山濤結(jié)識，再由山濤引薦給了嵇康，與嵇康一見如故，索性直接住了下來，加上呂安，三人打鐵種菜，生活恬淡自足。向秀最大的特點，就是玄學(xué)造詣極高，他是竹林七賢中，與嵇康在學(xué)問上交流最多的一位。正始年間，嵇康發(fā)表《養(yǎng)生論》，向秀作《難嵇叔夜養(yǎng)生論》以反駁，實際上是在陪襯嵇康的觀點。

作為一位癡迷玄學(xué)的名士，老莊就是向秀的一切，由他所作的《莊子注》，真正確立了《莊子》在玄學(xué)中的地位，從此以后世人才開始以“老莊”并稱?？墒菑V陵絕響之后，向秀平靜的生活也走到盡頭，景元四年，向秀進(jìn)洛陽受司馬昭召見，據(jù)《晉書·向秀傳》記載：康既被誅，秀應(yīng)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猖介之士，未達(dá)堯心，豈足多慕?！?strong>我相信，在說出這些話的時候，向秀的心一定是冰冷的，可是在這樣的世道里，他又能怎么做呢？細(xì)讀《思舊賦》，那種刻骨銘心的痛苦躍然紙上，處處昭示著他的不甘與憤懣。改節(jié)自圖，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作為阮籍的侄子，阮咸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都像是阮籍的小跟班，司馬昭一朝，阮籍在洛陽做了不少蔑視禮法、驚世駭俗的事情以求自保，阮咸都參與其中。而他自己，也獨自做出了不少離經(jīng)叛道之舉，比如幼時的阮咸曝裈、長大后的騎驢追婢和與豬酣飲，無不透露著竹林名士特有的由性和隨意。阮咸就像一位藝術(shù)家，癡迷音律，造詣高絕，時號“妙達(dá)八音”，有“神解”之稱，后世更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秦琵琶。阮籍辭世后，他出仕為官，任散騎侍郎，山濤曾推舉阮咸主持選舉，但晉武帝司馬炎認(rèn)為阮咸好酒虛浮，棄而不用，相信這反倒令天性散漫的他暗自慶幸。

后人皆知，竹林有豪飲之風(fēng)，酒就像老莊、詩文和音樂一樣，是竹林的不可或缺之物。但竹林酒事，是自正始九年劉伶到來后才宣告開啟的。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其人之好飲，可見一斑。如果說，音樂是阮咸的一切，那酒就是劉伶的人生，他是竹林七賢中真正的方外之人，醒則飲，醉則臥，恐怕在他眼中，除了酒再無他物，竹林對他來說，正是可以心無旁騖縱情豪飲的絕佳場所。他雖然也愛好老莊，但很少參與嵇康阮籍他們的哲學(xué)爭論，甚至懶得寫文章，《酒德頌》是他留下的唯一一篇傳世美文。

咸寧四年，王戎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泰始元年，劉伶曾到王戎幕府下任參軍，竭力提倡無為而治，因無所作為而罷官。泰始二年，朝廷再請劉伶入朝為官，劉伶喝得酩酊大醉，裸奔而去，拒絕出仕，終得壽終正寢。

以經(jīng)歷觀之，“醉侯”劉伶倒是竹林七賢中活得最自在的一位，他社會地位最低，被當(dāng)權(quán)者留意得最少，出仕時間最短，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能心無旁騖地沉迷杯中之物?！八辣懵裎摇钡臅邕_(dá)，還了他一個由性到底的乾坤。

千百年來，世人多以“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形容竹林七賢，似乎他們個個都是鄙薄禮法，目無強權(quán)，狷介不羈的狂士，但他們何其不同，短暫而美好的竹林之游后，他們相繼出仕，用各自的方式迎接身不由己的命運，或遺世獨立，或離經(jīng)叛道，或與世沉浮，或消極無為，不一而足，卻無一不是在平衡內(nèi)心的浮華之志和現(xiàn)實的政治威壓。